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送紅軍》到《鬆花江上》

從《十送紅軍》到《鬆花江上》






【從《十送紅軍》到《鬆花江上》】這個題目說的是《結果》，是蔣介石五次剿殺《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井崗山地區低層老百姓送紅軍的《結果》，和被日本侵略軍占領的東北時，蔣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的影響下未能阻止日本的占領後成立的《滿洲國》中老百姓四處流浪的《結果》。

產生這兩個《結果》之前，要知道的是：都與中華民國政府有關，具體地說都與蔣介石國民黨民國政府有關。具體有什麽關係？請先看一個在博文《滿洲國是蔣介石政府不抵抗成果》後拍磚者的一個評論：

《當年的國勢，誰也沒轍！國民黨本來就是日本黑龍會整合起來的，你能指望國民黨做什麽？說實話，國民黨開始就是日本的第五縱隊。孫大炮後來心有不甘，又成了蘇俄的代理人。所謂的“北伐”，不過是勾結蘇俄，推翻合法的民國政府！

國民黨（蔣介石）後來的抗日隻是被形勢所逼。你看看當年孫大炮的臨時政府，從政治到軍事，都被日本顧問把持，不說孫大炮身邊的保鏢宮崎滔天就是日本外務省派出的！沒有二次世界大戰，沒有天外飛仙美利堅，沒有北伐崛起的毛熊，中國被滅（日本重演清兵入關）是板上釘釘的事！》

先說《當年的國勢，誰也沒轍！》？是真的嗎？

《當年的國勢》中的《當年》是指：日本在1931年9月18日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時。

《國勢》應該是指：1927年至1949年的中華民國政府是蔣介石國民黨。1931年在其中。

《誰也沒轍！》嗎？

一，1927年蔣介石國民黨的國軍有170萬左右。

《滿洲國》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又在1932年被日本正式扶植為偽政權。?1932年的蔣介石國民黨己有幾百萬國軍。1927年蔣介石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正統的170萬左右的國軍。

1927年蔣介石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正統的170萬左右的國軍來說，是區別對待的。對於被日本侵略軍占領的東北《滿洲國》采取不抵抗政策，任憑日軍占領。

而對《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發動了五次圍剿戰爭。從1930年到1933年間派出了100多萬的國軍。具體如下：

1，從1930年10月起，蔣介石調集10萬重兵，采取“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術，直撲江西南部中央根據地。

2，從1931年2月起，蔣介石調集約20萬重兵，采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分四路向中央根據地的中共紅一方麵軍大舉進攻。

3，從1931年6月開始，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自任“圍剿”總司令，依仗10倍於紅軍的兵力，企圖把紅軍主力壓迫到贛江東岸加以擊破，然後分路“圍剿”。

4，從1932年5月開始，蔣介石調整策略，先進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準備得手之後再全力進攻中央根據地。1932年底，蔣介石調集30多個師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軍，開始對中央根據地和紅一方麵軍發動進攻。

5，從1933年秋開始，蔣介石調集70萬軍隊對中央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中國工農紅軍敗退逃亡去長征。

而對《滿洲國》，不但不派一兵一卒，而且還將調走駐守在東北的張學良氏父子的軍隊去西北剿共。

二，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東北軍數量就有約三十多萬人，這可不是個小數目。

隨著武昌起義的爆發，中華民國的建立，張作霖成了民國陸軍第二十七師師長。這之後他又不斷地發展經營自身勢力，成功地實現了對東三省的全盤控製，成了名副其實的東北王。在他的帶領下，1917年奉軍吞並了馮德麟的第二十八師，1918年又增設了一個師和五個旅，到1920年，奉軍的數量已經達到了二十餘萬人。要知道，當時處於軍閥混戰期間，一般軍閥的兵力普遍在一萬到十萬不等，二十萬絕對不是個小數目。

東北軍的強大，最直觀的就是它的兵力。1920年左右，它的兵力就已經達到二十餘萬左右了。等到後來九一八事變時，關外的東北軍就有214 140人，而這還隻是正規軍，非正規軍也有七萬多人；關內還有十三個旅，共計約十餘萬人左右。這樣加起來，當時的東北軍數量就有約三十多萬人，這可不是個小數目。

而這三十餘萬士兵也並非烏合之眾，他們不止有陸海空的編製，還擁有數量可觀的精銳的武器，可謂是當時國內最具現代化的軍隊了。這還要得益於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經營。

眾所周知，自古以來東北地區一直都是長於農業的，其軍事工業可謂是比較薄弱的。而當張作霖成為東北地區的負責人後，作為一個從戰爭中摸爬打滾過來的人，他深知武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當時那樣一個時代。所以，他開始著手建設東北地區的軍事生產基地，先後創辦了奉天軍械廠、東三省兵工廠等近代軍事產業。

這些軍事企業的涉獵範圍非常廣，不僅生產槍炮等常規武器，還生產軍用飛機的零部件。其生產能力也十分可觀，東三省兵工廠從最初的日產子彈一萬發左右，變成了到1929年能穩定日產子彈三十萬發，最鼎盛的時候，甚至能日產子彈四十萬發。

數量龐大的同時，質量上也不是粗製濫造。就連一向自視甚高的日本人都稱東三省兵工廠為“東方 第一的兵工廠”。相比於當時國內的各個軍事集團，東北軍的武器裝備可謂是最精良的，光是軍用飛機就有兩百多架，還有各色坦克、槍支，軍事實力遠遠高過其餘地區。

不僅如此，除了注重軍事武器的裝備外，張氏父子還加強了物資、糧草等的裝備。作為一個有明顯農業優勢的地區，奉天糧秣廠保證了東北軍的糧食供應。同時，鑒於高緯度地區氣溫低的特點，張氏父子還設立了奉天被服廠，保證軍隊的物資供應。而除了糧食、服裝以外，鍋碗瓢盆等日用品也在其中。

這樣一個人數眾多、裝備精良、物資充足的軍隊，如何能不成為一個實力強勁的軍隊呢？更何況，其領導人也不是什麽酒囊飯袋，它能成為一支強大的軍隊，隻不過是時間問題。

張學良父子的軍隊主要是指他們領導的奉係軍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東北空軍和裝備精良的東北軍，他們擁有當時全國首屈一指的沈陽兵工廠，但最終在“不抵抗政策”下全部被日軍繳獲。

張氏父子在沈陽建立了全國規模最大的兵工廠，生產步槍、衝鋒槍、機槍和火炮等多種武器，甚至還生產卡車和自動步槍，為東北軍提供了強大的後勤支持。

東北空軍的建立與發展：張氏父子從1920年開始創建了奉係軍隊的航空力量，並設立了航空學校培養人才，還派遣學員赴法國、日本留學，在飛機生產和仿製上也取得了顯著成就。

在“九一八事變”爆發時，由於張學良執行“不抵抗政策”，導致沈陽、錦州等地的260多架飛機及未啟封的裝備全部被日本侵略軍繳獲，東北的空軍人員流散了。部分東北空軍的人員在事變後加入了國民政府的中央航校。

三，東北抗日聯軍是中國東北地區的抗日武裝，前身是東北抗日義勇軍餘部、東北反日遊擊隊和東北人民革命軍。 在1931年至1945年抗戰部隊。東北抗日聯軍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支英雄部隊。“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國東北以後，由部分原東北軍、中共抗日遊擊隊、農民暴動武裝、義勇軍等組成。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同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長達十四年的艱苦鬥爭，牽製七十六萬日軍，消滅十七萬餘日軍、五萬餘偽軍，表現了中華民族不畏強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國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四，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人民組織遊擊隊，聯合東北抗日義勇軍，對抗日軍。 1932年春，滿洲省委先後派共產黨員楊君武與省委軍委書記楊林，到吉林省磐石縣發展武裝力量，進行反日遊擊戰爭。在那裏創建了磐石工農義勇軍，後來又派楊靖宇去領導這支隊伍，發展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在東滿地區，省委派童長榮任特委書記，創建了延吉、和龍、琿春和汪清等反日遊擊隊，後來發展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軍。在北滿和吉東地區，省委派趙尚誌、馮仲雲、周保中等，先後創建了巴彥、海倫、珠河、湯原、密山、寧安等許多遊擊隊。

最後留在東北的隻有以上《三》和《四》的抗日力量。而主力部隊的《一》蔣介石作為中華民國軍隊的總司令沒派一兵一辛外，還抽走了一直守衛在那裏的張氏父子的東北軍。

《國民黨本來就是日本黑龍會整合起來的，你能指望國民黨做什麽？說實話，國民黨開始就是日本的第五縱隊。》的確無話可講。

由於蔣介石國民黨是日本的第五縱隊，所以帶來的後果是什麽可想而知了。結果是：

《鬆花江上》是張寒暉1936年創作的抗戰歌曲。該曲表達了中國東北淪陷後大批軍民被迫流亡關內，思念家鄉渴望收複失地的悲憤感情，也表達了中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抗日情緒。該曲中充滿血淚傾訴，對侵略者帶來的深重災難滿懷激憤，由對東北家鄉的懷念到痛苦哀傷的傾吐，再到痛心疾呼，感情層層深入，被譽為《流亡三部曲》之一。

彼時“九一八事變”已過去五年，東北三省淪陷，無數百姓被迫背井離鄉。歌曲以淒婉深沉的旋律，唱出“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的故土眷戀，又以“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的悲泣，道盡山河破碎的痛楚與民眾的流離之苦。它像一麵鏡子，照見抗戰初期民族的深重災難，也成為喚醒國人抗日意識的“哀歌”，推動無數仁人誌士投身救亡圖存的洪流。

1936年秋，在西安任教的張寒暉耳聞目睹了幾十萬東北軍和人民流亡悲痛的聲音與慘景。他到西安北城門外東北難民集中的地區走訪，與東北軍的官兵和家屬攀談，聽他們控訴“九一八”日本關東軍的罪行，聽他們對失去故鄉、親人的思戀。這時，他接觸了東北軍中的共產黨員孫誌遠，聽他講述東北軍將士思念丟掉的國土之情，講述東北難民對喪失國土的悲憤，並得到一本東北軍出版的《東望》雜誌，雜誌封麵寫到：“我們何時能返回那美麗的田園？我們何時能安慰我們的祖宗於地下？我們何時能救我們的父老兄弟於水火之中？”這些激發了張寒暉的創作靈感，他很快創作出《鬆花江上》的歌詞，並以他的老家河北定縣秧歌中淒慘的“大悲調”為素材寫成《鬆花江上》的曲調 。

歌曲歌詞：《鬆花江上》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   那裏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 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 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   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 流浪  整日價在關內 流浪 流浪   哪年 哪月  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
哪年 哪月  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 爹娘啊   什麽時候 才能歡聚在一堂

《十送紅軍》歌詞：一送紅軍下南山，秋風細雨撲麵寒，樹樹梧桐葉落完，紅軍幾時再回山？二送紅軍大路旁，紅漆桌子路邊放，桌上擺著送行酒，祝願紅軍打勝仗。三送紅軍上大道，鑼兒無聲鼓不敲，雙雙拉著長繭手，心藏黃蓮臉在笑。四送紅軍過高山，山山包穀金燦燦，包穀本是紅軍種，撒下種子紅了天。五送紅軍澧水河，鴻雁陣陣空中過，鴻雁能捎書和信，捎信多把革命說。六送紅軍兔兒岩，兩隻兔兒哭哀哀，禽獸能知人心意，血肉深情分不開。七送紅軍七裏灣，七裏灣中一片田，涼風陣陣稻穀香，新米上市人走遠。八送紅軍八角山，兩隻八哥吐人言，紅軍哥哥莫走遠，財主回來要倒算。九送紅軍過大江，江水滔滔船兒忙，眼望江水肝腸斷，窮苦百姓淚汪汪。十送紅軍轉回來，武陵山巔搭高台，盼望紅軍打勝仗，盼望親人早回來。

1928年1月，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占領遂川後，打掉了“遂川靖衛團在黃坳到草林70華裏路上”的五道稅卡，在圩上萬壽宮召開群眾大會，宣布了共產黨對待工商業者的政策，把草林圩改造為紅色圩場。井岡山革命鬥爭時期，草林圩場為井岡山軍民提供了棉花、藥材、食鹽等物資和現金，為根據地做好經濟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草林圩上逢圩，到圩2萬人，為從來所未有。”後來，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毛澤東這樣描繪草林紅圩的盛況。

“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這首飽含激情的《西江月·井岡山》，正是毛澤東在遂川寫就的。

作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核心組成部分，遂川有著深厚的紅色曆史積澱，既是中國共產黨人實現武裝割據、建立紅色政權的突破地。

“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首人們耳熟能詳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雛形“三大紀律六項注意”也是毛澤東在遂川提出的。

1927年10月23日，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在遂川大汾遭遇襲擊。戰後戰士們疲憊饑渴，途經一塊紅薯地，大家一擁而上，挖出紅薯就吃。為此，毛澤東批評了戰士們。10月24日早晨，在遂川縣荊竹山村前的“雷打石”上，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一、行動聽指揮；二、打土豪籌款要歸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

第二年1月，在遂川縣城李家坪，毛澤東又提出了“六項注意”：上門板、捆鋪草、說話要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後來，“三項紀律六項注意”拓展成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調整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考慮到當時紅軍戰士普遍文化程度不高，這些紀律被寫在戰士們的包袱布上，編進歌裏，便於隨時學習。

行走在遂川縣紅色街區，一棟清代廟宇式建築最引人注目。高高紅牆、片片青瓦，見證著“遂川建政”的偉大實踐——這裏是遂川縣工農兵政府舊址。

1928年1月24日，毛澤東在這裏親手創立了遂川縣工農兵政府，領導遂川工農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創建地方武裝，發展工農業生產等各項事業。

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後，毛澤東根據實際情況和現實需要，指導時任遂川縣委書記陳正人在調查研究基礎上起草、製定了《臨時政綱》。這是井岡山鬥爭時期比較完整的人民政權建設綱領，為紅色政權建設提供了藍本，對後來中央蘇區政府和革命根據地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紅軍長征從這裏出發，抗戰文化從這裏可尋，紅色政權建設從這裏奠基。

三灣改編是紅軍建軍以來最偉大的創舉。把黨組織建立在連上，並成立士兵委員會監督黨組織和軍事指揮員。僅是這一在今天看似很一般甚至很正常的舉措，就具有了開天辟地的曆史意義。因為它確立了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明確告訴世人，紅軍是共產黨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因為共產黨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其他什麽人的利益。

中國既往曆史上，從沒有任何一支軍隊如此聲言過，更沒有任何一支軍隊如此踐行過。紅軍的職責就是推翻一切反動階級統治，為天下窮苦老百姓打天下。

因此，它的奮鬥目標和性質完全有別於這塊土地上有史以來的一切舊軍隊。官兵一致，彼此平等，互相關心，互相幫助，互相監督，共同進步，成了這支軍隊裏裏外外的一致作風。

後來，毛澤東又在古田會議上，進一步明確了紅軍的性質和作風紀律要求，徹底摒除了殘留在紅軍隊伍裏的一切不良作風，逐步使這支軍隊成為有著明確革命目標和嚴格組織紀律的新型人民軍隊。

紅軍隊伍裏的任何一個官兵，沒有誰是被人脅迫走進來的，大家都是自覺自願加入其中的。它的人員成分大都是工農子弟，都來自普通老百姓之家，他們都心甘情願地為老百姓謀取利益和幸福。

因此，老百姓形象地稱他們為人民子弟兵。既然是老百姓的子弟兵，就要全心全意為老百姓服務，拚上性命為老百姓打天下。他們深受老百姓的熱烈歡迎與衷心擁護，也就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了。

當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進行戰略大撤退時，根據地民眾與紅軍依依惜別。這裏沒有盛大的送別場麵，隻有妻子與丈夫，母親與兒子，互相訴說惜別之情的個體場麵。此時此情，都會情不自禁地於潸然淚下。父母妻兒是自己的家庭元素，革命事業是自己的理想追求。為了革命需要，服從革命指令，是每一個紅軍戰士應有的素質和天職。老區民眾是紅軍賴以生存的汪洋大海，紅軍是這海裏快活跳躍的魚兒。

這片養育自己的大海暫時要與之離別了，前麵有更廣闊的未知的海。需要魚兒們盡快奔赴那裏，和那一片海交融在一起。每個人心裏都明白，沒有了海的存在，再大再歡快的魚兒也終將走向死亡。紅軍隊伍裏上至領導下至士兵，都深知這一點，也時刻踐行著這一點。因此，無論紅軍走到哪裏，哪裏的大海都毫不猶豫地接納他們，哺育他們，使他們養大身體，強壯體格，攢足力量，然後去搏擊風浪。

蘇區十萬紅軍和蘇區民眾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紅軍戰士是蘇區人民的子弟，人民是紅軍戰士的衣食父母。沒有人民的支持，紅軍隊伍將寸步難行，沒有紅軍的浴血奮戰，蘇區人民就會繼續受反動階級的剝削和壓迫。人民與紅軍血濃於水，人民與紅軍心心相印。如果不是左傾機會主義策略上的錯誤，紅色星火就會從蘇區蔓延開來，迅速席卷全國。當年的赤衛隊，後來的民兵，都是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的堅強後盾和兵力預備隊。這些組織直接來自人民，又服務人民，他們和正規部隊一起，全力保衛人民來之不易的勝利果實。前進過程中，紅軍走到哪裏，哪裏就馬上盛開紅色之花。紅軍充分發揮了自己播種機宣傳隊的作用，把革命的道理傳播給群眾，把勝利的果實分配給群眾，把革命的信念傳遞給群眾。星星之火之所以燎原，一個根本原因就是，種子與土地溫濕適宜，魚兒和水自然交融。於是，紅軍就能依靠自己的信念意誌和無所畏懼的精神，戰勝一切圍堵之敵，直至取得最後勝利。

投身革命即為家，幾乎成了每一個紅軍戰士堅定的選擇。把革命隊伍當家是大家共同的認識。鍾石發父子五人臨行前到老伴墳上的豪邁訣別，四個兒子集體為母親伏地磕頭，就表明了紅軍在他們心裏就是自己的家的意識，就是他們理想信念的歸宿。他們生是紅軍的人死是紅軍的鬼。就像高福星在參加紅軍長征最後一次戰役前，說的那句豪邁話語，撼人心魄振聾發聵：我們生是紅軍的人，死了也要把好延安的門。這些普普通通的戰士，都是人民的子弟，為了擺脫反動階級的壓迫與剝削，告別父母和家鄉，走進實現理想的紅色鐵流中。他們棄小家為大家，盡大忠失小孝。一個個由極為普通的平民百姓，躍升為堅強的革命戰士。他們是人民之海裏養育出來的猛鯊巨鯨，他們是人民之土中生長出來的參天大樹。人民把自己的兒女無私送給了紅軍隊伍，使得這支隊伍曆盡千難萬險，付出巨大犧牲，依然昂首挺立，百折不撓，最終鋪就了通向共和國大廈的彎曲路麵，把勝利的旗幟插向美好的理想之巔。

長征中的紅軍，物資是匱乏的，減員是嚴重的。每時每刻，都會有戰士受傷或者犧牲。它不僅需要及時補充匱乏的戰略物資，更需要補充日益短缺的兵員不足。其實紅軍走到哪裏，哪裏就有貧苦民眾參加它的隊伍。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剩下的幾千紅軍戰士，並不都是長征出發時的那些人，有不少就是在中途參加紅軍的沿路民眾。眾所周知，突破天險臘子口時那個沒有留下姓名的紅軍戰士“雲貴川”，就是中途參加紅軍的代表。短時間認識紅軍、了解紅軍，自覺參加了紅軍，就是紅軍隊伍的巨大魅力所在。魅力自何而來?來自它的嚴密紀律和明確宗旨，來自它的所作所為都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更來自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實際行動。

我們可以想象這樣一個事實，如果紅軍每到一處，得不到當地民眾的支持，它的前景是絕對不容樂觀的。正是它始終如一地踐行著自己的宗旨，才使它能夠每到一處，時間雖短，都能夠如魚得水。史料記載，當初紅軍打下遵義後，蘇區銀行行長毛澤民，能夠在短短十天之中，順利完成蘇區鈔票在當地的流通使用，並在撤退前公平完成幣物兌換，這實在是一般金融學家不敢想象的事情，而紅軍就是那樣奇跡般地完成了。由此可見，紅軍公平為民作風之影響力是多麽巨大!這樣的軍隊，人民不由衷熱愛與擁護，難以想象!

[yongbing1993]

蔣介石和小鬼子南北剿殺中國人






蔣介石在中華民國的南方井崗山地區剿殺中國人，而日本小鬼子在中華民國的北方東北地區剿殺中國人。南北呼應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中華民國和如今的加沙地區有何區別？

一部分從東逃出來的人如是說：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那裏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 九一八 》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 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 流浪 》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爹娘啊 爹娘啊 》 什麽時候？才能歡聚在一堂？

而大部分留在東北地區的《俺們》怎麽樣？

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東北期間，日本的“關東軍”三個字極具恐怖色彩以及惡魔味道。《九一八事變》時自日本侵略者占領旅順港口之後，就製造了慘絕人寰的旅順大屠殺，白山黑水，大好河山，慘遭淩虐。是日本列強侵華以及犯下反人類罪的鐵證，其野蠻與殘忍的程度在世界曆史上是罕見的。強奪鄰邦，殘害人命者，竟然如此得意忘形，肆無忌憚，善良而弱小的無辜民族，卻反倒陷入這樣的困境？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中濫殺無辜、發動慘無人道的恐怖大屠殺。恐怖屠殺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常用的、侵害人權的殘忍手段。1894年11月，日軍侵占旅順後進行了滅絕人性的大屠殺。日軍不分軍人和平民男女老幼，見人就殺。時任日本外相的陸奧宗光承認，“把俘虜綁上屠殺，殺害平民甚至婦女也不例外。這些似乎都是事實”。在這場大屠殺中，中國百姓遇難人數多達6萬，旅順城裏僅存活36人。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遭到了世界輿論的譴責。美國有刊物評論稱，日本是披著文明的皮而帶著野蠻筋骨的怪獸。1919年3月，日本軍警屠殺參加反抗殖民統治“三一獨立運動”的朝鮮民眾7000多人。1928年5月3日，日軍侵入山東濟南大肆殺戮多達千餘人，製造了“濟南慘案”。1932年9月，日軍在遼寧撫順的平頂山村大肆屠殺3000餘名無辜民眾。在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後的1937年9月到11月，日軍在山西省天鎮縣、靈丘縣、朔縣、寧武縣和太原市血腥屠殺平民約2.17萬人。類似的恐怖大屠殺慘案貫穿日本侵略戰爭的全過程，是日軍侵犯人權的普遍暴行。

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侵略戰爭所做的鋪墊、所有圍繞戰爭而展開的陰謀詭計以及隨後悍然發動的戰爭，其最終目的隻能是無恥的掠奪。《日軍5個月內掠走200億》

遼寧省檔案館保存有一份1931年11月24日北陵公園的損失報告：“北陵別墅內有物品、花木、梅花鹿50餘隻，於日前均經日本官兵用數輛汽車運載一空。刻仍有日人入園收拾零碎，不敢阻止。”不止東北邊防長官公署、東三省兵工廠、航空處、東三省官銀號、邊業銀行等去處被洗劫一空，即公共遊樂場所、一般商號、手工作坊及平民百姓皆不能幸免。據不完全統計，隻在九一八事變到1932年3月1日偽滿洲國成立期間，短短5個月，遼寧地區所遭受之經濟損失，以當時現大洋價格計，即達200億元以上。

說到旅順“萬忠墓”，非常感慨並糾結於一件事，即同胞死難，為什麽並未警醒國人，而令無辜同胞“枉死”，以至於43年之後，再次發生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甲午戰敗，中國割地賠款，而知其事者或僅限於掀起“公車上書”事件的那些書生，為什麽不能敵愾同仇？國家貧弱，苦難頻仍，今日的我們對此應該有清醒的認識。王珍仁副館長說，愛國主義教育一定要落到實處，長抓不懈，萬不能因今日之富強而忘記曾經苦難的曆史。

日本發動軍國主義戰爭，在侵略和殖民中國及亞洲各國期間，人體實驗、使用化學武器、大屠殺、強迫勞動、性奴隸政策、殺戮無辜、任意逮捕與濫施酷刑等侵犯人權暴行觸目驚心。尤其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常以所謂“事變”為借口，規避國際戰爭法規，蓄意大規模屠殺中國等亞洲各國軍民，製造了滅絕人性的滔天罪行。

侵華日軍公然實施恐怖的毒氣戰、細菌戰和活體試驗，導致大量軍民傷亡。毒氣戰早在19世紀末就被國際社會所禁止，但侵華日軍組建毒氣戰實戰部隊，頻繁在中國使用毒氣戰。侵華日軍在其《日中戰爭化學戰例集》中詳細記錄了從1937年7月到1942年11月期間，日軍在中國各地進行的56例毒氣戰戰例。如，1940年2月，日軍向山西翼城縣儀門村發射毒氣彈，致使村民500餘人中毒。1942年5月，日軍在河北定縣北疃村對躲入地道的民眾釋放毒氣，導致800多人中毒死亡。

同時，侵華日軍悍然進行罪惡的細菌戰和殘忍的活體試驗。美國曆史學者哈裏斯在《死亡工廠：美國掩蓋的日本細菌戰犯罪》中指出：“日本在對華占領期間，事實上把滿洲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細菌戰和化學戰的實驗室”。日軍第1855細菌作戰部隊於1938年至1944年間在華北地區進行細菌戰70餘次，致使中國軍民染病死亡達數十萬人。日軍慘無人道地用中國平民和戰俘進行毒氣戰試驗及訓練。侵華日軍731部隊在哈爾濱平房本部的實驗室裏進行大量的細菌感染、凍傷和壓力試驗等活體試驗。日本戰犯川島清在1949年蘇聯伯力審判中供認，從1941年到戰爭結束，日軍“731部隊每年用於活體實驗的人數為400至600人”。

日軍推行罪惡的“慰安婦”製度，強奸和性奴役犯罪極為凶殘。從軍“慰安婦”的設置是二戰時日本政府及其軍隊為完成侵略亞洲的戰爭而推行的一種軍隊性奴隸製度。被誘騙和強迫的“慰安婦”來自中國、朝鮮半島、東南亞、荷蘭等國家和地區。

日本政府和軍部參與了“慰安婦”從征集、管理到“慰安所”運作的全過程。直接推行“慰安婦”製度的是日軍軍部，保存在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的有關檔案可以證明。《陸支密大日記》是記載日本陸軍省和中國派遣部隊之間的機要文書。其中，1938年3月4日第75號《關於軍隊慰安所從業婦募集之件》中顯示：“慰安婦”“募集工作由派遣軍統一領導，選用適當的人負責”。日軍征集“慰安婦”主要途徑是使用暴力強行擄掠侵略當地婦女，或設下各種圈套加以誘騙，淪為日軍性奴隸的婦女超過20萬人。日本侵華戰爭的性暴力犯罪空前殘暴，強征“慰安婦”是日本軍隊有組織的集體犯罪，也是日本的國家犯罪。

日軍強擄中國等亞洲各國勞工和奴役戰俘，導致大量人員悲慘傷亡。日本侵略戰爭期間，把戰俘和強擄平民送進礦山、鐵路、軍事工程做苦工，這些人在集中營中遭受虐待而大批死亡。1943年，日軍強迫十幾萬東南亞人和6萬多名盟軍戰俘修建泰緬鐵路，其中，10萬名東南亞勞工和1萬名戰俘因日軍虐待及過度勞累等原因而死亡。1935年至1945年8月，日軍共強征、役使中國勞工總數約1500餘萬人，其中高達29%的勞工因惡劣的生活條件、超強度勞動和惡性工傷事故致死。尤其是在煤礦、鐵礦等行業，日本占領當局實行野蠻的以人換煤鐵的“人肉開采”政策，有的用工死亡率高達55%，中國多地發現被殘酷奴役和秘密屠殺而造成的“萬人坑”。

日本還押解戰俘及亞洲國家平民到日本國內及占領區從事繁重勞動。1939年至1944年， 擄掠到日本本土、南洋群島等地的朝鮮半島勞工多達656137人。根據日本東條內閣於1942年11月做出的《關於向國內移進華人勞工事項的決定》，僅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就從中國各地擄掠勞工169批，共41758人。這些勞工在日本國內各企業和憲兵警察的統治下受盡折磨和摧殘，許多人被虐待虐殺。“花岡慘案”就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奴役中國人民的典型案例。

在1937年開始的日本全麵侵華戰爭中，2100餘萬人被打死打傷，1000餘萬人被殘害致死。日本侵華期間，僅東北地區就有不下200萬勞工被折磨致死。華工被迫害致死後，被扔進山溝和亂石坑。已發現的萬人坑就有80多處，埋有勞工屍骨70多萬具。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隊傷亡380餘萬人，中國人民犧牲2000餘萬人，中國軍民傷亡總數達到3500萬人以上。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軍民死傷3500多萬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國直接經濟損失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多億美元。

而蔣介石在中華民國的南方井崗山地區剿殺中國人

而蔣介石在中華民國的南方井崗山地區剿殺中國人：

日本入侵東北時，蔣介石一麵向美、英、德、意等國大量借款，購置軍火，聘請軍事顧問和專家；一麵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開辦軍官訓練團，並著手製定“圍剿”計劃，加緊進行“圍剿”準備。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糾集100萬兵力對革命根據地開始進行第五次大規模軍事“圍剿”，其中50萬兵力用於圍攻中央蘇區。蔣介石親任“剿總"司令，兵分四路壓向中央蘇區。其部署為：北路軍總司令顧祝同，指揮第1、第2、第3路軍，計33個師又3個旅，作為此次“圍剿”中央蘇區的主力。其第1路軍4個師又2個旅位於吉水、新淦（今新幹）、永豐、樂安、宜黃地區；第2路軍6個師位於金溪、騰橋、崇仁地區；以陳誠任總指揮的第3路軍18個師又1個補充旅作為北路軍的主力軍，集結於南城、南豐、臨川（今撫州）地區。北路軍的任務是：由北向南，構築碉堡封鎖線，實施對中央蘇區的主攻。以第3路軍在第1、第2路軍策應下，向廣昌方向推進，尋求紅軍主力決戰；由北路軍總司令部直接指揮的2個師扼守贛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軍維護贛江交通；總預備隊3個師位於臨川（今撫州）附近。

南路軍總司令陳濟棠，指揮11個師又1個旅，築碉扼守武平、安遠、贛縣、上猶地區，阻止紅軍向南機動，相機向筠門嶺、會昌推進，配合北路軍作戰。西路軍總司令何鍵所部9個師又3個旅，和浙贛閩邊守軍5個師又4個保安團分別“圍剿”湘贛、湘鄂贛和閩浙贛蘇區紅軍，並阻止紅一方麵軍向贛江以西和贛東北機動。第19路軍總指揮蔡廷鍇指揮6個師又2個旅，負責福建防務，並阻止紅軍向東機動。空軍5個隊配置於南昌、臨川、南城等地，支援作戰。

1930年至1932年6月，國民政府四次對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的根據地中央蘇區“圍剿”。1933年初，日軍加緊入侵華北，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然而，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卻置民族危亡於不顧，堅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決心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紅軍。同年5月，蔣介石在南昌設立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事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親自組織和指揮對中央蘇區及其周邊蘇區進行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並決定采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同時對蘇區實行經濟、交通封鎖，企圖逐步壓縮並摧毀蘇區。

蔣介石圍剿井崗期間，為徹底“消滅”中國工農紅軍，蔣介石的國軍和藍衣社別動隊在蘇區執行“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的“三光”燒殺政策，多次實施大規模報複性屠殺。一個叫大井村的小村子先後被焚燒九次。

1933年，江西省人口數為1930萬，到1936年隻剩1370萬[3]，扣除因戰爭死亡和跟隨紅軍主力長征的30萬人，被國軍屠殺的中央蘇區軍民有數百萬，福建省、湖北省蘇區各有100多萬。返鄉的豪紳地主、流氓惡棍組織名目眾多的民團，如“還鄉團”、“鏟共團”、“暗殺團”、“義勇隊”、“挨戶團”、“靖衛團”、“保安隊”、“搜山隊”等，瘋狂報複蘇區人民。國民政府的報告書稱，在“清剿”區內，“無不焚之居，無不伐之樹，無不殺之雞犬，無遺留之壯丁，閭閻不見炊煙”。

蔣介石的國軍在蘇區屠殺共產黨人和普通民眾的手段非常殘忍，有挖心、剝皮、肢解、分屍、刀砍、碎割、懸梁、火燒、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鐵絲、割舌頭、破肚取腸、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釘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數十種酷刑。上至80歲老人，下至3歲兒童，均不能幸免，男女老弱皆被屠戮。有嬰兒被蔣介石的國軍士兵活活撕成兩半；有群眾被蔣介石的國軍士兵用燒紅的鐵盒戴在頭上活活燒死；有婦女被蔣介石的國軍士兵輪奸割乳，然後殺死。

從4月12日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浙東警備司令王俊以“反革命”罪名，查封國民黨寧波市黨部機關報寧波《民國日報》並逮捕報社社長。隨後又扣押市黨部、市總工會領導人，拉開了浙江“清黨”的序幕，到這一年結束，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殺。“最奇怪的是知識階級的吳稚暉忽然會大發其殺人狂，而且也是知識階級的蔡(蔡元培)、胡(適)諸君，身在上海又視若無睹，此種現象，除中國人特嗜殺人說外，別無方法可以說明”。

[yongbing1993]

蔣介石答應條件放後又立即反目







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要力爭說服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就放蔣介石回南京去。張學良決定盡快把蔣介石放走。他在沒有和周恩來商量的情況下，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最後反被蔣介石將張學良囚禁終身。這就是蔣介石的為人。

在《少帥活捉蔣介石逼蔣共同來抗日》之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討論了《西安事變》發生後的政治形勢及我們應采取的方針。經過反複研究，中共中央以民族大義為重，從抗戰全局出發，提出了解決事變的基本方針：

堅決反對新的內戰，敦促南京和西安之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聯合南京的國民黨左派，爭取中間派，揭露並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利用擁蔣的口號，發動內戰的陰謀。給張、楊以積極實際的援助，使之徹底實現西安事變後提出的抗日主張。作軍事防禦準備。防止親日派的“討伐”進攻。

為此，中共中央通電全國，表明中國共產黨支持張、楊抗日主張及和平解決事變的立場，建議召開由各方麵代表參加的和平會議，商討解決事變問題和抗日救國大計。

為製止親日派發動內戰，紅軍主力集中到邊關附近的三原、涇陽等縣，準備配合東北軍、西北軍。同時，中共中央致電上海的潘漢年，告知我黨和平解決事變、避免內戰的方針。中央還致北方局劉少奇電，指示白區的黨員應充分發動群眾，擁護張、楊的革命行動。

應張學良、楊虎城的邀請，中共中央派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前往西安，與張、楊共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大計。周恩來到達後隨即分別和張學良、楊虎城進行了會談。周恩來向張學良分析了對蔣兩種不同的處置方法可能導致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前途：

一是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會使中國免於被日寇滅亡。

二是宣布其罪狀，交付人民審判，最後殺掉，就會給日本帝國主義造成進一步滅亡中國的便利條件。曆史的責任要求我們爭取更好的前途。就要力爭說服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放他回去。

周恩來的一番話，更堅定了張學良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心。周恩來在與楊虎城會談時，楊擔心輕易放蔣，一旦蔣翻臉，他的處境就與共產黨有所不同了。周思來對楊的顧慮表示理解，並做了許多解釋。楊聽後感慨地說：共產黨置黨派曆史深仇於不顧，以民族利益為重，對蔣介石以德報怨，令人欽佩。“我是追隨張副司令員的，現在更願意傾聽尊重中共方麵的意見。既然張副司令同中共意見一致，我無不樂從。”周恩來等還在西安廣泛接觸了東北軍、西北軍的廣大官兵以及社會各界人士，了解情況，宣傳我黨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黨中央根據對形勢的進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爭取中間派，打倒右派，變內戰為抗戰的策略”和“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在對和平解決的條件“有相當保證時，恢複蔣介石之自由”的行動方針。

周恩來與張學良、楊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舉行談判。周恩來提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六項主張：雙方停戰，中央軍撤至邊關以東；改組南京政府，肅清親日派，吸收抗日分子；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召開各黨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國方針；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實行合作。如蔣接受並保證實行上述六項，中共、紅軍讚助他統一中國，一致對外。經過以後的幾次談判，南京方麵基本同意接受這些主張，於24日達成了以周恩來提出的六項主張為基礎的協議。24日晚，周恩來會見蔣介石，再次向他闡明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真誠願望，尖銳地指出，目前的形勢是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必自速其亡；隻有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蔣介石表示接受談判達成的協議，同意“停止‘剿共’，聯紅抗日”。在什麽條件下可以釋放蔣介石的問題，東北軍高級將領中爭論很激烈。張學良認為事態嚴重，惟恐夜長夢多，決定盡快把蔣介石放走。12月25日下午，他在沒有和周恩來商量的情況下，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至此，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的發動與和平解決，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勝利；使麵臨危亡的中華民族，終於實現了由內戰到團結抗戰的曆史轉變。

正如毛澤東所說的：“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換的樞紐：在新形勢下的國內的合作形成了，全國的抗日戰爭發動了。”作為西安事變發動者的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是功不可沒的。

周恩來等還在西安廣泛接觸了東北軍、西北軍的廣大官兵以及社會各界人士，了解情況，宣傳黨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毛澤東黨中央根據對形勢的進一步分析和了解，提出“扶助左派，爭取中派，打倒右派，變內戰為抗戰”的策略和“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在對和平解決的條件“有相當保證時，恢複蔣介石之自由”的行動方針。12月23日至24日，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的全權代表，參加張學良、楊虎城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宋美齡所舉行的談判，並在會談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經過兩天談判，迫使蔣介石作出了六項承諾：

（1）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

（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群眾的自由民主權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

（4）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國方針；

（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

（6）實行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

周恩來會見蔣介石，再次向他闡明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真誠願望。蔣介石表示接受談判達成的協議，但要不采取簽字的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擔保履行這些條件。隨後，張學良決定盡快把蔣介石放走。他在沒有和周恩來商量的情況下，親自陪送蔣介石回南京，最後反被蔣介石將張學良囚禁終身。這就是蔣介石的為人。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它粉碎了親日派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促進了中共中央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從此，基本結束了十年內戰局麵，國共兩黨關係開始改善。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第二次國共合作本應早日實現，但蔣介石不僅不履行承諾，而且在抗日問題上態度動搖。中國共產黨繼續動員全黨和全國人民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全民族共同抗戰，同時推動與國民黨的一係列談判，直到七七事變爆發後的1937年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才得以正式實現。

為促進國共兩黨合作的實現，193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中央關於蔣介石釋放後的指示》，指出：為達到抗日目的，必須“繼續督促與逼迫蔣介石實現他自己許諾的條件”，改革國內政治，擴大與鞏固陝甘兩省首先成為抗日根據地等。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即

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

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

改善人民的生活。

電文指出，如果國民黨將上述五項要求定為國策，中國共產黨願意作出四項保證，即實行停止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

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

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製度；

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

五項要求是積極的、合理的，四項保證是中國共產黨為結束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實現國共合作所作出的重大的、有原則的讓步。這種原則的重要表現就是，

一是國民黨必須拋棄內戰獨裁和對外不抵抗的政策；

二是在特區和紅軍保持共產黨的領導，保持工農已取得的權利；

三是在國共兩黨關係上必須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批評的自由。

共產黨的主張得到廣大愛國人士的讚同，也進一步推動了國民黨內抗日派對親日派的鬥爭。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等人在2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恢複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與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案，呼籲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會上，國民黨民主派同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派進行了激烈鬥爭，最終通過了一個實際接受中國共產黨提議的決議案，表明國民黨的政策已經由內戰轉向抗日，由反共轉向聯共，正在接受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為敦促蔣介石履行其在西安事變中承諾的六項條件，促進國民黨早日實行聯共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派出代表直接同國民黨代表談判。從1937年2月開始到7月全國抗戰爆發前，先後派周恩來、葉劍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衝及蔣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廬山舉行了多次談判。

蔣介石在談判中的基本企圖是首先把共產黨、紅軍和陝甘寧邊區置於國民黨控製之下，不許共產黨有獨立性，不許人民革命力量發展。其真實目的，就是用和平方法限製和削弱共產黨的力量。黨中央對蔣介石通過談判來達到收編紅軍、取消陝甘寧邊區政府、溶化共產黨的企圖進行了揭露和鬥爭。同時，從大局出發，在兩黨合作的組織形式以及邊區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作了重大讓步。

在推進國共談判、促進國民黨早日實行聯共抗日政策的同時，黨中央采取一係列重大步驟，帶領全黨把工作重點由工農民主統一戰線轉向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開了由蘇區、白區和紅軍代表參加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代表會議)。會上，毛澤東先後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兩個報告。

毛澤東的講話和會議主要精神包括：

一是進一步闡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勢和任務，明確了黨在當前階段的任務是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三位一體。

二是闡述了共產黨的最高綱領與實行三民主義的關係。

毛澤東指出：在民族危機極端嚴重形勢下，兩黨重新合作，並領導人民堅決地實行起來，是完全適合於中國革命的曆史要求，而應為每一個共產黨員所明白認識的。同時共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三是強調在統一戰線中堅持黨的領導權的重要性。

毛澤東還提出了實現政治領導的方法：

根據曆史發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了實現這種口號而提出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動員口號。

按照這種具體目標在全國行動起來時，無產階級，特別是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應該提起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和忠誠，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範。

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係，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

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

毛澤東指出，在新形勢下，過去在兩個政權敵對路線下的鬥爭方式、組織方式和工作方式，應當有所改變，為此需要重新學習，既要向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作鬥爭，又要向尾巴主義作鬥爭。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白區工作會議。出席會議的主要有北方局及其所屬地區黨組織負責人。劉少奇、張聞天作報告，毛澤東講話。會議總結了八七會議以來特別是瓦窯堡會議以來華北地區白區工作的經驗，比較係統地揭露和批評了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錯誤。劉少奇在報告中闡述了黨與群眾的關係，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的關係，領導群眾鬥爭的策略以及黨的思想轉變等問題。會議著重闡明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新形勢下，黨在白區工作的基本方針、策略和任務，以及為實現這些必須做的黨的組織工作和群眾工作，要求黨在白區的實際工作中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全國代表會議和白區工作會議統一了新形勢下黨的政策思想，增強了黨內團結，批判了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傾向，進一步明確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方針和鬥爭策略，為即將到來的全國抗日戰爭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做了重要準備。

[yongbing1993]

少帥活捉蔣介石逼蔣共同來抗日







張學良、楊虎城“十二事變”後提出的“八項主張”是：改組南京國民政府，停止內戰，釋放救國會領袖及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實行孫中山遺囑，召集救國會議，以及停止“剿共”。這些主張旨在團結抗日，結束內戰，實現民族的救亡圖存。

“八項主張”的具體內容：

1，改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

2，停止內戰，集結力量反抗日本侵略。

3，釋放所有被捕的愛國救亡運動領袖和政治犯。

4，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

5，實現孫中山先生的遺囑。

6，召集救國會議，團結全國力量。

7，停止對紅軍的“圍剿”。

8，與中共合作共同抗擊日本侵略。

這些主張是在“十二事變”後，張學良、楊虎城通電全國提出的，目的是改變當時的內戰局麵，促成國共合作抗日。

事變之後，中共代表團與張、楊會談，為和平解決事變奠定了基礎，也促進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雖然這些主張得到了各方的初步認可，但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食言，導致了張學良的長期監禁和楊虎城的遇害。

西北聯合抗日的局麵形成後，張學良、楊虎城多次向蔣介石建議“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然而蔣介石不但不答應他們的要求，反而一意孤行，派遣大批嫡係部隊入陝，並於1936年12月4日，親自率領陳誠等十幾名軍政要員再赴西安，催逼張、楊加緊“剿共”，否則即將東北軍調往福建，第十七路軍調到安徽。

張學良對此設想了兩個應對方案：繼續勸說蔣介石改變打內戰的政策，如果勸說無效，準備硬幹。12月7日，他到臨潼去見蔣介石，聲淚俱下，慷慨陳詞，勸說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蔣介石不但毫無回心轉意的跡象，反罵張學良年輕無知，受了共產黨的迷惑，拍著桌子大聲喊叫，“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在這種情況下，張學良、楊虎城決定對蔣實行“兵諫”。1936年12月12日，張、楊扣留了蔣介石以及正在西安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衛立煌等10多人，並立即向全國發出通電，提出八項主張：(1)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2)停止一切內戰；(3)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4)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5)開放民眾愛國運動；(6)保障人民集會、結社等一切政治自由；(7)確實遵行總理遺囑；(8)立即召開救國會議。隨後，張、楊又采取了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成立由張、楊擔任正副委員長的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解散國民黨省黨部，成立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等重大軍政舉措。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生後，引起了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的強烈反應，形成了極其錯綜複雜的緊張局麵。日本帝國主義力圖借此挑起中國內戰，以乘機大肆侵略中國，英美為使其在華利益不受損害，主張與張、楊妥協，繼續保持蔣介石的領袖地位。在國民黨南京政府中，以汪精衛、何應欽為首的親日派主張立即調遣軍隊，進攻西安，擴大內戰；親英美派的宋美齡、孔祥熙、宋子文等希望和平解決事變，並派出代表赴西安談判。

愛國救亡團體和民主進步人士對事變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和救亡團體發表通電，竭誠擁護張、楊的救國行動和八項主張，呼籲全國人民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以挽危亡，主張和平解決事變。宋慶齡提出建議：在蔣介石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下，可以釋放蔣介石，並表示願前往西安斡旋此事。國民黨內的馮玉祥、李濟深分別致電張學良、楊虎城和國民黨政府，支持張、楊主張，反對武力“討伐”，力求和平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