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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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共產黨特赦戰犯決策過程
新中國曆史上的七次特赦：對日本戰犯，蔣介石國軍戰犯一個不殺。
新中國曆史上的七次特赦的決策過程及其經驗啟示。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亦稱毛澤東時代，從1959年至文革中的1975年，對經過教育改造改惡從善的反革命犯罪分子共實施了七次特赦。這是在新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已經鞏固、社會主義製度基本確立，同時對寬大處理戰犯在人民群眾中取得比較一致的意見的根本前提下，毛澤東領導的中共中央立足當時的國際國內大局和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作出的重大決策。
對日本戰犯，蔣介石國軍戰犯一個不殺這一決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有利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參與新中國的建設，在共產黨內外、海內外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影響。回顧中央醞釀、推動和實施新中國特赦的決策過程，深刻地體會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人行事決策的思想方法和經驗智慧，在今天對中國乃至全世界全人類依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的黨中央立足當時的國際國內大局和中華民族的統一大業，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參與新中國的建設，醞釀、推動並成功實施了新中國的特赦政策，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人類文明的社會影響。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對赦免決策的醞釀和提出。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新中國人民政權在一窮二白戰後髒亂廢地上剛剛建立，主要任務是鞏固政權，再加上抗美援朝戰爭的爆發，處理罪犯尤其是戰犯問題被暫時擱置起來。正如周恩來所說：“哪裏有一個國家在戰爭還未結束時就處理戰俘的？所以慢一點是合乎形勢和政策的。”周恩來在政協二屆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56年3月15日。上世紀50年代中期，國家政治經濟秩序基本建立，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處理罪犯和戰犯問題提上議程。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黨中央首次醞釀大赦，成為實施特赦政策的先聲。1954年毛澤東主持製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大赦”和“特赦”作出規定，赦免政策的提出由此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
同年12月18日，根據毛澤東關於釋放一批在押國民黨戰俘的指示，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匯報會議。會議決定對“在押戰俘情況進行調查，做些釋放的準備工作。可以考慮先釋放一批小的(如尉官)戰俘，對其他較大一些的戰俘擬采用大赦的辦法”《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432頁。
這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最早醞釀大赦的情況。
大赦是否可行？時機如何考慮？毛澤東和黨中央非常慎重，向黨內外人士反複征詢意見。
1955年5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議題之一就是討論實行大赦問題。參加者除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領導人外，還有李濟深、郭沫若、黃炎培、沈鈞儒、陳叔通、張治中、傅作義等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
這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黨中央第一次關於大赦問題召開的最高國務會議。
1955年5月25日，黃炎培致信毛澤東，表示已經把毛澤東關於大赦問題的講話精神在中國民主建國會一定範圍內進行了傳達，並說：“對於大赦，大都主張可在適當時期進行有教育性的有原則的赦免。對毛主席博采眾議、高度民主的精神，一致表示感佩。”《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頁。
可見，是否實施大赦，在會上未作定論，還要進一步收集和聽取各界人士的意見。
1955年5月26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黨中央發出了《關於征求黨內外對繼續鎮壓反革命和舉行大赦問題的意見的通知》。
通知指出：“應否大赦及如何大赦的問題，是一個關連到廣大群眾的政治行動，必須在黨內黨外更多地交換意見之後，才能作出決定。”
並要求各省市委以政協為主體舉行座談會專門討論，然後將意見上報中央。
毛澤東在修改通知稿時加了這樣一段話：“或者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內不舉行大赦，以避免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反革命氣焰高漲，人民不高興)，過幾年再談這件事，這種意見，民主人士中也有不少人提出。究以何者為宜，請你們征詢電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133、134頁。
經過進一步征求意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最後決定不向一屆人大二次會議提出關於大赦的議案，但赦免政策基本確定，何時實施主要是時機問題。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向黨內外人士征求意見，確立了寬大處理國內外戰犯的基本方針。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赦免政策提出以後，處理戰犯的基本方針和具體辦法，成為首先要討論的問題。
針對日本戰犯，1955年12月28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處理意見：寬大處理，不判死刑和無期徒刑，極少數判有期徒刑。
至於國內戰犯，1956年1月30日，周恩來在政協二屆全委會第二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中提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新方針，這就需要對待國內戰犯的政策與這個新方針相適應。
第二天，周恩來在陸定一《為配合周恩來同誌在政協所作的政治報告》上批示：“政協會後，可放十幾個戰犯看看。”這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準備赦免戰犯的重要信號。
如何執行赦免政策，關係到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感情，甚至新中國的國際聲譽。
1956年3月14日至15日，政協二屆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召開。周恩來在會上強調，對日本戰犯“分批釋放，不判刑”，“要判的也是極少數”，“對國內戰犯處理的原則是一個不殺，分批釋放”《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557、558頁。
並提出寬大處理的方針。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分別作了關於戰犯問題的專門報告。到會的程潛、蔡廷鍇、傅作義、衛立煌、鄭洞國、劉斐、王芸生、侯鏡如、邵力子等“紛紛發言，盛讚黨的政策的英明、偉大”轉引自《中共中央關於征求對蔣、日、偽戰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處理意見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並提出許多好的建議和意見。
程潛代表民革中央發言，認為黨的寬大政策很好，聽後很振奮。
蔡廷鍇同意對原國民黨中將範漢傑的處理意見，說：“雖說中央統戰部在調查他的曆史罪惡時我曾把他出賣十九路軍的經過寫了書麵材料，現在我撤銷這個材料，對他的仇恨不算賬，同意釋放他。”
傅作義兩次發言，認為政府對戰犯的處理政策自始至終是正確的，是對人民有利的事。他曾就此問題與毛澤東單獨談過，還寫過書麵建議。
與會者普遍認為黨的政策“不是寬大無邊，而是偉大無邊”。《共和國特赦戰犯始末》，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0頁。
經過兩天討論，對中央寬大處理的方針，與會者基本上都表示讚同，但在具體方法和步驟上，沒有達成一致意見。
為了在更大範圍內征求意見，1956年4月11日，中央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並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人民群眾團體各黨組下發《中共中央關於征求對蔣、日、偽戰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處理意見的通知》。
通知強調：從寬處理有助於“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對國家對人民都比較有利。但是，這樣處理，也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滿，認為太便宜了這些罪犯，也可能使一部分反動分子感到無所畏懼，因而助長他們的反動氣焰。
為此，提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在四、五兩月內召開當地政協常委擴大會，或其他適當範圍的座談會，征求意見，會後將結果向中央作報告，以便中央作出最後決定”。
為了盡可能擴大征求意見的範圍，毛澤東在通知上專門加了一段話：“除此以外，請你們將此件印發給所屬地委、省轄市委和縣委，也請他們召集黨內外的適當會議加以討論，征求意見，於五月中旬以前由你們匯集報告中央。”《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頁。
各地各部門向黨內外傳達中央精神後，引起了強烈反響。
多數人都同意中央寬大處理的方針，認為體現了革命的人道主義。
有人說：“寬赦他們一個人，他們周圍有許多人感激；殺他們一個人，他們周圍有許多人憤怒。我們雖不怕他們憤怒，似不如使之感激為愈。”
因此，這是“以德服人”的“仁政”。
也有人對寬大處理方針表示異議，甚至有抵觸情緒，認為這是“一種軟弱的表現”，從感情上“很難接受”，不符合“首惡必辦”的既定政策。參見《共和國特赦戰犯始末》，第35、36頁。
總體上看，對日本戰犯，中央認為應從寬，地方和人民群眾認為應從嚴。
對國內戰犯，由於成員比較複雜，具體什麽時間放，怎麽放，意見也不一致。
正如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所說：國內戰犯“這些人不好判，當時判，就會要判一部分死刑，現在過了7年，如果判，也還有人要求處死。但是，不很有利，所以寧可緩判，多押一個時期，情況慢慢變了，將來逐步的放一些，特赦一批”。
“處理這批人還需要時間、需要分析、需要分別處理，因為這裏有個群眾的覺悟問題。”周恩來在全國省市檢察長、法院院長、公安廳局長聯席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6年7月15日。
有鑒於此，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在1956年沒有作出有關特赦問題的決定。
關於這一點，毛澤東解釋說：“放早了，老百姓不那麽清楚，我們也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還要過幾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過得好了，我們再來放。同時要向老百姓作說明……不講清這個道理，一下子把他們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同時也沒有必要。”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5月2日。
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最終確立了處理戰犯的基本方針：對日本戰犯，一個不殺，寬大處理。對蔣介石的國內戰犯，一個不殺，分批釋放。
《轉發》張宏良博文：《當今中國學界的腐爛透頂已經把中華民族推向了大禍臨頭的滅絕深淵》
視頻中此人津津樂道談論的當今中國學術界腐敗黑暗雖然讓人瞠目結舌但仍然不過是九牛一毛。不過他所談論的這些學閥、學奴、學娼現象，充分說明了所謂學界改革不過是曆史上最腐敗最黑暗現象的沉渣泛起，不過是曆史上各種罪惡的集大成泛濫。本來共和國建國後剛剛幹淨了幾天的知識界就從80年代起又變成了一個臭不可聞的大醬缸大糞場，把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知識精英，變成了人類曆史上最齷齪下流的一種猥瑣生物。
中國曆史上之所以隻講改良而不講改革，就是因為改良具有明確的倫理性質和進步方向，而改革是一個沒有任何社會倫理內容的中性概念，它把複辟倒退的所有變化統統稱為改革，而不像此前中國曆史上那樣隻把向善的變革稱為是改良，而把一切向惡的變革稱為倒退，這就是改良和改革的不同性質和作用。20世紀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棄改良不用而用改革，目的就是為了作惡。比如把西門慶霸占潘金蓮稱為是改良，無論作惡者本人還是旁觀者都會感到別扭，但是如果稱為是紅顏資源配置的改革，西門慶馬上就會理直氣壯起來，認為自己是改革者，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不是一個霸占他人妻子的流氓惡霸。改革的妙用就在於此。
不過中國知識分子把曆史上的改良換成改革也有一大好處，這個好處就是他們把40多年來的中國改革與中國曆史上的所有改良運動全都劃清了界限，無法再與中國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良或維新相混淆，明確了改革是數千年中國曆史上一個前所未有的極特殊現象，特殊就特殊在它摧毀了中國數千年文明的所有底線，甚至隨便一個官員的權利都會超過古代的皇權。大家在《水滸》中看到宋代皇帝宋徽宗都要偷偷摸摸挖地道去約會李師師，更不敢給李師師一頂烏紗帽，而當今中國隨便一個小小單位的一把手，就能夠把“寶貝兒”從床上培養到主席台上，四川音樂學院一個院長居然把全院88位女教師睡了87個。顯然，這是中國曆史上乃至世界曆史上從未有過的所謂改革，這40多年的改革隻能說是曆史上從未有過的特殊現象，永遠都不會被列入中國改良的曆史。
在此順便糾正大家一個錯誤認識，就是認為中國社會的各種罪惡現象都是官僚集團幹的，與知識分子無關。這是一個十分膚淺的表麵認識，雖然從社會政治生活的表麵來看好像是官僚集團支配知識分子，實際上並非如此，而是相反，是知識分子支配官僚集團。就拿當今社會來說，從表麵上看是中國曆史上官僚集團權力最大的時期，可是所有人要進入官僚集團都必須要擁有文憑或職稱，當今中國700萬公務員2000多萬官員，從上到下幾乎無一沒有文憑或職稱，所有人要想當官都必須先成為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當官的基本前提和基礎，也是當官的門檻和渠道，可見，當今中國真正的統治者是知識分子而並非是官僚集團。就像以色列和美國的關係一樣，表麵上看是美國支配以色列，實際上是猶太人以色列支配美國，比如這一次巴以戰爭美國寧可砸爛自己幾十年樹立起來的人權招牌，也要堅決站在與全世界為敵的以色列一邊。中國知識分子和官僚集團的關係也是如此，官僚集團控製國家的所有資源和民眾，知識分子控製官僚集團的大腦。
在理論上僅僅讀過一本薄薄油印小冊子的鄧大人之所以能夠天天打著橋牌喝著茅台看著武俠小說治理國家，就是因為改革開放的設計圖根本不在他的大腦之中，而是在那些被稱為改革精英的知識分子大腦之中。就是因為鄧大人充當了中國知識分子改革開放的工具，所以才得到了知識分子的高度讚揚和美化;而統一中國的秦始皇就是因為沒有充當知識分子的大腦反而把那些反動知識分子送進了墳墓，所以被中國知識分子辱罵和妖魔化了2000多年;創建新中國的毛澤東更是因為代表了人民的意誌、人民的利益、人民的訴求，而被中國知識分子罵了個狗血噴頭，對毛主席的汙名化和妖魔化達到了罪惡頂峰。中國老祖宗從倉頡造字開始就一直告誡中國老百姓要警惕知識分子，水泊梁山就是因為有了一個知識分子吳用，把“他日若遂淩雲誌，敢笑黃巢不丈夫“(黃巢就是“踏盡天街公卿骨”的最徹底革命領袖)的宋江變成了天天盼招安的投降領袖，結果造成梁山一百單八將90%以上都不得好死。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不理解，為什麽中國的老祖宗通過說文解字、詩歌小說等各種手段不停告誡中國人民一定要警惕知識分子，直到今天複旦大學等26個單位的知識分子就像楊子榮把聯絡圖獻給座山雕那樣，把中國的基因圖譜獻給了美日歐等所有帝國主義國家，成為全世界唯一一個公開自己基因圖譜的國家，從而使中華民族的任何一個敵人都可以通過基因圖譜輕而易舉地滅絕中華民族，把中華民族就像印第安人那樣被滅絕的危險變成了現實，我們才明白了為什麽老祖宗一再提醒我們要警惕中國知識分子，就是要提醒中華民族不要重複水泊梁山的滅亡悲劇，隻可惜現在明白已經太晚了，基因圖譜的泄漏決定了中華民族隻能被動等待厄運的降臨。
中國知識分子主導的抽掉倫理性質的改革終於把中華民族推到了大禍臨頭的滅絕邊緣。
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社會製度，在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內部形成了若幹重大原則和製度安排。
一是《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保證了各級黨組織服從黨中央。
二是《黨指揮槍》的原則，保證了人民解放軍及其他武裝力量聽從黨中央的指揮。
三是《黨管幹部》的人事原則，保證了中央及各級幹部由中央及各級黨委分別管理。
這些基本製度，保證了黨的統一、軍隊的統一和國家的統一。
這些原則和安排直接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結構調整和社會主義製度建設上，包括：
不僅加強了中央政府對社會主義的政治與經濟的建設和發展的總路線和總方針，還大大加強了黨中央對中央人民政府的政治領導，形成了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各級政府的《報告製度》和《決策製度》。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在中央人民政府內組織中國共產黨黨委會的決定》和《關於在中央人民政府內建立中國共產黨黨組的決定》，在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均予以實行。在黨中央的領導製度方麵也做了調整，設立中央秘書長及經常的秘書長工作會議，負責協助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研究與處理有關方麵的日常事務，成為中共八大之後實行中央書記處會議工作製度的過渡形式和前身。
新中國毛澤東時代逐步削弱並取消大區行政機構，加強中央對省市級直接的政治及行政領導。
1950年3月，政務院《關於統一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就開始上收大區的部分財權。
1951年12月，《關於調整機構緊縮編製的決定（草案）》上收大區的人事權。以減少各級管理官員。
1952年11月，中央決定將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委員會（或軍政委員會）一律改為行政委員會，確定各大行政區行政委員會為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各該地區進行領導並對地方政府進行監督的機關，上收大區的行政權。
1953年，中共中央決定調各中央局書記、大區行政委員會主席等領導人員到中央工作。
195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撤銷大區一級行政機構。6月，由中央人民政府下達決定執行。
相應地，中共中央決定撤銷六個中央局，直接領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這是黨政體製的重大改革。
新中國采取了單一製國家體製，創新民族區域製度。這不同於1922年蘇聯采取的多民族的聯邦製。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發布了《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麵積的大小，分別建立不同行政級別的民族自治地區和自治機關。
同時規定：各民族自治區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區的自治機關統為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的一級地方政權，並受上級人民政府的領導。
明確了自治機關享有的自治權。這是一種將民族自治與區域自治有機結合的製度安排，既有利於保證國家的完整與統一，又有利於在中央政府領導下，發揮自治地方少數民族自治的積極性。
到1956年，全國建立了2個自治區、27個自治州和43個自治縣。
這一製度是毛澤東等人的製度創新和創舉，極大地促進了少數民族跨越式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還保證了國家的統一、各民族的團結。
人民解放軍的軍隊也進行了體製改革，中央軍委撤銷了以野戰軍為基礎的6大軍區，成立了13個大軍區，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
逐步建立黨的分部分級管理幹部製度。在幹部人事製度方麵實行黨管幹部的原則，除軍隊幹部實行單獨管理外，其餘幹部都統一由中央和各級黨委的組織部門管理。
1953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幹部管理工作的決定》，提出逐步建立在中央及各級黨委統一領導下，在中央及各級黨委組織部統一管理下的分部分級管理幹部的體製。
從1948年開始準備，經1949年新中國成立，再到1954年，中國共產黨成功地、迅速地建立了黨領導國家、黨領導軍隊的基本製度，也建立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最典型的中央集權政治體製和經濟體製。
它的主要特征是：一是執政黨集中和控製了國家政權。二是中央政府對全國所有地區的人、財、物及經濟管理權。三是軍權集中於中共中央軍委，真正掌握了人民解放軍及其他武裝力量。四是實行單一製政體，其立法權從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實現了從舊中國向新中國的轉變，也伴隨著從傳統國家到現代國家的轉變，即從四分五裂到高度統一，從一盤散沙到組織起來，從山頭林立到團結一致。
這是北洋政府（1912—1928年）、蔣介石政府（1928—1949年）根本做不到的，國家的四分五裂、一盤散沙是中國20世紀上半葉急劇衰落的重要製度根源。
毛澤東時代是中國1840年以來全民皆兵的時代。
正是在這種強大的中共中央領導下，新中國才能在最貧窮的經濟條件下和最落後的社會條件下動員社會各種資源和力量，集中全國之力，舉辦全國大事，在極低收入條件下成功地發動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這一切都是在中國共產黨，特別是在毛澤東的正確決策下取得的。
毛澤東的製度創新首先是黨的領導製度的創建。內容包括：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製度
各民主黨派民主協商製度
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製度
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全會）製度
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製度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製度
中央書記處會議製度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
尤為重要的是，正是在毛澤東的創意下，中共中央集體領導體製得以確立。
1956年，毛澤東創意性地提出增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並提議由黨中央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一起組成該委員會，作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毛澤東認為，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感到孤單”，需要設幾道“防風林”。
毛澤東稱，“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樣就比較好辦。“
毛澤東：“如果隻是個別受損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見馬克思，那麽總還有人頂著，我們這個國家也不會受影響，不像蘇聯那樣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們就是要預備那一手。同時，多幾個人，工作上也有好處。“
毛澤東特別說道，這一安排，中心的目的就是為了國家的安全，多幾個人，大家都負一點責任。
毛澤東建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準備就由主席、副主席和總書記組成。這樣安排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兩個梯隊，一線和二線。
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表六大機構：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家主席、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充分發揮了集體領導、個人分工、內部協調、形成合力的領導核心作用。
毛澤東這一設想是深謀遠慮的，也是高瞻遠矚的。中國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又是社會主義國家，倘若遭遇不測風雲，把國家前途和命運係在一兩個人身上是極其危險的。
正是由於斯大林去世，接班人變遷，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引發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動蕩，成為“多事之秋”。
毛澤東為了避免將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係在一兩個人身上，也包括他本人，創意性地設計了這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集體領導核心政治製度。
毛澤東的製度創新還包括社會主義國家製度創新。這主要體現在1954年製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這部憲法，按照毛澤東的說法，總結了從清朝末年以來憲法問題的經驗，還參考了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憲法中好的東西。
毛澤東還特別指出，講到憲法，資產階級是先行的。英國也好，法國也好，美國也好，資產階級都有過革命時期，憲法就是他們在那個時候開始搞起的。我們對資產階級民主不能一筆抹殺，說他們的憲法在曆史上沒有地位。
毛澤東認為，我們的憲法，是新的社會主義類型，不同於資產階級類型。
我們的憲法，就是比他們革命時期的憲法也進步得多。我們優越於他們。中國作為現代化的落伍者，又是後來者，具有“後發優勢”。
這裏毛澤東在製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時，自覺不自覺地利用了“後發優勢”，包括一方麵總結前人和外國人的（包括蘇聯社會主義國家和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積極的與消極的、進步的與倒退的經驗和教訓。
另一方麵還要超越於前人和外國人，因而就有可能在國家製度創新方麵獲得後發優勢。
對此，毛澤東既有自覺性，更有自信性，毛澤東的結論就是中國的憲法優越於西方的憲法。這在當時是很難讓人接受的。
但是，隨著實踐的檢驗、曆史的檢驗、國際的比較，《毛澤東預言》得到驗證，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確創造了全新的社會主義國家製度。
《階級鬥爭》是革命。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誰說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出自毛澤東。在第一次國共內戰之前，毛澤東於《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曾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為了答複當時黨內黨外對於農民革命鬥爭的責難而寫的，在武昌都府堤41號完成。
其主要內容為：
1、充分估計了農民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偉大作用。
2、明確指出了在農村建立革命政權和農民武裝的必要性。
3、科學分析了農民的各個階層。
4、著重宣傳了放手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的革命思想。
這句話是毛澤東說的，最早寫於《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毛澤東選集》和《毛主席語錄》中都有收入。原話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7年）
《文革》就是新中國毛澤東時代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文革》是經過正反麵檢驗過的真理，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表現形式。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要想研究文化大革命，就必須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隻有明白了這個理論的來龍去脈，梳理了這個理論的主要觀點，揭示出這個理論的本質內涵，弄通了這個理論，才能提綱挈領，入木三分，對文化大革命有一個更為深刻的認識。
《文革》中的階級是：
一邊是：造反派、紅衛兵、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分子，愛國的知識分子，愛國的資本家和其他愛國的民主人士，這些人占了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另一邊是：走資派、保皇派、黑衛兵、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們代表的階級是資本家地主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和壞人，大約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
文革中人口：從1949年5.4億增長到1976年9.4億人口，增長了74%。
9.4億X5%等於多少？也是一個不少的數字。
文革中兩個階級的各自領導人：
一邊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內部的無產階級司令部。
另一邊是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
請注意：兩個司令部，都是在《中國共產黨內》。又都是在新中國各級領導崗位上掌握實權。
《文革》一開始的領導人是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 在文革開始時的五十多天裏，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延續四清中的做法，把批鬥的矛頭對準早己定性並己改為平民身分的“地富反壞右“及其他們的子女們。又派工作組進大中學校對造反派紅衛兵進行扣帽打壓。
因而毛澤東帶頭寫了《我的一張大字報》。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
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
聯係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毛澤東。
從而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大串連，批鬥走資派，向走資派奪權等。
劉少奇作檢討，鄧小平深刻反省聽了劉少奇的話錯了，深刻檢查認識錯誤堅決改正《永不翻案》。
當劉少奇病死之後，鄧小平向毛澤東寫信，《保證永不翻案》。
當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向華國鋒寫信，《保證永不翻案》。
《鄧小平的三份檢討、給毛澤東的信、給華國鋒的兩封信》摘錄：
鄧小平：“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
鄧小平：“關於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並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鄧小平：“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裏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鄧小平：“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麽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鄧小平：“我衷心地擁護中央關於由華國鋒同誌擔任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我歡呼這個極其重要的決定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意義。不僅在政治上思想上華國鋒同誌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至少可以保證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這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歡欣鼓舞呢?“
鄧小平：“我同全國人民一樣，對這個偉大鬥爭的勝利，由衷地感到萬分的喜悅，情不自禁地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我用這封短信表達我的內心的真誠的感情。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勝利萬歲!”
鄧小平：“我完全擁護華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完全擁護華主席抓綱治國的方針和對當前各種問題的工作部署。我在七五年的工作雖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確有缺點和錯誤，我對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對我的批評和教導再一次表示誠懇的接受。“
鄧小平：“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書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
鄧小平：“我在擔任總書記的十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的話。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鬥爭減弱的觀點，所以在後來的長時期中，我在處理階級鬥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方麵，或者在黨內鬥爭（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麵，都是如此。“
鄧小平：“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讚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幹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基本建設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十條。第二個十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我是參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
鄧小平：“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係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這在組織上也是絕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一九六五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隻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既是獨立王國，就隻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後就有彭真、黃克誠、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連的，結果我自己最後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份子的隊伍中了。在書記處裏，我過份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在處理對羅瑞卿鬥爭的問題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麵。“
鄧小平：“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麵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麵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我入黨四十多年，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麵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麵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份。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鄧小平：“中國人民永遠懷念毛主席。我們所取得的成功是與他的領導分不開的。文化大革命，我們是肯定的，我們在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指出這樣性質的大革命今後還要搞，當然怎麽搞，采用什麽方式，不是照抄過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對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確的評價。他說，文化大革命有缺點，但基本是正確的。用他的話來說就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我們中國人民對七分成績是感覺到的。為什麽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鑒於蘇聯變修的經驗……當時黨內就有劉少奇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反對毛主席，毛主席糾正了多次，沒有糾正過來。”
然而，當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如何說《文革》的？想必不用在這兒多說了。
再加上9.4億X5%等於多少？百萬千萬的在抹黑《文革》。要是將抹黑《文革》的資料集中起來，恐怕要用幾列火車集裝箱都運不完。
毛澤東共產黨是如何民主決策《特赦戰犯》的？
《特赦戰犯》民主決策的過程：
依法：《特赦戰犯》。
三大紀律八大注意中的《優待浮虜》。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年）：（十五）決定特赦。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4年）憲法法律關於特赦的規定：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憲法法律中對特赦製度一直都有明確規定。
1949年9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第7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行使頒布國家的大赦令和特赦令的職權。
1954年憲法規定將大赦和特赦的決定權分別賦予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7條第12項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大赦職權，第31條第15項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特赦職權。
同時1954年憲法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發布特赦令。
最高領導人提出《特赦戰犯》的請求：
1955年5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議題之一就是討論實行特赦問題。參加者除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領導人外，還有李濟深、郭沫若、黃炎培、沈鈞儒、陳叔通、張治中、傅作義等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
向黨內外人士反複征詢意見：
1955年5月25日，民主人士黃炎培致信毛澤東，表示已經把毛澤東關於特赦問題的講話精神在中國民主建國會一定範圍內進行了傳達，並說：“對於特赦，大都主張可在適當時期進行有教育性的有原則的赦免。對毛主席博采眾議、高度民主的精神，一致表示感佩。”《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頁。
進一步收集和聽取各界人士的意見：
1955年5月26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黨中央發出了《關於征求黨內外對繼續鎮壓反革命和舉行大赦問題的意見的通知》。
通知指出：“應否特赦及如何特赦的問題，是一個關連到廣大群眾的政治行動，必須在黨內黨外更多地交換意見之後，才能作出決定。”
聽取全中國各地廣大群眾的意見。並要求各省市委以政協為主體舉行座談會專門討論，然後將意見上報中央。
毛澤東在修改通知稿時加了這樣一段話：“或者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內不舉行特赦，以避免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反革命氣焰高漲，人民不高興)，過幾年再談這件事，這種意見，民主人士中也有不少人提出。究以何者為宜，請你們征詢電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133、134頁。
經過進一步征求意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最後決定不向一屆人大二次會議提出關於大赦的議案，但赦免政策基本確定，何時實施主要是時機問題。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向黨內外人士征求意見，確立了寬大處理國內外戰犯的基本方針。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赦免政策提出以後，處理戰犯的基本方針和具體辦法，成為首先要討論的問題。
針對日本戰犯，1955年12月28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處理意見：寬大處理，不判死刑和無期徒刑，極少數判有期徒刑。
至於國內戰犯，1956年1月30日，周恩來在政協二屆全委會第二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中提出“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新方針，這就需要對待國內戰犯的政策與這個新方針相適應。
第二天，周恩來在陸定一《為配合周恩來同誌在政協所作的政治報告》上批示：“政協會後，可放十幾個戰犯看看。”這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準備赦免戰犯的重要信號。
如何執行赦免政策，關係到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感情，甚至新中國的國際聲譽。
1956年3月14日至15日，政協二屆常委會第19次擴大會議召開。周恩來在會上強調，對日本戰犯“分批釋放，不判刑”，“要判的也是極少數”，“對國內戰犯處理的原則是一個不殺，分批釋放”《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第557、558頁。
並提出寬大處理的方針。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分別作了關於戰犯問題的專門報告。到會的程潛、蔡廷鍇、傅作義、衛立煌、鄭洞國、劉斐、王芸生、侯鏡如、邵力子等“紛紛發言，盛讚黨的政策的英明、偉大”轉引自《中共中央關於征求對蔣、日、偽戰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處理意見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並提出許多好的建議和意見。
程潛代表民革中央發言，認為黨的寬大政策很好，聽後很振奮。
蔡廷鍇同意對原國民黨中將範漢傑的處理意見，說：“雖說中央統戰部在調查他的曆史罪惡時我曾把他出賣十九路軍的經過寫了書麵材料，現在我撤銷這個材料，對他的仇恨不算賬，同意釋放他。”
傅作義兩次發言，認為政府對戰犯的處理政策自始至終是正確的，是對人民有利的事。他曾就此問題與毛澤東單獨談過，還寫過書麵建議。
與會者普遍認為黨的政策“不是寬大無邊，而是偉大無邊”。《共和國特赦戰犯始末》，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0頁。
經過兩天討論，對中央寬大處理的方針，與會者基本上都表示讚同，但在具體方法和步驟上，沒有達成一致意見。
為了在更大範圍內征求意見，1956年4月11日，中央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並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人民群眾團體各黨組下發《中共中央關於征求對蔣、日、偽戰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處理意見的通知》。
通知強調：從寬處理有助於“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對國家對人民都比較有利。但是，這樣處理，也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滿，認為太便宜了這些罪犯，也可能使一部分反動分子感到無所畏懼，因而助長他們的反動氣焰。
為此，提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在四、五兩月內召開當地政協常委擴大會，或其他適當範圍的座談會，征求意見，會後將結果向中央作報告，以便中央作出最後決定”。
為了盡可能擴大征求意見的範圍，毛澤東在通知上專門加了一段話：“除此以外，請你們將此件印發給所屬地委、省轄市委和縣委，也請他們召集黨內外的適當會議加以討論，征求意見，於五月中旬以前由你們匯集報告中央。”《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頁。
各地各部門向黨內外傳達中央精神後，引起了強烈反響。
多數人都同意中央寬大處理的方針，認為體現了革命的人道主義。
有人說：“寬赦他們一個人，他們周圍有許多人感激；殺他們一個人，他們周圍有許多人憤怒。我們雖不怕他們憤怒，似不如使之感激為愈。”
因此，這是“以德服人”的“仁政”。
也有人對寬大處理方針表示異議，甚至有抵觸情緒，認為這是“一種軟弱的表現”，從感情上“很難接受”，不符合“首惡必辦”的既定政策。參見《共和國特赦戰犯始末》，第35、36頁。
總體上看，對日本戰犯，中央認為應從寬，地方和人民群眾認為應從嚴。
對國內戰犯，由於成員比較複雜，具體什麽時間放，怎麽放，意見也不一致。
正如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所說：國內戰犯“這些人不好判，當時判，就會要判一部分死刑，現在過了7年，如果判，也還有人要求處死。但是，不很有利，所以寧可緩判，多押一個時期，情況慢慢變了，將來逐步的放一些，特赦一批”。
“處理這批人還需要時間、需要分析、需要分別處理，因為這裏有個群眾的覺悟問題。”周恩來在全國省市檢察長、法院院長、公安廳局長聯席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6年7月15日。
有鑒於此，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在1956年沒有作出有關特赦問題的決定。
關於這一點，毛澤東解釋說：“放早了，老百姓不那麽清楚，我們也不好向老百姓說明，還要過幾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過得好了，我們再來放。同時要向老百姓作說明……不講清這個道理，一下子把他們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同時也沒有必要。”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5月2日。
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最終確立了處理戰犯的基本方針：對日本戰犯，一個不殺，寬大處理。對蔣介石的國內戰犯，一個不殺，分批釋放。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是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應有之義。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
全過程人民民主通過一係列法律和製度安排，將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各個環節彼此貫通起來，並在實踐中實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誌相統一，勞動人民真正意義上實現了當家作主。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將進一步凸顯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價值和作用。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民民主的全過程貫穿著民主協商這一顯著特征。民主是人類社會共同的價值追求，但又是曆史的、具體的，一個國家選擇哪種民主形式，取決於本國的曆史文化傳統，取決於本國政治製度的實踐探索，取決於本國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實際需要。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這種全過程的人民民主包括協商民主和選舉民主，這兩種民主形式貫穿在選舉、協商、決策、管理、監督各個環節。勞動人民不但可以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民主權利，而且可以通過民主協商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擁有持續參與的權利，避免了西式民主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後就進入休眠期，競選時聆聽天花亂墜的口號、競選後就毫無發言權，拉票時受寵、選舉後就被冷落的弊端。
協商民主深深嵌入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全過程。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就是要體現人民意誌、保障人民權益、激發人民創造活力，用製度體係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協商是民主的基礎，也是民主的重要內涵和組成部分，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民主製度得以有效運行的前提條件，如人大立法和選舉過程中，總是事前經過充分協商，然後再付諸表決。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政府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也是首先進行協商討論後再作出決策，並且在實施過程中還繼續協商討論，以提高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和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及水平。發揮民主管理的社會治理效能，必須通過廣泛協商，讓民意進入決策層，實現科學決策。民主監督是寓監督於協商之中的協商式監督，是協商民主的題中應有之義。
在勞動人民內部各方麵廣泛商量的過程，就是發揚民主、集思廣益的過程，就是統一思想、凝聚共識的過程，就是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過程，就是實現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過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這個人民民主的真諦體現了民主協商的顯著特征和優勢。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人民民主是治理型民主，要求協商民主的廣泛多層製度化實踐。廣泛多層製度化的協商民主就是把民主價值、理念轉化為科學有效的製度安排中的一種，是具體現實的民主實踐。
毛澤東時代的勞動人民享有民主權利，勞動人民在選舉時有投票的權利，勞動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持續參與管理的權利。勞動人民有進行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在新中國的毛澤東時代，協商民主和選舉民主互相補充、相得益彰，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的製度特點和優勢。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要求發展選舉民主，更要求積極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製度化實踐。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理念要求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必須是全層級、全方位、全領域的，協商主體要涵蓋國家政權機關、黨派團體、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各方麵和各個階層的人民群眾，內容要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領域和不同利益群體的訴求，要求拓寬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等協商渠道，使協商民主形成廣泛多層製度化的生動實踐。
人民民主的全過程體現在決策前、決策中與決策後諸環節。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發展型民主，要求不斷完善和豐富協商民主的製度程序與參與實踐。協商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獨有、獨特、獨到的民主形式。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這是人民民主的真諦。由此可見，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協商民主不但不能缺席，而且還要大力發展。
飽食者對一小塊麵包表示出“冷淡”和“漠不關心”。
饑餓者在關於一小塊麵包的問題上永遠是“有黨性的”。
對一小塊麵包“冷淡和漠不關心”，並不是說這個人不需要麵包，而是說這個人已經永遠不愁麵包，永遠不缺少麵包，而是說他牢牢地依附於飽食者的“政黨”。
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無黨性不過是依附於飽食者的政黨、統治者的政黨、剝削者的政黨的一種虛偽、隱蔽和消極的表現。
沒有一個活著的人能夠不站到這個或那個階級方麵來（既然他懂得了它們的相互關係），能夠不為這個或那個階級的勝利而高興，為其失敗而悲傷，能夠不對於敵視這個階級的人、對於散布落後觀點來妨礙其發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憤怒。列寧：《我們究竟拒絕什麽遺產？》（一八九七年底），《列寧全集》第二卷第四七一頁
政治上的冷淡態度就是政治上的滿足。飽食者對一小塊麵包表示出“冷淡”和“漠不關心”，饑餓者在關於一小塊麵包的問題上永遠是“有黨性的”。對一小塊麵包“冷淡和漠不關心”，並不是說這個人不需要麵包，而是說這個人已經永遠不愁麵包，永遠不缺少麵包，而是說他牢牢地依附於飽食者的“政黨”。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無黨性不過是依附於飽食者的政黨、統治者的政黨、剝削者的政黨的一種虛偽、隱蔽和消極的表現。列寧：《社會主義政黨和非黨的革命性》一九O五年十一—十二月），《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五十八頁
一般小資產階級，其中包括農民，要覺悟到自己的力量、自己領導經濟和政治的一切企圖，最後都遭到了破產。或者受無產階級領導，或者受資本家領導，中間道路是沒有的。一切夢想中間道路的人都是空想家，都是幻想者。列寧：《在全俄運輸工人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二一年三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五一七頁
如果我們恰恰回避或掩飾最重要的東西，即鎮壓資產階級反抗的工作——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最艱巨、最需要鬥爭的工作，那末，從科學的觀點來看便是完全不正確的、完全不革命的。“社會”神甫和機會主義者總是情願幻想未來的和平社會主義，但是他們與革命社會民主黨人不同的地方，正在於他們不願意想，不願意考慮為實現這個美好的未來而進行的殘酷的階級鬥爭和階級戰爭。列寧：《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一九一六年九月〕，《列寧選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二卷第八七八——八七九頁
馬克思說過：任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就是說，今天無產者和資本家之間進行著經濟鬥爭，明天他們也不得不進行政治鬥爭，他們就這樣用雙重性的鬥爭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斯大林：《階級鬥爭》（一九O六年十一月），《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五九頁
現代社會生活的軸心是階級鬥爭。在這個鬥爭進程中，每個階級都以自己的思想體係為指南。資產階級自己的思想體係，這就是所謂自由主義。無產階級也有自己的思想體係，大家知道，這就是社會主義。
斯大林：《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九O六年六——七月），《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一頁
曆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階級自動退出舞台的事情。曆史上還沒有過垂死的資產階級不試圖用盡全部殘餘的力量來衛護自己的生存的事情。
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九二九年四月），《斯大林全果》第十二卷第三十五頁
從來沒有過而且將來也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垂死的階級自願放棄自己的陣地而不企圖組織反抗。從來沒有過而且將來也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在階級社會中，工人階級不經過鬥爭和波折就能向社會主義前進。斯大林：《聯共（布）中央全會：論工業化和糧食問題》（一九二八年七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五O頁
當然，舊製度是在毀壞，在解體。這是真的。然而人們正在作新的掙紮，正在用另一些方法、用所有的辦法來捍衛、拯救這個正在滅亡的製度，這也是真的。……一種社會製度被另一種社會製度所代替，是一個複雜的長期的革命過程。這並不簡單地是自發的過程，這是鬥爭，這是與階級衝突相聯係的過程。資本主義已經腐朽了，但是不能把它簡單地跟一棵已經十分腐朽、自己一定會倒在地上的樹相比。不，革命，一種社會製度被另一種社會製度所代替，總是鬥爭，是痛苦的殘酷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每當新世界的人們得到了政權，他們就應該防衛舊世界用暴力恢複舊製度的企圖，新世界的人們總是應該保持戒備，準備回擊舊世界對新世界的侵犯。斯大林：《和英國作家赫?喬?威爾斯的談話》（一九三四年七月）
我們有些同誌既然看不見戴上新的假麵具的階級敵人，既然不善於揭穿他們的欺騙手腕，就往往安慰自己說，世界上已經沒有富農了，農村中的反蘇維埃分子已經由於消滅富農階級政策的實行而被消滅了，……同誌們，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富農被擊潰了，可是還遠沒有被徹底消滅。而且，如果共產黨員泰然自若，打起瞌睡來，以為富農會按所謂自發的發展方式自己跑進墳墓去，那末富農是不會很快就被徹底消滅的。斯大林：《關幹農村工作》（一九三三年一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O五——二O六頁
不通過殘酷的階級鬥爭能不能排擠資本家，鏟除資本主義的根底呢？不，不能。依靠資本家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能不能消滅階級呢？不，不能。這樣的理論和實踐隻能培植階級並使階級永久存在，因為這個理論是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相矛盾的。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九二九年四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三十頁
托洛茨基分子活動的基本方法，不是公開而誠實地在工人階級中間宣傳自己的觀點，而是掩飾自己的觀點，卑躬屈節和阿諛逢迎地頌揚自己敵人的觀點，假仁假義和口是心非地詆毀他們自己的觀點。斯大林：《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麵派及其他兩麵派的辦法》（一九三七年三月）
現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壞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大部分都是黨員，衣袋裏裝著黨證，所以這些人表麵上看來並不是異己分子。如果說舊的暗害分子公開反對我們，那末，相反地，新的暗害分子則是向我們的人獻媚，誇獎我們的人，拍他們的馬屁，以便騙取信任。斯大林：《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麵派及其他兩麵派的辦法》（一九三七年三月）
如果以為國際資本會讓我們安靜地過日子，那就愚蠢了。不，同誌們，這是不對的。階級還存在，國際資本還存在，它是不會平心靜氣地看著一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發展的。斯大林：《關於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四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四十六頁
隻要資本主義包圍存在，就一定會有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武裝幹涉的危險，隻要這種危險存在，就一定會有複辟的危險即資本主義製度在我國恢複的危險。能不能認為這種矛盾是一個國家完全可以克服的呢？不，不能。因為靠一個國家的努力，即使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不能完全保障自己免除武裝幹涉的危險。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工作總結》（一九二五年五月），《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九十九——一OO頁
新中國成立後至1975年，我國先後進行過7次特赦。分別是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對確認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進行赦免，直至1975年赦免全部在押戰犯。
除第七次無條件赦免外，前六次都以“確實已改惡從善”作為赦免罪犯的主要標準和具體前提條件；除第一次特赦對象包括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戰犯，其餘6次均為戰爭罪犯。
【第一次特赦】1959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勞動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實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釋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戰犯33名。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此前發布的特赦令，進行首次特赦。首次特赦共釋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戰犯33名。被特赦的戰犯中，包括偽滿洲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和蔣介石集團的高級將領，如王耀武、杜聿明、鄭庭笈、陳長捷、宋希濂等。
【第二次特赦】1960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0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1960年11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50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45名（如範漢傑、李仙洲等強硬人物），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4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第三次特赦】1961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68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1961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68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時等），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7名。
【第四次特赦】1963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35名“戰爭罪犯”。
1963年4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35名“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30名，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4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第五次特赦】1964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3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1964年1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53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包括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45名，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7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第六次特赦】1966年，對於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釋放了57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
1966年4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釋放了57名“已經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屬蔣介石集團的戰犯52名，原屬偽滿洲國的戰犯4名，原屬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1名。
【第七次特赦】1975年，對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實行特赦釋放，並予以公民權。這次特赦是沒有任何前提條件的一次赦免。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釋放全部在押的戰爭罪犯，這次特赦是沒有任何前提條件的一次赦免。此前，毛澤東曾批示：“一個不殺”，“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在具體政策和待遇方麵特別交待：“放戰犯的時候要開歡送會，請他們吃頓飯，多吃點魚、肉，每人發100元零用錢，每人都有公民權。”
這七次特赦中，被放出的大多為“戰犯”，其中不乏有曾在抗戰中立功的名將，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和廖耀湘等。被特赦後，他們大多進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進行曆史研究和史料撰寫。
例如杜聿明是國民黨軍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黃埔係骨幹。
1949年1月10日淩晨，其被解放軍戰士俘虜在蕭縣青龍集張老莊村。但杜聿明被俘後受到了解放軍的優待。在戰犯管理所醫務人員精心治療和護理下，杜所患的胃潰瘍、肺結核和腎結核等長年痼疾，逐漸好轉、康複直至痊愈。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為第一批特赦戰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書。
1961年2月，杜聿明被任命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杜聿明積極撰寫文史資料，1961年，他寫了《淮海戰役始末》、《遼沈戰役概述》、《中國遠征軍入緬對日作戰述略》等。晚年的杜聿明關心祖國統一，曾發表《紀念二·二八起義》、《寄語台友》等文章，敦勉在台師友共同為統一大業奮鬥。
又如溥儀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皇帝。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皇帝的愛新覺羅·溥儀，辛亥革命後被迫退位，“九一八事變”之後在日本人控製下做了滿洲國的傀儡皇帝，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國，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學習、改造。
1959年12月4日接到毛澤東的特赦令並成為全國政協委員。
對首批特赦，溥儀卻不報多大希望，他說：“有誰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惡嚴重，論表現我也不比別人強。我還不夠特赦條件。” 特赦之前，副所長曾找溥儀問關於特赦的想法，溥儀回答說：“如果這次能特赦我，完全是黨對我的寬大。認為我有了做人的資格。我前半生有罪，黨指給我改惡從善的道路，後半生我一定要好好跟黨走。”
溥儀特赦一年後，他的弟弟溥傑也獲得了特赦。
又如王耀武中國國民黨高級將領。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委員、山東省主席、山東省黨政軍統一指揮部主任、第二綏靖區司令長官、山東綏靖統一總指揮部主任。王耀武在內戰期間，參加萊蕪戰役、孟良崮戰役和濟南戰役等重大戰役。1948年9月在濟南戰役中被俘。
王耀武在北京功德林監獄改造時，開始思想有顧慮。毛澤東讓羅瑞卿轉告王耀武說：“你功是功，過是過。你的抗日功勞我們共產黨人是會永遠記住的，隻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會回到人民中間的。”在被俘後不到一個月，1948年10月19日，他就接受新華社記者的采訪，暢談其在解放區的觀感，對黨的寬大政策表示衷心感謝。1959年2月，王耀武成為第一批被特赦的戰犯之一。
特赦後，王耀武被安排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1964年冬，被特邀為全國政協委員。
又如宋希濂被稱為“鷹犬將軍”，曆任國民革命軍第七十一軍軍長，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華中剿匪副總司令兼第十四兵團司令等職。
1924年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期間曾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山艦事件後與共產黨脫離關係，緊緊追隨蔣介石。自北伐戰爭到解放戰爭被俘，曆經重要戰役數十次，曾獲青天白日勳章。1949年12月19日在大渡河沙坪被圍，宋希濂抽出手槍試圖自殺，被其警衛排長一把抓住，隨即被俘。
1959年12月4日，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作為第一批戰犯被釋放。
特赦後，宋希濂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1964年起，先後擔任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80年宋希濂經中央批準赴美國探親，因子女堅留，遂定居美國。晚年宋希濂在紐約創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並任總顧問。1984年又在華盛頓發起建立“黃埔同學會”，任副會長。
文強是“軍統局”北方區區長，毛澤東舅表兄弟。
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軍統局北方區區長文強，是毛澤東的舅表兄弟，在黃埔軍校與林彪同期，與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同班，參加過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後脫離共產黨，成為軍統人員、國民黨軍參謀等。
解放戰爭期間，文強於淮海戰役被俘。
1975年3月，勞改26年的文強獲得特赦出獄，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擔任專職委員。之後，他利用自己在國共兩黨中的人脈關係，八方聯絡兩岸人士，溝通包括在台灣的陳立夫、蔣緯國等人在內的故朋舊友與大陸的聯係，為促進祖國和平統一作出了應有的貢獻。2001年10月22日，文強以94歲的高齡辭世。
王友直是國民黨在西安的最後一任市長。
王友直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被國民黨逮捕，1934年出獄後脫黨。作為國民黨在西安的最後一任市長，西安解放後，王友直跟隨胡宗南逃走後，成為解放軍通緝的“戰犯”，1949年12月，王友直被關押入獄。1960年11月獲特赦，後被定為國民黨“起義人員”。
王友直後任陝西省政協常委，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民革中央團結委員等職，1992年3月9日在西安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