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小塊麵包表示冷淡漠不關心

對一小塊麵包表示冷淡漠不關心

 

飽食者對一小塊麵包表示出“冷淡”和“漠不關心”。

饑餓者在關於一小塊麵包的問題上永遠是“有黨性的”。

對一小塊麵包“冷淡和漠不關心”，並不是說這個人不需要麵包，而是說這個人已經永遠不愁麵包，永遠不缺少麵包，而是說他牢牢地依附於飽食者的“政黨”。

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無黨性不過是依附於飽食者的政黨、統治者的政黨、剝削者的政黨的一種虛偽、隱蔽和消極的表現。

沒有一個活著的人能夠不站到這個或那個階級方麵來（既然他懂得了它們的相互關係），能夠不為這個或那個階級的勝利而高興，為其失敗而悲傷，能夠不對於敵視這個階級的人、對於散布落後觀點來妨礙其發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憤怒。列寧：《我們究竟拒絕什麽遺產？》（一八九七年底），《列寧全集》第二卷第四七一頁

政治上的冷淡態度就是政治上的滿足。飽食者對一小塊麵包表示出“冷淡”和“漠不關心”，饑餓者在關於一小塊麵包的問題上永遠是“有黨性的”。對一小塊麵包“冷淡和漠不關心”，並不是說這個人不需要麵包，而是說這個人已經永遠不愁麵包，永遠不缺少麵包，而是說他牢牢地依附於飽食者的“政黨”。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無黨性不過是依附於飽食者的政黨、統治者的政黨、剝削者的政黨的一種虛偽、隱蔽和消極的表現。列寧：《社會主義政黨和非黨的革命性》一九O五年十一—十二月），《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五十八頁

一般小資產階級，其中包括農民，要覺悟到自己的力量、自己領導經濟和政治的一切企圖，最後都遭到了破產。或者受無產階級領導，或者受資本家領導，中間道路是沒有的。一切夢想中間道路的人都是空想家，都是幻想者。列寧：《在全俄運輸工人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二一年三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五一七頁

如果我們恰恰回避或掩飾最重要的東西，即鎮壓資產階級反抗的工作——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最艱巨、最需要鬥爭的工作，那末，從科學的觀點來看便是完全不正確的、完全不革命的。“社會”神甫和機會主義者總是情願幻想未來的和平社會主義，但是他們與革命社會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正在於他們不願意想，不願意考慮為實現這個美好的未來而進行的殘酷的階級鬥爭和階級戰爭。列寧：《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一九一六年九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二卷第八七八——八七九頁

馬克思說過：任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就是說，今天無產者和資本家之間進行著經濟鬥爭，明天他們也不得不進行政治鬥爭，他們就這樣用雙重性的鬥爭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斯大林：《階級鬥爭》（一九O六年十一月），《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五九頁

現代社會生活的軸心是階級鬥爭。在這個鬥爭進程中，每個階級都以自己的思想體係為指南。資產階級自己的思想體係，這就是所謂自由主義。無產階級也有自己的思想體係，大家知道，這就是社會主義。
斯大林：《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九O六年六——七月），《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一頁

曆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階級自動退出舞台的事情。曆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資產階級不試圖用盡全部殘餘的力量來衛護自己的生存的事情。
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九二九年四月），《斯大林全果》第十二卷第三十五頁

從來沒有過而且將來也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垂死的階級自願放棄自己的陣地而不企圖組織反抗。從來沒有過而且將來也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在階級社會中，工人階級不經過鬥爭和波折就能向社會主義前進。斯大林：《聯共（布）中央全會：論工業化和糧食問題》（一九二八年七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五O頁

當然，舊製度是在毀壞，在解體。這是真的。然而人們正在作新的掙紮，正在用另一些方法、用所有的辦法來捍衛、拯救這個正在滅亡的製度，這也是真的。……一種社會製度被另一種社會製度所代替，是一個複雜的長期的革命過程。這並不簡單地是自發的過程，這是鬥爭，這是與階級衝突相聯係的過程。資本主義已經腐朽了，但是不能把它簡單地跟一棵已經十分腐朽、自己一定會倒在地上的樹相比。不，革命，一種社會製度被另一種社會製度所代替，總是鬥爭，是痛苦的殘酷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每當新世界的人們得到了政權，他們就應該防衛舊世界用暴力恢複舊製度的企圖，新世界的人們總是應該保持戒備，準備回擊舊世界對新世界的侵犯。斯大林：《和英國作家赫?喬?威爾斯的談話》（一九三四年七月）

我們有些同誌既然看不見戴上新的假麵具的階級敵人，既然不善於揭穿他們的欺騙手腕，就往往安慰自己說，世界上已經沒有富農了，農村中的反蘇維埃分子已經由於消滅富農階級政策的實行而被消滅了，……同誌們，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富農被擊潰了，可是還遠沒有被徹底消滅。而且，如果共產黨員泰然自若，打起瞌睡來，以為富農會按所謂自發的發展方式自己跑進墳墓去，那末富農是不會很快就被徹底消滅的。斯大林：《關幹農村工作》（一九三三年一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O五——二O六頁

不通過殘酷的階級鬥爭能不能排擠資本家，鏟除資本主義的根底呢？不，不能。依靠資本家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能不能消滅階級呢？不，不能。這樣的理論和實踐隻能培植階級並使階級永久存在，因為這個理論是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相矛盾的。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九二九年四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三十頁

托洛茨基分子活動的基本方法，不是公開而誠實地在工人階級中間宣傳自己的觀點，而是掩飾自己的觀點，卑躬屈節和阿諛逢迎地頌揚自己敵人的觀點，假仁假義和口是心非地詆毀他們自己的觀點。斯大林：《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麵派及其他兩麵派的辦法》（一九三七年三月）

現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壞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大部分都是黨員，衣袋裏裝著黨證，所以這些人表麵上看來並不是異己分子。如果說舊的暗害分子公開反對我們，那末，相反地，新的暗害分子則是向我們的人獻媚，誇獎我們的人，拍他們的馬屁，以便騙取信任。斯大林：《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麵派及其他兩麵派的辦法》（一九三七年三月）

如果以為國際資本會讓我們安靜地過日子，那就愚蠢了。不，同誌們，這是不對的。階級還存在，國際資本還存在，它是不會平心靜氣地看著一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發展的。斯大林：《關於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四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四十六頁

隻要資本主義包圍存在，就一定會有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武裝幹涉的危險，隻要這種危險存在，就一定會有複辟的危險即資本主義製度在我國恢複的危險。能不能認為這種矛盾是一個國家完全可以克服的呢？不，不能。因為靠一個國家的努力，即使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不能完全保障自己免除武裝幹涉的危險。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總結》（一九二五年五月），《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九十九——一OO頁

[yongbing1993]

新中國農村人民公社裏的五保戶




所謂《五保》，主要包括以下幾項：保吃、保穿、保醫、保住、保葬（孤兒為保教）。

《五保戶製度》是指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農村人民公社裏的社員中的一個特殊人群，這種《五保戶製度》的設立體現了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用法律來保護老人、兒童、殘疾人、軍烈屬家庭和無勞動力家庭的一貫原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製度農村人民公社集體化和人道主義的具體體現。

《農村五保戶供養工作條例》中的五保供養對象，主要包括農村人民公社裏的社員中符合下列條件的老年人、殘疾人和未成年人。五保戶對象指在農村人民公社裏的社員中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法定贍養扶養義務人或雖有法定贍養扶養義務人，但無贍養扶養能力的老年人、殘疾人和未成年人。符合者發給個人《五保供養證》。

具體是指老年、殘疾或者未滿16周歲的人民公社的社員，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又無法定贍養、撫養、扶養義務人，或者其法定贍養、撫養、扶養義務人無贍養、撫養、扶養能力的，享受農村人民公社裏的五保供養待遇。

五保戶對象的確定：應當由本人申請或者由農村人民公社裏的委員會提名，因年幼或者智力殘疾無法表達意願的，由農村人民公社裏的生產小隊幹部或者其他社員代為提出申請，經農村人民公社裏的委員會審核公告，報縣人民政府審核、核實、批準，發給《五保供養證書》，憑《五保供養證書》享受五保待遇。

具體享受五保的待遇有:（1）按計劃供給的糧油和燃料。（2）按季節供給服裝、被褥等用品和零用錢。（3）提供符合基本條件的住房。（4）及時治療疾病，對生活不能自理者有人照料。（5）妥善辦理喪葬事宜。（6）五保對象是農村人民公社裏的五保供養對象未滿16周歲或者已滿16周歲仍在接受義務教育的，應當保障他們依法接受義務教育所需費用。（7）農村人民公社裏的五保供養對象的疾病治療，應當與當地農村人民公社的合作醫療和農村人民公社或縣裏的醫療救助製度相銜接。

農村人民公社的五保供養經費不得低於本地區農村居民上一年度人均純收入的60%。農村人民公社的五保供養標準不得低於當地村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並根據當地農村人民公社社員的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適時調整。農村五保供養標準，可以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製定，在本行政區域內公布執行，也可以由設區的市級或者縣級人民政府製定，報所在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備案後公布執行。
國務院民政部門、國務院財政部門應當加強對農村人民公社五保供養標準製定工作的指導。

實行集中供養和分散供養相結合。根據五保對象的意願，可吸收五保戶入敬老院集中供養，五保戶入院自願，出院自由。實行分散供養的，應當由農村人民公社政府或農村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小隊的集體經濟組織、受委托的撫養人和五保對象三方簽訂五保供養協議。

不僅是醫療，在教育、住房、殘疾人工作方麵，新中國的毛澤東時代執行的政策都是追求一個核心《普及率》。一切服務都是免費的提供服務, 不存在中間商資本家賺錢的說法。

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新中國農村人民公社時代，人民公社裏的所有社員們看病都是農村人民公社的合作醫療, 赤腳醫生製度。是受國家及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保障的，對於國家幹部和城市居民實行“公費醫療”製度。這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基本政策。說是“公費醫療”，其實也是有一部分費用需要個人承擔的，公費隻承擔看病費用的大部分，對於那些有突出貢獻的人，立過一等功的人，有英雄稱號的人，解放前參加革命工作的人以及軍人國家幹部則是全免費的。

在毛澤東時代，農村人民公社裏的社員群眾看病的費用是很低廉的。例如當時有社員曾經患黃疸型肝炎，這是比較一般的疾病，但是全部治療的費用是幾角錢，十幾付中藥就徹底根除。這是什麽概念呢，一個普通工人月收入的幾分之一。為什麽毛澤東時代醫療費用這樣低廉，這應該主要歸功於在那個時代是真正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那時候醫療工作者都是人民群眾中一分子，信奉“救死扶傷是天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念，不追求脫離人民群眾，不以個人利益為追求。醫療不是以賺錢為主的私有化產業。而是公營的福利性服務行業。

《白衣天使》的醫德是非常高的，《白衣天使》們是以“救死扶傷是天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念，《白衣天使》們是十分痛恨“以醫牟利，趁人之危”的私有化行為。《白衣天使》們在毛澤東時代就是這樣為中國人民服務的。不管你是幹部群眾都是一樣的服務的。走資派篡權上台後的現在就不同了。現在如何? 中國人都有切身體會就不多說了。隻是年輕人很少有人想知道有三十年時間不同體驗。

令很多經曆過毛澤東時代的老人痛惜，這些老人慢慢地一位又一位走了。過了近一個世紀的老人，千千萬萬個和毛澤東、周恩來一樣忠誠履行“為人民服務”宗旨的老人們。他們曾被世人尊稱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老的《白衣天使》們，這些老的《白衣天使》們不單單是說他們有著高超的醫術，更是尊敬他們這樣一群有著崇高醫德的老人們。這群老的《白衣天使》們是從毛澤東時代一路走過來的，無愧於“人民醫生”的光榮稱號。

在毛澤東時代更為廣泛的農村人民公社裏，執行的也是“公積金”製度，但做了一個劃分。小病在各村、大隊、公社的《紅醫站》裏就診，每個大隊有一個老醫生和二個分別為男女各一的赤腳醫生為社員們看病。通常費用是交五分錢，大病送診到鎮、縣、區、市醫院，費用又是小隊、大隊、人民公社負擔大部分，個人承擔少部分。這其中還有個例外，就是隻在農村人民公社裏實行“五保”製的一分也不收錢。

所謂的“五保”製，就是由人民公社集體和人民政府完全承擔一群特殊人的“吃、穿、住、醫、葬”五個方麵，個人絲毫沒有負擔。這是比城市居民更為優厚的特別待遇，享受這種待遇的家庭被稱做是“五保戶”。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五保戶製度開始執行起，就有一套比較嚴格的審核程序，即符合以下條件：“失去勞動能力的，身體有殘疾的，沒有生活來源的，沒有子女的，失去生活依靠的，革命軍人烈屬、遺孤”。五保戶沒有年齡限製，如果五保戶中有適齡兒童，國家還負擔全部教育費用直至參加工作。全國總計約有“五保戶”幾百萬人。

其實，不僅是醫療，在教育、住房、殘疾人工作方麵，毛澤東時代執行的政策都是追求一個核心——普及率。即：使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盡最大數量、最大可能的都享受到一定水平的待遇。

關於人民、社會和國家的關係，毛澤東有三個基本的人的價值觀（世界觀）：自由／權利、平等和公正社會。在毛澤東的觀念裏，自由／權利的概念有兩層涵義：“身體自由”和“道德自由”，後者更為重要。身體自由的內涵可以分為兩類：積極方麵和消極方麵。消極自由／權利指不受強製，尤其針對外部幹擾或外國統治而言：消極自由／權利的本質是“擺脫”。積極自由／權利指人的自然和心理能力，或作出決定、選擇做或不做、行為或不行為的能力。因此，毛澤東積極與消極自由／權利的概念與中國人民“擺脫”西方統治、實現民族獨立和自主、抵抗帝國主義的意誌，以致中國人民能“自由的”實踐民族自決有著密切的聯係。

平等，毛澤東設想的公正社會的第二個組成部分，不應理解為僅包含平等主義的狹義上的平等。相反，毛澤東提倡的平等包含了一個前提，即人就基本的尊嚴和價值而言是平等的，應當被平等對待。這個人的價值觀應該從社會的三個主要方麵理解：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換句話說，毛澤東的平等觀念包含了三個基本原則：政治平等、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政治平等意味著全體中國人民都應當享有相同的政治權利，包括參與政治決策過程。這也是毛澤東大眾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是社會主義的敵人和反革命分子自然不享有這些權利。經濟平等的觀念意味著消滅剝削製度和人壓迫人的製度。因此，通過土地、資本和工業國有化，生產資料可以全民所有。公有製和財富平等分配是經濟平等的主要特點。社會平等代表了人民之間的平等關係。無論是誰，不管他的地位或身份如何，都應該被平等的對待。這是對中國按財富、權力和教育程度享有社會地位、威望和尊重的傳統習俗的重大改革。稱呼用語由“同誌”取代了“先生”是社會關係平等的一個典型表現。提倡婦女權利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派知識分子下鄉、幹部下幹校政策旨在培養平等的大眾觀念和一個新的價值體係。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具體到他的經濟思想，即所有的基本需求都被滿足以及財富的分配必須是相對公平的。為了保障社會大多數人的利益，必須在大眾民主之前保留中央集權製要素。在國家指導和領導下有計劃的發展全國經濟。此外，必須保護人民對公共決策的積極參與，並須為這種參與不斷創造條件。

毛澤東經過其革命生涯逐漸形成了經濟生存能力和生產力理論，提出了“辯證道德論”作為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的一個新觀點，強調意識形態和道德規範對影響人民思想和行為的作用。毛澤東確信，中國人民能夠為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奉獻、自我犧牲、努力工作而釋放出巨大的力量。當對人民進行適當的意識形態灌輸和組織訓練，經過一段時間他們將會具有這些新的價值觀和品質特點。他“不斷革命”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人的觀察和概念化的基礎之上的，他把人作為一個單獨事物分析，並把人看作是社會發展的最重要的驅動力。

在毛澤東看來，人是最重要的：“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隻要有了人，什麽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毛澤東把人的資源看成經濟發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他相信：作為生產者，人的動力來源於意識，意識來源於社會實踐。動力是道德力量例如奉獻、熱愛、決心、信心、節儉、勤奮和簡單的來源。意識和動力相輔相成，通過人的勞動可以轉化成物質力量。根據這個觀點，改造社會和推動經濟發展，首先需要改造人，必須引導他們提高自己的覺悟和意誌。

這是完全不同於西方市場經濟理論觀念的世界觀，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強調市場機製和追求個體利潤作為一隻“看不見的手”刺激經濟發展。毛澤東表麵上將經濟發展問題政治化的事實，並不是因為他打算挑戰經濟發展的概念，而是因為他試圖利用政治來最大限度地調動人力資源並使推動經濟發展的所有社會力量的效率最大化。在毛澤東看來，“現代科學和技術不應被訓練有素的專業‘專家’所獨享，而應大大鼓勵普通工人和農民進行試驗和積極參與。”

為了充分利用人的決定性因素和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的首要生產力因素，毛澤東認為重要的是建立一個世界觀，把人作為整體中的一部分思考。目的是把已經被狹隘化為忠於家庭、村落、宗族的“整體”概念，擴大為階級、民族甚至更大的覺悟。目標是在社會上形成一個以公（集體、公眾、廣義）為導向而非以私（自私、個人、狹義）為導向的世界觀。毛澤東堅定地認為，隻有集體的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建設一個強大的民族，為了接受這樣的世界觀，需要一場毫不妥協的倫理和道德革命。他經常提到文革作為一種運動是為了建立社會主義的道德基礎——提倡集體主義，它不僅作為一種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指公有製，而且在行為意義中指熱愛和無私。公指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是基於集體努力的一個過程，而非基於私，如個人主義以自我為導向的動機。因此，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目的是消除舊的半資本主義社會的思想和動機，建立一個與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相適應的公正的社會主義思想和動機。這是試圖以道德衝動（公）代替自我本位動機（私）以刺激生產和發展增長。當時試圖縮小收入差距的工資政策就是這種刺激的反映。在城市工業，工資差距在掌控之中且在減小，而在人民公社，按工分分配收入，不僅參照個人對生產的物質貢獻，還參照一個人的政治覺悟程度和對社會主義的熱愛程度。

在1949年毛澤東帶領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之後，中國同其他新獨立的第三世界農業國一樣，啟動了以國家為主導的社會福利計劃。這個計劃也是對革命前社會遺留的貧困、性病、營養不良、賣淫、犯罪、失業、吸毒等各種社會問題的應對。在現代工業就業的隻有一百萬人——不到整個城市就業的5%。失業人數極其巨大-470萬，大約占當時就業人口的60%。人們相信，通過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消滅階級衝突、廢除剝削製度）的建立，以及一個全國範圍的國家資助的福利計劃的建立，可以逐步解決這些社會問題。

[yongbing1993]

毛澤東時代的重大社會製度創新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內部形成了若幹重大原則和製度安排。

一是《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保證了各級黨組織服從黨中央。

二是《黨指揮槍》的原則，保證了人民解放軍及其他武裝力量聽從黨中央的指揮。

三是《黨管幹部》的人事原則，保證了中央及各級幹部由中央及各級黨委分別管理。

這些基本製度，保證了黨的統一、軍隊的統一和國家的統一。

這些原則和安排直接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結構調整和社會主義製度建設上，包括：

不僅加強了中央政府對社會主義的政治與經濟的建設和發展的總路線和總方針，還大大加強了黨中央對中央人民政府的政治領導，形成了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各級政府的《報告製度》和《決策製度》。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在中央人民政府內組織中國共產黨黨委會的決定》和《關於在中央人民政府內建立中國共產黨黨組的決定》，在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均予以實行。在黨中央的領導製度方麵也做了調整，設立中央秘書長及經常的秘書長工作會議，負責協助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研究與處理有關方麵的日常事務，成為中共八大之後實行中央書記處會議工作製度的過渡形式和前身。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逐步削弱並取消大區行政機構，加強中央對省市級直接的政治及行政領導。

1950年3月，政務院《關於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就開始上收大區的部分財權。

1951年12月，《關於調整機構緊縮編製的決定（草案）》上收大區的人事權。以減少各級管理官員。

1952年11月，中央決定將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委員會（或軍政委員會）一律改為行政委員會，確定各大行政區行政委員會為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各該地區進行領導並對地方政府進行監督的機關，上收大區的行政權。

1953年，中共中央決定調各中央局書記、大區行政委員會主席等領導人員到中央工作。

195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撤銷大區一級行政機構。6月，由中央人民政府下達決定執行。

相應地，中共中央決定撤銷六個中央局，直接領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這是黨政體製的重大改革。

新中國采取了單一製國家體製，創新民族區域製度。這不同於1922年蘇聯采取的多民族的聯邦製。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發布了《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麵積的大小，分別建立不同行政級別的民族自治地區和自治機關。

同時規定：各民族自治區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區的自治機關統為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的一級地方政權，並受上級人民政府的領導。

明確了自治機關享有的自治權。這是一種將民族自治與區域自治有機結合的製度安排，既有利於保證國家的完整與統一，又有利於在中央政府領導下，發揮自治地方少數民族自治的積極性。

到1956年，全國建立了2個自治區、27個自治州和43個自治縣。

這一製度是毛澤東等人的製度創新和創舉，極大地促進了少數民族跨越式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還保證了國家的統一、各民族的團結。

人民解放軍的軍隊也進行了體製改革，中央軍委撤銷了以野戰軍為基礎的6大軍區，成立了13個大軍區，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

逐步建立黨的分部分級管理幹部製度。在幹部人事製度方麵實行黨管幹部的原則，除軍隊幹部實行單獨管理外，其餘幹部都統一由中央和各級黨委的組織部門管理。

1953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幹部管理工作的決定》，提出逐步建立在中央及各級黨委統一領導下，在中央及各級黨委組織部統一管理下的分部分級管理幹部的體製。

從1948年開始準備，經1949年新中國成立，再到1954年，中國共產黨成功地、迅速地建立了黨領導國家、黨領導軍隊的基本製度，也建立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最典型的中央集權政治體製和經濟體製。

它的主要特征是：一是執政黨集中和控製了國家政權。二是中央政府對全國所有地區的人、財、物及經濟管理權。三是軍權集中於中共中央軍委，真正掌握了人民解放軍及其他武裝力量。四是實行單一製政體，其立法權從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實現了從舊中國向新中國的轉變，也伴隨著從傳統國家到現代國家的轉變，即從四分五裂到高度統一，從一盤散沙到組織起來，從山頭林立到團結一致。

這是北洋政府（1912—1928年）、蔣介石政府（1928—1949年）根本做不到的，國家的四分五裂、一盤散沙是中國20世紀上半葉急劇衰落的重要製度根源。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1840年以來全民皆兵的時代。

正是在這種強大的中共中央領導下，新中國才能在最貧窮的經濟條件下和最落後的社會條件下動員社會各種資源和力量，集中全國之力，舉辦全國大事，在極低收入條件下成功地發動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這一切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特別是在毛澤東的正確決策下取得的。

毛澤東的製度創新首先是黨的領導製度的創建。內容包括：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製度

各民主黨派民主協商製度

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製度

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全會）製度

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製度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製度

中央書記處會議製度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

尤為重要的是，正是在毛澤東的創意下，中共中央集體領導體製得以確立。

1956年，毛澤東創意性地提出增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並提議由黨中央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一起組成該委員會，作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毛澤東認為，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感到孤單”，需要設幾道“防風林”。

毛澤東稱，“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樣就比較好辦。“

毛澤東：“如果隻是個別受損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見馬克思，那麽總還有人頂著，我們這個國家也不會受影響，不像蘇聯那樣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們就是要預備那一手。同時，多幾個人，工作上也有好處。“

毛澤東特別說道，這一安排，中心的目的就是為了國家的安全，多幾個人，大家都負一點責任。

毛澤東建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準備就由主席、副主席和總書記組成。這樣安排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兩個梯隊，一線和二線。

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表六大機構：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家主席、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充分發揮了集體領導、個人分工、內部協調、形成合力的領導核心作用。

毛澤東這一設想是深謀遠慮的，也是高瞻遠矚的。中國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又是社會主義國家，倘若遭遇不測風雲，把國家前途和命運係在一兩個人身上是極其危險的。

正是由於斯大林去世，接班人變遷，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引發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動蕩，成為“多事之秋”。

毛澤東為了避免將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係在一兩個人身上，也包括他本人，創意性地設計了這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集體領導核心政治製度。

毛澤東的製度創新還包括社會主義國家製度創新。這主要體現在1954年製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這部憲法，按照毛澤東的說法，總結了從清朝末年以來憲法問題的經驗，還參考了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憲法中好的東西。

毛澤東還特別指出，講到憲法，資產階級是先行的。英國也好，法國也好，美國也好，資產階級都有過革命時期，憲法就是他們在那個時候開始搞起的。我們對資產階級民主不能一筆抹殺，說他們的憲法在曆史上沒有地位。

毛澤東認為，我們的憲法，是新的社會主義類型，不同於資產階級類型。

我們的憲法，就是比他們革命時期的憲法也進步得多。我們優越於他們。中國作為現代化的落伍者，又是後來者，具有“後發優勢”。

這裏毛澤東在製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時，自覺不自覺地利用了“後發優勢”，包括一方麵總結前人和外國人的（包括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和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積極的與消極的、進步的與倒退的經驗和教訓。

另一方麵還要超越於前人和外國人，因而就有可能在國家製度創新方麵獲得後發優勢。

對此，毛澤東既有自覺性，更有自信性，毛澤東的結論就是中國的憲法優越於西方的憲法。這在當時是很難讓人接受的。

但是，隨著實踐的檢驗、曆史的檢驗、國際的比較，《毛澤東預言》得到驗證，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確創造了全新的社會主義國家製度。

[yongbing1993]

文革不是請客吃飯而是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是革命。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誰說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出自毛澤東。在第一次國共內戰之前，毛澤東於《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曾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為了答複當時黨內黨外對於農民革命鬥爭的責難而寫的，在武昌都府堤41號完成。

其主要內容為：

1、充分估計了農民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偉大作用。

2、明確指出了在農村建立革命政權和農民武裝的必要性。

3、科學分析了農民的各個階層。

4、著重宣傳了放手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的革命思想。

這句話是毛澤東說的，最早寫於《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毛澤東選集》和《毛主席語錄》中都有收入。原話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

《文革》就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文革》是經過正反麵檢驗過的真理，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表現形式。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要想研究文化大革命，就必須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隻有明白了這個理論的來龍去脈，梳理了這個理論的主要觀點，揭示出這個理論的本質內涵，弄通了這個理論，才能提綱挈領，入木三分，對文化大革命有一個更為深刻的認識。

《文革》中的階級是：

一邊是：造反派、紅衛兵、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分子，愛國的知識分子，愛國的資本家和其他愛國的民主人士，這些人占了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另一邊是：走資派、保皇派、黑衛兵、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們代表的階級是資本家地主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和壞人，大約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

文革中人口：從1949年5.4億增長到1976年9.4億人口，增長了74%。

9.4億X5%等於多少？也是一個不少的數字。

文革中兩個階級的各自領導人：

一邊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內部的無產階級司令部。

另一邊是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請注意：兩個司令部，都是在《中國共產黨內》。又都是在新中國各級領導崗位上掌握實權。

《文革》一開始的領導人是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 在文革開始時的五十多天裏，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延續四清中的做法，把批鬥的矛頭對準早己定性並己改為平民身分的“地富反壞右“及其他們的子女們。又派工作組進大中學校對造反派紅衛兵進行扣帽打壓。

因而毛澤東帶頭寫了《我的一張大字報》。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

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

聯係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毛澤東。

從而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大串連，批鬥走資派，向走資派奪權等。

劉少奇作檢討，鄧小平深刻反省聽了劉少奇的話錯了，深刻檢查認識錯誤堅決改正《永不翻案》。

當劉少奇病死之後，鄧小平向毛澤東寫信，《保證永不翻案》。

當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向華國鋒寫信，《保證永不翻案》。

《鄧小平的三份檢討、給毛澤東的信、給華國鋒的兩封信》摘錄：

鄧小平：“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

鄧小平：“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鄧小平：“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裏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鄧小平：“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鄧小平：“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誌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誌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歡欣鼓舞呢?“

鄧小平：“我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這個偉大鬥爭的勝利，由衷地感到萬分的喜悅，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短信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

鄧小平：“我完全擁護華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我在七五年的工作雖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確有缺點和錯誤，我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再一次表示誠懇的接受。“

鄧小平：“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書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

鄧小平：“我在擔任總書記的十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的話。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鬥爭減弱的觀點，所以在後來的長時期中，我在處理階級鬥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方麵，或者在黨內鬥爭（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麵，都是如此。“

鄧小平：“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讚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幹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基本建設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十條。第二個十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我是參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

鄧小平：“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係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這在組織上也是絕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一九六五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隻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既是獨立王國，就隻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後就有彭真、黃克誠、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連的，結果我自己最後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份子的隊伍中了。在書記處裏，我過份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在處理對羅瑞卿鬥爭的問題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麵。“

鄧小平：“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麵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麵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我入黨四十多年，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麵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麵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份。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鄧小平：“中國人民永遠懷念毛主席。我們所取得的成功是與他的領導分不開的。文化大革命，我們是肯定的，我們在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指出這樣性質的大革命今後還要搞，當然怎麽搞，采用什麽方式，不是照抄過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對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確的評價。他說，文化大革命有缺點，但基本是正確的。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我們中國人民對七分成績是感覺到的。為什麽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鑒於蘇聯變修的經驗……當時黨內就有劉少奇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反對毛主席，毛主席糾正了多次，沒有糾正過來。”

然而，當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如何說《文革》的？想必不用在這兒多說了。

再加上9.4億X5%等於多少？百萬千萬的在抹黑《文革》。要是將抹黑《文革》的資料集中起來，恐怕要用幾列火車集裝箱都運不完。

[yongbing1993]

戰犯中大多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佛教認為，人皆有佛性，作惡之人棄惡從善，即可成佛。後來發展成為勸導作惡之人停止作惡。

《放下屠刀》是應用幾學方法論中的辟析法與喻析法，說明要滌除妄想，放下執著。

這裏的《屠刀》，指的是心口意三業及一切妄想、妄念、迷惑、顛倒、分別、執著。

《妄想》是人類逐步生成與建立在私心貪欲小我基礎上的一種後天意識形態與心智思想。

《妄想》是心意修持當中最大的障礙物，影響身心健康。

隻有放下執著於疾病、煩惱等各種負態能量因素《妄想》，將自私自利的私心、過度的貪欲真正認識清楚，校正自己的意識，不做脫離現實的夢想，人類本身才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獲得解脫。人類才能不《怨怨相報，永無止境。》。

古人雲：《冤冤相報何時了，得饒人處且饒人。》用怨恨來回報怨恨什麽時候才能結束，能夠寬恕別人的地方就盡量寬恕。做事不要做絕，須留有餘地，也不要與人結怨，理解是相互的，誤解也是相互的。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關於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針是：中國共產黨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針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勞動改造與思想教育相結合。

毛澤東說：“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確才行。”

新中國實施特赦政策的基本條件和根本目的。

新中國實施特赦政策的基本條件是：

首先，新中國政權的鞏固、社會主義基本製度的確立及新中國取得的發展成就，為實行特赦政策創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黨中央提出：從寬處理，“從情況和原則方麵來講，也是可以這樣辦的。從國內形勢來看，現在我們不但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運動等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改革，大大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並且已經在社會主義改造方麵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中共中央關於征求對蔣、日、偽戰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處理意見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

其次，新中國的特赦，除第七次無條件赦免外，前六次都以“確實已改惡從善”作為赦免罪犯的主要標準和具體前提條件。1959年9月17日中央下發的《中共中央關於特赦罪犯的指示》中說：“我們這次對罪犯的特赦，不同於我國曆代反動統治者的大赦，也不同於近代各國的大赦。我們的特赦，是以罪犯是否確實改惡從善為主要標準，也就是以罪犯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實際行動上是否確實改造好了為主要標準。”

新中國的特赦，與不問罪犯悔罪與否的赦免製度是有本質區別的。有條件的赦免，既說明了中央製定政策的嚴肅謹慎、尊重和維護法律秩序與司法權威的公正性和嚴肅性，也充分體現了以挽救人、教育人為宗旨的黨的改造政策。

為什麽實行“特赦”而不是“大赦”，毛澤東是有深層考慮的：“大赦是危險的，老是赦，一定有問題，一定是統治不鞏固，要靠赦來爭取群眾。我們是對真正改好了的才赦，沒有改好的也才有希望。”毛澤東在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負責人、著名無黨派人士和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舉行的座談會上的講話，1959年9月15日。

實施有條件的特赦，對在押罪犯是一種激勵和鞭策，有利於增強罪犯改造的自覺性和主動性。

號稱“死頑固”的原國民黨中將黃維回憶說：“第一批特赦時，周總理點名要特赦我，可是被管理所給頂住了，他們說我沒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別的戰犯不服呀！後來繼續接受改造。1968年以後思想有了較大轉變，慢慢向好的方麵發展變化。”

原國民黨軍隊某師參謀長魏煜焜說：“特赦，對長期關押改造的戰犯來說，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每個人都覺得改造的最後目的，就是特赦、新生、重新做人。這在繼續接受改造的人的心目中，就產生了特赦是非常光榮，非常幸福的，也就暗暗下定決心要認真加強改造，爭取特赦。”

在1961年的特赦座談會上，馬上就刑滿釋放的原國民黨某軍政工處長田文奎提出：“不爭取到特赦，雖刑滿也不走。我改造了十多年，還爭取不到特赦，說明我沒有改惡從善，我有何麵目見家鄉親友和妻子兒女呢！”《從戰犯到公民——原國民黨將領改造生活的回憶》，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239、114頁。

田文奎言詞懇切、態度堅決，終於得到所方的同意繼續改造，並於1966年獲赦。以長達4年的監管生活換取“特赦”殊榮，這確實是中外曆史上罕見之事，也充分說明黨的特赦政策的巨大感召力。

正如毛澤東所說：有條件的特赦，“將使他們感到在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製度下，隻要改惡從善，都有自己的前途”。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給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建議，1959年9月14日。

新中國實施特赦政策的根本目的是：

第一，為了創造安定、和平的國內外政治環境。

中央明確指出，從寬處理國內戰犯，“會有助於我們孤立、動搖、瓦解國內外敵人，首先會有助於孤立瓦解蔣介石集團和解放台灣的鬥爭。會有助於安定社會上同統一戰線內部對我們還抱有疑懼的分子——主要是右翼分子和有過政治劣跡的民主人士，使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獲得進一步的鞏固和擴大”《中共中央關於征求對蔣、日、偽戰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處理意見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

1956年4月27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對反革命的政策問題時也說：“對反革命不殺的政策有國際意義，可以減少仇恨，爭取更多的人相信社會主義。”《朱德年譜(1886—1976)》新編本(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7頁。

可見，寬大處理國內戰犯，是從為新中國創造和平發展的國內外環境和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考慮的，這是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

第二，為社會主義建設增加積極因素。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一個不殺”方針時說：“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殺了他們，一不能增加生產，二不能提高科學水平，三不能幫助除四害，四不能強大國防，五不能收複台灣。”

周恩來也說過：“殺他們是容易的，殺了他們，他們就不能再起積極作用，隻能起消極作用。”周恩來在政協二屆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56年3月14日。

換句話說，嚴懲戰犯，對於社會主義的生產和建設絲毫無益。

相反，如果實行特赦政策，他們還有可能為國家建設添磚加瓦。

正如毛澤東所說：“由於我們采取了正確的政策，現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還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96頁。

事實證明，很多獲赦罪犯改惡從善，成為自食其力且對社會有用的人。實行寬大處理，可以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

第三，為了體現和貫徹黨關於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針。

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針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勞動改造與思想教育相結合。

毛澤東曾說：“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確才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頁。

周恩來也說：“剝削階級的出身不能改，思想卻是可以改造的。”《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7頁。

對已改造好的罪犯實行從寬處理符合黨的基本方針。已經被關了六七年甚至十多年的罪犯，“多數已經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現，有些並且要求立功贖罪，重新做人。因此，現在對這些罪犯並沒有一定殺一批或者從重處刑的必要”《中共中央關於征求對蔣、日、偽戰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處理意見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

即便現在沒有悔改，但“在我國的條件下，他們中間的大多數將來會有不同程度的轉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96頁。。

總之，毛澤東和黨中央推動實施特赦政策，根本目的“是要使我們的一切設想都有利於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鞏固，有利於祖國的完全統一，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周恩來在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1956年7月21日。

[yongbing1993]

列寧：《什麽是階級鬥爭？》




什麽是階級鬥爭？這就是一部分人反對另一部分人的鬥爭，無權的、被壓迫的和勞動的群眾反對特權的壓迫者和寄生蟲的鬥爭，雇工或無產者反對有產者或資產階級的鬥爭。列寧：《給農村貧民》（一九O三年三月），《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八三頁。

在人類曆史上從未有過這樣的事情：統治階級和壓迫階級會自願放棄自己統治的權利、壓迫的權利以及從被奴役的農民和工人身上榨取成千上萬的收入的權利。列寧：《在第二屆國家杜馬中關於土地問題演說的草稿》（一九O七年三月），《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六一頁

糟糕的社會主義者總以為資本家會立刻放棄自己的權利。這是不會的。世界上還沒有這樣善良的資本家。社會主義隻有同資本主義作鬥爭才能發展。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不經過鬥爭就自動下台的統治階級。
列寧：《在勃列斯尼亞區工人代表會議上的演說》（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列寧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四O——三四一頁

階級鬥爭的原則是社會民主黨的全部學說和全部策略的基礎。列寧：《小資產階級的策略》（一九O七年二月），《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五六頁

小資產階級生來就是具有兩麵性的：一方麵，它趨向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另一方麵，它又趨向反動階級，企圖阻止曆史行程，容易被專製製度時種種試探和誘惑手段（例如亞曆山大三世所實行的“人民政策”）所欺騙，它能為了鞏固自己的小私有者的地位而和統治階級結成同盟來反對無產階級。列寧：《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任務》（一八九七年底），《列寧全集》第二卷第二八九頁

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主義，也就是口頭上來勢洶洶，誇誇其談，妄自尊大，實際上則是分離渙散、毫無頭腦、空洞無物。列寧：《新時代，新形式的舊錯誤》（一九二一年八月），《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頁

每一次曆史上的獨特變革，都在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形式上引起某些變化。小資產階級的動搖總是發生在無產階級的周圍，總是在一定程度上滲入無產階級的隊伍。列寧：《新時代，新形式的舊錯誤》（一九二一年八月），《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頁

隻有無產階級這一特殊階級才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因為無產階級生存的經濟條件使它做好了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準備，使它有可能、有力量達到這個目的。資產階級一方麵分離和拆散農民及一切小資產者階層，另一方麵也使無產階級團結、聯合和組織起來。隻有無產階級，由於它在大生產中的經濟作用，才能成為一切被剝削勞動群眾的領袖，這些被剝削勞動群眾受資產階級的剝削、壓迫和蹂躪往往比無產階級更厲害，可是他們不能為自己的解放進行獨立的鬥爭。列寧：《國家與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三卷第一八三頁

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並沒有終止，相反地，這種鬥爭會變得更廣泛、更尖銳和更殘酷。列寧：《關於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基本任務的提綱》（一九二O年七月），《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六六頁

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形式中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是取得勝利、奪得政權的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來反對已被打敗但還沒有被消滅、沒有絕跡、沒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緊反抗的資產階級。列寧：《“關於用自由平等口號欺騙人民”出版序言》（一九一九年六月），《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四三頁

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著一個相當的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鬥爭的時期。列寧：《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八十七頁

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曆史時代。隻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著複辟希望，並把這種希望變為複辟行動。被推翻的剝削者不曾料到自己會被推翻，他們不相信這一點，不願想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在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以後，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增長的仇恨來拚命鬥爭，想恢複他們被奪去的“天堂”，保護他們從前過著甜蜜生活、現在卻被“平凡的賤民”弄得貧困破產（或者從事“平凡的”勞動……）的家庭。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一月），《列寧全》第二十八卷第二三五一二三六頁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剝削者階級，即地主和資本家階級，還沒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剝削者已被擊潰，可是還沒有被消滅。他們還有國際的基礎，即國際資本，他們是國際資本的一個分部。他們還部分地保留著某些生產資料，還有金錢，還有廣泛的社會聯係。他們反抗的勁頭正由於他們的失敗而增長了千百倍。管理國家、軍事和經濟的“藝術”，使他們具有很大很大的優勢，所以他們的作用與他們在人口總數裏所占的人數相比，要大得不可計量。被推翻了的剝削者反對勝利了的被剝削者的先鋒隊，即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變得無比殘酷了。列寧：《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九十五頁

現在我們經曆著一個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最困難和最痛苦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在一切國家裏都必然是很長的，我再說一遍，這是因為被壓迫階級的每一個勝利都會引起壓迫者反抗和推翻被壓迫階級政權的新嚐試。列寧：《莫斯科工會和工廠委員會第四次代表會議》（一九一八年六月），《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三五頁

資產階級在我國已被擊敗，可是還沒有根除，沒有消滅，甚至還沒有徹底摧毀。因此，“同資產階級鬥爭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來了，由繼續剝奪資本家的極簡單的任務，轉到一個更複雜和更困難得多的任務，就是要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列寧：《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九一八年三——四月），《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二三頁

消滅階級要經過長期的、艱難的、頑強的階級鬥爭。在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以後，在破壞資產階級國家以後，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後，階級鬥爭並不是消失（如舊社會主義和舊社會民主黨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樣），而隻是改變它的形式，在許多方麵變得更加殘酷。列寧：《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九一九年五月），《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五二頁

階級鬥爭還在繼續，隻是改變了形式。這是無產階級為了使舊的剝削者不能卷土重來，使分散的愚昧的農民群眾聯合起來而進行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在繼續，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使一切利益都服從這個鬥爭。列寧：《青年團的任務》（一九二O年十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三七三頁

是的，我們推翻了地主和資產階級，掃清了道路，但是我們還沒有建成社會主義大廈。舊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這塊土壤上還會不斷產生新的一代，因為這塊土壤過去產生過、現在還在產生許許多多資產者。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樣看待對資本家的勝利，他們說：“資本家已經撈了一把，現在該輪到我了。”可見他們每一個人都是產生新的一代資產者的根源。列寧：《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一九一八年四月），《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七五頁

階級還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都還要存在好多年。……消滅階級不僅意味著要驅逐地主和資本家，——這個我們已經比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著要消滅小商品生產者，可是對於這種人不能驅逐，不能鎮壓，必須同他們和睦相處；可以（而且必須）改造他們，重新教育他們，這隻有通過很長期、很緩慢、很謹慎的組織工作才能做到。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O年四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二一一——二一二頁

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內對被剝削者還保持著巨大的事實上的優勢的剝削者，照例要進行長期的、頑強的、拚命的反抗。剝削者沒有在最後的、拚命的戰鬥中，在多次戰鬥中，試驗自己的優勢以前，決不會像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樣，服從被剝削者多數的決定。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十——十一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三卷第六六一頁

無產階級一刻也不應當忘記，階級鬥爭在一定的條件下要采取武裝鬥爭和國內戰爭的形式；有時候無產階級的利益要求在公開的戰鬥中堅決無情地殲滅敵人。列寧：《公社的教訓》（一九O八年三月），《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四五六頁

我們的任務是要戰勝資本家的一切反抗，不僅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強烈的思想上的反抗。列寧：《在全俄省、縣國民教育廳政治教育局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二O年十一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三八九頁

社會主義革命不是一次行動，不是一條戰線上的一次戰鬥，而是充滿了劇烈的階級衝突的整整一個時代，是在一切戰線上，也就是說，在經濟和政治的一切問題上的長長一係列的戰鬥，這些戰鬥隻有靠剝奪資產階級才能完成。列寧：《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一九一六年一——二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二卷第七一七百

隻有首先分析了從一個時代轉變到另一個時代的客觀條件，才能夠了解我們麵前發生的極其重大的曆史事件。這裏談的是曆史上的大時代，無論過去或將來，每個時代都有個別的、局部的、時而前進時而後退的運動，都有脫離一般運動和運動的一般速度的各種傾向。我們無法知道，這個時代的某些曆史運動的發展會有多麽快，有多麽順利。但是我們能夠知道，而且確實知道，哪一個階級是這個或那個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時代的曆史背景的主要特點等等。隻有在這種基礎上，即首先估計到區別不同“時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個別國家曆史上的個別情節），我們才能夠正確地製定自己的策略；隻有認清了這個時代的基本特征，我們才能以此為根據來估計這國或那國的更詳細的特點。列寧：《打著別人的旗幟》（一九一五年二月），《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二三——一二四頁

隻要存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它們就不能和平相處，最後不是這個勝利，就是那個勝利；不是為蘇維埃共和國唱挽歌，就是為世界資本主義唱挽歌。列寧：《在俄共（布）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二O年十二月），《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四一六頁

一支軍隊不準備掌握敵人已經擁有或可能擁有的一切武器、一切鬥爭手段和方法，誰都會認為這種行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但是，這一點對於政治比對於軍事更為重要。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O年四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二六三頁

所有一切壓迫階級，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都需要有兩種社會職能：一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一種是牧師的職能。劊子手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和暴動。牧師安慰被壓迫者，給他們描繪一幅在保存階級統治的條件下減少痛苦和犧牲的遠景（這些話說起來就特別容易，因為不用擔保“實現”這種遠景……），從而使他們忍受這種統洽，使他們放棄革命行動，衝淡他們的革命熱情，破壞他們的革命決心。列寧：《第二國際的破產》（一九一五年五——六月），《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O八頁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現代所有的宗教和教會、各式各樣的宗教團體，都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用來捍衛剝削製度、麻醉工人階級的機構。列寧：《論工人政黨對宗教的態度》（一九O九年五月），《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三七六頁

在以階級劃分為基礎的社會中，敵對階級之間的鬥爭（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勢必變成政治鬥爭。各階級政治鬥爭的最嚴整、最完全和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各政黨的鬥爭。無黨性就是對各政黨的鬥爭漠不關心。但是，這種漠不關心並不等於保持中立，也不等於拒絕鬥爭，因為在階級鬥爭中不可能有中立者，……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無黨性不過是依附於飽食者的政黨、統治者的政黨、剝削者的政黨的一種虛偽、隱蔽和消極的表現。列寧：《社會主義政黨和非黨的革命性》（一九O五年十一——十二月），《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五十八頁

[yongbing1993]

全部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


　　

馬恩列斯毛：論階級和階級鬥爭

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曆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麵，就會變質，就會出現複辟。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

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曆史（確切地說，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曆史。……隨著這種原始公社的解體，社會開始分裂為各個獨特的、終於彼此對立的階級。——恩格斯注）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一八四八年一月），一九六四年版第二十三頁

沒有對抗就沒有進步。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規律。到目前為止，生產力就是由於這種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哲學的貧困》（一八四七年上半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一O四頁

將近四十年來，我們都非常重視階級鬥爭，認為它是曆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重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鬥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馬克思恩格斯：《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一八七九年九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一八九頁

在現代曆史中至少已經證明：任何政治鬥爭都是階級鬥爭，而任何爭取解放的階級鬥爭，盡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為任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著經濟解放進行的。恩格斯：《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八八六年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四五頁

兩大社會階級之間的鬥爭，必然會成為政治鬥爭。……在階級反對階級的任何鬥爭中，鬥爭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權力；統治階級保衛自己的最高政治權力，……被統治階級首先爭取一部分政治權力、然後爭取全部政治權力，……恩格斯：《工聯》（一八八一年五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八四頁

自從有工人運動以來，鬥爭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麵——理論方麵、政治方麵和實踐經濟方麵（反抗資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聯係，有計劃地進行著。德國工人運動所以強大有力和不可戰勝，也正是由於這種可以說是向心的攻擊。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一八七O年版序言的補充》（一八七四年七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五六六頁

由於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所以它的全部發展都是在經常的矛盾中進行的。生產的每一進步，同時也就是被壓迫階級即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的一個退步。對一些人是好事的，對另一些人必然是壞事，一個階級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對另一個階級的新的壓迫。恩格斯：《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一八八四年三——五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O一頁

資本來到世間，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肮髒的東西。馬克思：《資本論》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卷第八三九頁

在資產階級看來，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是為了金錢而存在的，連他們本身也不例外，因為他們活著就是為了賺錢，除了快快發財，他們不知道還有別的幸福，除了金錢的損失，也不知道還有別的痛苦。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八四四年九月——一八四五年三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五六四頁

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以後，由於自己的處境而覺醒起來的工人，也會取得具有極端重要意義的進步；從這時起，起來反對現存製度的就不是單個工人，或者頂多幾百幾千個工人，而是他們全體、一個有著自己特殊利益和原則的統一的階級，他們團結一致地按照總的計劃行動，同自己最後一個最凶惡的敵人——資產階級進行戰鬥。這次戰鬥的結局是十分清楚的。像貴族階級和君主專製製度受到了中等階級的致命打擊一樣，資產階級一定要被無產階級打倒。私有製也要和資產階級一道被消滅，工人階級的勝利將使一切階級統治和等級統治一去不複返。恩格斯：《保護關稅製度還是自由貿易製度》（一八四七年六月），《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六十九頁

全部曆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曆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鬥爭的曆史；而這個鬥爭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一八八三年德文版序言》（一八八三年六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頁

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隻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餘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一八四八年一月），一九六四年版第三十五頁

隻有現代大工業所造成的、擺脫了一切曆來的枷鎖——包括把它束縛在土地上的枷鎖——並被驅進大城市的無產階級，才能實行消滅一切階級剝削和一切階級統治的偉大社會變革。恩格斯：《論住宅問題》（一八七二年五月——一八七三年一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二四五頁

工人階級的解放隻能是工人階級本身的事業。不言而喻，工人階級既不可能把自己解放的事業委托給資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即它的敵人和剝削者，也不可能委托給小資產者和小農，小資產者和小農自己被大剝削者的競爭所窒息，除了站到大剝削者一邊或站到工人一邊以外，別無其他選擇。恩格斯：《一八九一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一八九一年六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八O頁

革命的工人政黨對於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態度是這樣的：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一起去反對工人政黨所要推翻的派別；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想要鞏固本身地位來謀私利的時候，就要加以反對。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一八五O年三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二九一頁

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能和那些公開說什麽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應當由仁愛的大小資產者從上麵來解放的人們一道走。馬克思恩格斯：《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一八七九年九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一八九——一九O頁

小資產階級是用漂亮的言詞和吹噓它要完成什麽功績來鼓勵起義的；當起義完全違背它的願望而爆發起來，它就急於攫取權力；但它使用這種權力隻是為了毀滅起義的成果。每當一個地方的武裝衝突到了危急關頭，小資產階級就十分害怕所造成的、對他們是危險的局勢：害怕接受了他們的浮誇的號召而認真武裝起來的人民，害怕已經落在他們手裏的政權，尤其是害怕他們被迫采取的政策會給他們自己、給他們的社會地位和他們的財產帶來的後果。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一八五一年八月——一八五二年九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一O七頁

自一八三O年起德國以及法國、英國的一切政治運動的曆史向我們表明，這個階級（指小資產階級——編者注）在它還沒有覺察出任何危險的時候，總是吹牛，愛講漂亮話，有時甚至在口頭上堅持最極端的立場；可是一旦麵臨小小的危險，它便膽小如鼠、謹小慎微、躲躲閃閃，一旦其他的階級鄭重其事地響應和參加由它所發起的運動，它就顯得驚恐萬狀、顧慮重重、搖擺不定；一旦事情發展到手執武器進行鬥爭的地步，它為了保存自己的小資產階級的生存條件，就預備出賣整個運動，最後，由於它的不堅決，一旦反動派取得勝利，它總是特別受欺騙和受淩辱。恩格斯：《德國維護帝國憲法的運動》（一八四九年八月——一八五O年二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一三O頁

長於吹牛的小資產階級，在行動上十分無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險。商業交易和信貸業務的細小規模，深深地影響到這個階級的性格，使它缺乏魄力和進取心，所以它的政治活動也自然具有這些特點。恩格斯：《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一八五一年八月——一八五二年九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一O七頁

工人階級知道，他們必須經曆階級鬥爭的幾個不同階段。他們知道，以自由的聯合的勞動條件去代替勞動受奴役的經濟條件，需要相當一段時間才能逐步完成（這是經濟改造）；……他們知道，這個複興事業將不斷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階級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緩、被阻撓。馬克思：《“法蘭西內戰”草稿》（一八七一年四——五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五九四頁

在政治上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結成聯盟，隻是必須肯定，是你領著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領著你走。馬克思：《科蘇特、馬誌尼和路易—拿破侖》（一八五二年十一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四四三頁

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曆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係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列寧：《偉大的創舉》（一九一九年六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十——十一頁

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對每個曆史關頭的階級對比關係和具體特點，做出經得起客觀檢驗的最確切的分析。我們布爾什維克總是努力執行這個要求，因為要對政策作科學的論證，這個要求是絕對必需的。列寧：《論策略書》（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三頁

進行政治分析首先應該提出階級問題：是哪個階級的革命？哪個階級是反革命？列寧：《隻見樹木不見森林》（一九一七年九月），《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四五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