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大字報就是老百姓民主武器

文革大字報就是老百姓民主武器

 

 

 

“《七五憲法》第十三條 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以利於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一九七五年立法通過之後沒幾年又被取消了。就有有反共者嘰笑：隻讓老百姓享受了很短的時間。但反共者看不見的是，大字報不是從1975年才開始的。

新中國成立後，從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80年代初這20餘年的時間裏，中華大地上共貼出了多少張大字報，恐怕是永遠無法統計出來了。遙想當年，稍微能識文斷字的人，沒寫過大字報者，或許不會很多；沒看過大字報者，更是寥若晨星。大字報成了這些年間新中國政治生活中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何謂大字報?《現代漢語詞典》上沒有條文，洋洋千萬字的《漢語大詞典》上沒有解釋，修訂後的《辭海》、《辭源》上也查不到。是這些著名辭典的編纂者們的無意疏忽，還是實在無法作出解釋而棄之不錄，不得而知。很有可能編《辭海》、《辭源》的那些醜陋文人被大字報這武器傷到過。怕大字報！更恨文革。

大字報產生於何時?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在談到農村推廣大字報的好處後說：“中國自子產時就產生了大字報。”子產是春秋時期鄭國人，如果這樣的話，大字報的曆史可謂久矣。從其形式上講，古代的揭帖與大字報頗為相似。揭帖者，就是張貼的啟事。要追根溯源，大字報真是源遠流長、曆史悠久。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新中國社會主義時代的工人農民們運用大字報的盛行，始於1957年那場後來被稱右派分子醜陋的資產階級文人們稱之為“嚴重擴大化”的反右派運動。

最早出現大字報的高校是北京大學。

1957年5月19日清晨，第一張大字報出現在北大大飯廳灰色的牆壁上，內容是質問北大團委出席共青團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產生的。可惜，這張大字報在當時的報刊書籍中都沒有登錄下來，使我們今天無法知曉它的全文。接著，哲學係的龍英華也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建議在牆上開辟一個民主園地來展開爭鳴，協助整風。

隨之，一張一張的大字報相繼貼了出來。這一天，後來被北大的學子們稱為“五一九運動”。

大字報不僅顏色是五顏六色，有紅的、綠的，也有用舊報紙寫的；形式也五花八門，短文、雜文、口號、對聯、漫畫，不一而足。

在1957年那個熾熱的夏天裏，有人因寫大字報而成了“右派”，也有人因別人大字報的揭發、批判而成為“右派”。大字報作為一種武器，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可以使用，無產階級也可以使用。所以說，這是一種所有人的大民主武器。

在反右派鬥爭中，伴隨大字報的廣泛使用而產生的是大辯論；在大辯論中，大字報又常常被用來作為辯論的手段。加上在此之前出現的大鳴、大放，於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四大”，在高等學校和黨政機關中被廣泛使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在文革中得到了廣泛使用。於是《七五憲法》經立法通過成了法律。

1957年作為右派分子“向共產黨進攻工具”的大字報，在反右派運動中卻成了工人農民反擊右派“進攻”的武器，並且得到了最高領導人的一再肯定，甚至被讚揚為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此後，在整改、三反、五五、大躍進運動中，大字報得到了大多數人民群眾的廣泛使用。當時的宣傳輿論工具也對大字報的功效一再推崇，大字報的作用得確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在毛澤東時代是被政府認可的。

而到了走資派時代，將大字報從憲法中刪除了。走資派右派磚家叫獸酸臭文人精蠅們怕大字報。

大躍進運動之後，大字報曾一度沉寂了好幾年的時間。然而，“文化大革命”之後，自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人貼出所謂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開始，大字報的狂飆再次席卷中國。在“文化大革命”這個政府大民主群眾大運動的年代裏，大字報暴露出了一個又一個的醜陋，一樁又一樁自私自利黑幕。一張張“革命”大字報公開了許多人平時不知道的醜陋。又被大字報揭發出了一些人的黑曆史如：“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等，被勞動人民將這些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打倒在地，並踏上一隻腳。

“文化大革命”，同廣大群眾使用的“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分不開的。“文化大革命”為“四大”的使用提供了廣闊的舞台，而“四大”又使“文化大革命”動動提高了活力。

事實證明，大字報有利於底層廣大人民群眾對權貴分子的醜陋得到揭露事實，實際上容易被廣而告之，使壞人無可藏身。以大字報為中心的“四大”，不但發揚了民主，而且還是人民群眾的大民主，又通過立法得到《七五憲法》的保障，成了全國範圍的法律。

無產階級不怕亂，“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文化大革命是亂了敵人。所以，走資派右派才會怕文革再來。

大字報可以說誰都可以使用，大字報的最主要功能，一是揭露，二是批判。但那些“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地、富、反、壞、右”等壞分子隻能愛批判。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是在中國共產黨執政下。

然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大字報也從憲法中刪除。這是資產階級專政。是在中國走資派特色黨執政下。

在1980年的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走資派譚震林在書麵發言中深刻指出了大字報這種“大民主”的本質。他說：“‘四大’根本沒有民主的意義，而是文革小組強有力的棍棒。文革小組需要打擊誰，一夜之間滿城大字報。受到大字報揭發、批判、打擊的同誌，個人任何辯論的大字報，不管寫了幾張，是貼不出去的，即使貼上了，也立即被別的大字報所覆蓋。因此，不能說它是‘大民主’，不能說取消‘四大’，就取消了‘大民主’。”

1980年1月中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走資派鄧小平做了《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在講到“四大”問題時，他指出：“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是載在憲法上的。現在把曆史的經驗總結一下，不能不承認，這個“四大”的做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應該讓群眾有充分的權利和機會，表達他們對領導的負責的批評和積極的建議，但是“大鳴大放”這些做法顯然不適宜於達到這個目的。因此，憲法有關“四大”的條文，根據長期實踐，根據大多數幹部和群眾的意見，黨中央準備提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審議，把它取消。

在1980年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決定：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建議，取消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

這年4月8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在一個星期的會議中，討論中共中央關於取消“四大”的建議，成為一個重要議題。

在這些人大常委中，對“四大”的危害可謂有切身的體會，談起當年那些“炮轟”、“勒令”的大字報，委員們會依舊心有餘悸，不寒而栗。

在發言中，人大常委會法製委員會副主任楊秀峰，從法律的角度闡述了取消“四大”的四條理由：

一、憲法中已經明確寫明“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罷工的自由”，這些規定保障了公民應該享有的民主權利；而“四大”卻相反，妨礙了公民應當得到的正當的民主權利。

二、把“四大”寫進憲法中，使少數壞人在法律上有了可乘之機，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打著“四大”的旗號，製造事端，向無產階級進攻，妄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

三、把“四大”寫上憲法，會使一些人利用來大搞派性，製造混亂，破壞正常的工作、生產、教學和生活秩序，不利於四化建設。

四、搞“四大”容易泄露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從“文化大革命”到“西單牆”，一些壞人正是利用大字報泄露了不少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

參加會議的人大常委們，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讚同取消“四大”，提請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決定。

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作出決定，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五條，取消所謂“四大”的規定。

198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的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通過了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這部憲法中，有關“四大”的條文徹底消失了。

大字報終於成了曆史的陳跡。

在走資派口中能聽到說大字報好嗎？而大字報對誰有利？是人都知道。當然這裏的人是底層的工人農民沒權沒錢的小人物而己。

[yongbing1993]

走資派來評判文革是很難公正的








對於受到文革衝擊的走資派來說，想理智地不帶任何偏見地評價文革，是不可能的。而現在對文革的評價，是在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是在走資派之間的權力爭鬥和思想十分混亂的年代，匆忙地進行定性的。例如走資派鄧小平從來沒有當過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也沒當過中國的最後領導人，當時是胡躍邦和趙紫陽當政，走資派鄧小平隻是垂廉聽政當太上皇。曆史證明，由曆史上文革中的走資派鄧小平自己的當事人，即文革中的走資派鄧小平來個人來評判文革曆史，是很難公正的。時間和現實才是曆史最好裁判。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的1981年做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能不能經受曆史的考驗？為什麽作出這個決議以後，就不再討論這些問題了？否定一段曆史以後，就不再提“實踐是真理的唯一標準”？難道這40多年可以不用實踐來檢驗嗎？難道這個討論隻是工具，達到目的以後就丟了？為什麽記者提到以前的文革曆史，如今的中國特色走資派政府就簡單地把問題推到《決議》中而不再回答？也不再辯論？那麽複雜的曆史是幾句簡潔的結論可以總結的嗎？ 　　

同樣，對1980年以來的曆史，也不是現在這代人可以評價的。這裏說的評價是指那種定性的、不容辯駁的評價。秦始皇2000年了，也沒有統一的最終結論呢，何況現代化的人們這個時代？根據文件說《決議》征求了上千人的意見，可是大家看看《鄧小平文選》中的定論和意見，這個《決議》主要的內容都是這個《鄧小平文選》裏麵的，是由走資派鄧小平一錘定音，胡喬木作為政治局委員參加的討論也不過是聆聽罷了，根本沒有討論的餘地。 　　

走資派鄧小平一錘定音的文革是動亂嗎？而在《決議》中正式給文革取的名字是“十年動亂”、“十年浩劫”。

事實上文革根本就不是動亂。眾所周知，動亂是社會基本利益衝突或政權內部發生矛盾衝突而累及社會的產物，即動亂的前提是政治危機或者社會危機。

動亂一般是自下而上的，很少自上而下的(除非是政變帶來內戰)。

作為當政者，誰都不希望自己的國家發生危機或者動亂。文革卻是自上而下的，是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爆發前有這樣動亂的征兆嗎？當然是沒有，不存在這樣的矛盾基礎。

文革前是一片火熱的建設景象和學雷鋒的風氣，產生了王進喜、雷鋒等英雄人物和“東方紅”的大型歌舞劇，社會非常平靜，經濟已經完全好轉，共產黨的聲望如日中天。

雖然有劉少奇的“四清”運動和一些文藝批判在前，但是，根據現在所有的回憶錄都可以看出，文革的發生是突然的，任何人都對文革的爆發沒有思想準備。

當時新華社攝影部主任出國半個月回來，才知道國內正在興起文革運動，而且對於文革怎樣發展，怎樣進行，都是不知道的。

因此，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思想和社會的全麵革命，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動亂，不是因為大家對現實不滿而爆發的社會動亂，而是由中國共產黨主導的反修防修反對走資派複辟資本主義的一場革命。這是毛澤東對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派的一場大革命。 是階級鬥爭。　　

從1956年以來，在中國共產黨內就存在著新中國是走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還是要補資本主義的課複辟資本主義。以至於發展的程度越來越深，最後導致文革的發生。

當然，新生的社會主義作為一個人類理想的探索，僅僅是開始，廣大工人農民是喜歡社會主義的。而美國和西方世界當時正是內外交困，整個西方是動蕩的。毛澤東說“敵人一天一天爛下去，我們一天一天好起來，”這個話是有充分根據的。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當時的曆史資料和報刊。

世界上各個國家的民族獨立、國家解放、擺脫殖民統治，基本都是60年代實現的，風起雲湧，的確是世界大革命的時代。

美國60年代初肯尼迪總統被打死，以後又陷入越戰和70年代的石油危機以及長期的經濟危機中。美國領導人出訪外國不象現在這樣威風，經常挨雞蛋和香蕉皮“歡迎”。當時的美國出動軍隊鎮壓各種運動是經常的。60年代的美國青年被普遍認為是“垮掉的一代”（西方這類書籍很多）。美國社會一直到卡特時代才平靜下來。本世紀美國最滋潤的日子就是克林頓時期，社會階級矛盾大大緩解。

在當時那樣一個時代裏，全世界的大多數人都認同社會主義被廣泛認為比資本主義優越的多，而且是“埋葬”的關係。

走資派說，文革是動亂這個性質是不準確的，它沒有反映問題的實質和根本。即不是由社會矛盾才產生的“文革”，而是毛澤東自己打碎了他親自建立起來的一整套體係。毛澤東的理想是從根本上改變舊中國的社會，並從大亂達到大治。

至於毛澤東為什麽采用文革這樣的辦法，毛澤東認為，人是自私自利的，中國幾千年的社會都是私有化的，自私自利植根於每一個人的基因裏，這種私有化的傳統文化不把它砸碎是到不了社會主義的。所以要想改變就要從文化革命開始。文化革命己從五四運動就己開始，小打小鬧也己一百多年了。這次必須是要來個《文化大革命》才行。文革中的《狠鬥私字一閃念》《鬥私批修》《靈魂深處鬧革命》等等都是在鬥私批修，不要形成有錢人，不要讓貧富差距拉大為目的。

無論是正麵還是反麵，文革對於每一個人來講都可以得到寶貴的經驗和教訓。不能把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簡單斥之為“動亂”。就算“文革是動亂”這個論點是成立的，那麽，走資派鄧小平的《決議》並沒有回答一個最基本、最主要的問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一場“動亂”？為什麽“動亂”一直到1978年還得到中央的高度評價？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打開了《私》的閥門以致自私自利橫行霸道，貪官汙吏代代相傳，貪汙腐敗無處不在，無官不貪，反了一批新官上任繼續再腐再貪，四十多年來一直喊著要“反腐“卻越反越多。為什麽反腐越反越多？是因為人人都有《私》。不反對《私》，不批判《私》。不人人都鬥《私》。不管誰上台當官有了權力就會利用權力為自己自家親朋好友謀《私》利。就會腐就會貪。改革開放用四十多年的實踐證明了一條真理：就是反腐最有效方法是文革《鬥私》。中國幾千年的私有化社會實踐證明腐敗一直沒有離開過人類社會。隻有人人進行《鬥私》才能減少腐敗，隻有人人不斷進行《鬥私》台上的官員不敢腐敗。隻有人人徹底經常不停地進行《鬥私》才能製止腐敗。這就是大民主，人人進行《鬥私》監督官員。

《私》是什麽？對於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取得政權之後，複辟資本主義就是《私》。貪汙就是《私》。浪費就是《私》。當權者官僚主義就是《私》。行賄受賄就是《私》。偷稅漏稅就是《私》。盜騙國家財產就是《私》。偷工減料就是《私》。盜竊國家情報就是《私》。多吃多占就是《私》。自私自利就是《私》。損人利己就是《私》。

三反”運動是《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五反”運動是《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經過“三反”、“五反”運動隻是打擊了的一些官員的《貪汙腐敗》，而滋生在人們頭腦中的《私》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有了《文革》。文革中的《鬥私批修》是最有效的《反腐敗》方法。

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正如決議中所指出的，第一，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自私自利》。第二，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自私自利》。第三，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自私自利》。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任務, 第一就是官員層麵的《鬥私》, 這是最關鍵的重要的指共產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第二就是意識形態內的《鬥私》, 這裏指的是全體人民尤其是教育文藝領域裏的人；第三，改革, 這裏的改革指的是去除舊的私有的一切醜惡的習俗, 興起新的社會主義的風貌! 要完成這三項任務必須要放手發動群眾, 讓群眾自己起來《鬥私》而不是群眾要聽官員的旨意! 目的就是要掃除這堆《自私自利》的《垃圾堆》。隻有清除了這個《垃圾堆》，然後就能消滅了大老虎和小蒼蠅。

毛主席經常告訴共產黨人應當無所畏懼。要“敢”字當頭, 敢於《鬥私批修》……有些同誌直到現在仍是怕字當頭，有人甚至怕得很厲害，很古怪，而且越發花樣多。怕 字派說：“群眾亂起來了不講道理，不守規矩，鬧得很糟，把習慣秩序打亂，使事情不好辦。”又說：“文化大革命妨礙生產，一鬧，生產就不好進行，計劃無法保 證。”又說：“文化大革命會給反革命鑽空子，右派鬧翻天，鬧得厲害得很。如：‘不安分’、‘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蠻人’等等。他們給革命 師生，革命幹部加了不少頭銜。於是怕群眾、怕大民主就有理由了，在群眾中製造分裂，挑動群眾鬥群眾……。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眾、怕革命。從好的方麵說， 有的想做維持現狀派，但有一種人越走越遠，就隻能為自己垮台創造條件。曆史上從怕群眾到反對群眾，從怕革命到反對革命者不少。希望他們不要再蹈複轍。

有 些人口頭上講並不怕群眾，不怕發動群眾，但是葉公好龍，見了真龍，六神無主。毛主席這故事已講了四十年，難道還不引以為戒嗎？德國進步詩人海涅，自稱是共 產主義者，但是怕共產主義革命。他說：“未來是無產階級的，我是以憂慮的心情說這些話的。”從海涅看來，一旦共產主義革命勝利到來，無產階級掌權，他喜歡 的藝術品會毀壞，他的詩也會毀滅。列寧說：“海涅是個無知者，他認識不到無產階級革命在破壞舊世界的同時，還將保留人類文化的精華，並創造出資產階級望塵 莫及的極其輝煌的新文化。”

有些同誌擔心的恐怕比海涅更甚些，如怕丟烏紗帽，怕失尊嚴等，於是就同群眾，同無產階級大革命抵觸起來了。 他們挑動工農、幹部鬥學生，標榜自己是受到多數擁護，他們主持的機關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把別人打成反革命也在所不惜。他們組織圍攻，卻說：“這不過是 辯論會。”圍攻，辯論其界限是什麽？其實隻要我們屁股坐到群眾一邊，站到群眾中去，這個問題是可以懂的。如果隻在怎樣對待群眾上打主意，誰也不能代替回答 這個問題。對待革命串聯也是對待群眾，對待革命的態度問題。把全國文化大革命連成一片，並可識別誰是真革命，誰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誰是無產階級司令部。

在 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堅持階級路線，善於發現不帶括號的左派隊伍，爭取許多搖擺不定的，可東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團結大多數，徹底孤立資產階級右派，揭露玩弄 權術的兩麵派。有人企圖用宗派主義代替黨的階級路線，把革命原則拋到九霄雲外，不理會各種派別帶有政治性、階級性，用血統論代替階級性，企圖混淆階級陣 線，孤立無產階級革命隊伍。

各地流行一種“自來紅”的謬論，宣傳謬論的人利用一些青年學生天真地提出的一付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來迷惑 一些學生，實際上這是剝削階級反動的血統論。什麽“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的地主階級哲學，是徹頭徹尾的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唯心的， 與馬列主義階級分析相對立的。毛主席和黨是重視階級成份出身的，同時反對唯成份論，人們都需要在鬥爭中長期考驗自己，證實自己的世界觀屬於哪一個階級。思 想意識不是天生來的，是社會存在的反映，是階級鬥爭實踐中逐步形成的，或者反映這一個階級，或者反映那一個階級。

馬列主義者認為：工人階級按照自己的社會地 位來說是容易接受科學社會主義的，但是科學社會主義不是那個工人階級自發創造產生的，而是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 他們在那時按其社會地位曾是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列寧、斯大林以至於 毛主席也是一樣。但他們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總結了國際工人運動各個時期的全部經驗，創立和發展了科學的社會主義，引導工人階級 前進。

[yongbing1993]

《紅二代》特指走資派的第二代








《紅二代》起源於文化大革命中的高幹子弟。這批《高幹》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修正主義分子，全稱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文革中所稱的《高幹子弟》就是文革中的《走資派》的第二代即兒子女兒。對於這批《高幹子弟》的批評，毛澤東有過專門的講話。雖然父母輩是《走資派》，但還在《高幹》的位置上，這批《高幹子弟》還是高人一等的。

毛澤東逝世，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成功進行所謂的改革開放，文革被徹底否定之後，走資派們又恢複《高幹》在執政。否定文革是第一步，接著去掉走資派帽子，恢複高幹身份。以走資派鄧小平為首的十老開始自稱是“紅色的一代“，加上右派知識分子的描紅，紅一代成型之後就有了《紅二代》。走資派鄧小平有講過，大意是：我們（指紅一代）要把政權交到自己的子女手上才放心。也就是交到《紅二代》手上。這個《紅二代》是一群人，全中國上下有的是官位。但在紅一代還想在台上時，《紅二代》還有一個代名叫《太子黨》。太子是什麽？是皇帝的接班人。這就很清楚了，《紅二代》的來源。

文革後期，這些走資派官員從中央到地方都恢複了官位，到毛澤東逝世後就全麵接管了各級政府各行各業的執政權，走資派官員上台後就迫不及待地爭先富撈錢，以及安排自己的子女到各級崗位上工作。有了權就有光發財的機會。這一大批走資派的子孫後代有一個統一的稱號就是：紅二代。之後又有紅三代等。而走資派自稱紅一代。這是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的專用語。

《紅一代》就是走資派鄧小平胡躍邦趙紫陽等那一代。真正的名稱應該叫走資派一代，他們自己認為不好聽。所以就開始自稱為自己是“紅一代“。而他們的兒女輩叫“紅二代“。之後的孫子輩叫“紅三代“。

自走資派江澤民朱裕基之後，包括走資派胡錦濤溫家寶這二任都稱之為：官一代。他們還沾不上“紅“字。他們的子孫後代稱為：官二代，官三代等。

到了習近平這任應該稱為皇一代。子孫應為皇二代皇三代了。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為革命的一代。他們的子孫稱為革命的後代。包括幾千萬的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將士們，都是革命的一代。他們的子孫都是革命的後代。

後代們是不是繼承了祖父輩等的信仰和意誌就另當別論了。

不過，《紅二代》中大多數是先富了，繼續了走資派先富的意誌。有的還在執政位置上。

《紅二代》不是隨意給人扣上的，得先搞搞清楚。

[yongbing1993]

徹底否定文革會有很大政治代價








徹底否定文革會有很大政治代價！具體地說是對中國共產黨幾代共產黨員們犧牲的和活下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幾代犧牲的將士和活下來的將士，以及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幾十億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同時也對中國自1840年以來為中國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先人們不斷奮鬥的英雄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的英雄們。文革是這些的繼續。

對於文革中受到批鬥的走資派和右派分子，不否定文革，走資派鄧小平等就無法出來工作。雖然走資派鄧小平承諾了“永不翻案”，但走資派鄧小平篡權複辟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後就可以立即翻案，一吐怨氣。

但是，走資派鄧小平等徹底否定文革是會有很大政治代價的，也許這個代價當時看不清楚。對文革徹底否定，尤其是不加以分析的否定，是十分草率的、不嚴肅的。 最最重要的是文革中批判走資派鄧小平等的修正主義複辟資本主義的事實己經發生。今天的中國走資派特色政府還是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執政嗎？今天的中國社會製度還是社會主義嗎？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去哪兒了？工人階級被解散，工人被下崗，工人成了資本家公司的打工人。農村人民公社被強行解散，人民公社的社員們，農村的貧下中農們又成為一個個體戶又成一盤散沙，淪為四處流浪找工做的農民工。這些血淋的事實己經發生，還來否定文革有意義嗎？走資派鄧小平等剛上台時，為了忽悠當時的工人階級貧下中農，造謠說謊說四人幫要謀害毛主席來複辟資本主義，目的就是為走資派鄧小平等上台合法化在誤導。而今天的走資派特色政府還信仰馬列毛主義嗎？還是共產黨人嗎？

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文革？不就是防修反修防止複辟資本主義嗎？走資派鄧小平等用事實證明了文革對於大多數中國人民，尤其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有利的。是階級鬥爭，是路線之爭，是大事。

首先，文化大革命是億萬人民積極參加的。而走資派鄧小平篡權後要徹底否定文革，就是要表示一大批大大小小的走資派要重新評價，因為這些當時在台上的大大小小的走資派都是極力擁護文革的，包括走資派鄧小平幾次口頭寫信撿討中都表示過，還向毛主席保證：《永不翻案》的，大家有興趣可以在網上查看鄧小平的檢討書和給毛澤東的信。同時在文革中，鄧小平的女兒還給其父寫過大字報。但是在改革開放後，為什麽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她回憶父親的書中不提這個事情呢？這就是事實，走資派們及其子孫後代們還在否定文革，製造假象偽造曆史在誤導後人。還在否定文革的不就是這些人嗎？

作為一個高官大官主宰百姓生命的還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中央官員對自己的言行是：假作檢討、取得信任、取得官位後即刻翻案，這難道是一個正當的哪怕是普通老百姓應該做的嗎？

事實上，文革的發動、組織都是經過中共中央的決議，有合法程序。即使是劉少奇的問題也是逐步升級的，先調查了好幾年，有了大量的人證物證，才專門作了個決議。

不象後來的逮捕四人幫，一個晚上搞定，首先宣布取得粉碎勝利，然後再去整他們的黑材料。

逮捕江青的那天，她還在和工作人員一起摘蘋果呢，這是在準備政變的人嗎？

逮捕四人幫的理由是根據光明日報發了一篇“按既定方針辦”的社論。

實際上四人幫既沒有軍隊，也不掌握警衛部隊，都是秀才，王洪文早就沒有實權，怎麽敢動手？

當然，先抓起來就什麽都好說了。

據說陳雲對此不以為然，並說今後黨內再不允許搞什麽粉碎了，一律通過組織程序解決問題，人家也是選上去的嘛。頭一天你投票選舉他們，第二天就抓他們。

這樣的宮廷政變開了先例以後會搞的人人自危。從以後調查的情況看，沒有充分證據說明四人幫在準備政變，隻找到王洪文的標準照，然後把他分管的民兵武器拿了一部分出來作為證據。

逮捕“四人幫”後走資派們一麵說沒有階級鬥爭了，而走資派們另一麵又說粉碎四人幫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搞政變的人是不知道二律悖反道理的，所以借口也不需要邏輯。

總之，走資派鄧小平篡叔複辟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後，將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傳統的優良道德觀搞得混天黑地顛倒黑白。將中國共產黨內的最偉大的男人和最壞的女人結合，最後是這樣一個結局，毛澤東的畫像掛在天安門，而毛澤東的老婆卻被關了十幾年後自殺了，難道這不是悲劇嗎？還有什麽比這更離奇的故事嗎？而在關押毛澤東的親屬要比文革中任何一個政治人物的關押時間都長。　　

其次、要想徹底否定文革就必然牽涉到文革前的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地位。徹底否定文革之後那麽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就給抹殺了。

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說從1958年到1978年，中國的社會生產力沒有多大發展，“是停滯的”。這樣說，就不是客觀不客觀的問題，而是惡意詆毀整個毛澤東時代的問題。

右派們說走資派鄧小平維護了毛澤東的地位，那隻是表麵，真正有殺傷力的是這句話，表麵詆毀的事情，他讓別人做。由於走資派鄧小平處在垂廉聽政的核心地位上，所以走資派鄧小平這個話使很多人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改變了看法。走資派鄧小平這樣說，對於確立他自己的曆史地位是有很大好處的，但是對於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曆史、新中國成立後的國家的曆史、幾代新中國的幾十億人民的奮鬥，就幾乎全部給抹殺了，它的政治後果非常嚴重，使全世界的敵對勢力有了抵製中國共產黨的強有力的把柄，包括整個西方世界主流、台灣以及知識界、中國的“六.四”風波基礎等等。走資派鄧小平真正意識到這個政治代價是在1987年學潮中即胡耀邦下台死亡後，從那以後，什麽批判文革的電影、小說等等都被嚴格限製了。 　　

要知道，新中國是1949年解放的，而不是1978年解放的。現在的情況是，連80年代都不宣傳了，隻宣傳走資派改革開放的年代。這樣割裂曆史的宣傳，對中國共產黨真的有好處嗎？否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就必然對現在有好處嗎？人們為什麽老是要生活在否定之否定當中呢？一下子把文革抬得那麽高，一下子踩到腳下，人民難道是木偶嗎？如果這樣，思想道德意識的混亂就是必然的。

這40多年來，經濟在發展，據說取得了偉大成就，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威信卻節節滑坡，這不是事實嗎？

其實，現在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感情還是以前的。

這40多年，根本沒有建立什麽感情，否則走資派鄧小平為什麽在80年代末說“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呢？

徹底否定文革，就會使後人無法正確理解中國共產黨的曆史，無法理解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也無法正確評價毛澤東，而隻是從無限誇大的錯誤和全盤否定中來認識他們。

80年代以後長大的人一說到文革就以為整個十年都是戴高帽、遊行抄家、潑墨水，以及造反派一些極端的口號。80年代出生的人都這樣認為，那麽40年後、50年多後、100年多後呢？把毛澤東自認為平生兩件大事之一的文革理解成這個樣子，這是對待新中國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曆史的態度嗎？ 　　

再次、徹底否定文革必然就犯了新的錯誤，即沒有實事求是地看待新中國的曆史，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曆史。這對於現實是沒有好處的。

現在中國走資派奉行的理論，和以前毛澤東時代一直奉行的理論已經找不到共同點了。這怎麽解釋新中國革命？怎麽解釋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曆史？從而使人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存在產生疑問。

因為這是一個選擇題，肯定現在的理論，即為有錢人的理論，則必然否定過去的一切。

如果連新中國革命的理論也否定了（事實上已經否定了），那麽幾千萬人的血真的是白流了。

因為否定新中國建國前30年的曆史，就使得100多年來無數先烈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和進步拋頭顱、灑熱血的奮鬥顯得可笑了（從80年代開始，戰爭英雄、勞動模範、典型都成為被譏笑的對象了）。

中國1840年以來就沒有值得肯定的東西了：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共產黨的錯誤。唯一值得肯定是1978年以來的道路。但是這個道路究竟會如何？現在還沒有曆史的結論。 　　

實際上，文革不是動亂，而是政治運動。

動亂危機的產生是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一直到現在，今天的走資派特色政府的社會、經濟、政治、民族危機是越來越深刻（文革當中沒有民族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後果不堪設想。

按照走資派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幾億人往外跑。因此，真正存在動亂危機的是現在，是需要中國當今走資派特色政府的領導人拿出勇氣和魄力的時候，不應該再把責任推給過去。就象克林頓不能把責任推給裏根、布什不能推給克林頓一樣。 　　

如今走資派特色政府的領導人高喊：改革還要堅持100年不動搖，也就是說還要繼續革1978年以前的體製和思想的命，這有些好笑。

毛澤東用20多年（1956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到去世）建立的體係，已經用40多年（1978到2025）來改革它？有這樣改革的嗎？改的時間居然長於建立的時間？還沒改好？幹脆重新建好了。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也僅僅用了三年罷了。

實際上改革是每個政府都要根據實際情況做的，也就是施政，為什麽一定要說改革呢？是改掉毛澤東的東西，還是改掉後來建立的東西？何必強調如此？反正現在沒有幾個人懂邏輯。

實際上，中國的改革早已完全失敗了。

因為，當時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改革的對象是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和農村人民公社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體製，目標是使它具有活力，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支柱。

可是現在社會主義公有製完全垮了，中國統計局也不得不承認，現在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靠外資和民間投資拉動，近年則是靠政府用銀行的錢實行所謂積極財政政策拉動的，而積極財政政策是不可能持久的。那麽今後要發展就必然依賴外資，一旦外資動搖，中國經濟立即垮掉，這就是經濟殖民化，也就是說，中國必然成為西方政治和經濟的附庸國。為什麽我們的外交那麽軟弱？大家應該可以找到答案了吧？ 　　

有人說，如果毛澤東繼續統治到今天，會和朝鮮一樣，這就太荒唐了。因為70年代中國和西方的政治關係已經大大改善了，而且中國已經開始了和西方的經濟技術合作。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西方朋友比現在的領導人多得多，關係也深得多。中國奉行的政治理論和朝鮮完全不同。曆史是不能假設的，何況現在已經與毛澤東時代距離4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