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楓橋經驗》沒有誰想躺平

實踐《楓橋經驗》沒有誰想躺平

 

《楓橋經驗》是：一是群眾為什麽懂得要這樣做，二是證明依靠群眾辦事是個好辦法。依靠廣大群眾，加強人民民主專政，把反動勢力中的絕大多數改造成為新人。發動群眾共同來做這一工作，使“幾個好人夾一個壞人”的原則。經過感化教育，楓橋“一個不殺，大部不捉”、采取說理鬥爭的方式教育說服“四類分子”的做法，“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在1963年6月開展的社教運動中，楓橋區試點的7個公社的6·5萬人中，共有四類分子911人，其中163人有比較嚴重的破壞活動，有67名“四類分子”被列為重點對象。

鬥爭會上幹部、群眾擺事實、講道理，不打不罵，更沒有捕人，且允許鬥爭對象申辯，因地製宜采取“文鬥”的形式，通過說理鬥爭，就把那些認為非捕不可的“四類分子” 用“文鬥”就把“四類分子”製服了。在暴風驟雨的階級鬥爭年代裏，這樣做是要冒風險的，他們更不會想到，自己的大膽嚐試，會在以後的幾十年持續影響全國。楓橋人民公社就全中國而言是很小一塊地方，但有了《楓橋經驗》後，就是牢改犯釋放後回到楓橋人民公社裏，有人關心幫助安排工作，身心健康積報工作還有誰會想躺平嗎？！

在資本主義社會製度下常有這樣的新聞：某某牢改犯己出獄，住在某某社會，是個危險人物，見到不要靠近。或某某逃犯，相貌描述一番後，警告民眾，不許靠近，立即打報警電話通知警方。在某某社區要蓋一座樓收容流浪漢，該社區立馬舉牌抗議，不準！影響我們社區的安全。吸毒救護站不能沒在居民區，學校區。流浪漢服毒者站街女到哪兒，那兒都不待見。平日裏在社區街坊鄰裏都是老死不相往來，隔壁鄰居死人發臭了影響到了就打個報警電話。某人精神病了，生病了，抑鬱了，神經病了都是自顧自。沒有人會關心，更談不上會有人上門來問一下，幫助一下。如此的人際關係，都把某些人群尤其是老年人，年輕人，犯過錯的人，獨居的人，抑鬱的人，精神有病的人，流浪漢，吸毒的人等等都處於孤獨無援之境地。何來人權民主？！

常在新聞中看到中國有許多年輕人《躺平》。按照網上的說法，躺平，抑或躺平主義，指的是人們決定放棄靠拚命工作來攢錢，不斷產生焦慮而傷身的生活模式，而采取主動降低自身欲望，從而緩解生存壓力的一種生活哲學。神父、經濟學家、道德家非但不反對這種精神失常現象，反倒往工作上投下神聖的光環。我們的世紀，被稱為工作的世紀。實際上，它是痛苦、不幸、墮落的世紀。”

2023-05-17，中國國家統計局本週公佈的數據顯示，中國16至24歲人口的失業率，上個月升至破紀錄的20.4%，意即每五名年輕人，就有一人沒工作。其中，大學畢業生的情況更糟，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卓賢撰寫的一份報告，畢業生的失業率是整體青年的1.4倍。

一些學生已經從緩慢就業，轉變成不願、不敢就業。也使得許多中國青年開始拒絕為公司打拚、拒絕《996》過勞文化。如今，他們放下昔日的《狼性》，選擇《躺平》。然而，由於中國沒有針對失業青年的福利政策，許多年輕人得依靠原生家庭維持生計。

不管是在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新生中國資本主義社會製度裏，這些都是無解的難題。然而在毛澤東時代的一個人民公社社區內得到了解決。那就是：《楓橋經驗》。

毛澤東時代一個農村人民公社的社員群眾總結的《楓橋經驗》真實情況：1965年9月2日的諸暨縣公安局楓橋派出所的《情況簡報》第八期，全麵總結了《楓橋經驗》的真實情況，文獻的曆史價值非常大，現抄錄全文如下：

《關於貫徹依靠群眾專政，少捕、矛盾不上交的方針的情況。》

八月三十日到三十一日專門召開了全區十四個政法社長會議，學習了人民公安十六期堅決貫徹依靠群眾專政，少捕、矛盾不上交的方針的社論，然後發動大家對照文件精神，總結一年多來對方針的貫徹執行情況，研究怎樣做到治安好，矛盾不上交。會議以座談的形式先務虛後務實，啟發大家談看法，講體會，開展辯論，進行互教互學。

到會同誌對比了運動前後的指導思想，鬥爭方法，拿出了大量的事實，尤其是原來認為不能就地改造，非上交不可的“橡皮碉堡”等尖子都被製服並接受改造的事例，認識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再不能用民主革命時期的殺、關、管、戴、鬥的簡單辦法與敵人作鬥爭，深深體會到黨中央毛主席關於依靠群眾專政，少捕、矛盾不上交的方針英明偉大，具有偉大的戰略意義。不少同誌暢談了運動之後對中央、主席提出的方針的認識和從思想不通到通、懷疑到相信、消極到積極的轉變過程。

在座談中大家還體會到有了正確的方針，還必須由正確的政策策略。從而又在區別對待、義務勞動、同工同酬、對待四類分子子女以及損壞集體經濟的處理等問題上以對比的方法，說明正確執行政策策略，促使四類分子改造。宅土大隊57歲的地主王亞鈿原在大學教書，每月工資一百二十元，開除送回農村後，思想抵觸很大，由於管教中正確地掌握政策，他雖從來沒有參加過勞動，三個月也做了近四百工分，還滿口讚美農村建設，表示要下決心改造自己。討論最熱烈的是二問題：

一是義務勞動問題。少數同誌認為後十條與省委指示有矛盾，以誰為準，難以執行。經擺事實後大家認為後十條主要是限製地、富經濟上升，省委指示從政治上、長遠利益著眼，前者容易把群眾引導到經濟鬥爭上去，後者講究策略，區別對待，即對四類分子改造有利，又能爭取他們的子女、家屬，按省委指示辦為好。十四個公社除未搞運動二個公社外都按省委指示執行。

二是教育爭取四類分子子女問題。有人說：“什麽藤開什麽花，什麽花結什麽瓜”。讓四類分子子女參加一些社會活動會“敵我不分，界線不清”，多數人不同意這個說法。大家認為子女是屬於百分之九十五以內的，他們出身於地主家庭，有階級烙印是對的，但與四類分子有原則區別，而且表現也不是鐵板一塊。

不少同誌還擺了大量事實說明：過去把他們一腳踢開，結果消極悲觀，表現很壞，有的甚至有嚴重的不滿情緒和對抗情緒，現在吸收他們參加俱樂部’學毛選、個別表現突出的評上五好社員、吸收聽團課等，悲觀情緒不見了，多數表現很好，不僅調動了積極性，而且還主動揭發親人的違法行為，教育他們好好改造，起到了我們所起不到的作用。這是個重要策略問題，必須正確進行這方麵工作，但對這些人進行工作，必須同四類分子有區別，因為他們不是敵人；必須同社員有區別，因為他們帶有階級烙印。

座談中，大家感到四類分子改造問題比較好辦了，那些懶漢、二流子、流竄犯最頭痛，最難辦，群眾意見也最大。不解決這批人，治安有問題，矛盾不上交也辦不到。會上又有不少同誌介紹了他們怎樣改造懶漢、扒手、流竄犯的經驗，尤其是像“破缸而逃”的駱婁鬆，“國際水平”的何振華等，介紹後很動聽，大家感到了有辦法，當即在會上排了隊，全區比較有名的共有流竄犯18名，懶漢二流子51名，有的已經落實改造，沒有落實的準備回去發動群眾逐個落實改造，從根本上解決治安問題。

群眾性的糾紛也很頭痛，要求法庭處理，會上東溪公社介紹了集中力量，依靠群眾打殲滅戰，十天時間就地處理糾紛36起的經驗。大家感到這個經驗很好，回去也排排隊，參照東溪的辦法，打主動仗，矛盾不上交，把糾紛消滅在萌芽時期。

多數同誌是半脫產，任務很重，怎麽辦？大家又共同研究了工作方法，認為：第一依靠黨，向黨委匯報，向基層幹部宣傳中央依靠群眾專政的方針；第二依靠群眾，抓好治保、調解組織，發揮他們的作用；第三搞試點，樹樣板，以點帶麵。每個政法社長都確定了試點。

報：區委、公安局。

抄：公安處、省廳、各公社政法社長。

該文件是宣傳提綱，文件裏多處提到了“楓橋經驗”的新的提法，這套始於浙江諸暨楓橋，源自浙江公安的鄉村社會治理實踐經驗，被偉大領袖毛主席慧眼識珠，總結為中國特色社會治理的“楓橋經驗”已經深入基層，“楓橋經驗”曆久彌新，延續至今。

1973年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從文件中提到“學習《楓橋經驗》”來看，諸暨始終堅持“楓橋經驗”，自覺維護“楓橋經驗”，並且把“楓橋經驗”當作諸暨的名片引以為豪。

河北省邢台市公安局1978年3月25日翻印“楓橋經驗”文件，共印800份。

這份文件已經塑封保存起來了，從首頁內容上可以看出這是浙江省諸暨縣副書記楊金聲在第17次全國公安會議大會發言。介紹十四年來堅持“楓橋經驗”，同林彪、“四人幫”進行鬥爭的情況。

這些充滿了公安元素“楓橋經驗”的文獻，作為檔案史料佐證了公安機關首創了“楓橋經驗”，佐證了“楓橋經驗”始於楓橋，源自公安。這些“楓橋經驗”成型前後的文獻散發出鄉村裏的泥土香味和那個時代淳樸，非常接地氣，非常生動，非常真實，非常切合實際，也就非常有生命力。

在二十一世紀的二十年代，看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楓橋經驗”誕生前後的文獻，作者熱血沸騰，感到非常不易，非常親切，這些第一手資料無可辯駁地說明了“楓橋經驗”的鄉土性、可靠性、真實性以及可操作性。正因為典型的真實可靠可行，所以發源於鄉村小鎮的“楓橋經驗”被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慧眼識珠，推向全國，並且曆經60年還在發揮著中國特色的社會平安治理的價值，說明“楓橋經驗”的誕生是時代的需要，是曆史的選擇。

作為上世紀60年代起源於農村公安機關的基層治理的經驗，本質內涵是“依靠群眾，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這套經驗在農村治理實踐中得到實際應用，並在實踐中不斷創新發展，曆久彌新，經久不衰。在新時代中又衍生出城市版的“楓橋經驗”，為“楓橋經驗”賦予了新的內容，新的使命，成為中國治理的“東方經驗”，享譽世界。2019年以來，新時代“楓橋經驗”已連續寫入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五中全會《建議》和六中全會《決議》，寫入了黨的二十大報告，成為黨和國家治國理政的重要經驗，向世界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文化自信的新格局。

首發2023-07-17·王蘭生
作者：王蘭生

原文題目：《從文獻中探究“楓橋經驗”發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