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交房租收入支出透明公開

毛澤東交房租收入支出透明公開

 

 

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工農紅軍隊伍裏沒有“軍餉“，每月不發放“俸祿“，工農紅軍沒有“工資”。

新中國成立後延續了資產階級的法權實行“等級工資製“。

毛澤東沒有為自己建豪宅，《毛主席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費用84元。》

“毛主席的房子是一個大概200多平米的四合院。家裏還住著江青、李敏、李訥，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兒。”

吳連登說，毛主席家的倉庫大約有十五六平方米，房子很破，一直沒有維修過。倉庫裏有6個木製的舊櫃子，主席3個，江青2個，還有一個小的放著毛岸英的東西。“現在想起來，我都想流淚。很多東西是從延安帶過來的，有主席穿的大棉襖，破得不能再補的衣服，換下來的毛巾、襪子、襯衣。

還有一些主席的毛衣和毛褲。他進城後身體發胖不能穿了，就讓我們想辦法拿到毛衣廠去加邊改肥。連他在延安時期剩的毛衣線頭、補衣服的補丁，兩個大包裹，全都帶回來了。我們不敢扔掉哪怕一點，後來給主席補毛巾被、補內衣什麽的，就從這裏翻著用。”

吳連登還記得毛主席蓋的毛巾被，最多打過73個補丁。“補丁用的全是舊毛巾。連襪子也補。我們補的針腳大，就動員主席買新的，要不接見外賓，一拉褲腿，針腳就露出來了，但是主席不同意。主席去世後，1993年我去韶山，又去看主席的遺物。當看到他的衣服時，我忍不住哭了，都是舊的，這就是一個國家的主席啊！”吳連登在毛主席家的倉庫裏，既沒有看到值錢的用品，也沒有發現一件禮品，更別說金銀首飾了。

“豐澤園的院子年久失修，牆皮脫落得厲害。有一次，工作人員沒跟主席說就修了，主席知道後非常生氣：‘花錢的地方太多了，怎麽花在這個上麵？’主席抽煙多，火柴用得多，我跟他12年，沒見他用過一個打火機。他講禮貌，從不衝著別人劃火柴，都是朝裏劃，火柴盒這邊劃完了，再劃那邊。開始我們把舊火柴盒扔了，他一看換成新的就問：‘舊的哪兒去了？那盒子還是好的嘛。’我們就明白了，去買散裝的火柴放到裏麵，再用毛筆把磷刷上。他一看：‘哎，這好！’他吃飯時，飯掉在桌上，他揀起來放在嘴裏，我親眼看到的。他說：‘農民們現在很苦。’主席一直惦記著人民，直到70多歲生病時，還派人到門頭溝去了解煤礦工人的工作條件是不是好了，矽肺病是不是少了。”

吳連登給毛主席收拾房間，一般都在晚上九、十點鍾。“主席隻有到這時候，才出屋換換空氣或者是去中南海遊泳，這是我最忙碌的時候。”吳連登最費心的，就是收拾床鋪。“主席的臥室基本也是辦公室。他的床上堆滿了書，有的夾著紙條，有的翻在某一頁，橫放、豎放的都有。一定要記住，無論換床單還是擦灰，原來書是怎麽放的，在什麽位置，絕不能變，絕對要保持原樣。絕不能出現因為做了清理，而讓主席找不到書的情況。”有時到外地出差，吳連登要把主席帶的書打包，但吳連登能做到：主席在外地的床上和在家中的床上，物品的擺放一模一樣，絲毫不差。

這要從一個農民，名叫吳連登來到毛澤東家掌管財經大權開始說。吳連登，給毛主席當管家12年。 吳連登是江蘇鹽城人，1941年出生在一個“常年為地主當長工”的窮苦家庭。1958年，小學沒畢業的他便在鹽城農機廠當雜工。不久，他考入鹽城地委招待所，成為服務員。“即便是打掃衛生，即便是端茶送水，我也總比別人快。我一趟能拿10個暖水瓶，一手提4個，兩個胳膊再各夾一個。招待所離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點起床，就這麽來回跑，一個人負責整整一棟樓。”

1959年，北京人民大會堂建成，開始從全國各地挑選服務員。吳連登所在的鹽城隻有一個名額。領導挑了吳連登去北京當服務員。被分配到人民大會堂餐廳當服務員。

1961年5月，吳連登永遠忘不了走進中南海的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輛平板三輪車來接我們，周圍擠滿了來看熱鬧的同事。我倆把行李放在車上，跟在三輪車後麵，一步步走進了中南海。”

不久，吳連登在中南海頤年堂，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個習慣，開會他基本上是第一個到，他要和陸續進來的人有麵對麵交流的機會。”這天，毛主席來後，吳連登被派去給毛主席上茶。

“毛主席還有個習慣，凡是第一次見到的人，他都會盯著你看，問你的情況。主席問我：‘你是新來的吧，叫什麽名字？’我說我叫吳連登。主席問我的名字是誰起的，我說是一個和尚。主席笑著說，‘一聽就不是父母給起的，這個名字好’。主席又問我是哪裏人，我說是江蘇鹽城來的。他說，‘噢，鹹城來的’。我說‘不對，是鹽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鹹城嗎？”毛主席這麽幽默，我就沒那麽緊張了。” 此後的3年，毛主席接見外賓、開會，吳連登服務過多回，但毛主席再也沒有問過他一句話。

1964年國慶節，22歲的吳連登正在天安門城樓上服務，毛主席身邊的護士長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吳連登有點發愣，不敢相信。“見到主席，他堅持讓我坐在他旁邊的沙發上。主席說，‘你不就是那個鹹城人嗎？我可記得你喲。’我有些惶恐，又介紹了自己的姓名。主席說：‘我要和你商量點兒事，想請你到我家去工作。因為我身邊有許多事情，家裏也有許多事情，都沒有人做，我想請你，能不能給我幫幫忙？’當時，我既緊張又感動，主席竟然這麽客氣，請我幫忙。我激動地說‘好！’，就這樣我進了毛主席的家。”

來到毛主席家，吳連登最初的工作是負責雜務，搞衛生、整理庫房、打水送飯。“毛主席的房子是一個大概200多平米的四合院。家裏還住著江青、李敏、李訥，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兒。”

吳連登說，毛主席家的倉庫大約有十五六平方米，房子很破，一直沒有維修過。倉庫裏有6個木製的舊櫃子，主席3個，江青2個，還有一個小的放著毛岸英的東西。“現在想起來，我都想流淚。很多東西是從延安帶過來的，有主席穿的大棉襖，破得不能再補的衣服，換下來的毛巾、襪子、襯衣。

還有一些主席的毛衣和毛褲。他進城後身體發胖不能穿了，就讓我們想辦法拿到毛衣廠去加邊改肥。連他在延安時期剩的毛衣線頭、補衣服的補丁，兩個大包裹，全都帶回來了。我們不敢扔掉哪怕一點，後來給主席補毛巾被、補內衣什麽的，就從這裏翻著用。”

吳連登還記得毛主席蓋的毛巾被，最多打過73個補丁。“補丁用的全是舊毛巾。連襪子也補。我們補的針腳大，就動員主席買新的，要不接見外賓，一拉褲腿，針腳就露出來了，但是主席不同意。主席去世後，1993年我去韶山，又去看主席的遺物。當看到他的衣服時，我忍不住哭了，都是舊的，這就是一個國家的主席啊！”吳連登在毛主席家的倉庫裏，既沒有看到值錢的用品，也沒有發現一件禮品，更別說金銀首飾了。

“豐澤園的院子年久失修，牆皮脫落得厲害。有一次，工作人員沒跟主席說就修了，主席知道後非常生氣：‘花錢的地方太多了，怎麽花在這個上麵？’主席抽煙多，火柴用得多，我跟他12年，沒見他用過一個打火機。他講禮貌，從不衝著別人劃火柴，都是朝裏劃，火柴盒這邊劃完了，再劃那邊。開始我們把舊火柴盒扔了，他一看換成新的就問：‘舊的哪兒去了？那盒子還是好的嘛。’我們就明白了，去買散裝的火柴放到裏麵，再用毛筆把磷刷上。他一看：‘哎，這好！’他吃飯時，飯掉在桌上，他揀起來放在嘴裏，我親眼看到的。他說：‘農民們現在很苦。’主席一直惦記著人民，直到70多歲生病時，還派人到門頭溝去了解煤礦工人的工作條件是不是好了，矽肺病是不是少了。”

吳連登給毛主席收拾房間，一般都在晚上九、十點鍾。“主席隻有到這時候，才出屋換換空氣或者是去中南海遊泳，這是我最忙碌的時候。”吳連登最費心的，就是收拾床鋪。“主席的臥室基本也是辦公室。他的床上堆滿了書，有的夾著紙條，有的翻在某一頁，橫放、豎放的都有。一定要記住，無論換床單還是擦灰，原來書是怎麽放的，在什麽位置，絕不能變，絕對要保持原樣。絕不能出現因為做了清理，而讓主席找不到書的情況。”有時到外地出差，吳連登要把主席帶的書打包，但吳連登能做到：主席在外地的床上和在家中的床上，物品的擺放一模一樣，絲毫不差。

1968年，吳連登被正式任命為管理員，毛澤東將自己的工資、家中的各項財政支出，都交給他全權管理。

給毛主席管家，吳連登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主席的工資總不夠用。“很多人不信，國家主席還這麽緊張？毛主席的工資404.80元，每月的固定開銷：黨費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費用84元；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隨著物價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這些錢都由毛主席負擔；江青還有一個姐姐住在這裏，每月生活費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還要取暖費30多元。大約固定花銷為200元。”

吳連登算著毛主席的幾大開支：“吃飯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的一棵菜，也要付錢。主席還有很多民主黨派的朋友，請黃炎培、章士釗他們，也是主席自己掏錢。另一個開支是抽煙，每個月將近100元，還要有幾十元的茶葉。主席在外麵開會，我總要帶著茶葉去；如果沒帶茶，就算是在大民大會堂開會喝一杯茶，臨走主席也要求我付給他們一杯2角錢。”

吳連登說，原本毛主席領取的是國家一級工資，總數是610元。三年自然災害後，他帶頭將自己的工資從一級降到了三級，404.80元。“一直到主席臨終的時候，這個數目再也沒變過。”

“毛主席沒有其他方麵的補貼嗎？”記者問。吳連登肯定地回答：“沒有。主席還不如我們工作人員，我們出差和加班還有補貼，但是主席除了工資，沒有任何額外收入。他說他不能開這個頭。”吳連登有時也很為難，“我們去外地出差，人們認為能請主席吃頓飯，是莫大的榮幸，但是過後我都會去把飯錢補上，這是主席的硬規定，沒人敢違反！主席說，如果他走到哪裏都付帳，下麵的人誰也不敢不付。”

毛主席還有一筆開支：湖南老家經常來人，有的是經濟困難，有的是來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時帶的一點生活費，都由毛主席負擔。“所以錢很緊張，我說這個家不好當。錢不夠用時，我隻能為難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著賬本，先給他逐一匯報這個月的開銷，主席一看我的架勢，就會問‘錢又不夠用了？’然後我要自己打報告，後麵附上賬單，一筆筆，清清楚楚，主席簽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別會計室去領主席的稿費。但也不能月月如此，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職，所以主席家的錢最難管。”

江青的工資，也由吳連登管理。“江青的工資是243元。工資領回來我就記到賬上。她的個人花銷由她自己負擔。主席的賬我叫一號賬，江青的賬我叫二號賬，他們都是各花各的錢，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現在通常說的AA製。所有的采購花銷由我來辦，然後晚上回來記賬，從牙膏、手紙到菜錢，都要詳細記錄。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每個月要簽字，定期給主席看。”

吳連登說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購買攝影器材和衝洗膠卷。“江青自己不摸錢，毫不誇張地告訴你，甚至有一次，她讓我拿三元麵值的人民幣給她，我們國家哪裏發行過這種錢？女同誌需要打扮，她經常讓我去給她改一些衣服，或者購置一些東西。沒錢的時候，她也會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再過段時間又染成黑色來穿。有人說江青拿牛奶洗澡，這個在毛主席家裏是沒有的，我負責采購，沒有買過那麽多牛奶。江青當年用過的比較奢侈的東西，就是發膠。當時我不知道這叫什麽名字，噴在頭發上有泡沫那種，非常難買，隻有友誼商店可以買到，每次都是我去。”

吳連登記得，江青喜歡京劇，常叫一些京劇界的朋友來開會。“但她每次都是中午11點散會，下午接著開，讓他們回去吃飯，減少開支。後來，江青因為錢不夠花，還曾欠過新華社8000塊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