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帥活捉蔣介石逼蔣共同來抗日

少帥活捉蔣介石逼蔣共同來抗日

 

 

 

張學良、楊虎城“十二事變”後提出的“八項主張”是：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停止內戰，釋放救國會領袖及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實行孫中山遺囑，召集救國會議，以及停止“剿共”。這些主張旨在團結抗日，結束內戰，實現民族的救亡圖存。

“八項主張”的具體內容：

1，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

2，停止內戰，集結力量反抗日本侵略。

3，釋放所有被捕的愛國救亡運動領袖和政治犯。

4，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

5，實現孫中山先生的遺囑。

6，召集救國會議，團結全國力量。

7，停止對紅軍的“圍剿”。

8，與中共合作共同抗擊日本侵略。

這些主張是在“十二事變”後，張學良、楊虎城通電全國提出的，目的是改變當時的內戰局麵，促成國共合作抗日。

事變之後，中共代表團與張、楊會談，為和平解決事變奠定了基礎，也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雖然這些主張得到了各方的初步認可，但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食言，導致了張學良的長期監禁和楊虎城的遇害。

 西北聯合抗日的局麵形成後，張學良、楊虎城多次向蔣介石建議“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然而蔣介石不但不答應他們的要求，反而一意孤行，派遣大批嫡係部隊入陝，並於1936年12月4日，親自率領陳誠等十幾名軍政要員再赴西安，催逼張、楊加緊“剿共”，否則即將東北軍調往福建，第十七路軍調到安徽。

張學良對此設想了兩個應對方案：繼續勸說蔣介石改變打內戰的政策，如果勸說無效，準備硬幹。12月7日，他到臨潼去見蔣介石，聲淚俱下，慷慨陳詞，勸說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蔣介石不但毫無回心轉意的跡象，反罵張學良年輕無知，受了共產黨的迷惑，拍著桌子大聲喊叫，“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楊虎城決定對蔣實行“兵諫”。1936年12月12日，張、楊扣留了蔣介石以及正在西安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衛立煌等10多人，並立即向全國發出通電，提出八項主張：(1)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2)停止一切內戰；(3)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4)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5)開放民眾愛國運動；(6)保障人民集會、結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確實遵行總理遺囑；(8)立即召開救國會議。隨後，張、楊又采取了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成立由張、楊擔任正副委員長的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解散國民黨省黨部，成立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等重大軍政舉措。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後，引起了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的強烈反應，形成了極其錯綜複雜的緊張局麵。日本帝國主義力圖借此挑起中國內戰，以乘機大肆侵略中國，英美為使其在華利益不受損害，主張與張、楊妥協，繼續保持蔣介石的領袖地位。在國民黨南京政府中，以汪精衛、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主張立即調遣軍隊，進攻西安，擴大內戰；親英美派的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決事變，並派出代表赴西安談判。

愛國救亡團體和民主進步人士對事變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和救亡團體發表通電，竭誠擁護張、楊的救國行動和八項主張，呼籲全國人民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以挽危亡，主張和平解決事變。宋慶齡提出建議：在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下，可以釋放蔣介石，並表示願前往西安斡旋此事。國民黨內的馮玉祥、李濟深分別致電張學良、楊虎城和國民黨政府，支持張、楊主張，反對武力“討伐”，力求和平解決。

[yongbing1993]

蔣介石答應條件放後又立即反目







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要力爭說服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就放蔣介石回南京去。張學良決定盡快把蔣介石放走。他在沒有和周恩來商量的情況下，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最後反被蔣介石將張學良囚禁終身。這就是蔣介石的為人。

在《少帥活捉蔣介石逼蔣共同來抗日》之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討論了《西安事變》發生後的政治形勢及我們應采取的方針。經過反複研究，中共中央以民族大義為重，從抗戰全局出發，提出了解決事變的基本方針：

堅決反對新的內戰，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聯合南京的國民黨左派，爭取中間派，揭露並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利用擁蔣的口號，發動內戰的陰謀。給張、楊以積極實際的援助，使之徹底實現西安事變後提出的抗日主張。作軍事防禦準備。防止親日派的“討伐”進攻。

為此，中共中央通電全國，表明中國共產黨支持張、楊抗日主張及和平解決事變的立場，建議召開由各方麵代表參加的和平會議，商討解決事變問題和抗日救國大計。

為製止親日派發動內戰，紅軍主力集中到邊關附近的三原、涇陽等縣，準備配合東北軍、西北軍。同時，中共中央致電上海的潘漢年，告知我黨和平解決事變、避免內戰的方針。中央還致北方局劉少奇電，指示白區的黨員應充分發動群眾，擁護張、楊的革命行動。

應張學良、楊虎城的邀請，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前往西安，與張、楊共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大計。周恩來到達後隨即分別和張學良、楊虎城進行了會談。周恩來向張學良分析了對蔣兩種不同的處置方法可能導致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前途：

一是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會使中國免於被日寇滅亡。

二是宣布其罪狀，交付人民審判，最後殺掉，就會給日本帝國主義造成進一步滅亡中國的便利條件。曆史的責任要求我們爭取更好的前途。就要力爭說服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放他回去。

周恩來的一番話，更堅定了張學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心。周恩來在與楊虎城會談時，楊擔心輕易放蔣，一旦蔣翻臉，他的處境就與共產黨有所不同了。周思來對楊的顧慮表示理解，並做了許多解釋。楊聽後感慨地說：共產黨置黨派曆史深仇於不顧，以民族利益為重，對蔣介石以德報怨，令人欽佩。“我是追隨張副司令員的，現在更願意傾聽尊重中共方麵的意見。既然張副司令同中共意見一致，我無不樂從。”周恩來等還在西安廣泛接觸了東北軍、西北軍的廣大官兵以及社會各界人士，了解情況，宣傳我黨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黨中央根據對形勢的進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爭取中間派，打倒右派，變內戰為抗戰的策略”和“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在對和平解決的條件“有相當保證時，恢複蔣介石之自由”的行動方針。

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舉行談判。周恩來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六項主張：雙方停戰，中央軍撤至邊關以東；改組南京政府，肅清親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召開各黨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國方針；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實行合作。如蔣接受並保證實行上述六項，中共、紅軍讚助他統一中國，一致對外。經過以後的幾次談判，南京方麵基本同意接受這些主張，於24日達成了以周恩來提出的六項主張為基礎的協議。24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再次向他闡明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真誠願望，尖銳地指出，目前的形勢是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必自速其亡；隻有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蔣介石表示接受談判達成的協議，同意“停止‘剿共’，聯紅抗日”。在什麽條件下可以釋放蔣介石的問題，東北軍高級將領中爭論很激烈。張學良認為事態嚴重，惟恐夜長夢多，決定盡快把蔣介石放走。12月25日下午，他在沒有和周恩來商量的情況下，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至此，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的發動與和平解決，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勝利；使麵臨危亡的中華民族，終於實現了由內戰到團結抗戰的曆史轉變。

正如毛澤東所說的：“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作為西安事變發動者的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是功不可沒的。

周恩來等還在西安廣泛接觸了東北軍、西北軍的廣大官兵以及社會各界人士，了解情況，宣傳黨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毛澤東黨中央根據對形勢的進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爭取中派，打倒右派，變內戰為抗戰”的策略和“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在對和平解決的條件“有相當保證時，恢複蔣介石之自由”的行動方針。12月23日至24日，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的全權代表，參加張學良、楊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宋美齡所舉行的談判，並在會談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經過兩天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六項承諾：

（1）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

（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群眾的自由民主權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

（4）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國方針；

（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

（6）實行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

周恩來會見蔣介石，再次向他闡明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真誠願望。蔣介石表示接受談判達成的協議，但要不采取簽字的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擔保履行這些條件。隨後，張學良決定盡快把蔣介石放走。他在沒有和周恩來商量的情況下，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最後反被蔣介石將張學良囚禁終身。這就是蔣介石的為人。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它粉碎了親日派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促進了中共中央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從此，基本結束了十年內戰局麵，國共兩黨關係開始改善。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第二次國共合作本應早日實現，但蔣介石不僅不履行承諾，而且在抗日問題上態度動搖。中國共產黨繼續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全民族共同抗戰，同時推動與國民黨的一係列談判，直到七七事變爆發後的1937年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才得以正式實現。

為促進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中央關於蔣介石釋放後的指示》，指出：為達到抗日目的，必須“繼續督促與逼迫蔣介石實現他自己許諾的條件”，改革國內政治，擴大與鞏固陝甘兩省首先成為抗日根據地等。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即

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

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

改善人民的生活。

電文指出，如果國民黨將上述五項要求定為國策，中國共產黨願意作出四項保證，即實行停止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

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

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製度；

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

五項要求是積極的、合理的，四項保證是中國共產黨為結束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實現國共合作所作出的重大的、有原則的讓步。這種原則的重要表現就是，

一是國民黨必須拋棄內戰獨裁和對外不抵抗的政策；

二是在特區和紅軍保持共產黨的領導，保持工農已取得的權利；

三是在國共兩黨關係上必須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批評的自由。

共產黨的主張得到廣大愛國人士的讚同，也進一步推動了國民黨內抗日派對親日派的鬥爭。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人在2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恢複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與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案，呼籲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會上，國民黨民主派同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進行了激烈鬥爭，最終通過了一個實際接受中國共產黨提議的決議案，表明國民黨的政策已經由內戰轉向抗日，由反共轉向聯共，正在接受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為敦促蔣介石履行其在西安事變中承諾的六項條件，促進國民黨早日實行聯共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派出代表直接同國民黨代表談判。從1937年2月開始到7月全國抗戰爆發前，先後派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衝及蔣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廬山舉行了多次談判。

蔣介石在談判中的基本企圖是首先把共產黨、紅軍和陝甘寧邊區置於國民黨控製之下，不許共產黨有獨立性，不許人民革命力量發展。其真實目的，就是用和平方法限製和削弱共產黨的力量。黨中央對蔣介石通過談判來達到收編紅軍、取消陝甘寧邊區政府、溶化共產黨的企圖進行了揭露和鬥爭。同時，從大局出發，在兩黨合作的組織形式以及邊區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作了重大讓步。

在推進國共談判、促進國民黨早日實行聯共抗日政策的同時，黨中央采取一係列重大步驟，帶領全黨把工作重點由工農民主統一戰線轉向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開了由蘇區、白區和紅軍代表參加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代表會議)。會上，毛澤東先後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兩個報告。

毛澤東的講話和會議主要精神包括：

一是進一步闡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勢和任務，明確了黨在當前階段的任務是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三位一體。

二是闡述了共產黨的最高綱領與實行三民主義的關係。

毛澤東指出：在民族危機極端嚴重形勢下，兩黨重新合作，並領導人民堅決地實行起來，是完全適合於中國革命的曆史要求，而應為每一個共產黨員所明白認識的。同時共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三是強調在統一戰線中堅持黨的領導權的重要性。

毛澤東還提出了實現政治領導的方法：

根據曆史發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了實現這種口號而提出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動員口號。

按照這種具體目標在全國行動起來時，無產階級，特別是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應該提起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和忠誠，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範。

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係，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

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

毛澤東指出，在新形勢下，過去在兩個政權敵對路線下的鬥爭方式、組織方式和工作方式，應當有所改變，為此需要重新學習，既要向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作鬥爭，又要向尾巴主義作鬥爭。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白區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主要有北方局及其所屬地區黨組織負責人。劉少奇、張聞天作報告，毛澤東講話。會議總結了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瓦窯堡會議以來華北地區白區工作的經驗，比較係統地揭露和批評了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錯誤。劉少奇在報告中闡述了黨與群眾的關係，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關係，領導群眾鬥爭的策略以及黨的思想轉變等問題。會議著重闡明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新形勢下，黨在白區工作的基本方針、策略和任務，以及為實現這些必須做的黨的組織工作和群眾工作，要求黨在白區的實際工作中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全國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統一了新形勢下黨的政策思想，增強了黨內團結，批判了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傾向，進一步明確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方針和鬥爭策略，為即將到來的全國抗日戰爭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做了重要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