《毛澤東致達賴喇嘛信函》內容

《毛澤東致達賴喇嘛信函》內容

 

 

在1951年至1957年裏，毛澤東多次致信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此選錄6篇加以解讀，以俾於了解新中國成立初期黨中央和毛澤東所確立的治藏方針政策，同時也有助於了解當時西藏地方的社會、政治狀況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態度，從而更加深刻地認識現流亡國外大搞“藏獨”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真實麵目。

1951年5月24日的信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以下稱《協議》）。之後，在中南海豐澤園，毛澤東接見中央赴藏代表張經武，分析了西藏形勢，並把寫給達賴喇嘛的一封信交給他，囑咐他赴藏的首要任務是“一定要說服達賴喇嘛返回拉薩”。7月16日，張經武會見達賴喇嘛，轉交了毛澤東的親筆信與《協議》抄本。

毛澤東在信中寫道：

達賴喇嘛先生：

感謝你經阿沛·阿旺晉美先生帶給我的信和禮物。

西藏地方政府在你親政之後，開始改變以往的態度，響應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號召，派遣以阿沛·阿旺晉美先生為首的全權代表來到北京舉行談判。你的這項舉措是完全正確的。

現在，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在友好基礎之上，經過多次商談，已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這個協議符合於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時也符合於全中國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從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偉大祖國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得以永遠擺脫帝國主義的羈絆和異民族的壓迫，站起來，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業而努力。我希望你和你領導的西藏地方政府認真地實行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盡力協助人民解放軍和平開進西藏地區。我特派張經武代表同你的代表們一道前來你處，以資聯絡。如你有需要他協助的地方，可隨時與他接洽。附來禮物，至希收納！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澤東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致信達賴喇嘛的背景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派軍解放大西南時，以達紮攝政為首的西藏地方當局頑固拒絕和平解放西藏，在藏東昌都一線武力拒統。昌都解放後，西藏地方當局驚恐萬分，內部矛盾迅速白熱化。1950年12月19日，提前親政的達賴喇嘛及部分官員到亞東觀望形勢。當時，美、英、印各國並不公開支持達賴喇嘛到國外，達賴喇嘛一行進退維穀。1951年1月，達賴喇嘛同意派代表到北京和談。西藏地方當局派人到印度新德裏請袁仲賢大使轉交達賴喇嘛致毛澤東的信，信中說：“在我尚未成年之時，發生了漢藏衝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聲呈請我親政，實難推卸責任，不得已於藏曆十月八日親政。盼望毛主席關懷，施恩於我本人和全體西藏人民。”

1951年2月27日，達賴喇嘛致函中央，表示派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凱墨·索安旺堆、土丹旦達、土登列門、桑頗·登增頓珠為代表，到北京談判。簽訂《協議》之後的5月24日，在中南海懷仁堂，毛澤東接見談判代表，接受了達賴喇嘛的信件和禮品。所以，毛澤東的這封信也是對達賴喇嘛信函的回複。

1951年8月17日，達賴喇嘛回到拉薩。阿沛在9月12日返回拉薩，向達賴喇嘛報告了在京的談判經過。9月24日，西藏地方當局召開官員會議，經過兩天的激烈辯論，大多數人對《協議》原則接受。10月24日，達賴喇嘛致電毛澤東：“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員一致擁護，並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衛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26日，毛澤東複電達賴喇嘛：“我感謝你對實行和平解放西藏協議的努力，並致衷心的祝賀。” 西藏地方政府隨即執行協議，協助人民解放軍和平進藏。1951年7月，18軍從甘孜、昌都出發，於10月26日順利進入拉薩。此後，陸續進駐江孜、日喀則、亞東等邊防要地。1951年12月，西藏工委成立。1952年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成立。在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擔負了在西藏開展工作的重任。
 
1953年3月8日和10日的兩封信

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成立後，西藏局勢基本穩定下來，達賴喇嘛向黨中央表示決心做好各方麵的工作。

1953年3月8日，毛澤東致信達賴喇嘛：

親愛的達賴喇嘛先生：

饒西·彭措紮喜帶來的你於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九日寫給我的信及你的像片均已收到。你對祖國和中央人民政府所表示的親愛，你為西藏僧俗人民謀求幸福生活、做好各方麵工作的決心，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在為祖國和西藏民族利益奮鬥的道路上，你達賴喇嘛先生和班禪額爾德尼先生和西藏僧俗人民永遠會得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幫助。

自然，在建設祖國和為西藏民族謀福利的道路上，我們是會遇到一些困難的；帝國主義和反動破壞分子也會千方百計地阻撓我們，成為我們前進的障礙。因此，必須提高警惕，加強國防，鞏固漢藏民族之間和西藏內部的團結，嚴防帝國主義間諜特務和其他反動破壞分子的陰謀活動，並克服我們建設祖國和為西藏民族謀福利的道路上的障礙。隻有這樣，才能保證西藏僧俗人民的幸福前途。你和西藏人民如果在這一方麵遇到困難，中央人民政府會幫助你獲得妥善的解決。

西藏的宗教和在國內其他地方的宗教一樣，是已經受到尊重和保護，並且還將繼續受到尊重和保護。隻要人民還相信宗教，宗教就不應當也不可能人為地去加以取消或破壞。

張經武同誌不隻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他為西藏僧俗人民謀福利的決心和你是一致的。你遇到任何問題都可以和他商議，他會盡力地幫助你。希望你多找機會和他麵談，如有需要直接告訴我的事情，亦可由他轉達。

附送最近像片一張，以誌紀念。

順祝健康!

毛澤東

三月八日

饒西·彭措紮喜是達賴喇嘛的姐夫，來京參觀時呈交了信件，毛澤東很高興。

1953年3月10日，毛澤東再次致信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先生：

感謝你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六日及九月三日（藏曆水龍年七月十四日）的信和禮物。

西藏地方政府及人民，在你領導之下，協助人民解放軍的入藏部隊，加強團結，並爭取協議的逐步實現，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

你所派的致敬團和參觀團代表都肯努力工作和學習，你的辦事處已正式成立，辦事處的人員也努力工作。

中央對西藏的政策除已明確地寫在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中者外，我在接見致敬團和參觀團的代表時曾又簡要地告訴過他們。這些簡要的話，柳霞·土登塔巴已經在他對西藏的廣播中談到，想你已經知道了。

建設新西藏所需要的幫助，凡屬能夠辦到的，中央當盡可能地辦到，但因交通阻隔，有些事情一時無法辦到，隻好等待以後再辦。西藏致敬團和參觀團的代表們在這裏所提出的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就是本著以上這種精神處理的。茲不贅述。以後你和班禪額爾德尼需要中央幫助之處，均可告訴張代表或請張代表用電報轉告我。

祝你領導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逐步地建設，使西藏日漸繁榮，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國的邊防日加鞏固。

並祝健康!

毛澤東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

柳霞·土登塔巴當時是紮薩大喇嘛，擔任西藏和平解放後第一個赴內地的致敬團的團長。該團一行12人於1952年8月12日從拉薩出發，經印度、香港前往北京。

毛澤東在10月8日接見了他們，談話要點是：共產黨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尊重其信仰，今天對宗教采取保護政策，將來也仍然采取保護政策；西藏地區現在談不上分地，將來分不分，由你們自己決定，並且由你們自己去分，我們不代你們分；成立軍政委員會和改編藏軍是協議上規定了的，因為你們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誌，要他們慢點執行。協議是要執行的，但你們害怕，隻好慢點執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執行，如果明年還害怕，就等後年執行；共產黨實行民族平等，不要壓迫剝削你們，而是要幫助你們，幫助你們發展人口、發展經濟和文化。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就是要執行幫助你們的政策；以後西藏僧俗各界如果能夠有更多的人到內地各處參觀，便可以加強我們中國各民族之間的團結友愛的關係。毛澤東簡明扼要地闡述了中央對西藏的政策。柳霞·土登塔巴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西藏地方政府和全體藏族同胞的廣播中引述了談話要點。

為什麽毛澤東在3日內連續給達賴喇嘛寫了兩封信呢？主要是和平解放西藏一年多來，西藏工作在實踐中遇到了一些問題。

首先，在某些外國勢力的慫恿和支持下，西藏上層分裂分子反對《協議》，製造了分裂活動。1950年12月，以西藏代理攝政魯康娃、羅桑紮西為首的分裂分子，糾集一些商人、無業者組織了“人民會議”。1952年3月11日起，他們派人在拉薩示威，要求撤走人民解放軍，並遞交“請願書”給達賴喇嘛。

這是解放軍進入拉薩後與分裂分子頭一場大的政治較量。毛澤東高度重視，確定了團結爭取以達賴喇嘛為首的“中間”上層分子、孤立少數分裂分子、打擊為首的叛亂分子的方針。在中央的指示下，張經武多次致信達賴喇嘛，要求達賴喇嘛立即取締偽“人民會議”，維持社會秩序，懲罰骨幹分子。4月27日，達賴喇嘛撤銷了魯康娃、羅桑紮西的代理攝政職務。5月1日，西藏軍區和噶廈發布文告，宣布“人民會議”為非法組織，予以取締。

其次，和平解放西藏前後，某些外國勢力和西藏分裂分子造謠汙蔑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導致許多上層人士和普通僧民對《協議》和中國共產黨存有嚴重的疑懼。毛澤東在信中明確表態不會打擊或取消藏傳佛教，會尊重和保護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

再次，西藏工委和黨內一些同誌對西藏的民族宗教特殊性認識不足，對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存有不同意見，一些黨員幹部主張發動僧俗民眾孤立少數上層當權分子。對此，毛澤東指示：“在團結達賴和班禪，即力謀和平統一西藏內部時，一方麵固然要估計到班禪方麵在一定範圍和一定程度上的進步性，並善於推動和運用這種進步性，但同時必須認識和估計到達賴的地位和影響，不僅在西藏地區而且在整個西藏民族中都比班禪為高的事實。因此在爭取和平解放西藏、和平統一西藏及和平解放西藏後，我們在西藏地區的各種工作的政策，都不能不以爭取達賴集團為首要任務。凡有利於這個任務實現的事情即應堅決地去做（這裏包括團結和鬥爭兩個方麵，但鬥爭是為了團結，采取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例如對‘人民會議’的鬥爭）。凡不利於這個任務實現的，即不應當做，或暫時不做（例如軍政委員會和改編藏軍就是暫時不做的例子）……因此，對於以爭取達賴集團為首要任務的方針，不可有所動搖。”

1952年5月19日，毛澤東又指示：“我們的方針，不應該是組織下層去孤立上層當權分子，而應該是從上層著手，穩住和爭取上層，達到順利地逐步地鞏固地團結群眾的目的。” 8月16日，毛澤東複電西藏工委關於今後西藏地區一個時期的工作計劃，指出：“你們今後一個較長時期的工作，應以上層統一戰線，首先是爭取和團結達賴和班禪及其上層集團的大多數，以及爭取時間解決生產自給和交通運輸問題為主要任務。其他的工作均應服從這一任務。

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曆史環境下，毛澤東連續致信達賴喇嘛及時闡明中央的政策，消解達賴喇嘛的疑慮，爭取團結其擁護中央決策，也通過他爭取團結西藏上層僧俗人士，結成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1955年11月24日的一封信

上述兩封信使達賴喇嘛進一步了解了黨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針政策，感受到了毛澤東的關懷。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正確指導下，西藏工委認真執行黨的政策，團結爭取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上層分子，傳達中央的關懷和愛護。從1952年到1954年，西藏工委組織了西藏地區官員、宗教人士、青年、婦女等各界代表組成致敬團、觀禮團、參觀團、佛教代表團等，到北京參觀訪問，了解內地的建設情況。西藏工作開展得卓有成效，消解了部分上層人士和僧俗民眾的疑慮，漢藏民族團結進一步加強，西藏工作呈現朝氣蓬勃的團結局麵。在這種形勢感召下，年輕的達賴喇嘛表現出了一定的愛國思想，表示擁護祖國統一、執行《協議》、努力建設好西藏。

[yongbing1993]

右派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





《所謂“痞子運動”》

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是惰農運動。”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

我跑到鄉下，聽見紳士們說：“農民協會可以辦，但是現在辦事人不行，要換人啦！”這種議論，和右派的話是一個意思，都是說農運可做（因農民運動已起來，無人敢說不可做），但是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說他們都是些“痞子”。

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裏，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

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民協會的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裏弄成很凶的東西了。

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

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著遊鄉（湘潭、湘鄉叫遊團，醴陵叫遊壟）。

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裏去。

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

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鋒》

對於一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

“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鋒”，都是適例。

前麵說了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重要工作。

但是這種革命大業，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不是的。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不同，對於革命的觀感也各別。

當第一時期，富農耳裏聽得的是所謂江西一敗如水，蔣介石打傷了腳，坐飛機回廣東了。吳佩孚重新占了嶽州。農民協會必定立不久，三民主義也興不起，因為這是所謂從來沒有的東西。

鄉農民協會的辦事人（多屬所謂“痞子”之類），拿了農會的冊子，跨進富農的大門，對富農說：“請你進農民協會。”富農怎樣回答呢？“農民協會嗎？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種了幾十年田，沒有見過什麽農民協會，也吃飯。我勸你們不辦的好！”富農中態度好點的這樣說。

“什麽農民協會，砍腦殼會，莫害人！”富農中態度惡劣的這樣說。

新奇得很，農民協會居然成立了好幾個月，而且敢於反對紳士。

鄰近的紳士因為不肯繳鴉片槍，被農民協會捉了去遊鄉。

縣城裏並且殺了大紳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寧鄉的楊致澤。

十月革命紀念大會，反英大會，北伐勝利總慶祝，每鄉都有上萬的農民舉起大小旗幟，雜以扁擔鋤頭，浩浩蕩蕩，出隊示威。

這時，富農才開始惶惑起來。

在北伐勝利總慶祝中，他們聽見說，九江也打開了，蔣介石沒有傷腳，吳佩孚究竟打敗了。

而且“三民主義萬歲”，“農民協會萬歲”，“農民萬歲”等等，明明都寫在“紅綠告示”（標語）上麵。

“農民萬歲，這些人也算作萬歲嗎？”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惑。

農會於是神氣十足了。農會的人對富農說：“把你們入另冊！”或者說：“再過一個月，入會的每人會費十塊錢！”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富農才慢慢地進了農會，有些是繳過五角錢或一塊錢（本來隻要一百錢）入會費的，有些是托人說情才邀了農會允許的。

亦有好些頑固黨，至今還沒有入農會。富農入會，多把他那家裏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到農會去上一個名字，因為他們始終怕“抽丁”。入會後，也並不熱心替農會做事。他們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
　　
中農呢？他們的態度是遊移的。他們想到革命對他們沒有什麽大的好處。他們鍋裏有米煮，沒有人半夜裏敲門來討賬。

他們也根據從來有沒有的道理，獨自皺著眉頭在那裏想：“農民協會果然立得起來嗎？”“三民主義果然興得起來嗎？”

他們的結論是：“怕未必！”他們以為這全決於天意：“辦農民會，曉得天意順不順咧？”

在第一時期內，農會的人拿了冊子，進了中農的門，對著中農說道：“請你加入農民協會！”中農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時期，農會勢力大盛，中農方加入農會。他們在農會的表現比富農好，但暫時還不甚積極，他們還要看一看。農會爭取中農入會，向他們多作解釋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主要力量是貧農。從秘密時期到公開時期，貧農都在那裏積極奮鬥。

他們最聽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和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

他們對著富農說：“我們早進了農會，你們為什麽還遲疑？”富農帶著譏笑的聲調說道：“你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有什麽不進農會！”

的確，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麽。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們有什麽不進農會？

據長沙的調查：鄉村人口中，貧農占百分之七十，中農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農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中，又分赤貧、次貧二類。全然無業，即既無土地，又無資期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的，都是“赤貧”，占百分之二十。

半無業，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資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終年在勞碌愁苦中過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農（富佃除外）、半自耕農等，都是“次貧”，占百分之五十。

這個貧農大群眾，合共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

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

貧農，因為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了農會的領導權。所有最下一級農民協會的委員長、委員，在第一第二兩個時期中，幾乎全數是他們（衡山縣鄉農民協會職員，赤貧階層占百分之五十，次貧階層占百分之四十，窮苦知識分子占百分之十）。

這個貧農領導，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

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

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體麵。

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並且踏上一隻腳。

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湖南有些縣的縣政府、縣黨部和縣農會，已經做了若幹錯處，竟有循地主之請，派兵拘捕下級農會職員的。

衡山、湘鄉二縣的監獄裏，關了好多個鄉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這個錯誤非常之大，助長了反動派的氣焰。

隻要看拘捕了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當地的不法地主們便大高興，反動空氣便大增高，就知道這事是否錯誤。

我們要反對那些所謂“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反革命議論，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幫助土豪劣紳打擊貧農階級的錯誤行動。

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有缺點的，但是現在多數都變好了。

他們自己在那裏努力禁牌賭，清盜匪。

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蹤。

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

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幹，很努力。

隻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隻能叫做“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著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罵“痞子”。

要解決這“少數不良分子”的問題，也隻能在農會整頓紀律的口號之下，對群眾做宣傳，對他們本人進行訓練，把農會的紀律整好，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損害貧農階級的威信，助長土豪劣紳的氣勢。這一點是非常要注意的。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一個民族的苦難，往往就是從毀滅英雄開始。一個民族的興起，往往是跟一個英雄的誕生開始。華夏的多次絕處逢生，是因為有英雄輩出。匈奴的興起，始自冒頓單於。蒙古的雄風，來自成吉思汗。美國的獨立戰爭，是流氓、囚徒、流放犯跟宗主國的爭權，實際就是兩個痞子的戰鬥，卻被賦予正義和崇高的意義，因為美國是因為此戰而獨立。

一個民族要存在，靠的是本民族的文化和植根於本民族的精神，英雄，就是弘揚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載體。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一個自立不起來的民族，最終會走向消亡。一個有了英雄而又不尊重英雄的民族，就是一個沒有民族意誌的民族，他也隻能在飽受欺侮中走向消亡。

為什麽曆史會循環？為什麽一個統治秩序隻能維係幾百年？為什麽老的權貴會在仇恨中毀滅，新的權貴又會走老權貴的路？

在群雄中，最苦難的一群，就是揭竿而起的農民，被稱為流寇，其中的成功者，如劉邦、朱元璋，前者被描述成痞子，後者則為暴君，他們，實際是曆代的儒家嘲諷的對象。

曆史上的改朝換代，多數時期是權貴之間的遊戲，所以儒家所推崇的是堯舜的“禪讓”，對於破壞秩序的農民起義，總是譏為暴民造反，儒家從來不反省統治者的罪惡，不反省自己理論的缺陷，卻仇恨底層人民的反抗，扼殺底層人民的生存，實際上扼殺了中國人思維的進步。

儒家。從理論到思考，都是自私和狹隘的，曆史的循環，就是儒家的沒落導致的。

1945年，毛澤東和黃炎培對話論天下，直麵的就是中華興亡律。

68歲的黃炎培直言相問：“我生六十餘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曆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於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製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

53歲的毛澤東肅然作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是那個時代，所有人無法企及的思想，他屬於毛澤東。曆史選擇了毛澤東，因為隻有毛澤東，是站在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上思考民族的未來，毛澤東獨立的人格，注定了未來中國不可阻擋地要走向崛起。

那個蔣介石日記抗日、地圖擴疆、滿嘴仁義道德、內部安葬齷齪的人物，自然被遺棄在台灣，繼續在日記中自淫。

毛澤東的後半生，一是堅持不懈地在致力於阻止資產階級複辟，二是堅持不懈地致力於阻止共產黨的變質和共產黨幹部的蛻變。正是因為這兩點，讓1957年就決定要退休去考察黃河、做學術研究的毛澤東，一直為人民站崗到生命的終結。《文革》的誕生。

毛澤東給予人民以權力，這種權力，就是人民監督合批評政府的權力，人民直接參加政府、管理國家的權力。工人、農民成為了政府領導。“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你可以直接給政府官員施加壓力，因為監督和批評政府，是國家賦予你的權力。

毛澤東用人民民主的辦法，成功阻止了資產階級複辟和GCD的蛻變。毛澤東建立了獨立自主的政治、經濟、文化體製，建立起比較完全的國民經濟體係和國防工業體係，國家的科研水平和創新能力，發展到了極致，國家的文化教育機構，延伸到偏遠的鄉村，老有所養，幼有所依，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幹部跟農民同吃同住向農民學習，黑惡勢力銷聲匿跡，勞動成為最崇高的職業。儒家幻想了幾千年的的大同世界，也達不到毛澤東的文治武功的地步。

資本是一個逐利的東西，是一個逐利的沒有理性的怪物，誰控製了它，它就為誰創造財富，為誰構造美好的生活，別的人，都是它剝削的對象，就隻能是窮人。由於資本本身的世襲性，資本建構下的一切權力，就都是世襲的。資本與社會公共權力結合，會創造出最大的利潤，所以資本無時無刻不在尋找與權力結合的機會，最後是權力也會變成資本的附庸，所以，資本控製下的權力，是要為資本服務的。資本與媒體結合，可以製造出有利於資本的輿論氛圍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資本卻可以輕易做到，資本控製下的輿論，可以讓你失去判斷能力，跟著造就的輿論導向一起走，你永遠不可能看到真相。

資本的力量是強大的。所以，控製和節製資本，是一個普遍的社會問題。資本為私人控製，即實行私有製，資本就隻為資本家服務，滿足資本家的私利，它就會永遠給大多數人製造貧困，與大多數人為敵。民主、平等、公平、正義都被利益所代替。在私人資本下，大多數人，就是生產的奴隸，命運不如一台機器。資本為社會控製，即實行公有製，才能保證資本為大多數人服務。才會有民主、平等、公平、正義。人才能夠成為人。

在有錢人的意誌成為法律時才知人民要吃“二遍苦”，預言成真。

[yongbing1993]

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了達賴喇嘛





1954年4月，達賴喇嘛排除了分裂分子的阻擾，決定赴京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54年9月11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敬獻了哈達和禮物。1954年9月16日下午，達賴喇嘛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發言：“我們有堅強的信心，遵守憲法，執行‘十七條協議’，逐步把西藏建設成為一個政教昌盛繁榮幸福的地方。”9月23日，達賴喇嘛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10月10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再次接見了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聽取了他們對西藏工作的意見並作出重要指示：在西藏不成立軍政委員會，要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

1954年12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當選為主席團成員。22日下午，達賴喇嘛在會上發言：“我們終於在1951年獲得和平解放，擺脫了帝國主義的羈絆，回到了祖國大家庭，並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和進藏工作人員正確地執行了民族政策，使得西藏人民日益深刻感受到祖國大家庭的溫暖和看到他們未來的光明前途，因而西藏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日益增長起來，衷心擁護祖國的統一。”

1955年1月3日，達賴喇嘛一行赴華東、東北參觀，目睹了各族人民大團結、熱火朝天建設新家園的景象，深受鼓舞。1955年2月23日，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返抵北京，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歡度藏曆木羊年新年。

達賴喇嘛在愉快友愛的氣氛中結束了在京的參觀訪問。安抵拉薩後，達賴喇嘛於7月6日給毛澤東寫信，大意是自北京出發，到西北、西南各地參觀了建設情況，在當地工作人員的陪同下，一路平安抵達拉薩，特地向毛澤東匯報，並親自撰寫讚文，稱“祖國偉大領袖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頌揚毛澤東是“照耀一切的太陽”、“保護吾人如慈母”。此時的達賴喇嘛心潮澎湃，真情流露，真心擁護祖國統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1955年11月24日毛澤東複信達賴喇嘛：

　　親愛的達賴喇嘛：

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給我的信收到了，很高興。我時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時候我們相處的那種愉快的情形。何時再能和你見麵呢？大概要再等三年，等到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會的時候，那時你也許會來這裏吧。你回去以後的許多活動，我覺得都很好。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不久可以成立，各族人民都會很高興。西藏是在前進。當然不要性急，每年有一些進步就好了。希望你好好保養身體。我們這裏的情況還好。也做了一些錯事，正在批評改正。中國是個大國，但是現在還是不富不強，希望經過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後，變為一個又富又強的國家。西藏是很有前途的地方，希望你們好好做去。很高興地看到你在信裏附寄的西藏鮮花，我在這裏也附寄一朵給你。希望經常看到你的信，隨便寫幾句，不拘形式，就是好的。餘事請問張國華同誌。我已囑咐張國華同誌，叫他好好向你請教。

　　祝你健康愉快！

　　
毛澤東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956年8月18日、1957年8月18日的兩封信

1954年11月，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同誌和在西藏工作的同誌，遵照黨中央、毛澤東指示精神，就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各項事宜，分別同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及其隨行官員進行協商，交換意見。大家一致表示要公平合理地解決問題，按照中央指示辦，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籌備小組。

經過一年多的籌備，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舉行成立大會。黨中央派出以陳毅副總理為團長，由各民族、各民主黨派、各人民代表團體組成的中央代表團赴西藏祝賀並慰問演出，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和當地群眾的隆重歡迎。

4月22日下午，達賴喇嘛宣布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大會開幕，並致開幕詞：“我們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民族平等、團結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當時全國已經掀起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在大的政治形勢影響下，也促發了西藏工委黨員幹部的樂觀情緒，加快進行建團、建黨、民主改革的實踐，大批漢族幹部調進西藏。這引起了西藏上層集團的疑懼和不滿，昌都地區分裂分子以此為借口趁機發動武裝叛亂。在新的形勢下，達賴喇嘛的信心動搖了，他給毛澤東寫信談了自己的想法。1956年8月18日，毛澤東複信給達賴喇嘛：

　　親愛的達賴喇嘛：

給我的兩封信都收到了，很高興。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已經成立，得到各族人民的擁護，大家滿意。

西藏社會改革問題，聽說已經談開了，很好。現在還不是實行改革的時候，大家談一談，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準備，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麵都安排好了，然後再做，可以少出亂子，最好是不出亂子。四川方麵出了一些亂子，主要是親帝國主義分子和國民黨殘餘分子在那裏煽動，我們的工作也有缺點。我希望西藏方麵盡量避免出亂子。

陳毅副總理回來，轉達了你的意見。我們大家對你很了解，相信你能把西藏的工作做好。我總是擔心，漢人在那裏和你們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請你負起責來，對於犯了錯誤的漢人，給他們以嚴格的教育，把他們當作你自己的幹部看待。

　　望你保重身體。

　　有事隨時給我寫信。

　　這封信你能看懂否？草字尚多，一時改不過來，但比上次少了一點。

　　遇到困難，務宜忍耐。困難總可以慢慢克服的。

　　希望同你見麵。

　　祝你健康！

　　
毛澤東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八日

這封信是針對西藏地方存在的主要問題和達賴喇嘛主要思想活動寫的。西藏民主改革進程的加快，對達賴集團是一個很大的衝擊，這不能不影響達賴喇嘛的心理和觀點，開始對我黨的民族宗教政策產生疑懼。毛澤東對此深有洞察，他指示西藏工委的同誌：“西藏實行改革的條件還沒有成熟，因此實行民主改革，肯定不會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內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的事，甚至還可能推遲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期內去。”

恰在此時，印度邀請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參加釋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紀念活動。經中央批準，達賴喇嘛一行在1956年11月22日赴印度。達賴喇嘛在印度期間，正在印度訪問的周恩來在新德裏連續3次同他談話，轉達毛澤東的指示，大意是：現在肯定先不談改革，在大家（指貴族、上層官員）都沒有安置好前不改革。可以肯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以內根本不談改革，6年之後，如可以改的話，仍然由達賴喇嘛根據那時的情況和條件決定。若是分裂分子搞“西藏獨立”，就是叛國的行為，人民解放軍就一定要將叛亂鎮壓下去。毛澤東希望達賴喇嘛早日回去。

此時，昌都地區的叛亂有蔓延的趨勢。中央指示西藏工委做好應對拉薩等地可能發生暴亂的準備，同時暫停民主改革的實踐。

1957年4月1日，達賴喇嘛自印度返抵拉薩。5月14日，中央批示《西藏工委關於今後西藏工作的決定》，指出：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重要內容之一，是遲早一定要進行的。中央在重新考慮了西藏地區的曆史和現實的情況以後，決定從今年起至少6年以內，甚至在更長的時間內，在西藏不進行民主改革，6年過後是否進行改革，到那時候依據實際情況再作決定。今後至少6年內，在西藏地區的工作有可為和不可為兩個方麵，可為的是“要繼續進行和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並以達賴集團為主要對象”。四不為是“停止和結束民主改革的準備工作、不幹涉西藏的內部事務、不在社會上發展黨員、不辦不是西藏上層和下層迫切要求和同意的建設事宜”。強調指出西藏工作統一由中央直接領導，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不得直接向西藏指示工作。

在中央對達賴集團作出重大讓步的同時，分裂分子卻毫不悔改，叛亂活動越來越猖獗。

此時政治立場動搖、猶疑不定的達賴喇嘛讓進京的阿沛攜帶一封信給毛澤東。1957年8月18日，毛澤東致信達賴喇嘛：

　　親愛的達賴喇嘛：

　　你托阿沛·阿旺晉美帶給我的信收到了。我很高興。阿沛我也見到了，並且由周總理和他談了話。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你領導下工作是做得好的，有成績的。去年對實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機構也太大了，這是缺點。現在決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不改革，並且把過大的機構作了精簡，這就改正了缺點。

　　工作中發生缺點總是難以完全避免的。對缺點，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正確分析，積極改正，記取經驗，繼續前進。我們改掉了缺點以後，工作就會做得更好一些。

　　你在訪問印度期間，拒絕了那些逃亡國外的反動分子出的壞主意，是做得很對的。他們大概還要找機會進行反動活動，要教育僧俗官員對他們保持警惕。

　　西藏地方政府和堪廳間的關係問題，希望都能從團結願望出發，雙方好好協商加以解決。

　　很惦念你，希望你多注意健康，並多來信。

　　祝你愉快！

　　
毛澤東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


　　這是目前見到的毛澤東寫給達賴喇嘛的最後一封親筆信。

1959年3月10日，西藏分裂分子發動全麵武裝叛亂，挾持達賴喇嘛出逃印度，達賴喇嘛從此走上了叛國之路。

從上述6封信看，有幾個共同的特點：一是毛澤東尊禮和關懷達賴喇嘛，禮稱“達賴喇嘛先生”或“親愛的達賴喇嘛”，對達賴喇嘛是有信必複、有禮品必回贈，信中既有殷切關懷和愛護，又有良好的祝願和期望，流露出真摯的感情。二是毛澤東尊重達賴喇嘛在西藏地方的固有地位和權力，信中多次可見“西藏地方政府在你領導下”，“多批評犯了錯誤的漢族幹部”等等，這是中央民族宗教政策的生動實踐。三是毛澤東在政治上團結爭取達賴喇嘛，將達賴喇嘛與分裂分子區別開來，對達賴喇嘛的工作成績和積極進步都是肯定的和讚揚的，針對分裂分子的叛亂活動，在信中沒有批評西藏地方政府，為團結達賴體現了很大的誠意和忍耐。四是毛澤東在信中簡略地闡明了中央對西藏的政策，也承認了西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適當做法，體現了偉大領袖襟懷坦蕩的政治魅力。

毛澤東致達賴喇嘛的信是黨中央對西藏政策的一個光輝映照。從1951年5月到1959年3月，毛澤東多次指示西藏工委要高度重視民族宗教的特殊情況，堅決維護執行《協議》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首要任務是開展對達賴喇嘛集團的統戰工作。

另外，從這些信中也可以了解到《協議》簽訂後的近8年裏，達賴喇嘛確有愛國表現和較大的進步。但是，他本質上是以維護自己政教地位和農奴製度為最高利益的，在分裂勢力的包圍中，患得患失，搖擺不定，不願意接受民主改革，不願意農奴解放，不願意走下神壇，最終背叛了祖國和廣大藏族人民，也背叛了和平解放時期自己的政治承諾，成為西藏分裂勢力的總代表。

[yongbing1993]

美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幹涉久也






艾奇遜所說的“極親密的友誼的聯係”，不是說的兩國人民，而是說的兩國反動派。

在這裏，艾奇遜既不客觀，也不坦白，他混淆了兩國人民和兩國反動派的相互關係。對於兩國人民，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美兩國反動派的失敗，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這個時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時期。

隻有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和其它美國反動派，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陳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它中國反動派與此相反，確是“生平最複雜、最苦惱的時期”。
　　
艾奇遜們對於輿論的看法，混淆了反動派的輿論和人民的輿論。對於人民的輿論，艾奇遜們什麽也不能“感應”，他們都是瞎子和聾子。

幾年來，美國、中國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對美國政府的反動的對外政策，他們是充耳不聞的。什麽是艾奇遜所說的“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呢？就是被美國共和、民主兩個反動政黨所操縱的許許多多的報紙、通訊社、刊物、廣播電台等項專門說謊和專門威脅人民的宣傳機關。

對於這些東西，艾奇遜說對了，共產黨（不，還有人民）確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寬容的”。於是乎帝國主義的新聞處被我們封閉了，帝國主義的通訊社對中國報紙的發稿被我們禁止了，不允許它們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國境內毒害中國人民的靈魂。
　　
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極權政府”的話，也有一半是說得對的。這個政府是對於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

反動派生氣了，罵一句“極權政府”。

其實，就人民政府關於鎮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說，千真萬確地是這樣的。

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

對於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

因為中美兩國反動派的阻隔，這種聯係，過去和現在都受到了極大的阻礙。

並且因為兩國反動派向兩國人民撒了許多謊，拆了許多爛汙，就是說做了許多的壞宣傳和壞事，使得兩國人民的聯係極不密切。

《為什麽要討論白皮書？》

作者：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關於美國白皮書和艾奇遜的信件，我們業已在三篇文章（《無可奈何的供狀》、《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中給了批評。

這些批評，業已引起了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社，各學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廣泛的注意和討論，他們並發表了許多正確的和有益的聲明、談話或評論。各種討論白皮書的座談會正在開，整個的討論還在發展。討論的範圍涉及中美關係，中蘇關係，一百年來的中外關係，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關係，國民黨反動派和中國人民的關係，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中應取的態度，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在整個對內對外關係中應取的態度，對於帝國主義的新陰謀如何對付，等等。這種現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現在全世界都在討論中國革命和美國的白皮書，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國革命在整個世界曆史上的偉大意義。

就中國人來說，我們的革命是基本上勝利了，但是很久以來還沒有獲得一次機會來詳盡地展開討論這個革命和內外各方麵的相互關係。這種討論是必需的，現在並已找到了機會，這就是討論美國的白皮書。

過去關於這種討論之所以沒有獲得機會，是因為革命還沒有得到基本上的勝利，中外反動派將大城市和人民解放區隔絕了，再則革命的發展還沒有使幾個矛盾側麵充分暴露的緣故。

現在不同了，大半個中國已被解放，各個內外矛盾的側麵都已充分地暴露出來，恰好美國發表了白皮書，這個討論的機會就找到了。
　　
白皮書是一部反革命的書，它公開地表示美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幹涉。

就這一點來說，表現了帝國主義已經脫出了常軌。偉大的勝利的中國革命，已經迫使美帝國主義集團內部的一個方麵，一個派別，要用公開發表自己反對中國人民的若幹真實材料，並作出反動的結論，去答複另一個方麵，另一個派別的攻擊，否則他們就混不下去了。

公開暴露代替了遮藏掩蓋，這就是帝國主義脫出常軌的表現。

在幾星期以前，在白皮書發表以前，帝國主義政府的反革命事業盡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書上，卻總是滿篇的仁義道德，或者多少帶一些仁義道德，從來不說實話。

老奸巨猾的英帝國主義及其它幾個小帝國主義國家，至今還是如此。

後起的，暴發的，神經衰弱的，一方麵遭受人民反對，另方麵遭受其同夥中一派反對的美國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等人的帝國主義係統，認為以公開暴露若幹（不是一切）反革命真相的方法來和他們同夥中的對手辯論究竟哪一種反革命方法較為聰明的問題，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他們企圖借此說服其對手，以便繼續他們自認為較為聰明的反革命方法。兩派反革命競賽，一派說我們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說我們的法子最好。爭得不得開交了，一派突然攤牌，將自己用過的許多法寶搬出來，名曰白皮書。
　　
這樣一來，白皮書就變成了中國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來，在許多問題上，主要地是在帝國主義的本性問題和社會主義的本性問題上，我們共產黨人所說的，在若幹（曾經有一個時期是很多）中國人看來，總是將信將疑的，“怕未必吧”。

這種情況，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以後起了一個變化。艾奇遜上課了，艾奇遜以美國國務卿的資格說話了，他所說的和我們共產黨人或其它先進人們所說的，就某些材料和某些結論來說，如出一轍。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群的人打開了眼界，原來是這麽一回事。
　　
艾奇遜在其致杜魯門的信的開頭，提起他編纂白皮書的故事。他說他這本白皮書編得與眾不同，很客觀，很坦白。“這是關於一個偉大的國家生平最複雜、最苦惱的時期的坦白記錄，這個國家早就和美國有著極親密的友誼的聯係。凡是找到了的材料都沒有刪略，盡管那裏麵有些話是批評我們政策的，盡管有些材料將來會成為批評的根據。我們政府對於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能夠感應，這便是我們的製度的固有力量。這種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正是右派和共產黨的極權政府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寬容的。”
　　
中美兩國人民間的某些聯係是存在的。經過兩國人民的努力，這種聯係，將來可能發展到“極親密的友誼的”那種程度。

但是，因為中美兩國反動派的阻隔，這種聯係，過去和現在都受到了極大的阻礙。

並且因為兩國反動派向兩國人民撒了許多謊，拆了許多爛汙，就是說做了許多的壞宣傳和壞事，使得兩國人民的聯係極不密切。

艾奇遜所說的“極親密的友誼的聯係”，不是說的兩國人民，而是說的兩國反動派。

在這裏，艾奇遜既不客觀，也不坦白，他混淆了兩國人民和兩國反動派的相互關係。對於兩國人民，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美兩國反動派的失敗，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這個時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時期。

隻有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和其它美國反動派，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陳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它中國反動派與此相反，確是“生平最複雜、最苦惱的時期”。
　　
艾奇遜們對於輿論的看法，混淆了反動派的輿論和人民的輿論。對於人民的輿論，艾奇遜們什麽也不能“感應”，他們都是瞎子和聾子。

幾年來，美國、中國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對美國政府的反動的對外政策，他們是充耳不聞的。什麽是艾奇遜所說的“有見識的和批評性的輿論”呢？就是被美國共和、民主兩個反動政黨所操縱的許許多多的報紙、通訊社、刊物、廣播電台等項專門說謊和專門威脅人民的宣傳機關。

對於這些東西，艾奇遜說對了，共產黨（不，還有人民）確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寬容的”。於是乎帝國主義的新聞處被我們封閉了，帝國主義的通訊社對中國報紙的發稿被我們禁止了，不允許它們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國境內毒害中國人民的靈魂。
　　
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極權政府”的話，也有一半是說得對的。這個政府是對於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

反動派生氣了，罵一句“極權政府”。

其實，就人民政府關於鎮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說，千真萬確地是這樣的。

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

對於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

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幹淨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

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一個寶貝。

但是艾奇遜的話有一半是說錯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對於人民內部來說，不是專政或獨裁的，而是民主的。

這個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

這個政府的工作人員對於人民必須是恭恭敬敬地聽話的。

同時，他們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評的方法，教育人民。
　　
至於艾奇遜所說的“右派極權政府”，自從德意日三個法西斯政府倒了以後，在這個世界上，美國政府就是第一個這樣的政府。

一切資產階級的政府，包括受帝國主義庇護的德意日三國的反動派政府在內，都是這樣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鐵托政府現在也成了這一夥的幫手。

美國英國這一類型的政府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向人民實行專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對於資產階級內部是有所謂民主的，對於人民則是獨裁的。

希特勒、墨索裏尼、東條、佛朗哥、蔣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資產階級內部民主的幕布，是因為國內階級鬥爭緊張到了極點，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

美國政府現在還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國反動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顏色，比起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的朝代來是差遠了，這是階級鬥爭迫緊了幾步的緣故。

再迫緊幾步，美國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拋到九霄雲外去。
　　
大家可以看出，艾奇遜一開口就錯了這許多。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是反動派。

至於說，他的白皮書是怎樣一個“坦白記錄”這一點，我們認為坦白是有的，也是沒有的。艾奇遜們主觀上認為有利於他們一黨一派的東西，他們是有坦白的。反之，則是沒有的。裝作坦白，是為了作戰的目的。

[yongbing1993]

生僻古怪的語言文字去糊弄百姓




　　

過年期間，自從央視推出了“龍行龘龘”這個發黴的舊詞之後，許多黴體（媒體）推出的各種生僻字、怪異字紮堆湧現。除了“龍行龘龘”，還有“前程朤朤(lǎng)”、“生活??(yè)”、“百業駸駸(qīn)”、“財運??(màn)”等等，眨眼之間，中國仿佛又回到了秦漢年代。許許多多藏在故紙堆裏本已發黴腐爛的字，不知何故，集體還魂了。於是，為了寫這些和讀準這些字，人們翻辭海、查詞源，其中不少就是已經在字庫裏稀少出現或者沒有了。

到底怎麽看這個事?這到底是文化的發展和進步，還是其它？央視作為最為重要的媒體，帶了一個極其不好的頭，它助長的是語文文字的倒退，有裝腔作勢之勢，無傳承文化之意，完全是審美上的一種低級趣味。

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中曾列舉黨八股八大罪狀，痛批那些以脫離群眾、讓百姓看不懂、不明白的生僻怪語、怪字，以為自己便有水平，便高人一等的做法。

毛主席表示深惡痛絕，把這種現象看作為敗壞黨風文風的敵人，號召全黨非要根除不可。文革中批判並廢棄了。走資派特色政府眼下由發黴的古字突然被重新挖掘包裝起來，這種現象不可小覷，因為這種風氣的敗壞就是黨八股的又一種在資本橫行年代的最新表現。

這種表現的特征就是以蔑視群眾為光榮，從語言汙染和腐敗開始，弄一些玄而又玄的提法，讓老百姓一頭霧水。

這些年，老百姓對經濟問題的一些打著改革名義的新理論之所以稱看不懂，就是因為這些。一些走資派公知們慣用的就是這樣一種手法。你老百姓看不懂了，就沒有辦法質疑和批評。何況在引導上又提倡“不爭論”，所以一些西方的普世價值觀始終在橫行無阻。那些戕害經濟發展的所謂“接軌”理論搞了幾十年改革，忽然間百姓變窮了，國庫好像也不充實了，弄得老百姓好像一下子打回到了舊中國。這一切，都是走資派黴體利用一些稀奇古怪的新詞洋詞，愚弄百姓的結果。

文字問題，不是一個小問題，毛主席在《反對黨八股》中號召，語言文字進步的標準就是讓田間地頭的草民百姓聽得懂看得懂，而不是用一些生僻古怪的語言文字去糊弄百姓。繼承民族文化傳統要以老百姓能夠接受為標準。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社會語言學之父陳原就在《語言與社會生活》中說，“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充斥著許多看起來很正確，但實際上已不傳達任何有效信息的語言，那麽語言有什麽用呢?這是我們經曆到的一種汙染災難。”

陳原先生說這是災難，這話說到了要害。事實其實就是這樣，語言汙染的危害，其實比環境汙染更可怕，因為語言汙染，最後毀害的人的靈魂，環境汙染給身體造成的損害，隻要換到幹淨的地方，假以時日，尚可以調養。但是語言汙染帶來的精神損害，往往終身難以治愈。

這些年，走資派黴體在黨八股問題上，在語言脫離群眾的問題上已經走的太遠了。這個“龍行龘龘”、“前程朤朤”、“生活??”之類，不過是一種典型表現，是打著文化傳承的名義，對廣大群眾的一種蔑視。特別是主流媒體帶頭這樣做，這種審美觀念是一種倒退。其實，在考慮滿足群眾娛樂需求的同時，必須追求高尚的審美趣味。

今年春晚的個別節目審美趣味是很值得商榷的。比如那個歌曲《難忘今宵》的重要節目就不怎麽樣。群眾批評說：“黃某某唱出了寡婦的心酸、光棍的煎熬、大齡剩女的惆悵、囚犯的悔恨、低保戶的艱難、失業者的無奈。”這個本來是全民喜慶的節目被唱出了這種感受，你能說節目過審過程不需要反思嗎? 群眾給出的許多適合演員可以說都會唱出人民的喜慶，唯有這個黃某某外加幾個準娘炮的表演，大大破壞了人們的節日喜悅歡樂之情。群眾的批評雖然有幾分刻薄，但是多少說出了問題的實質。實在值得相關媒體三思。

走資派特色媒體有些機關部門，自以為用那些生僻古怪的字詞便是顯得了水平。其實，這是大大錯誤，你向群眾講話是幹什麽的，是要群眾懂得明白你的講話，而不是要群眾一頭霧水。

今天的走資派媒體是在想那些別人沒有用過的古字怪詞新鮮詞，這樣才能讓領導一鳴驚人。這樣一種出發點，這不是糊弄群眾嗎? 問題是現在各級領導的講話，那些省部級司局級大人物的侃侃而談，基本上就是這樣一些習慣套路。從中央到村官都是這個套路。

所以，群眾就經常批評一些似是而非的古怪詞匯。

比如，裁員和失業，似乎是嫌這兩個詞丟人似的，偏偏叫靈活就業、優化，或者慢就業。

比如，前些年用一些新詞將某種行為汙名化，於是就有了“惡意返鄉”“惡意討薪“、“惡意躺平”這些極其荒唐的說法。

有人給有關部門工作提點意見，說你是“帶節奏”“吃人血饅頭”等等。

明明是減產不說減產，卻說這是“負增長”。

明明是貧苦戶、返貧戶，不，表達時一定要說時“待富人群”。

這種文字遊戲，實在讓人啼笑皆非。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種破壞語言，造新詞說假話的歪風，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惡劣程度。

這種歪風造成的結果，讓中央的高層難以了解基層真相，把被歪曲的事實當成了普遍現象，結果很難做出正確而果斷的判斷。

“龍行龘龘”、“前程朤朤”之類，不過是語言文字被惡意汙染的表現之一，生活中這類情況已經充斥於方方麵麵。

像治理環境汙染一樣，下大功夫治理語言汙染，根除黨八股給人們的工作造成的危害，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去年，聯合國大會決定將中國的漢語作為聯合國主要使用語言，在這個時候，保護中文的語言安全，時下顯得更為迫切。

現在，對語言傷害最大的是某些短視頻，滿篇就是錯別字，已經讓人不知就裏。

試想，既然把它作為新媒體看，為什麽就不能加以嚴格管理和清理呢?比如，隻要在錯別字標準上不達標，就可以停止經營，試試看，不信解決不了。一個簡單辦法就會立即生效。問題是這是私營媒體，沒人過問，因為這與資本有關。但凡一掛上資本，便無所措手足，這就是眼下的頑症所在。

漢語的星空本來璀璨無比，無數先賢的經典詩文，就像一顆顆璀璨的星星，照耀著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天空。

可惜，今天的中文漢語世界，充斥著空話、大話、假話、廢話，甚至髒話，讓人絕望窒息。親愛的同胞們，保衛中國的漢語，維護它的純潔性，每一個中國人，都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哪怕它貴為央視、貴為人民日報，在語言文字問題上，都應該也必須責無旁貸地自覺接受人民的監督。要聞過則喜，不要動不動就動用權力去搞刪稿公關，那不是共產黨的作風。

[yongbing1993]

從昆明3?01恐怖案談胡亂邦




-----“痛定思痛、亡羊補牢”座談會

2014年3月1日21點許，在燈火輝煌的昆明火車站發生了慘不忍睹的新疆蒙麵人暴徒持刀砍人案，造成無辜群眾29人死亡、130餘人受傷。此前 2月27日中午12點多，貴陽公交汽車因有人投汽油造成6人死亡，35人受傷，好多人說，不敢坐公交車了，現在人們又不敢去火車站了，現在的社會到底怎麽了? 試問，“文革”也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吧? 改革開放之後，走資派化了大量的錢搞維穩，越維越不穩。走資派不講階級鬥爭了，命運共同體了，可事實是在有階級存在的社會中咋有共同體？不存在階級鬥爭用來忽悠誰？走資派自作自受。

冤有頭，債有主，人們不禁想起了當年被陳永貴稱為“胡亂邦”的露水總書記胡耀邦。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胡耀邦上台後，在少數民族地區扶植舊貴族，打壓積極分子。

胡耀邦、萬裏1980年12月到西藏，把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全部釋放，戴帽監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

胡耀邦竟然請出坐過6年牢的19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

與此同時，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

胡耀邦還提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在新疆問題上，胡耀邦提出，黨中央隻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等等政策，使穩定多年的西藏、新疆開始動蕩，“3?14”，“7?5和今天“3?01”，人們驚呼：“胡耀邦，胡亂邦，亂了西藏亂新疆”。

胡耀邦等自以為是，認為自己比毛澤東更高明，處處事事和毛主席生前的指示和部署唱反調。

胡耀邦和鄧穎超到新疆，作了一次講話，搖頭晃腦地說，在新疆漢族壓迫少數民族……，幾百年了，現在應該改變了，還規定了一係列做法，比如以前，各地各級機關書記一般都由漢族幹部擔任，從今以後不能這樣做了，等等。

並且撤銷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改成純農場，由各州管轄(試行了幾年，情況不妙，又改了回來)。經過這麽一折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戰鬥力和內在素質已經大大減弱。

還有，就是限製中央財政對新疆的補貼。從1981年開始，中央給新疆的財政補貼不再逐年增加，固定在上一年的數字。這肯定影響到新疆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然後就是以落實宗教政策為名，大規模修建清真寺，其新建、翻建的廣泛程度，有些有良知的少數民族同事都看不下去，他們說用這些錢多建一些學校不是更好嗎?直至發展到新疆人罵漢族豬滾回去，“新疆是我們的嘛，你們滾回內地去”，民族矛盾就是階級矛盾。

多年來，拋棄毛澤東思想，拋棄毛主席製定的少數民族政策，拋棄公有製，使少數民族廣大人民的利益受到了嚴重侵害，兩極分化，貧富拉大，特別是精神和思想無所適從，毛主席建設的好端端的新疆，如今變成了充滿仇恨的是非之地。

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動愈演愈烈，可還有一些人，捧胡耀邦的臭腳丫，昆明“3?01”恐怖案件，真是給了這些人一記響亮的耳光。

昆明“3?01”恐暴案發生後，走資派又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政法機關迅速組織力量全力偵破案件，從嚴懲處恐怖分子，堅決將其囂張氣焰打下去。要精心做好受傷和遇難群眾的救治、善後工作。全力維護社會穩定，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亡羊補牢，猶未晚也”， 學習貫徹落實了毛澤東思想的一係列方針政策和解決民族問題的政策，由“亂邦”回歸“治邦”，還全國各民族人民一片平安樂園。

[yongbing1993]

毛澤東如何看反共反毛澤東分子





跑掉一個撻賴，我就傷心？再加九個，跑掉十個，我也不傷心。我們有經驗一條，就是張國燾跑了並不壞。捆綁不成夫妻。他不愛你這個地方了，他想跑，就讓他跑。跑出去對我們有什麽壞處呢？沒有什麽壞處，無非是罵人。我們共產黨是被人家罵了三十五年的，無非是罵GCD“窮凶極惡”、“共產共妻”、“慘無人道”那一套。加一個撻賴，再加一個什麽人，有什麽要緊。再罵三十五年，還隻有七十年。一個人怕挨罵，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機密，張國燾還不是有那麽多機密，但是沒有聽見因為張國燾泄露機密，我們的事情辦壞了。《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27頁

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和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三記者的談話》，（1939年9月16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90頁

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於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謂聖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為它在階級社會裏是不可能實行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23日），《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71頁

我認為，對我們來說，一個人，一個黨，一個軍隊，或者一個學校，如若不被敵人反對，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敵人同流合汙了。如若被敵人反對，那就好了，那就證明我們同敵人劃清界線了。如若敵人起勁地反對我們，把我們說得一塌糊塗，一無是處，那就更好了，那就證明我們不但同敵人劃清了界線，而且證明我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了。《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1939年5月26日），《毛澤東作者選讀》（戰士讀本），第421——422頁

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實踐論》（1937年7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272頁。

抗大的革命和進步，是因為它的職員、教員和課程是革命的。沒有這兩方麵的革命性，進步性，抗大決不能成為一個被國內外革命人民稱讚的學校。

一部分人是反對抗大的，這就是國內的投降派和頑固派。這一點正是表明抗大是一個最革命最進步的學校，如若不然，他們就不會反對了。投降派頑固派人們之起勁地反對抗大，證明了抗大的革命性，進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榮。抗大之所以是一個光榮的軍事學校，不但因為大多數人擁護它，稱讚它，也還因為投降派頑固派人們在那裏起勁地反對它，汙蔑它。

共產黨不曉得挨了多少罵。國民黨罵我們是“共匪”，別人跟我們通，就叫“通匪”。結果，還是“匪”比他們非“匪”好。自古以來，沒有先進的東西一開始就受歡迎，它總是要挨罵。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從開始就是挨罵的。一萬年以後，先進的東西開始也還是要挨罵的。《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59頁

馬克思主義必須在鬥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醜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當著某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種真理被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鬥爭。這種鬥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規律。《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89——390頁

近日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華反共分子以及我國無產階級內部、黨的內部，過去混進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投機分子，他們裏應外合，一起猖狂進攻。好家夥，簡直要把昆侖山脈推下去了。同誌，且慢！國內掛著共產主義招牌的一小撮投機分子，不過撿起幾片雞毛蒜皮，當作旗幟，向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舉行攻擊，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動派從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頭。照我看，好得很。六億五千萬偉大人民的偉大事業而不被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走狗大罵而特罵，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們越罵得凶，我就越高興。讓他們罵上半個世紀吧！那時再看，究竟誰敗誰勝？我這兩首詩，也算是答複那些王八蛋的。毛澤東 9月1日《毛主席關於兩首詩的一封信》（1959年9月1日） 注：兩首詩，即《到韶山》和《登廬山》，創作於1959年6、7月間。

國際修正主義者在不斷地罵我們。我們的態度是，由他罵去。在必要的時候，給以適當的回答。我們這個黨是被人家罵慣了的。從前罵的不說，現在呢，在國外，帝國主義者罵我們，反動的民族主義者罵我們，各國反動派罵我們，修正主義者罵我們；在國內，蔣介石罵我們，地、富、反、壞、右罵我們。曆來就是這麽罵的，已經聽慣了。我們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覺孤立。我們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還孤立嗎？（笑聲）我們國家有六億幾千萬人民，我國人民是團結的，六億幾千萬人還孤立嗎？世界各國人民群眾已經或者將要同我們站到一起，我們會是孤立的嗎？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單行本第29頁

七律和郭沫若同誌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裏埃。

今日歡呼孫大聖，隻緣妖霧又重來。


附:郭沫若原詩:

人妖顛倒是非淆 對敵慈悲對友刁

咒念金箍聞萬遍 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萬剮唐僧肉 一拔何虧大聖毛

教育及時堪讚賞 豬猶智慧勝愚曹


滿江紅和郭沫若同誌

（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

嗡嗡叫，幾聲淒曆，幾聲抽泣。

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

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明迫。

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

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

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念奴嬌 鳥兒問答

（一九六五年秋）

鯤鵬展翅，九萬裏，翻動扶搖羊角。

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間城郭。

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嚇倒蓬間雀。

怎麽得了，哎呀，我要飛躍。

借問君去何方，雀兒答道：有仙山瓊閣。

不見前年秋月朗，訂了三家條約。

還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

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糟得很”和“好得很”

農民在鄉裏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裏消息傳到城裏來，城裏的紳士立刻大嘩。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麵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的情況，也就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隻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什麽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實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完成他們的曆史使命，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製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汙吏的牆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麽“糟”，完全不是什麽“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麵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誌，都不應該跟著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群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它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誌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誌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毛澤東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毛主席1939年在《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一文中指出：“我認為，對我們來說，一個人，一個黨，一個軍隊，或者一個學校，如若不被敵人反對，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敵人同流合汙了。如若被敵人反對，那就好了，那就證明我們同敵人劃清界線了。如若敵人起勁地反對我們，把我們說得一塌糊塗，一無是處，那就更好了，那就證明我們不但同敵人劃清了界線，而且證明我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了。”

總結中國共產黨98年對敵鬥爭之經驗，證明了毛主席這科學一論斷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而且我們的敵人也證明了毛主席的論斷是顛撲不破的真理。這裏首先要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是我們的敵人；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為推翻三座大山而奮鬥的是自己人，擁護、支持共產黨的是朋友。今天，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走狗以及反對走社會主道路的是我們的敵人；擁護共產黨的領導、為社會主義建設、為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奮鬥是自己人和朋友。

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反對不反對中國共產黨呢？那是堅決的反對。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之後，日本鬼子兵力65%和偽軍的95%都是用來圍剿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日本鬼子用血腥的屠殺證明了共產黨是對的，證明共產黨沒有與帝國主義同流合汙。還有漢奸和與日本鬼子眉來眼去的國民黨頑固派也起勁的反共，這證明了共產黨沒有與漢奸和反共頑固派同流合汙。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堅決反共，不惜拿美國人提供的飛機大炮向從鬼子占領區奪回領土的共產黨發起進攻。國民黨為什麽反共呢？因為共產黨為人民謀利益，要推行耕者有其田，這不符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因為共產黨要廢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這不符合帝國主義及其代理的利益，因為共產黨反剝削反壓迫，這不符合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所以他們不惜把國家推進血海，也要消滅共產黨。敵人這麽一反對，就證明共產黨做對了，說明共產黨不是和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同流合汙的。

新中國建立後，帝國主義仇視新中國，仇恨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權，對中國進行長達幾十年的封鎖和威脅。新中國要發展自己的工業，以美帝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拚命反對。共產黨在封鎖中獨立自主的建起了門類齊全的工業體係，解決了困擾中國幾千年的溫飽問題，人均壽命由35歲增長到65歲、76歲。我們的成就證明了共產黨的路線是對的，而敵人的反對則證明共產黨沒有與敵人同流合汙，證明了共產黨偉大。中國發展兩彈一星、研製核潛艇，帝國主義拚命的反對，還揚言要對中國進行核打擊。這就證明中國發展兩彈一星和核潛艇是對的。兩彈一星的成功，極大的維護了國家的安全，保證了和平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