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從《十送紅軍》到《紅軍十問》
《十送紅軍》原版歌詞：
一送紅軍下南山，秋風細雨撲麵寒，樹樹梧桐葉落完，紅軍幾時再回山？
二送紅軍大路旁，紅漆桌子路邊放，桌上擺著送行酒，祝願紅軍打勝仗。
三送紅軍上大道，鑼兒無聲鼓不敲，雙雙拉著長繭手，心藏黃蓮臉在笑。
四送紅軍過高山，山山包穀金燦燦，包穀本是紅軍種，撒下種子紅了天。
五送紅軍澧水河，鴻雁陣陣空中過，鴻雁能捎書和信，捎信多把革命說。
六送紅軍兔兒岩，兩隻兔兒哭哀哀，禽獸能知人心意，血肉深情分不開。
七送紅軍七裏灣，七裏灣中一片田，涼風陣陣稻穀香，新米上市人走遠。
八送紅軍八角山，兩隻八哥吐人言，紅軍哥哥莫走遠，財主回來要倒算。
九送紅軍過大江，江水滔滔船兒忙，眼望江水肝腸斷，窮苦百姓淚汪汪。
十送紅軍轉回來，武陵山巔搭高台，盼望紅軍打勝仗，盼望親人早回來。
《紅軍十問》：
1.我們當年那些夢想實現了嗎？
2.人民當家做主了嗎？
3.老百姓都過上好日子了嗎？
4.還有貪官汙吏嗎？
5.還有人騎在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嗎？
6，我們還在受外國人的欺辱嗎？
7.中國人真正的站起來了嗎？
8.我們的黨還記得我們對人民的承諾嗎？還有糾正錯誤的勇氣嗎？
9.需要有人站出來的時候，還有人站出來嗎？
10.還有人像我們一樣，願意為信仰而生，為信仰而死嗎？
紅軍十問：
紅軍一問：我們當年的那些夢想實現了嗎?
紅軍二問：人民當家做主了嗎?
紅軍三問：老百姓都過上好日子了嗎?
紅軍四問：還有貪官汙吏嗎?
紅軍五問：還有人騎在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嗎?
紅軍六問：我們還在受外國人的欺辱嗎?
紅軍七問：中國人真正的站起來了嗎?
紅軍八問：我們的黨還記得我們對人民的承諾嗎?
紅軍九問：需要有人站出來的時候，還有人站出來嗎?
紅軍十問：還有人像我們一樣，願意為信仰而生，為信仰而死嗎?“。
《從湘江到遵義》話劇中的紅軍十問：
話劇《從湘江到遵義》，以重溫長征精神，重鑄中國人信仰之魂為指導思想，不以簡單化地再現長征為目的，立足於以現代人的思考，以現代戲劇的方式進行現代表達。劇中的紅軍十問，振聾發聵，激蕩人心，它喊出了民眾的心聲，表達了人民的企盼。
紅軍之問：還有貪官汙吏嗎?
還有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嗎?
我們的黨還記得對人民的承諾嗎?
還有糾正錯誤的勇氣嗎?
《從湘江到遵義》台詞對話精湛、內涵深厚、耐人尋味;服裝、道具及舞美燈光樸實無華、主旋律配樂悅耳動聽、全體演職員忘我獻藝，總之《從湘江到遵義》不愧為當下謳歌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一大力作、紅色經典的藝術品。
湘江戰役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第一場悲壯的戰役，也可以講是中國革命史上損失最慘烈的戰役，成班、成排、成連、成營、成團，甚至成師的紅軍指戰員都犧牲了，紅八軍團和殿後的紅34師打沒了，戰死的三萬多將士幾乎是紅軍最具戰鬥力的精銳，中央紅軍長征離開蘇區時的紅軍人數有8萬多人，經此一戰，再加上突破前麵三道封鎖線的損失(如果再加上非戰鬥的民工，至少犧牲人數達十萬人之巨)，隻剩下了三萬餘紅軍指戰員，中國革命麵臨最嚴峻的考驗;也由此悟出了紅軍最高指揮團隊必須整改的道理。最後，長征中的紅軍指戰員一步步從“湘江慘敗”，到“翻越老山界”、“通道轉兵”、“黎平會議”、“強渡烏江天險”、“挺進遵義城”，最終召開了“遵義會議”。
通過“遵義會議”糾正了王明“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這次會議開始確立實際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以此“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最終恢複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地位，從此開啟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正確路線，徹底挽救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揭開中國革命勝利走向勝利的新局麵。這就是話劇《從湘江到遵義》描述的主要內容。
那些已經壯烈犧牲的紅軍將士，在九泉下發出的《紅軍之問》：
我們的身體早已深埋在泥土裏!
我們的靈魂經常在天上回合!
我們仍在牽掛我們流血犧牲建立的新中國!
我們當年那些夢想實現了嗎?
老百姓都過上好日子了嗎?
還有貪官汙吏嗎?
還有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嗎?
我們還在受外國人的欺辱嗎?
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嗎?
我們的黨還記得我們對人民的承諾嗎?
還有糾正錯誤的勇氣嗎?
需要有人站出來的時候還有人敢站出來嗎?
還有人像我們一樣願意為信仰而生為信仰而死嗎?
“紅軍之問”就是問走資派們：
我們當年那些夢想實現了嗎？
人民當家做主了嗎？
老百姓都過上好日子了嗎？
還有貪官汙吏嗎？
還有人騎在人民的頭上作威作福嗎？
我們還在受外國人的欺辱嗎？
中國人真正的站起來了嗎？
我們的黨還記得我們對人民的承諾嗎？
還有糾正錯誤的勇氣嗎？
需要有人站出來的時候，還有人站出來嗎？
還有人像我們一樣，願意為信仰而生，為信仰而死嗎？
話劇《從湘江到遵義》裏的“紅軍之問”，也是老百姓的“紅軍之問”。
犧牲的英烈們返回人間，站在舞台上對他們用生命換來的今天大聲發問……
這些“紅軍之問”，就是告訴中國人：不忘紅軍，牢記使命。中國共產黨人的信仰和使命，就是為人民服務謀幸福。
當年的紅軍們拋頭顱灑熱血，換來了今天的走資派和資本家的幸福生活。要想推翻今天的走資派和資本家的統治，工人農民的路還很長。
然而紅軍長征的路還要重走，反抗造反並沒有結束，工人農民自己當家作主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前麵還會有一道道封鎖線，還有湘江，烏江，金沙江，大渡河......還會有婁山關，臘子口，還會有雪山，草地......
年年八月桂花盛開，光輝燦爛的新世界依然在遠方，信仰之火不能熄滅，鮮紅的旗幟不能倒下！隻有這樣縱是雄關漫道真如鐵，工農造反革命一樣而今邁步從頭越！
“紅軍之問”該是誰的“必答題”？是當今執政的中國特色政府。不將走資派鄧小平的狗屁理論拋到垃圾堆去，清掃幹淨“先富論“，“貓論“，“摸論“等亂七八糟的謬論，就不是真正的中國共產黨。
這一個個提問，是呐喊，是囑托，是命令，是期待，讓人聽了之後無比震撼。正視和回答這些嚴肅的問題，是當今習政權的責任。
習政權應該把“紅軍之問”的十個問題，作為黨員領導幹部的“必答題”，進行一次全麵考核，讓黨員領導幹部捫心自問、對照檢查，把真實的答案公之於眾，真正做到不忘共產黨的信仰、警鍾長鳴。隻有這樣，才能對得起為中國的革命、為新中國的誕生，付出鮮血和生命的革命前輩紅軍將士們！
令人震撼的話劇和無比尖銳的提問，都在時刻警示著還號稱為中國共產黨人，中國共產黨新的長征仍在繼續，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前進的道路依然還很漫長……。
從孫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
到毛澤東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
《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
《退回來就失敗了。》
《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在說《文革中東方民主的罷官升官實踐》之前，先說說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這四十多年來的罷官升官。
走資派鄧小平沒有當過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一職，沒有當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一職，但卻有權發號施令，可以左右整個國家整個共產黨的大小一切事務。鄧小平帶著全家遊山玩水隨口說的話都作為國策來執行。不聽鄧話的就下台，鄧小平獨裁決策一夜之間先後讓三個總書記升官，一個被罷官的沒說任何理由昨天去廣場看罷課學生今天就不當總書記了，一個自然死亡，一個任滿八年下台。還隔代指定了一個總書記當了八年，一個總書記當十二年後，恐怕還會連任一直當下去。這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假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的罷官升官實踐。還被走資派的吹鼓手們右派和牛鬼蛇神磚家叫獸們吹捧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資本主義社會己經存在幾百上千年了，還要重新設計嗎？又問的老百姓嗎？在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大大地歎了一口氣，認真地說，再也不用看老百姓的臉色行事了。被毛澤東“逼”著為人民服務不爽啊。
走資派江澤東被鄧小平破格升官後，在鄧小平死後讓上海幫升官了，讓北京官被罷官了。為什麽會升官說了嗎？罷官的有原因是貪汙了。
走資派胡錦濤讓多少人升官了，說了為什麽嗎？當他下台後，他提升的官員幾乎都是貪官。這個總書記怎麽當的？
到了現任總書記走資派習近平如何罷官升官的，想必大家都清楚得很啊。一上台把之前身邊的人都升官了，突出的有福建幫之稱。經二屆任期之後，全換上新官了，說了為什麽要提升他們嗎？爭求老百姓意見了嗎？而罷官，在走資派習近平手裏玩貪腐，玩女人，玩消失己成常態。別說在封建皇朝製下又或是資本控製的所謂民選製下，《罷官升官》！《奪權爭權》！《買權賣權》！《授權派權》！這是古今中外都有公示天下，何德何能被升官，不管是科舉還是選舉都有個明示於大眾。然，走資派習近平治下，均一夜之間高官消失罷官，一天之內一個會上高官就升官發財走馬上任。
而文革中，毛澤東時代的東方民主之下，文革中幹部是如何產生的？ 自從蘇聯共產黨已經變質、赫魯曉夫是修正主義的代表人物以來，毛澤東就一直在研究蘇聯是怎麽變的，一直考慮在中國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毛澤東通過對各種材料的分析發現，蘇聯的幹部是不勞動的，他們高高在上，脫離人民。不光如此，蘇聯幹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蘇聯，黨員、幹部，要由幹部子女來當，普通勞動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當黨員、幹部。
毛澤東還看到，中國的幹部中也有脫離群眾、脫離勞動的現象。許多幹部從來不勞動，搞特殊化。他們穿得幹幹淨淨，吃得好，還看不起工人、農民，對工人、農民搞瞎指揮，甚至打罵群眾。經過觀察和
思考後，毛澤東得出了一個初步的認識：幹部搞特殊化，脫離勞動，脫離人民，是產生修正主義的重要原因。為了避免中國的幹部腐化變質，毛澤東形成了一個幹部要參加勞動，通過勞動，與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係的思路。
在１９６３年５月９日，毛澤東對《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
好材料》寫的批語。毛澤東在這則批語中寫道：“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員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澤東在一個報告的批語中寫道：“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勞動——筆者注），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須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毛澤東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此外，毛澤東在１９６４年回答法國總統特使馬爾羅的提問時說：“我們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義道路。”他所說的具體措施中，很關鍵的，就是幹部參加勞動。可見，毛澤東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個良好的願望——通過幹部參加勞動來防止中國出修正主義。但是，在當時，毛澤東還沒有找到一個將幹部統一組織起來參加勞動的好形式。
林彪寄來的一份報告，引出了毛澤東著名的“五七指示”
１９６６年初，毛澤東對中國政治形勢的分析已經發生了進一步的變化。此時，他認為，在中國已經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裏，而落入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手裏。“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央有，省裏有，地區一級有，縣一級有，公社一級有，甚至生產大隊、生產小隊一級也有。而且，從麵上看，工廠、機關、學校、部隊裏麵，都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隨著毛澤東這一認識的形成，他對幹部參加勞動的問題，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過去中央光是號召幹部參加勞動，但各地執行的情況很不一樣，可以說，大部分沒有認真執行。許多地方流於形式，走過場。那麽，怎樣才能找到讓幹部參加勞動的最好形式呢？
正當毛澤東認真考慮這一問題時，林彪給毛澤東寄來了一份報告。林彪寄給毛澤東的是１９６６年５月２日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給中央軍委的報告。這份報告說，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軍隊搞生產確實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一）恢複了我軍的老傳統。（二）可以為國家開墾一批農田。（三）可以為國家提供一批糧食。（四）全生產的部隊仍可進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五）邊疆部隊搞生產，可以同發展邊疆經濟、建設國防結合起來，具有特殊意義。我們總的想法是：假如軍隊在戰備時期多搞點生產，在三五年內為國家提供四五十億斤糧食，這就等於準備好了大約七八百萬人一年的軍糧。這是戰備的物資條件之一。
毛澤東看了這個報告後，肯定了報告中提出的五條做法和總的想法。但毛澤東考慮問題的思路，卻不限於軍隊生產的範圍。他考慮得更深更遠。他由軍隊搞生產，聯想到辦一種“大學校”的問題。這種“大學校”，各行各業都要辦。在“大學校”裏，可以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生產，由此形成一個體係。這個體係，正好與他１９５８年所設想的辦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基於這一考慮，毛澤東於５月７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林彪同誌：
你在５月６日寄來的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作出適當指示。請你酌定。隻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幹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
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隻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麽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共中央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５日批轉“五七指示”時指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從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此時已經把辦軍隊式的“大學校”與“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聯係起來，認為“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也要這樣做。此時，他的思路已經向把幹部集中起來辦“大學校”轉變了。在這個“大學校”裏，不光是參加生產勞動，而且把生產勞動與學習軍事，學習政治，學習文化，批判資產階級聯係起來。
“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建立革命委員會。當時，國務院的部級機構有９０個。毛澤東決定，在這些機構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員會。在成立革命委員會時，要實行精簡的方針。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１日，《人民日報》在報道《靈寶縣革委會實行領導班子革命化
——精兵簡政，密切聯係群眾》時，加了一個按語，按語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員會，要做好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走“精兵簡政”的道路。實際上，那時地方都已經建立了革命委員會，毛澤東此時所說的“精兵簡政”，主要是針對中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員會來說的。機構精簡了、幹部編製壓縮了，多餘的幹部怎麽辦？
毛澤東於１９６９年１月指示，幹部要下放勞動。在１９６９年４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毛澤東再次強調了機構精簡的原則。在精簡原則和幹部下放勞動的號召下，中央開始全麵考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員會的問題。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批準的《關於國務院各部門設立黨的核心小組和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中確定：國務院各部委機構，由原來的９０個精簡為２７個，各部委的幹部編製總數壓掉８２％，２７個部委幹部隻留下原來幹部編製總數的１８％。實際上，原幹部留用少於１８％。各部委均建立革命委員會。在建立革命委員會的過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進行了合並，成立一個新的部級機構。有些部委被撤銷。
中央國家機關幹部的精簡，直接帶動了各省、市、自治區機關及其下屬的地、縣一級幹部的精簡。接著，各企業、學校、群眾團體的幹部也大量精簡。精簡之後，多出來的幹部如何安置精簡出來的幹部，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正當中央高層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內，都為安置上述幹部發愁時，遠在邊陲的黑龍江省，突然冒出了一個柳河“五七”幹校。幹校耕種土地３０００餘畝，農、林、牧、副、漁全麵發展，並自力更生辦起了小型工廠、企業。實踐證明，‘五七’幹校是改造和培養幹部的好地方，是實現機關革命化，搞好鬥、批、改的一種好辦法”。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各級領導班子實行了老、中、青三結合，一大批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正在迅速成長。各級政府都成立了老、中、青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各級革命委員會努力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同廣大人民群眾保持著廣泛地密切地聯係，使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更加鞏固，各級領導班子實行老、中、青三結合，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具有深遠意義的新生事物。它是落實毛主席關於“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指示的一項具有戰略意義的措施，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老、中、青結合在一起，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團結戰鬥，大大地促進了各級領導班子的思想革命化，極大地增強了戰鬥力。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走與工農相結的道路，蔚然成風。工人、貧下中農家庭出身的人上大學層出不窮。工農理論隊伍得到了不斷壯大。政治夜校陸續成立，教育革命欣欣向榮。作為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毛澤東是在極為艱難困苦條件下締造的共產黨和建立的社會主義製度的鞏固，高度警惕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並努力探索長期不改變顏色的途徑，是理所當然的。毛澤東也是十分可貴和富有遠見的。為毛澤東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腐敗現象及脫離群眾現象，所做的堅持不懈的鬥爭，一直贏得全中國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的。
一些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對一些基本的曆史事實都沒搞懂，張口就狂吠就噴。看來一粒老鼠藥的藥量還是不夠，還必須加大藥量。
《共產黨》出自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創立一百多年。換過很多領袖。毛澤東執掌《中國共產黨》從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七六年共四十一年。毛澤東逝世後的改革開放有走資派鄧小平幕後掌控了二個半的總書記。之後又有兩個半的總書記被鄧隔代指任。執政各不相同，如何通而籠之地指責《共產黨》，或，《毛澤東》？而新中國成立後的毛澤東時代近三十年，其中包括文革在內，是完整的毛澤東時代。而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是按馬列主義的理論，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最重要的是《文革》。社會主義經濟建沒是以公有的計劃經濟。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工人在國營工廠有鐵飯碗。農民在人民公社裏當集體化的社員。沒有資本家和地主的剝削和壓迫。
但中國共產黨執政後，有一部分共產黨的幹部，當了大官住大房子有汽車了，不想繼續革命了，不想繼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了，做官當老爺了。要複辟資本主義了，要想把權力固化在掌權者手中，不看老百姓的臉色行事。毛澤東稱這些人不是真的共產黨，是假共產黨，是真國民黨。這是對走資派的批判。就有了文革。
毛主席是如何反對“假共產黨”的：
1、“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鬥爭的時候，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
2、毛主席在1960年談到一些變質的幹部時指出：“這些人是‘假共產黨，真國民黨’。”（毛澤東傳，115頁）
3、“如果我們的兒子一代搞修正主義，走向反麵，雖然名為社會主義，實際是資本主義，我們的孫子肯定會起來暴動的，推翻他們的老子，因為群眾不滿意。”（《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4、1964年5、6月間，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說，中國如果出了修正主義中央，各個省要頂住。6月14日又說，傳下去，傳到縣，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麽辦？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中央怎麽辦？要縣委頂住修正主義中央。（引自袁水鬆、王均偉著《左傾二十年》267頁）
5、1965年8月，毛主席在一次談話時說，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引自《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
6、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同大區第一書記的談話中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麽辦？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險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線，就可以造反嘛。”（《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572頁）
7、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同大區第一書記談話時明確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英國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又說，“如果中央搞得不對，所謂不對，不是講小不對，而是講大不對，而是講大的不對。如果出了赫魯曉夫，那有小三線就好造反。中國人好造反，我們這些人還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8、1965年10月12日，毛澤東同誌在中央工作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河南廳舉行最後一次會議上指出：“中央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不造反就犯錯誤，要準備造反。”
9、毛澤東說，如果 中國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中央，“一個省可以造反，可以獨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黨校出版社，第1160頁。）
10、毛主席說：“現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對不對，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義。”10月12日，毛澤東又在這個會議上說，“中國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就要造反，不造反，就犯錯誤。”這天，當彭真在會上講話時，毛澤東插話說了幾句很重的話：“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麽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幹！”（《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1頁。）
11、“我對這一條比較積極，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總要有個X萬噸的鋼鐵廠，能製造機器，製造武器。我不怕你們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凱當皇帝逼出了個蔡鍔造反。如果中央出了軍閥，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可以造反。”（《毛澤東同陶鑄、王任重、陳鬱、張平化談話》記錄，1966年1月12日）
12、“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出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麽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毛澤東同陶鑄、王任重、陳鬱、張平化談話》記錄，1966年1月12日）
13、1966年3月4日，毛澤東說：“我曆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多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反對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並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引自《中國20世紀大事全書》）
14、“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毛澤東同康生、張春橋等談話》記錄，1966年3月30日）
15、“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毛主席《給江青同誌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16、“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製。”（毛主席：對《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批注，1966年8月5日）
17、“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轉引自《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報》社論）
18、“在世界上，不論什麽國家，不論什麽地方，哪裏有壓迫，那裏必定有反抗；哪裏有修正主義，那裏必定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他對抗；哪裏用開除黨籍等等分裂主義的方法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那裏勢必產生新的卓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產生強大的革命政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第406頁）
19、毛主席說，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讓更多的孩子見到我，讓他們知道我對他們的希望。將來，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義，就是現在在廣場上見到我的孩子們當中，會有人記住我對他們的希望，記住我說的要反對修正主義，要敢於實行對修正主義造反有理。我多見一群孩子，多站一會，我多一份希望，這是很有意義的。毛主席接著說，我有這樣的經驗。當年，搞國共合作，開代表大會，我到會了，見到了孫中山先生。孫先生對我很器重，讓我擔負了重要的工作，還讓我在大會上作報告，而那時我很年輕。孫先生這樣器重我，我一輩子都沒有忘記。孫先生不在了，但他講的“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我時時刻刻記在心裏，記了一輩子，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我今天見見孩子們，也是希望他們記著要繼續革命，要把革命進行到底。所以，這是一件大事。（項觀奇拜會戚本禹：《毛主席談他為什麽要接見紅衛兵》）
20、毛主席說：“不論在中國，在世界各國，總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終究是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世界上，現在還有許多人，在社會民主黨的欺騙之下，在修正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帝國主義的欺騙之下，在各國反對派的欺騙之下，他們還不覺悟。但是，他們總會逐步地覺悟過來，總會擁護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眾總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總是要勝利的。”（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
21、毛主席講，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麽，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1974年，我國代表鄧小平出席了第六屆聯大特別會議。見《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第45頁）
然而在毛澤東逝世後，經四十多年的社會實踐己證明中國現在是資本主義社會製度，隻是走資派稱之為特色社會主義。
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到，《文革》是毛澤東的錯誤，給了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一粒老鼠藥，看來不夠。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為習近平揪心，《文革》將習父批鬥下台了，理應為父複仇？！習也被下鄉了受苦受難，現掌權了理應向毛澤東報複。然而，習近平在講話中用了大篇文字在盛讚毛澤東。使反毛澤東反共產黨分子很不爽。應該強烈請求習近平要為其父報仇，為習近平自己報複作出明示。總之，要加大老鼠藥的用量，才能讓這些反習近平分子閉嘴。
《鄧榕對鄧小平的揭發》
鄧小平一手操縱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過我給工作組一些黑指示，並控製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嚴重的錯誤。
6月1日，毛主席親自指示發表了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我校的運動就轟轟烈烈地起來了，那時，群眾都起來了，形勢大好。這時，我們因為對運動中一些問題不知怎麽辦，就去找鄧小平，當時，我們要求派工作隊，鄧小平告訴我們工作隊不久就要派下去了，並讓卓琳打電話給李雪峰（或者是其秘書），讓他們商量一下怎麽辦。不久，鄧小平派的中學第一個工作組進駐我校，工作組到了我校後，把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鎮壓了下去。
運動開始不久，鄧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對我說：“你們一定要相信工作隊，一定要聽工作隊的話，現在你們和工作隊的意見一致，你們當然聽，以後你們的意見和工作隊的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你們也要聽。”我們當時對鄧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這些黑指示告訴了革委會的同學，使得他們也在這種思想控製下，死保工作組。後來當一些革命同學起來造工作組的反時，我們就本著“一定要相信工作隊”這一黑指示，打擊群眾，把反工作隊的人說成是野心家……。以後，運動的大方向變了，矛頭轉向了革命群眾，在學校裏不僅把反工作隊的同學鬥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學也拉出來鬥爭。鄧小平通過我們之手，實現了他鎮壓群眾保護牛鬼蛇神的惡毒計劃。我是鄧小平的女兒，所以對他的指示更是積極執行，由於非常聽他們的話，所以對同學鬥同學更加積極。毛主席說：“……如果把同誌當成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正是這樣，我做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我的立場錯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而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站在鄧小平一邊。
鄧小平積極支持我校的同學鬥同學，因為他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眾起來奪他的權，他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動路線，借口要了解情況，解剖一隻麻雀為名，把我校當成了他的試驗田。他原想叫秘書來搞一次，後大概又覺得自己找工作組更好些，所見他親自找了一次工作隊，這樣更便於他控製工作組，控製運動。在談話中，他大力支持學生鬥學生，他也曾對我說過開兩次辯論會不算轉移目標，不算學生鬥學生。鄧的黑指示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堅定了工作組鬥同學的決心，也控製了群眾。那次談話後的一切行動都是圍繞鬥群眾。有一天晚上，胡啟立把革委會的人都找了去，發了許多黑指示，並確定了鬥同學計劃：暫停鬥同學，轉向鬥黑幫，肯定革命群眾還會貼工作組的大字報，那就有借口再轉回矛頭鬥同學了。胡啟立的理由是：“我們鬥黑幫，你們TMD在後麵開黑槍！”因此，後來連開幾次鬥爭會。（這也是鄧小平批準的）
鄧一方麵布置了我校的鬥爭會，另一方麵他叫秘書打電話給劉誌堅，意思是讓他專整那些同學的家長，給他們施加多方麵的壓力，企圖使他們投降。鄧小平極端仇視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複黨團活動來控製運動，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鄧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組勿匆恢複了黨團隊活動，組成了臨時黨委、臨時團委，臨時大隊委員會。從此，我校運動便變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鄧小平多次和我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準打擊目標。”這個目標就是革命群眾，這成了我的指導思想。在我做大隊工作的時候，忠實地執行了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讓各班輔導員首先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實際上就是排“黑名單”，找出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有的班共分七、八類之多，開幾次輔導員會也都說各班誰是左派，誰是右派……。當時，一些班裏的領導小組成員出身不怎麽好，由於受反動血統論之毒害，我極端的唯出身論，滿腦子想得都是“奪權”，在排黑名單之後，就大搞奪權鬥爭，想把各班都換上我們信任的人，熱衷於調查家庭問題，今天你是領導小組的，明天一調查出你家有問題，就換掉。為了開一個改選會，商量半天，估計各種情況。惡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學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憤，然後再改選、換掉，完全是運動群眾。這樣做了一個時期，基本上各班都換上了我們信任的人，大大打擊了廣大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被打擊的群眾抬不起頭，喪失進步的信心，覺得沒出路，由於沉重的精神枷鎖，廣大群眾隻好俯首聽令，奴隸主義十分嚴重。我們這一陣奪權活動，扼殺了革命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我們是在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奪權，為更深一步推行劉鄧路線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以及給後來的對聯辯論提供了思想基礎。這同一時期，高年級的學生鬥學生也是由於忠實執行了鄧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這裏我向反動路線的受害者賠禮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輔導員，責任主要應由我負。
在鬥學生的同時，鄧還多次指示要做教師工作，其目的是把矛頭對向教師，這和鬥同學是同一性質同一目的的。運動以來，鄧從未叫我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因為他知道廣大群眾一旦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他的陰謀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納入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我校運動，在這上麵也是按照他的意願發展的。原來，根本沒有什麽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時間，工作組自己也不學，革委會的同學也不學。後來才在廣大群眾的強烈要求下，製定了所謂一天二小時雷打不動的“天天讀”，工作組員也才在同學們的批評下開始了“天天讀”。可是，工作組借此把同學鎖在校園內，不許亂說亂動，束縛了群眾的手腳。我們對鄧小平的指示百依百從，而對毛澤東思想則不學不用，這說明了我們的立場完全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的，站到劉鄧一邊，幹的事完全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
運動以來，工作組在鄧小平的控製下，把許多人打成了反革命，個人野心家，為了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給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須依靠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戰爭。現在還有許多同學由於受反動路線的迫害，不敢說話，我希望這些同學起來，造我的反，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我在前一階段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我相信我能在同誌們的幫助下得到改正。對我的錯誤，我的認識是非常不夠的，希望同誌們給我提出嚴厲的批評，我一定跟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
鄧榕
（新北大公社02621支隊編《徹底清算鄧小平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
常常聽到新中國《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說法。特別強調的是《富起來》這三個字。走資派和右派們為什麽要特別強調的是《富起來》呢？就是想說明，因為走資派和右派們複辟了資本主義之後，實行了私有化和市場經濟化後使中國人《富起來》了。
走資派和右派們閉口不會去談，毛澤東時代三十年十幾億中國人創業時的艱苦，日夜不斷地努力奮鬥一切從零開始，幾十年所累積的財富資源和固定資產，幾千萬的熟練工人，完整的工業體係和農村的水利建設，開懇的荒田和幾億農民工的勞動力。
走資派和右派們開口就說，《富起來》了。真的《富起來》了嗎？還真的是《富起來》了。走資派官員《富起來》了。右派們《富起來》了。資本家《富起來》了。也帶動了一部分人成了中產階級。普通的出苦力的打工的人《富起來》了嗎？幾億農民工《富起來》了嗎？
讀了新聞《震後陳家村，貧苦土地上的去留兩難》後有所思。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己經四十多年了，先富起來的第一代貪官汙吏土豪資本家們都可以當爺爺或太爺輩了，這些先富的人的孫子輩重孫輩都已《富起來》了。怎麽陳家村因地震眾多記者去采訪得得知陳家村的現狀是：
“對於這片在四年前才摘帽脫貧的地區，一場突如其來的強震，顯得是那麽“不公平”。麵對趕來救援、采訪的外來者們，陳家村人毫不避諱地講述著，從前的貧苦以及眼下的困境。
這裏曾經的生計是種田、養牛羊，很多人沒讀完小學，甚至不識字。日子因為外出打工有了起色，村裏人這幾年越走越遠，一直到了東南沿海的電子廠。縣裏還出台了鼓勵外出務工的政策，提供交通補助、給穩定務工的代表發獎金。在一個經濟不發達地區謀求改變，“走出去”是自上而下為數不多的選擇。
當陳家村大半人外出務工之後，一場地震提醒了年輕人對這裏的重要。從搬運物資、安葬遇難者，再到將來的定損重建，都離不開趕回來的青壯年操持。以後怎麽辦？去留兩難。一戶戶貼著“危房”的院子裏，塌落的是打工攢下的十幾萬積蓄，“家裏沒錢了啊”，還是得走出去。“
《這片在四年前才摘帽脫貧的地區》。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了，今年是2023年終了，《四年前才摘帽脫貧的地區》。走資派鄧小平的《富起來》是為誰？為了讓誰“先富起來“？“讓少數人先富“中的少數人是誰？顯然，這“讓少數人先富“中沒有大多數的工人農民。
《很多人沒讀完小學，甚至不識字。》！改革開放對於農民來講，又倒退到舊中國時代。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掃盲工作進行過全國範圍內的很多次。毛澤東在創建紅軍時對工農士兵就進行了掃盲，從瑞金延安一直到全國解放成立新中國後全民掃盲。然而，改革開放後的四十多年的今天，陳家村《很多人沒讀完小學，甚至不識字。》！？
《陳家村大半人外出務工》。農民工！文中開頭第一句就是：“地震之後，那些候鳥似的打工者趕回了甘肅省積石山縣陳家村。從南到北幾千公裏，從溫潤繁華到滿目瘡痍。“
《候鳥似的打工者趕回了甘肅省積石山縣陳家村》！《從南到北幾千公裏》！能富嗎？何時了？“地震之後“《震後陳家村，貧苦土地上的去留兩難》！這就是改革開放要的結果？！
當初，毛澤東時代的農村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下會是這個結果嗎！？
文中說：“今年9月，29歲的綻玉娟第一次出遠門，她和丈夫離開大河家鎮陳家村，到了2500公裏外的廈門，最後站在了一台“和麥子收割機一般大”的機器前。夫妻倆都有些發怵，“這我怎麽能幹得了？”“
《陳家村》《到了2500公裏外的廈門》流水線上的農民工，這就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如是這個成果？蔣介石，汪精衛，清皇帝都能做到，還講什麽“共產黨“？
農民工們：“一年365天，佘滿素像候鳥一樣，在南北方輾轉，哪裏有活兒就去哪裏。西北的冬天太過寒冷，工地沒法開工，為了不讓冬天閑著，村裏大部分務工者會去到南方城市——那裏的廠子一年四季都招人，流水線工作，不需要太高的學曆。”
“夏天，佘滿素在新疆的工地上做雜活，十月底，他回到積石山待了十幾天，便又和同村的兩人結伴去到廣東惠州，到一家電視機工廠打工。
他的任務是給電視機配件打上螺絲，每天工作約10小時，時薪是19元，這是經過幾手勞務公司“層層抽成”後的價格。佘滿素隻讀到小學一年級，這對他來說算是份不錯的待遇，比在工地上搬磚輕鬆許多。他說，如果文化程度高點，就可以找到時薪30元的崗位。
盡管在外打工多年，佘滿素還是無法習慣沒有孩子在身邊的生活。隻要一有休息時間，他就通過視頻看看屏幕另一端的老婆孩子，常常一聊就是一個多小時。今年，他18歲的兒子第一次出遠門，開啟了家裏又一代人的打工生活。”
“綻玉娟和丈夫在今年九月離家，坐上了去廈門的動車。在這之前，她的丈夫在積石山周邊的工地上打零工，一天收入120到180元，疫情的三年間，一個月可能隻有十幾天有活幹。綻玉娟一家7口人，“根本養不活”。”
“一位77歲的低保戶說，“如果不是這（地震），沒人會知道我們這裏有多窮。”他和老伴、孫女住的沒抹外立麵的水泥磚房，是四年前政府給低保戶建的安置房，和村裏那些老舊的土房子相比，算是不錯的。
積石山縣曾是國列省列扶貧開發重點縣，也是甘肅省23個深度貧困縣之一，2019年，全縣2989戶13546人脫貧，53個貧困村退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1.15%，實現整縣脫貧摘帽目標。
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顯示，全縣630戶2821人剩餘未脫貧人口全部脫貧，1389戶5989人邊緣易致貧人口消除返貧致貧風險，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曆史性解決。
2014年，廈門市海滄區與積石山縣建立結對關係，廈門也成了當地外出務工的首選城市之一。記者采訪到的村民大部分隻有小學文化，他們就職的崗位集中在電子產品加工、健身器材加工、餐飲服務等行業。“
成了資本家需要勞動力的產地，新中國的農村。青壯年幫資本家打工，老人小孩留守農村。這就是改革開放的成果。會《富起來》嗎？
”三個月前，她和丈夫去廈門那天，女兒也是這樣哭，小兒子緊緊抱著她，不讓她離開。
對於這種“被迫外出”的無奈，在積石山縣從事多年勞務中介的馬元深有體會。每年8月份開始，來向他谘詢招工的人就多起來。他說，大部分找工作的人都更願意在離家近的地方打工，“哪怕一個月隻能賺三千，我們也願意守著家裏。”
“公開信息顯示，截至2022年10月底，縣裏共輸轉農村富餘勞動力8.124萬人。2023年以來，縣勞務部門對接廈門、濟南、中山、南京等30多家省外用工企業，動員有就業意願的勞動力外出務工。
一位陳家村村民講述了自己的打工史，13歲那年，他先是去了鄰近的青海化隆縣，15歲時從西北遠赴上海，在電子廠幹了14個月，因為是沒到法定年齡的“黑工”，總被克扣工資。在近20年的打工生涯後半段，他的落腳點已經遠至廣東惠州，但他最懷念的還是開始在化隆那段時間：“都是家鄉的人，說話、吃飯都是一樣的。”
在陳家村四社村長韓誌剛的記憶裏，打工潮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的，村民們先是到新疆、青海從事建築、修路等工作。大約是2018年，村裏的青壯年開始去到廣東、廈門和南昌等地務工，“以前去的都是男人，後來進電子廠的機會多了，很多女人也去了。”
四社一共有97戶家庭，現在將近80%的人都在外地。打工的好處是經濟狀況終於有了起色，以前家家戶戶靠種植玉米、養牛羊維持生計，一年掙不到一萬塊，現在年輕人一個月在廠裏就能掙到三四千。“
《文革》是什麽？文革就是階級鬥爭。是毛澤東共產黨同蔣介石國民黨鬥爭的繼續。武裝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看似結束了。但蔣介石國民黨留下的無數的右派分子還在，而且還有無數的新的產生。每個人腦子裏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每日每時都在產生資產階級思想。他們聯合起來瘋狂地反對共產黨，逼共產黨下台。他們在共產黨內找到了代理人《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所做的一切證明了這個事實。文革就是階級鬥爭。工人下崗了，被砸了鐵飯碗。農村人民公社解散了，農民又一盤散沙。官兵又不一致了。資本主義私有化後的一切醜陋社會現象都變本加利地複辟了。睜眼看不見嗎？
《文革》是文鬥，而不是武鬥。文鬥就是使用的《東方民主》。
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階級鬥爭，資產階級還存在，小資產階級還大量產生，社會上的形形式式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使必為反映到中國共產黨內來，尋找他們的代理人試圖複辟資本主義。所以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投機分子機會主義者必定成為走資派。
毛澤東吸取了斯大林極其嚴重的教訓，敢闖新路，在繼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基礎上，創造了完整的一套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並把這些前人沒提出的、他親自創造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變為現實，取得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迄今為止最高效率的理論和實踐成就。
文革就是階級鬥爭的繼續，而使用的方法是文鬥而不是武鬥，使用的是《東方民主》，即無產階級民主也稱大民主。
蘇聯的官僚化體製嚴重弊端，毛澤東是最早發現的。薄一波在《毛澤東是真理的堅定探索者》提出：“對於蘇聯體製模式和經濟發展戰略方麵的弊病，在我們黨內，毛澤東是察覺最早的。”
吸取了蘇聯建設社會主義嚴重的教訓之後，敢闖新路的毛澤東開創了全新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他全麵發展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理論，深刻指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廣泛的存在社會基本矛盾及其集中表現——階級鬥爭。
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例如同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抗和衝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鬥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製度本身來解決，而隻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對性的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製度本身，不斷地得到解決”，“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痹大意，也可能發生對抗。”
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指出：“就我國內部來說，階級還沒有最後消滅，階級鬥爭還是存在的。這兩點必須充分估計到。同階級敵人作鬥爭，這是過去政治的基本內容。”
他科學的劃分了社會主義社會不發達階段（存在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兩大所有製）和發達階段（高度發達生產力為基礎的全麵的全民所有製），並明確指出了從社會主義社會不發達階段到社會主義發達階段的根本底線和根本途徑。
毛澤東指出：“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他認為:“完成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艱巨任務，建成社會主義不要講得過早了。”
毛澤東明確指出了從不發達社會主義到發達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底線：為了無產階級的根本階級利益而行動是一切行動的根本保障。
毛澤東也明確提出了實現這一過渡的根本途徑：以捍衛無產階級的根本階級利益為前提，發展社會生產力。
他提出了“打擊官氣、尊重群眾熱情、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號召群眾大規模廣泛參與社會管理和勞動、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利用一切人類先進技術實現大規模飛躍”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毛澤東指出：“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創造性，從來是很豐富的。過去是在舊製度的壓抑下，沒有解放出來。現在解放了，開始爆發了”，“我們現在的方法是揭蓋子，破除迷信。讓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都爆發出來”。
毛澤東也科學的規劃了社會主義發展的“兩步走”戰略：“在三年過渡階段後，我們的工業發展可以按兩步走來考慮：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係，使我國工業大體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國工業接近世界的先進水平。”
在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具體執行上，毛澤東科學的提出了“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工農業並舉”的社會主義建設思想。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科學的指出：“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上，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我們比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作得好些。像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問題，像一些東歐國家由於輕重工業發展太不平衡而產生的嚴重問題，我們這裏是不存在的。他們片麵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我們對於農業、輕工業是比較注重的。我們一直抓了農業，發展了農業，相當地保證了發展工業所需要的糧食和原料。我們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較豐富，物價和貨幣是穩定的。”
在廬山會議，毛澤東特別提出：“過去安排是重、輕、農，這個次序要反一下，現在是否提農、輕、重?要把農、輕、重的關係研究一下。過去搞過十大關係，就是兩條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兩條腿，現在可以說是沒有執行，或者說是沒有很好地執行。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這樣提還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並不違反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以對立統一觀點具體的分析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科學的論述了沿海和內地、國內和國外、國家和生產單位以及個人、中央和地方之間對立統一的關係。
特別是關於國家、生產單位、個人之間關係方麵，毛澤東提出了完整的原創性理論：
1、堅持政治掛帥、艱苦奮鬥作風，勤儉節約，加強積累，反對過度的“物質刺激”。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個人主義。
2、適當注意在積累、發展的同時注意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實現大公有私、公私兼顧。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指出：“國家和工廠、合作社的關係，工廠、合作社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這兩種關係都要處理好。為此，就不能隻顧一頭，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麵，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鑒於蘇聯和我們自己的經驗，今後務必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3、生產單位實行黨委領導的廠長負責製和“兩參一改三結合”的鞍鋼憲法，而不是一長製。
幹部必須放下架子、參加勞動，保持和群眾的平等。
生產管理規章製度必須注意不斷變化改進。
群眾必須參加管理，必須調動群眾建設和管理的熱情、智慧、創造力，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加強對群眾政治教育，把集體利益、長遠利益放在個人利益、短期利益之上。
毛澤東比其他國際共產主義者都更重視關於“人與人之間相互關係”這一生產關係重要定義，緊緊把握住“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相互關係”的毛澤東更是探索著真正的公有製道路。毛澤東科學的指出：“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也是一種生產關係。在這裏，例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製度，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產關係包括生產資料所有製、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分配製度這三個方麵。”
4、大中小企業同時並舉，廣泛的辦各種形式“小洋群”、“小土群”工業，加快發展速度。
在統籌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上，毛澤東提出了一係列前人沒有提出過的社會主義計劃理論。
1、必須依賴客觀事實、符合客觀經濟發展規律的製訂計劃，根據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社會主義國家現有人力物力、內外環境製定計劃。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深刻論述了計劃的平衡和不平衡的關係：“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遠存在，這就告訴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要滿足，任何時候都會有新的問題提出來要求我們解決。要使我們的人民和幹部懂得這一點。這和全國人民的精神狀態關係極大。這幾年來，我們國家和人民的朝氣大發揚，無論如何要永遠保持下去。“
2、計劃存在絕對的不平衡和相對的平衡、絕對的不按比例和相對的按比例，要堅持變化發展觀點。要保持好相對平衡、相對的按比例，就要注意絕對的不平衡、不按比例，根據絕對的變化發展，使計劃相對的平衡、按比例。
3、處理好突擊和不突擊的對立統一關係。
4、計劃製訂和調整的過程是不斷的深化認識的實事求是、有的放矢的過程。毛澤東時代的計劃根本不像蘇聯體製那麽僵化，而總是變動調整的。
5、在計劃工作上，既要反對什麽賬都不算的聽其自然，又反對絲毫漏洞都不放的過度的四平八穩。
在建設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實現從集體所有製經濟向全民所有製經濟過渡的基層載體構建方麵，毛澤東開創了集體公社理論——集體公社實行工農商學兵合一、政經合一、全民皆兵，大力發展政治經濟和民兵力量，作為社會主義不發達階段向社會主義發達階段過渡的載體。而且，毛澤東創造性的指出，兩大所有製並存條件下，一部分生產資料也是商品，例如買給農民的生產工具。
毛澤東指出：“公社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結構的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基層單位。公社在現階段同時又是基層政權的組織。”
公社是實現農村自主工業化、發展鄉村的社會生產力、實現鄉村有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經濟過渡的載體。毛澤東說：“現在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現的社會主義大集體所有製，也就係小全民所有製，要逐步地發展為全麵的全民所有製。”，“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產資料，就必須實現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即機械化和電氣化）。”，“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長期並存下去，總有一天不能夠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生活對農業生產越來越增長的需要，不能充分滿足工業對農業原料不斷增長的需要。而要滿足這種需要，就不能不解決兩種所有製的矛盾，不能不把集體所有製轉變為全民所有製，不能不在全國單一的全民所有製的基礎上來統一計劃全國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和分配。”
關於公社的自主工業化，毛澤東深刻指出：“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裏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有了公社，這個問題就可能得到解決。每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要按照統一計劃，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學校，培養自己所需要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到了這一些，農村的人口就不會再向城市盲目流動。”
毛澤東開創的全新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取得了極其輝煌的實踐成就——不到三十年，我們就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化體係、國民經濟體係、國防設備體係，擁有了自己的“兩彈一星”。
毛澤東敢闖新路，提出了一整套前人沒有提出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並變為現實，取得了國際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曆史上迄今為止最輝煌的成就。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理論，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最全麵、最有創造性的繼承和發展，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發展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是迄今為止最全麵、最豐富、最科學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理論；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實現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效率最高的實踐成就。
新中國剛成立，我國一窮二白（1949年建國之初，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裏的中國當時的工業產值還不如比一個僅僅三萬多平方公裏的比利時），經濟嚴重基礎薄弱，人口平均壽命僅僅三十五歲。但是，在毛澤東領導下，人口平均壽命從三十五歲增長到六十五歲，全國糧食也增長近一倍。起點於一窮二白、工業基礎極度薄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新中國，在毛澤東領導下，取得了人類曆史起點極其低、條件極其差但是最高效率的現代工業建設成就。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開始了從兩千多年的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現代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開展了大規模的交通基礎設施和水利工程建設，用二十七年實現了西方社會近兩百年才實現的工業基礎現代化，讓中國從一窮二白的農業國發展成為自己擁有“兩彈一星一潛艇”的社會主義工業大國。
文革中的洋人造反派美國人李敦白對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還難以接受：“我當時（1979、1980）的看法是，鄧小平背棄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對他很不滿意。”
從監獄出來後，李敦白對文革的看法沒有改變：“與社會隔離了十年，出獄之後，我沒有多少變化，社會卻已大變，我們已經不能相互適應。我的思想比較僵化是問題的一方麵，另一方麵則是這個社會顯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惡痛絕的病態。”
從1958年到“文革”初期，李敦白稱：“我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如魚得水，一時風頭無兩，簡直可以說是個人生命中的‘黃金十年’。
李敦白即使在十年監獄中，他也一直認為“文革”是對的。
美國人李敦白當過毛澤東的知己朋友翻譯記者。從1944年這位23歲的李敦白第一次隨美國陸軍來到中國，到35年後離開中國，沒有其他外國人在中國扮演過如此重要的角色。李敦白是中文語言學家和中國共產黨的同情者，1946年在延安大本營第一次遇到他們後，他成為了毛澤東共產黨領導層的朋友、知己、翻譯和記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頭三十年裏，李敦白在一個基本上與外界隔絕的國家享有顯著的影響力。然而，他的高調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他被監禁了兩次，在禁閉室中被關押了總共16年。
現年92歲的李敦白仍然是當代中國的敏銳觀察者，經常評論這個定義了他個人和職業生涯的國家。李敦白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笑起來很輕鬆。他在回憶錄《紅幕後的洋人》中寫道，他在中國的那些年並沒有表現出多少苦澀，自從回到美國後，他就一直在中國訪問。李敦白講述了他對毛澤東的個人記憶，以及他為什麽認為，通過與中國領導人建立早期聯盟，美國本可以避免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
李敦白第一次見到毛澤東。那是1946年10月20號。我剛從內蒙古從陸路來到延安，到達後，我立即被帶到黨總部大樓參加每周一次的舞會。當我們打開門準備進去的時候，毛澤東正在地板中間跳舞。他看到我，停止了跳舞，在我和他握手之後，他說: “我們歡迎一位美國同誌加入我們的工作。”
然後，毛澤東把我帶到大廳的一邊，讓我坐在椅子上，立刻說他想邀請我去他家，花一兩天時間談談美國。有趣的是美國是唯一的一個真正令毛澤東著迷和感興趣的外國，也是他非常欽佩的國家。他會邀請左翼美國人到他的地方坐下來聊天。據我所知，他沒有邀請任何其他國家的外國專家ーー隻邀請了美國人。
毛澤東的現代教育始於他在湖南省會長沙上高中的時候。在那裏，他有一位非常開明的自由主義教師，他後來娶了他的女兒。他教毛澤東關於盧梭、富蘭克林、傑斐遜等等的知識，這些第一批外國思想家讓他非常感興趣。事實上，毛澤東在某些地方提到過，他曾經認為傑佛遜式民主是中國的未來。最終他開始相信，外國支持者不會允許中國發展成為一個西方式的民主政體，這就是毛澤東轉向列寧的原因。
毛澤東之所以有魅力，完全是因為他頭腦強大，能夠將複雜的政治思想轉化為非常豐富多彩、通俗易懂的語言。這種才能如今在中國似乎已經完全失傳。但毛澤東不是菲德爾 · 卡斯特羅。他不是演說家。他沒有讓人們為他著迷。他是一個說話相當緩慢和笨拙的人。但他分析事物的方式很有趣。他總是小心翼翼地把事情簡單化，用流行的術語來表達。
你知道，這很有趣: 當你坐下來和他交談時，他很放鬆。他說起話來好像一切都隻是隨意的談話，非常幽默。根據我的經驗，任何和他說話的人都會笑得合不攏嘴，他也會笑。因此，他給人的印象是一種來自邊遠地區的智者，他是一個偉大的分析家和說話者。沒有任何威脅，沒有任何困難。
（周等高官）他們完全不一樣。周是一個非常善於交際、彬彬有禮的人，是一個能夠同時做兩三件不同事情而又不會混淆的組織天才。20世紀30年代初，周領導了對毛的攻擊，他是斯大林從莫斯科派回來執掌中國共產黨的學生之一。但是，在紅軍幾乎覆滅之後ーー當他們拿下紅軍殘部並開始長征時ーー周認為毛關於遊擊戰戰略和戰術的看法是正確的，於是放棄了反對意見，決定從那時開始追隨毛的腳步ーー他做到了。他擔任毛的幕僚長: 無論領導班子做出什麽決定，周都將負責執行。毫無疑問，他是個組織天才。每個人都尊敬他，服從他。
我當時在新華社工作，修改英語，教一點新聞學，寫一些文章，做一些臨時報道。但主要是幫助用英語工作的中國記者理清思路。
當時因為美國的麥卡錫主義精神，對紅色中國造成的恐懼。事實上，直到1963年我才再次坐下來和毛澤東交談，那時我已經花了兩年時間把毛澤東的作品翻譯成英文。四個美國人加上無國籍的伊斯雷爾 · 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會見了毛澤東，討論了一些翻譯方麵的問題，最後變成了一場關於天下萬物的長談，然後是晚餐。之後每年我都會見到毛澤東，直到1967年我被捕。我在監獄裏有人民日報，所以我有新聞。我仍然認為毛澤東是一位能夠解決世界問題的革命領袖。我以為毛澤東的逝世是個巨大的損失。當毛澤東逝世的時候，理智上，我覺得這更重要。一個更大的悲劇，這是一個帶著大寫L領導人，失去了毛澤東是這個世界的損失。
1943年，當我在斯坦福大學上軍事課時，我就有了這樣一個想法: 學習如何在美國人和中國人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如果我同時擁有兩種語言和兩種文化，我就可以幫助這兩個民族相互理解，學會合作。所以到了1980年，我發現在中國這邊我已經無能為力了，我需要回到美國，從美國那邊開始工作。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是我對當時已經十分猖獗的腐敗現象感到厭惡。雖然還沒有到今天這種程度，但已經非常明顯了。
鄧小平向羅伯特 · 諾瓦克吹噓民主牆，政府允許人們張貼海報，表達自己的觀點和自由批評等事實，但他一旦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就不再允許這一切，我對此感到厭惡。他鎮壓了民主牆運動。每個周末都有很多年輕的民主活動家來我們家，我們有一個論壇討論，我們住在友誼賓館，大多數外國專家都住在那裏，當他們來到賓館大院時，他們必須登記自己的名字。所以一旦鄧開始壓製民主意見，這些人都將處於危險之中。我沒覺得我和我妻子會有危險，因為他們不會再要我們了，但我覺得這些孩子會有危險。
但主要是，我隻是對民主活動的停止和腐敗感到厭惡，我隻是對妻子玉琳說，你知道，是時候去美國了，我們走了。
太好玩了！當我回來的時候，《紐約時報》的專欄編輯讓我在7月4日寫一篇文章，講述在比裏普 · 範 · 溫克爾(Rip Van Winkle)多離開14年之後回來的感受。我做到了。我們受到了媒體的熱烈歡迎。我們回來的第二天，我就上了今日秀。不幸的是 Tom Brokaw 那天不在，所以那期節目很一般。但是，第二天，《紐約時報》的琳達 · 查爾頓寫了一篇專題文章，占據了整個第二版。標題是這樣的: “土生土長的兒子歸來，向他的家人介紹他的姻親。”他們有一張我和玉林的合影。然後，一切都很友好。那一周，我應邀前往華盛頓，受到了美國負責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理查·霍布魯克的正式接見。我花了兩天時間和國務院中國辦公室的人談話。每個人都非常有禮貌和友好。沒人想讓我難堪，也沒人問我難堪的問題。我感覺就像在家一樣。我感覺很好。
正是在這個時候，鄧小平對毛澤東做出了著名的評價，他說毛有70% 是正確的，30% 是錯誤的。你覺得怎麽樣？
我不同意這樣的評價體係。我更傾向於前後對比。我認為毛在1949年上台之前是一位偉大的領導人，以及在那之後的三四十年裏，他們在中國進行了這些偉大的社會改革。你知道，每天工作八小時，所有知識分子都有工作，消除鴉片，禁止賣淫，婦女在法律麵前平等。 雖然隻是普通的社會改革，但真的是那個時代的中國的巨大轉變。
1955年左右開始右派分子的瘋狂攻擊開始惡化。最初，毛澤東鼓勵建立合作社，這種做法非常有效。農業產量大幅上升。這建立在土地繼續私有的基礎上，隻是農民們互相幫助耕種土地。收獲的產量按照一個人擁有多少土地來分配60% ，按照一個人投入多少勞動來分配40% ，或者按照其他的比例來分配。
農民們從合作社變成了集體農場，所以那些在幾個世紀的饑餓之後擁有自己土地的農民。而現在失去了他們的土地。但作為優秀的中國愛國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沒有抱怨。直到鄧小平改革之前，都沒有什麽土地非集體化。所以事情就開始變糟了。換句話說，我想說的是，我更多地考慮毛澤東執政前和鄧執政後的情況，而不是一個特定的比例。
張戎在2006年為毛撰寫的傳記中指出，毛是一個自大狂，他追求的不僅僅是中國的權力ーー他想要世界的權力。你覺得這個主意怎麽樣？
首先，我個人認為，整本書都是垃圾。這是一個可怕的片麵性ーー都算不上是真正的片麵性，其中很多內容都是純屬虛構。就像她說的長征是蔣介石和斯大林共同策劃的陰謀。不管怎樣都太荒謬了。
毛想成為比中國國家主席更重要的人物嗎？這是她的論點之一。
不，我覺得那是胡說八道。你知道嗎，毛澤東，他有兩麵性。第一，他是一個偉大的軍事戰略家和戰術家。我可以舉出無數大多數人連做夢都想不到的絕妙軍事策略。但他的另一麵是，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個人主義者，一個某種程度上無政府主義的平民主義者。我記得在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之後，當時的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從喜馬拉雅山回來，帶回了一條大眼鏡蛇。他邀請我和我妻子和他一起吃蛇。我當時扮演魔鬼代言人，問他: 印度人被打敗了，你們已經在喜馬拉雅之巔，你可以繼續橫掃，不過200英裏，就到加爾各答了。那你怎麽又回來了？
他像看瘋子一樣看著我。毛澤東說: 天啊，我們管理中國都有這麽多問題，你以為我們想管理印度嗎？我認為除了中國，毛澤東和其他人對什麽都不感興趣。
如果毛今天還活著，他會如何看待中國的進步？他會怎麽看這個國家？我的意思是，我知道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會滿意嗎？他會失望嗎？今天的中國是他心目中的樣子嗎？
我認為這是一個雙麵的東西。事實上，我想了很多。看到中國的經濟實力和世界地位的變化，他將感到非常自豪。他會很高興的。另一方麵，他會對道德和價值觀的崩潰感到厭惡。我認為他會對習近平試圖恢複一些舊的價值觀的方式感到非常高興。但與此同時，我認為他不會樂意看到在最近召開的三中全會之後，現在又強調讓市場力量決定事情，讓政府越來越脫離經濟管理。這當然違背了他的基本觀點。當然，他可能已經變了。
毛澤東仍然是所有中國鈔票上的麵孔，他的肖像仍然在天安門，他仍然受到中國人的尊敬，你是否感到驚訝？
不，一點也不，因為現在正在成長的年輕人，包括年輕的黨員，根本不知道他是誰，他寫了什麽，他做了什麽。他們隻知道他有點像喬治 · 華盛頓。他是國家的締造者，人民的統一者，等等。他們隻知道這些。我不指望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所改變。
五七年右派起草發表《宣言》要共產黨下台，要工農出身的幹部放棄領導。外行不能領導內行。
1957年8月22日人民日報 第2版
煽動學生鬧事的陰謀完全破產
北京俄語學院查出右派集團
本報訊 北京俄語學院的右派分子都被師生陸續揭發出來。
右派分子張西神、黃如柏是北京俄語學院留蘇預備部的助教。他們以“春雷”黑板報為中心，在幫助黨整風的幌子下，進行了一係列的陰謀活動。張西神、黃如柏等曾秘密集會，企圖挑起群眾不滿，毆打黨委書記張錫儔和留蘇預備部分黨委書記朱允一，並要將學生帶到街上，煽動市民起來與學生共同行動。但是，在群眾的揭露下，右派分子的這次罪惡的密謀活動破產了。
張西神、黃如柏一麵汙蔑黨委領導整風沒有信心，一麵把他們商定好了的一個所謂“整風核心小組”名單，向留蘇預備部教員黨支部提出，威脅支部考慮，“這個名單”，企圖用群眾的壓力迫使黨委放棄領導權。
張西神汙蔑北京俄語學院黨委是“烏七八糟一團”，“宗派主義那裏都有，黨員互相包庇，大小官僚平時一聲不響，現在乘反右派大肆報複”。他還詆毀我國社會主義製度，又說胡風不是反革命分子。張西神與院部黨內右派分子謝林密切配合，瘋狂向黨進攻。他和黃如柏煽動勤工人員和印刷工人“吐苦水”，替他們寫大字報，歪曲工人的原意，大肆渲染。
謝林是教師進修班十四班黨支部書記。他在整風運動中，煽動群眾“吐苦水”。進修班師生在他的煽動下，成立了“小組織”，確定了“秘書長”、“檢查組”的成員，和誰搞大字報、誰跟報社聯係等。謝林等三人起草發表“宣言”攻擊黨委，說“黨委對整風表示冷淡，放棄領導”、“領導幹部之間互相袒護”。謝林先後三次煽動進修班的教師到留蘇預備部點火。張西神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汙蔑俄語學院和黨委的文章，謝林事前看過，還在稿件上簽字，證明張的文章是事實。
謝林出賣黨內秘密，與張西神訂立攻守同盟。監委找他談話，他汙蔑為“三堂會審”，事後把談話內容告訴張西神。
現在，謝林的反黨言行受到了嚴厲的駁斥，一時被蒙混的少數人，也都清醒過來，作了檢討和揭發。
《東方民主》對《西方民主》倆，該誰主沉浮？
毛澤東：“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遊。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西方民主》：幾百上千年了。至今還是各種危機循環上演。
《東方民主》：毛澤東時代三十年。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請看現實：
《東方民主》的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有鐵飯碗。農民階級有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工人階級有全保醫療。農民階級有合作醫療。工人階級有免費住房。工農都有免費教育。工農都有退體養老保障。這一點《西方民主》幾百上千年了沒有能做到。
《東方民主》沒有大型槍擊案頻發。沒有流浪漢流浪女。沒有吸毒者販毒者和製毒者。沒有妓女妓院和站街女。沒有黑社會。沒有販賣婦女兒童組織。
《東方民主》毛主席時代因全民大民主監督幹部之下貪官很少、即使有也貪得很少就被民眾大字報揭發批鬥了。沒有走資派和資本家的任何特權。沒有幹部官員磚家叫獸包二奶的。沒有官員用公費自費去嫖妓女的。沒有因無序開采生產化工產品而汙染環境空氣的。沒有黑社會在城市農村稱皇稱霸的。沒有資本家炒房造成高房價。沒有無序辦校造成高學費。沒有能讓漢奸生有的。沒有能讓賣國賊當幹部的。沒有老百姓群眾上訪的，幹部都下工廠農村參加勞動，隨時都可以反映問題的。沒有資本家在經濟上的剝削的。沒有官員敢壓迫工農的，官員要接受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沒有工廠敢造假貨，因為工廠不是以贏利為目的。
《東方民主》毛主席時代至毛澤東逝世，中國既沒有外債、又沒有內債。走資派右派貶低毛澤東時代貧窮，也是睜著眼睛說瞎話！毛主席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製造了兩彈一星，建立了部門齊全的工業體係，使中國成為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新中國的前30年，年均工農業生產總值增長率7.1%。這個增長率可不是摻了水的GDP，而是實實在在的實體經濟增長。
毛主席的《東方民主》，是不斷的領導中國人民以弱勝強，從最低的起點、以最弱的實力起家、戰勝強大敵人、取得最輝煌奇跡的一生。
中國革命戰爭，在武器裝備科技水平、軍隊具體戰術專業化程度差距如此之大的情況下，中國工農紅軍竟然以弱勝強，實現了革命戰爭的勝利，這足以證明毛主席領導的長達二十多年的中國革命戰爭是人類曆史上迄今為止絕無僅有的最偉大的軍事奇跡。
新中國剛剛成立既出境作戰抗美援朝，以驚天地泣鬼神的傳奇打敗了武裝到牙齒的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十八國“聯合國軍”！是世界曆史上的首次擊敗“聯合國軍”，也必將成為唯一的一次。絕對是空前絕後的輝煌勝利！
毫不誇張的說，毛主席領導的中國革命《東方民主》，是人類曆史上差距最懸殊、所遇到問題最複雜、所麵對困難阻力最大、規模最宏大、意義最廣泛的大規模革命戰爭！
人類戰爭史上以強勝弱是常態，以弱勝強是偶然。但，毛主席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居然創造了100%以弱勝強的奇跡！不僅中國的革命是最困難的，新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也是最困難的。
新中國剛成立，中國一窮二白（1949年建國之初，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裏的中國當時的工業產值還不如一個僅僅三萬多平方公裏的歐洲比利時），經濟基礎嚴重薄弱，人口平均壽命僅僅三十五歲。
但是，在毛主席英明領導下，人口平均壽命從三十五歲僅僅二十七年迅速增長到六十五歲，全國糧食也增長近一倍。
起點於一窮二白、工業基礎極度薄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舊中國，在毛主席領導下，取得了人類曆史起點極其低、條件極其差但是最高效率的實現了現代工業化，神奇的擁有了“兩彈一星”核潛艇建設成就無比輝煌。
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開始了從兩千多年的農業國變為現代工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建立起獨立的完整的現代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開展了大規模的交通基礎設施和水利工程建設，用二十七年實現了西方社會近兩百年才實現的工業基礎現代化，讓中國從一窮二白的農業國發展成為自己擁有“兩彈一星”核潛艇的社會主義工業大國。
而且，毛主席領導了人類曆史上和數千年私有製帶來的一切腐朽落後進行最徹底決戰的實踐——和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一切私有製帶來的腐朽產物進行最徹底決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遭到的阻力、障礙更是數千年私有製積累的空前強大的、最頑固的反動派抵抗。
毛主席為了普天下勞苦大眾，為了共產主義事業，投入革命，義無反顧、無怨無悔，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
擁有毛主席是中華民族和國家的幸事！毛主席的智慧和鬥爭精神閃亮人類文明史，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才能不斷的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毛主席不僅給中國人民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著作，也為中國人民留下重要的政治權利。
在井岡山，麵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軍事路線下，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中國紅軍到了最危急的關頭。紅軍到哪裏去？中國革命的出路在哪裏？紅軍官兵心裏都沒有明確的答案。
在這種危急時刻毛澤東同誌挺身而出，指出紅軍隻有戰略大轉移到陝北才能轉危為安。在經過激烈鬥爭後，毛澤東同誌的提議被采納，紅軍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戰略大轉移——長征。
長征從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從瑞金出發開始，至1936年10月22日紅一、紅二和紅四方麵軍在甘肅會寧會師結束，曆時兩年零十二天。經過艱難的長征，紅軍化險為夷，徹底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妄圖消滅紅軍的圖謀。
如果沒有毛澤東同誌的正確指引，紅軍有全軍覆沒的危險，中國革命有失敗的危險！所以說毛澤東同誌諦造了中國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恰如其分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麵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毛澤東同誌寫出了《論持久戰》，指明了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正確路線，指出了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不可能速勝，隻能是持久戰，批判了“速勝論”，統一了全黨全軍的思想，為戰勝強敵奠定了思想基礎。曆史證明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如果沒有毛澤東思想指引抗日戰爭，在當時“速勝論”和“投降論”的思想下，抗戰就不可能取得勝利。
在解放戰爭時期，蘇聯和美國強烈要求國共兩黨劃江而治，這明顯是要製造“兩個中國”，毛澤東同誌嚴辭拒絕，絕不給蔣介石反動集團喘息機會，“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直搗蔣家王朝！在解放軍摧枯拉朽之下，國民黨軍完全喪失了鬥誌，蔣介石敗逃台灣，中國大陸回到了人民手中。如果不是毛澤東同誌堅決拒絕美蘇兩國“劃江而治”提議，中國現在有可能還處於戰亂之中，也有可能現在就是“兩個中國”，所以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美國悍然出兵武裝幹涉，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朝鮮統帥金日成請求中國政府出兵抗美援朝。當時很多領導同誌都不想和美國開戰，毛主席力排眾議，闡明了抗美援朝就是保家為國，沒有了朝鮮，新中國就會直接麵臨美帝國主義的危脅。
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誌願軍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在彭德懷總司令的指揮下，經過三年艱苦卓絕的戰鬥，最後美國無奈於1953年7月27日簽署“停戰協定”，中國取得了抗美援朝的勝利。這一戰打出了中國的國威，奠定了戰後地緣政治格局，徹底打破了美帝國主義“不可戰勝”的神話！毛主席說過這一仗至少保中國50年和平。
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設的實踐告訴我們一個真理：隻有堅持毛澤東思想才能使中國從勝利走向勝利！毛主席締造了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愧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偉大統帥與名符其實的新中國的國父。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高呼“人民萬歲！”這是古今中外各國政要所沒有提過的親民口號。
毛主席開創了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提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分兩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帝、官、封，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人民當家做主，這是開天辟地第一回，這是中國曆史的新紀元。
土地改革，全國貧苦農民分得土地，在經濟上翻了身。實現了孫中山“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是中國曆史上是第一次。教育走向平民化是曆史上第一次，從教育為工農兵開門到工農兵領導、管理學校，實行助學金製度，優先照顧工農兵子弟入學，使工農兵在文化上翻身；在工農兵中推行掃盲運動，中小學增長數倍，大專院校發展迅速 ，1960年，重點興辦26所大學。為國家培養了大量高精尖人才。
實行國家工業化，實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改生產資料私有製為社會主義公有製，拔了剝削階級的根子，這是開天辟地第一回。實行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這是農民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解放了生產力、發展了了生產力，大力支持了工業化建設，改善了人民生活。
毛主席要求共產黨的幹部：不準幹部官厚祿、封妻蔭子。不準幹部特殊化，不準幹部重新騎在人民頭上做官當老爺，防止腐敗，不斷開展共產黨的整風運動，整頓幹部作風。實行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對人民內部實行最廣大、最寬泛的民主，各級人代會工農兵代表略占70%左右。實行政治協商會議製度：為最大限度地團結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各黨派及各方麵人士，實行政治協商製度，各民主黨派都是參政黨，同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共商國是。
在毛主席關於“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勤儉建國”、“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指示精神的指引下，我國以最快速度把農業國建成工業國：實行計劃經濟製度，集中我們國家的人力、物力、財力，有計劃，按比例、高速度地建設社會主義；毛主席在位27年，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世界第六工業強國；而且建成了完整的科學的門類齊全的工業化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
毛主席提出：“把醫療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廣大農村普遍實行合作醫療製度，赤腳醫生村村都有，受到聯合國的高度評價。城市公職人員及學生全部免費醫療，工人免費醫療，家屬半費。
在農業合作化的前提下，興修水利，進行農田基本建設值得大書特書，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一定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共修密雲、白沙等水庫兩萬多個，紅旗渠被稱為人間天河，引沁濟莽、引黃濟衛、大辦水利，改造農田，輝縣人民幹的好！當年興辦的水利工程，如今還發揮著作用，在《農業發展綱要》指引下，在農業學大寨的號召下，糧、棉、油、豬等，滿足了八億人民的吃、穿、用。毛主席、黨中央的領導功不可沒，廣大農民功不可沒。
從1952年開始，提出先農業合作化，在有條件的地方，可同時搞農業機械化，經過20多年，尤其從1958年，在《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指引下，多數縣、社建了拖拉機站、村村有電話、戶戶有廣播，到上世紀80年代，至少有三分之一縣、社實現了水利化、機械化和半機械化、半化肥化。
從第一五年計劃（1953年）始到1978年，1975年召開四屆人大，周總理在報告中向世界莊嚴宣告：經濟形勢一派大好，中國既無外債，又無內債，振奮人心。
毛主席對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最偉大的貢獻，就是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解決了馬克思、列寧所沒有解決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之後如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這一重大理論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個裏程碑。
毛主席繼續革命的要點：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必須尊重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準則：不忘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國外帝國主義及其影響的存在，是產生修正主義的國外原因。國內資產階級及其影響的存在，是產生修正主義的國內原因。國內外階級鬥爭必然反映到黨內來，國內外敵人必然在黨內尋找代理人，因此，黨內出現修正主義、出現兩條路線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
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危險是修正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任務是反對修正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對象，是黨內走資派，尤其是黨內上層的走資派。反對修正主義、革黨內走資派的命的主要方法或手段就是：放手發動群眾，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走資派和右派都是文革的反對派。讓走資派和右派來解讀《文革》？能有正解嗎？反解都是還存有一點《扶助工農》和《為人民服務》的人性。但如走資派鄧小平和大右派們極盡一切非常惡劣、卑鄙的手段抹黑攻擊文革，將文革中的一切好人好事以顛倒黑白了四十多年。
將走資派在文革中幹的壞人壞事都裁贓到毛澤東和四人幫身上。將大中小走資派右派們要推翻共產黨政權不說，而對受到的批鬥誇大地說，拿走資派右派做的壞事不說，改開後成了反共反毛澤東的英雄。而在改開後，走資派右派又是如何對待工人農民的？
改開後，走資派右派砸了幾千萬在職工人的鐵飯碗，下崗工人中有多少被逼得家破人亡？被自殺有多少？被逼瘋有多少？下崗女工被逼當妓女來維持生存有多少？農村人民公社強追被解散，幾億農民工流浪在各大建築工地上賺一點血汗錢為生存，中間有多少農民工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工傷殘廢跳樓自殺的？
文革中一個大右派自殺了，控訴了四十多年還不罷休，似有控訴一萬年。歌頌了四十多年，如何地有學問懂知識，勇敢地直言反對共產反對毛澤東，被磚家叫獸馬戶又鳥們捧為反共先鋒。而從來不會講這個大右派說了什麽？做了什麽？為什麽要自殺？更不會說，文革中對所有的走資派和右派，不管是到五七幹校，還是下農村參加勞動接受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再教育時，都是保留原有工資和高幹待遇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工人農民很歡迎的，都當作有知識的大人物嗬護著的。
例如最大二號走資派鄧小平在江西下放，帶著夫人秘書保安廚師住將軍摟，平時喝喝茅胎打打橋牌看看報紙。為了做做下工廠做工的樣子，工廠的小走資派專門為鄧小平修一條專用的路通往到工廠，一天去個二個小時看一下工廠。如今已成博物館，這路叫：鄧小平路，讓後人參觀。就是這樣，鄧小平有一點人性嗎？能在掌權後《扶助工農》一點行嗎？不但沒有，還惡狠狠地舉起了屠刀殺向了工農。
不管是到五七幹校，還是下農村參加勞動，接受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再教育，不就是讓這些當官的有一點《扶助工農》和《為人民服務》的人性。然而有嗎？不會有的。這就是《階級鬥爭》！！！馬戶又鳥懂嗎？這就是《階級鬥爭》！！！無知的後人們隻聽走資派右派一麵之詞能懂文革嗎？《文革》這就是《階級鬥爭》！！！
1976年9月，毛主席在逝世前夕曾有過一段評論自己的話，大體意思是：人生七十歲古來稀，我八十歲了。中國有句古語，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和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二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由此看，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內心世界，是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的。
毛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把那樣一個千瘡百孔、百廢待興、社會渙散、積貧積弱的國家亂攤子，治理成為具有世界重要影響的主權大國，創造了世界奇跡，其偉大實踐、偉大功績是無與倫比的。正如前清耆宿冒廣生講的：“共產黨能把這樣大的國家治理的如此好，國勢的強大是曆史上從未有過的。”而毛主席對這些偏隻字不提，卻獨談文革。
如何解讀？我們知道，毛主席讀書以海量計，據黨史專家不完全統計，毛主席一生讀書在10萬冊以上，他讀書讀到了臨終前的5小時58分，至此頭腦亦極為清醒。這說明，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不是反動公知所汙蔑的老年糊塗，而是有著極為深遠的思考。
這種思考，就是貫穿毛主席靈魂深處的，他要領導中國共產黨跳出這政權興亡的周期率。從這個角度觀察，你會發現，從1945年延安的“窯洞對”，到1949年的“進京趕考對”，再到建國後的“三反”、“五反”、“反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清晰地勾勒出了毛主席探索跳出這周期率的一條主線。
“窯洞對”。1945年7月，黃炎培考察延安，與毛主席形成了聞名於世的“窯中對”。黃炎培對毛主席說，我生60年，耳聞和所見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都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開始時聚神賣力，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製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毛主席聽後，深思後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的。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讓人民來監督，人人起來負責，這就是毛主席破解曆史周期率的民主方程式。建國後，毛主席領導進行的一係列運動，都是發動群眾，包括文化大革命這種全國的廣泛發動。
“進京趕考對”。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率中央機關由西柏坡出發進北平，與周恩來形成了著名的“進京趕考對”。這天臨出發前，周恩來來到毛主席住處，關心地問道：“沒有休息好吧？應該多休息一會兒才好，長途行軍坐車是很累的。”毛主席笑著說道：“今天是進京的日子，不睡覺也高興。今天是進京趕考嘛，進京趕考去，精神不好怎麽行呀？”周恩來也笑著說道：“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毛主席鄭重地說道：“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在這裏，我們也能看出毛主席思考的非同尋常，“考個好成績”，這和周恩來“考試及格”是有著明顯區別的。
我們知道，在這之前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已經提出了“兩個務必”，在這裏，毛主席又特別強調，“決不當李自成”，要“考個好成績”。可見毛主席打破周期率的決心。
時間到了1964年7月，毛主席思考的問題是：蘇聯會變修，中國難道不會嗎？蘇聯存在一個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同人民的矛盾是蘇聯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的階級矛盾，此種情況如果發生在中國怎麽辦？毛主席認為，在中國隻有動員全民起來，反修才能防修，防修才不會變修。
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岡山，不無憂慮地說：“我這次重上井岡山，真是彈指一揮間。千百萬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人民江山，會不會因為我們隊伍裏滋長特權思想而改變顏色呢？我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麽多的好青年、好同誌，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可見，毛主席對人亡政息的憂慮是縈繞於心頭的。所以，毛主席要廣泛發動群眾，而且把主要的希望寄托於青年學生，他認為青年學生最具有革命精神。同時，毛主席還有更深層次的考量，那就是防止和平演變。我們知道，杜勒斯是美國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戰略的設計者，這個和平演變戰略，美西方至今未曾改變，也一直是我們黨麵臨的巨大考驗。
毛主席曾對他的護士長吳旭君說過：“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托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傳下去，才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了，曆史已經證明，毛主席打破曆史周期率的努力，是取得階段性成果的，這就是中國避免了像蘇聯那樣的碎片化。
再深思的想一想，一波高過一波的毛主席熱，也讓人們深深感悟到了毛主席那跨越曆史時代的深遠思考，是多麽的無可比擬的高瞻遠矚。
“李自成南征北戰打了18年，進了北京隻坐了18天！”
毛主席率領中國共產黨，卓絕奮鬥，28年開創紅色江山。《文革》是毛澤東留給後人遺產。
1957年8月22日人民日報 第2版
首都法學界披荊斬棘搜索右派
以錢端升為首的小集團和一些右派分子躲藏不住了
新華社21日訊 首都法學界的反右派鬥爭已取得很大的勝利，揭露出一批右派分子和一個以錢端升為首的右派反動集團。
首都法學界的反右派鬥爭是法學界座談會和各政法部門、政法院校互相配合進行的。法學界座談會從5月27日開始到今天止已開了三十二次會議。
在前六次座談會上，即大鳴大放時期，法學界的右派分子利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機會，向共產黨和政府司法工作大肆進攻。到6月11日，首都法學界座談會即展開了反右派的鬥爭，法學界中的右派分子就不斷地被揭露出來。
在法學界本月20日的座談會上，揭露和批判了右派分子、最高人民法院顧問俞鍾駱的反動言行。俞鍾駱一貫仇視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他誣蔑人民政府“過去太強調專政，不重視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他甚至惡意地認為“現在的政府不保護公民權利的狀況”，還“不如封建王朝和蔣介石”。
他對人民政府對慣盜、慣竊等壞分子實行專政“表示反對”。他還誣蔑在審判工作上“罪與非罪的界限劃不清”，“出入人罪”。他別有用心地認為產生這種“壞現象”的原因有三點：“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和“審判人員判案可以隨心所欲”。俞鍾駱說現在的司法幹部水平“極低”，在“政策掌握上左右搖擺不定”，在“量刑上總是糾左偏右，糾右偏左”。
他很讚同右派分子楊玉清要共產黨《下台下轎》的反動言論，認為應該“換班”。
俞鍾駱是民盟最高人民法院支部的負責人。在大鳴大放期間，他積極活動，企圖拉一些對工作不滿的人加入民盟，並常煽動青年人向黨進攻。
在法學界座談會上揭發的右派分子中還有法製局財貿法規組副組長吳傳頤、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長樓邦彥和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研究室幹部陳建國等。
這些右派分子都歪曲、捏造所謂實際工作中的“材料”，汙蔑司法工作。陳果夫唯生主義的信徒和傳播者吳傳頤叫囂“有法難依”，企圖否定人民民主法製。陳建國叫囂“無法可依，是造成錯案的原因之一”，企圖否定解放以後的立法工作的成績。
在座談會上揭發的右派分子中還有政法院校的教授、講師，如北京政法學院院長錢端升、北京大學教授王鐵崖、現在中國人民大學進修的蘭州大學副教授吳文翰、中國人民大學講師吳宗麟、中央政法幹校教員謝懷栻等。
他們中有的企圖否定司法改革運動的偉大成績和政法院係調整的積極作用，他們認為在這些工作中，“舊法學人員被一棍子打死”，提出要“招魂”。
有的汙蔑政法教育事業，說“目前政法界的主要問題是宗派主義”，有些右派分子還惡毒地說：“中國人民大學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中央政法幹校是宗派主義的老母雞，北大法律係是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派出所。”
有些右派教授在大鳴大放中暴露了他們的野心。北京大學教授王鐵崖想以北京大學曆史係國際關係史教研室為基礎，把外交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及科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等有關部門，都合並到北京大學，成立一個“大國際關係係”，由他自己做係主任，不要外交部領導。
法學界人士在揭露王鐵崖的陰謀計劃時說，王鐵崖的陰謀計劃就是想篡奪黨在政法教育方麵的領導權。王鐵崖也曾公開提出取消學校黨委製的主張。
法學界中以錢端升為首的右派反動集團在最近已被法學界人士揭露出來了。這個集團的成員有樓邦彥、王鐵崖等右派分子。他們共同陰謀策劃“院係再調整”，組織“大法學院”，企圖奪取政法學院領導權，從而再奪取政法部門領導權。他們這個反動集團是在章羅聯盟策劃之下進行陰謀活動的。錢端升在大家的揭發下，已承認他是“接受了章羅的領導，走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道路”。
法學界中的許多右派分子的曆史是醜惡和肮髒的。
有的做過國民黨的特務，有的與美國特務有關係、有的是反共能手，有的是國民黨的貪官汙吏。
曾公開叫囂要共產黨“下台”、“下轎”的右派分子楊玉清就是一個老牌的反共專家。
楊玉清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先後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三青團中央幹事、偽立法委員和偽司法行政部政務次長等重要職務，是反動黨團的骨幹分子。
1943年，他在重慶國民黨反動派集中營的講台上，對著幾百名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進行了“攻心鬥爭”的反動說教，他還同共產黨人和愛國人士進行過“短兵相接的挖心鬥爭”。
法學界右派反動集團中的錢端升、樓邦彥、王鐵崖，過去都和美國特務有密切的關係。
右派分子俞鍾駱是擁有三百多兩黃金和萬元股票的資本家。在抗戰勝利後，他專門為漢奸作辯護律師。
首都法學界還要繼續召開座談會，並將和各政法部門、各政法院校密切配合，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派的鬥爭，以取得徹底的勝利。
《五七年反右》！就是反舊中國留下的磚家叫獸。現如今特色政府中的磚家叫獸年輕人看到了。和舊中國留下的磚家叫獸別無區別。不過五七年沒有發明這詞，而是叫《右派》。
如今年輕人看不到大量的毛澤東時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工人們拿著鐵飯碗，農村人民公社的社會員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曆史。而看到的都是被顛倒、被歪曲、被簡化、被走資派鄧小平們的敘述方式重新解讀過的，站在走資派的立場上的被篡改過的曆史。
因此，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的這段曆史就不是原有的真實的曆史了。57年反右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如此，文革批鬥走資派更是如此，凡是毛澤東說過的做的事幾乎都是如此被顛倒。
新中國剛解放時有句口號，叫“把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後一切又都複辟顛倒了過去。現在工人農民要想再當家作主拿鐵飯碗，似乎有要重提的必要。
對於五七年反右，有很多種不同的理解：有的學者認為，毛澤東搞的是“陽謀”，先“引蛇出洞”，後“聚而殲之”，反右早在計劃之中；有些學者又有不同意見，他們認為原先隻是整風，後來情勢發生逆轉，才演變為反右的。
其實“陽謀”是毛主席後來自己講的，但是開始就是要“整風”。新中國成立的1949年之後，毛澤東有三次大的社會主義實踐，第一次是“百花齊放”，第二次是“大躍進”，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齊放”是毛澤東的一個試驗，毛澤東已經意識到中國新建立的，盡管是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製度，但是裏麵還是有很多新的不可知的社會主義新知識要學習要償試。社會上地富反壞分子，蔣介石國民黨留下了許多搗亂破壞分子，留用的舊社會公職人員也不聽共產黨的。雖然共產黨的幹部大量是工農苦出身的，以前戰爭年代跟民眾結合得也比較密切，但是這時候當大官了就有脫離群眾的危險性，還存在一係列的問題，所以毛澤東讓老百姓自覺地要“大鳴大放”，要“百花齊放”。
要理解五七年反右以及先後發生的一連串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定需要返回到當時原來的曆史語境中去。否則，沒有經曆過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人們，包括許多學者，都會有一個印象，認為那個時代發生的事情怎麽如此荒誕不經，不可想象……。
當然要有當時社會的一個真實的曆史背景上來看這些運動就不難理解也是必要的。1949年以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幹部絕大部分是工農幹部，沒有受過什麽教育，這都有統計，從基層幹部一直到省市級幹部，絕大部分都沒有受過正規的教育，受過也是小學、中學的教育，大量的一點教育都沒有受，這樣的一批幹部，搞經濟文化建設熱情是足的要學習的知識不少。
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共產黨政權要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又要運用人才，所以新中國一成立把舊政權大量的人留用了。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後就都講亂了，比如土改之後還有地主有富農。但是當時土改法規定得很清楚，這些人幾年以後要摘帽子的，地主、富農是標明這些人在生產關係中所處的位置，在運動中是一個標簽，當時預計過五六年這些就取消了。其實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經給地主、富農把帽子去掉了。
城市裏麵更複雜一些，因為農村比較簡單，農民受一點點教育也可以管農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現代化的產業，更複雜了，怎麽解決幹部問題呢？就把資本家、國民黨政府人員留用，在全國各大城市上層資產階級、工業資產階級、商業資產階級，在各個職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文化、教育等方麵就更是舊政權時代的大量舊知識分子了。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官員當時也留用了不少吧。
大量國民黨時期的政府官員都留用到新中國的政權裏，包括警察都大量留用。所以，1949年之後就出現了兩種精英，一種是跟著共產黨打天下的以工農幹部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舊精英，就是過去的資本家和過去的知識分子——當時大學裏麵或者高中裏麵，學生絕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農家庭，絕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壞”（那時候還沒有“右派”）。
直到文革開始之前，絕大部分地方都是這種狀況，所以老精英還占據有利的社會地位，甚至一些大官職。雖然56年、57年有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了，但是這些資本家的位置還是保留了，資本家除了拿5％的利息，不管虧損還是不虧損，共產黨把你的財產拿來估一個總量，每年按5％給利息，當時講給十年，後來延長到十二年。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地位，保留原工資，他們的工資一般都比共產黨的幹部要高很多，這是當時的狀況，56、57年的狀況。
當時也辦了工農速成中學等等，抓緊培養工農革命幹部，但是技術精英和文化精英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培養出來，要搞建設就必須留用老精英。所以，那時候老精英中間流傳一些話語，比如說“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領導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外行領導內行”，可見還是有怨言的。是看不起工農幹部的。是要讓共產黨下台的。
56年大鳴大放，百花齊放有那個背景。但是，毛澤東讓百花齊放的時候，萬萬沒有想到，放出來的言論是那樣的言論。那個言論就是說“輪流坐樁”。今天很多人講輪流坐樁，民主有什麽不行？但是當時共產黨剛剛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來講要輪流坐樁，情況就很不一樣。
有關“文革”中被批鬥的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人說的話，他說“至少10％到30％的共產黨員應該開除黨籍。所有工農出身的老幹部都應當送去休息，年輕的新黨員應當都送去學習”。
今天的人講反右，好像是突如其來，沒有道理地給50多萬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報紙放出來的言論，特別是把你放到工農幹部的位置上，你就會有完全不同的感受。紅軍工農剛剛奪了權，剛剛翻身，你讓他們去休息，你們再回來，這就是工農幹部理解的“輪流坐樁”。就是要推翻共產黨領導。沒有毛澤東頂住，沒有文革，走資派早翻天了。文革中批走資派鄧小平
最近出了一本美國人李敦白寫的回憶錄，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廣播事業局工作。他寫了自己當時的觀感：“當這些知識分子—學生、公務員、作家、編劇、教授、以及詩人在向共產黨群起抗議時，其他人卻縮在一旁觀看。對大多數的北京市民來說，這些批評黨的人並不是爭取學術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認為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書呆子，要求民主隻是一種策略，目的是為了奪取黨的領導權，這對他們來說極為重要。郊區農民認為，如果這些知識分子掌了權，他們就會失去土地；工人也擔心失去他們剛剛爭取到的一天八小時工作製和提升的工資。”
他還提到有教授在報上發表言論後，“就必須被公安保護，以免憤怒的工人衝到他家進行攻擊。在廣播事業局，印刷工人也拒絕為某些在節目中陳述個人觀點的學者印刷講稿。‘我們工人在解放後才開始被當人看，’他們說，‘我們不會去印刷這些攻擊黨的稿子。’”
李敦白的嶽母是個普通勞動婦女，她幹脆把知識分子的言論稱之為“都是放屁”。（見《紅幕後的洋人：李敦白回憶錄》第139-141頁）
而這一切都發生在毛澤東領導共產黨“反擊”以前。所以當時群眾和工農幹部裏麵的壓力，要求反擊的壓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說毛澤東突然一拍腦瓜說我要反右了。中國共產黨的幹部們從底層到上層，層層送簡報，促使毛澤東做了《反右》這個決定的。
實際上，57年是一個轉折點，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為這時才突然發現這些人還是靠不住的，他們還是想變天，還想回到過去的舊秩序，還想把工農幹部都趕下來，這就是當時的曆史背景。
你是說，拋開誰對誰錯不談，事實上是老精英想把新精英趕掉，新精英想辦法反擊，就出現了這場反右運動這就是曆史事實。
57年以前上大學、上高中的絕大部分就是老精英的子弟，因為工農子弟沒有機會上，連上小學都沒有機會（哪怕你49年剛剛開始上小學，到56、57年，你才小學畢業，所以高中、大學都輪不到工農子弟上），所以工農幹部隻能講“成分”。本來“成分”僅僅是土改用一下，馬上就會取下，土改法裏都有，但是57年以後之所以把它固化了，到文革特別重視，跟這個是有關係。
實際上，你認為存在兩種社會精英的社會排斥的策略，老精英的策略是強調我有知識，新精英的策略是強調我的政治背景，我的階級背景、我的階級出身。對於反右的這種理解，跟現在右派平反後的攻擊毛澤東什麽搞一個陰謀去打知識分子的理解完全顛倒黑白。
打擊知識分子不符合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它建立現代國家要用這些人啊。中國當時沒有多少知識分子。在1956年，整個中國隻有42000位大學教師、31000位工程師以及63600位技術員。在六億五千萬的總人口裏，按照中國標準隻有三百八十四萬人可以被定義為知識分子。我們現在理解的知識分子是上大學、研究生；當時上過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識分子”了，我小時候在父母的單位，沒有一個人上過大學，其中有一個上過高中的人就叫知識分子。
就那個知識分子階層，也絕大部分不是工農兵出身，絕大部分出身於以前的特權階級，如資本家、地主、富農等。百花齊放的時候，說讓工農幹部去休息、去學習、開除黨籍，不是一個人、兩個人，是一堆人這麽說。如想認真研究曆史可查看1949-1966年的各類報刊，能看到57年“百花齊放”時出現的言論會讓你感到很震撼，假如把你放到工農幹部的位置上，你也會有強烈的反應，一定會的。
有學者認為，57年5、6月間發生的北大的學潮，還有一些地方發生的工人罷工和群眾事件直接促使整風運動轉向反右運動。
確實如此，如56年底至57年春，上海有一些的工潮，武漢也在57年6月份發生了所謂“漢陽中學事件”，但這是整風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在文革期間有很多右派都出來翻案，他們當了造反派，他們變成造反派得勢的時候甚至去迫害當時把他們打成右派的人，比如有一個很有名的右派詩人叫XX，他文革中間是很有名的造反派，寫了一些歌頌和鼓動武鬥的詩歌。
現在右派都是講文革中間自己受了多少迫害，但是文革中間，他們有些人是造反派，迫害別人的時候他們也一點點不比別人不瘋狂，可能更瘋狂。
所以人是不會學到教訓的，雖然57年嚇了一下，但是以後一逮到機會，還是要說話，今天還是會說話，哪有不說話的？往往是那些說話最多的人說他們不敢說話，是不是？所以事實不是這樣的，現在這些知識分子哪些話沒有說？隻是說推翻共產黨這句話沒有人在正式場合說。講憲政，講私有財產，所有的政策應該怎麽樣，不應該怎麽樣，哪句話沒說？都說了。西山會議，不是當著共產黨的官員說的嗎？所以都是敢說的，哪有什麽膽小的？
近些年，隨著一批市場化媒體的出現，以及互聯網的興起，它們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輿論導向的作用，這恐怕也使得知識分子和民間影響決策的管道渠道發生了轉變。總之，事情變得更加複雜。
知識分子很大的作用是影響公共輿論，通過影響公共輿論影響公共政策。參與的渠道是什麽，有時候說不清楚，但是看這幾年公共政策的變化，溯源的話，基本都是輿論先行。
比如打工者問題、三農問題、戶籍製度問題、醫療改革問題、教育改革問題，都是先在互聯網上炒，然後進入平麵媒體，甚至進了電視這樣的媒體，然後變成了公共議題，再變成了政策議題，最後變成公共決策。中國的磚家叫獸們對政府決策的影響的確很大。
走資派治下的磚家叫獸們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太大了，不成比例。看走資派特色政協是精英俱樂部，政協裏麵幾乎沒有地地道道的農民了，人大裏麵工人、農民也越來越少。這些我們也計算過，80年代初，人大裏麵有50％以上是工人、農民，現在完全不是，現在大概20％左右。他們占人口的比重可不是20％，知識分子、幹部在那裏麵占的比重就太大了。
改革開放以後，尤其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知識分子圈子化、利益集團化的趨勢確實很明顯。我想，這個也不用多說，最近一、兩年媒體上關於這個問題的爭論也逐漸明晰起來，對於主流經濟學家的質疑就是很好的例子。
現代史已經被歪曲掉了，在局外人看來，中國政治裏麵充滿了荒唐、充滿了瘋狂——這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曆史的事實，但是知識分子為了他們的利益敘述曆史，就不得不把這些曆史展示成那樣的方式。今天，我們看到大量的曆史被顛倒、被歪曲、被簡化、被後人的敘述方式重新解讀，但這個曆史就不是原來的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躍進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幾乎都是如此。剛解放時有句口號，叫“把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現在工人農民要想再當家作主拿鐵飯碗，似乎有重提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