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中國共產黨麵臨的難題
1949年，中國在經曆了8年抗戰、3年內戰後，經濟確實到了“崩潰的邊緣”。1949年中國有56147萬人口，當年糧食總產11318萬噸，人均糧食僅有209公斤，油料產量256萬噸，人均0.46公斤。即使全部折算成熱量，也隻有2000大卡。如果去掉因喂養牲畜和造酒以及工業用糧，人均可攝入熱量不足1500大卡。
更嚴重的問題是，當時中國的農業生產能力總體上非常低。即以民國時期最高年份的產量為標準，也不足以讓新中國5億多人吃飽穿暖。（見表3-7）
表3-7 按民國時期最高產量計算，1949年人均農產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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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 | 最高產量 | 按1949年人口平均 |
| 糧食（萬噸） | 1936 | 15000 | 267.2公斤 |
| 油料（萬噸） | 1934 | 606 | 10.8公斤 |
| 棉花（萬噸） | 1936 | 85 | 1.53公斤 |
| 豬年底數（萬頭） | 1934 | 7853 | 0.14頭 |
| 羊年底數（萬頭） | 1937 | 6252 | 0.11頭 |
| 水產品（萬噸） | 1936 | 150 | 2.67公斤 |
注：當時的豆類統計在糧食離。油料含油菜籽、花生、芝麻。
在社會主義改造以前的1952年，朝鮮戰爭接近尾聲，剿匪工作基本完成，國內社會安定，經濟生活恢複。而且，1952年風調雨順是個豐收年。但是卻並不能讓人樂觀，離溫飽還有很大距離。1952年主要農產品產量大多數已經超過解放前最高，由於解放後社會安定，人口增長迅速，大多數人均產量甚至低於解放前最高年份。（見表四）
表3-8 1952年和三十年代中期主要農副產品人均指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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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產量 | 解放前最高 | 52年產量/解放前最高 | 1952年人均 | 解放前最高人均 | 52年人均/解放前最高 |
| 糧食（萬噸） | 16392 | 15000 | 109.3% | 285公斤 | 318公斤 | 89.6% |
| 油料（萬噸） | 373 | 606 | 61.5% | 6.5公斤 | 12.8公斤 | 50.8% |
| 棉花（萬噸） | 131 | 85 | 154.1% | 2.28公斤 | 1.80公斤 | 126.7% |
| 豬年底數（萬頭） | 8976 | 7853 | 114.3% | 0.156頭 | 0.166頭 | 94.0% |
| 羊年底數（萬頭） | 6178 | 6252 | 98.8% | 0.11頭 | 0.13頭 | 84.6% |
| 水產品（萬噸） | 167 | 150 | 111.3% | 2.91公斤 | 3.18公斤 | 91.5% |
注：糧食和油料內容同表3-7
人口將迅速增長的預期讓一些專家擔憂。1955年7月，馬寅初先生經過三年的調查研究，認為解放後中國人口的增長率是每年增長22‰以上。如此發展下去，50年後，中國將有26億人口。由於人多地少，恐怕連吃飯都成問題。於是他寫成“控製人口與科學研究”一文。提交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討論。1957年2月，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馬寅初再一次就“控製人口”問題發表了自己的主張。雖然馬寅初的看法在大躍進期間遭受批判，但這個主張在當時得到了毛澤東和政府的讚同，並成為一貫的國策。
“人口眾多”、“一窮二白”是當時共產黨對中國狀況的基本判斷。雖然從毛澤東開始各級幹部對前途都信心滿滿，但對實際困難情況是清楚的。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是世界上大農業區發生嚴重自然災害最頻繁，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中國地處歐亞大陸東側，氣流是從西向東流動的。這就形成中國與歐洲不同的氣候特性。
歐洲主要農業區大致分三種氣候類型。
包括不列顛群島、法國和中歐的西部，以及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南部和伊比利亞半島比斯開灣沿岸地區，屬於溫帶海洋性氣候。全年的氣壓形勢都是南高北低，基本上受大西洋氣團控製。冬季溫和，夏季涼爽，氣溫年較差小，大多數地區年降水量在600—
中東歐屬於溫帶大陸性氣候，主要受極地海洋氣團控製。降水量受地形影響較大，平原地區一般為500—
包括伊比利亞半島大部，法國地中海沿岸地區、亞平寧半島、巴爾幹半島大部和散布在地中海中的各個島嶼屬於地中海氣候。地中海地區所處的緯度正好是大氣環流的過渡地帶；北麵是西風帶，南麵是信風帶，夏季時副熱帶高壓北移，地中海地區在亞速爾高壓控製下，天氣晴燥少雨。而冬季副熱帶高壓帶南移，亞速爾高壓退縮到大西洋上，地中海地區受西風的影響，氣旋活動頻繁，降水較多，氣候溫和。
歐洲總的氣候特征是比較穩定：溫帶海洋氣候區主要受大西洋氣團控製，地中海沿岸天氣環流是規律性的，冬季濕潤夏季幹燥很穩定。隻有中東歐除了受大西洋氣團影響外，還受極地氣團影響。但是，畢竟這兩個大洋距離不遠，對降水影響不是很大。
中國與這個地區的差別是，中國屬於大陸季風氣候。主要由西南暖濕氣流和西北冷空氣團兩個氣流控製的。冬季主要受西北冷空氣控製，夏季主要受西南氣流控製。來自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暖濕氣流從中國川藏、雲南方向向東北上行，來自大西洋、極地冷氣團在受到西北帕米爾高原、天山的阻隔後，從阿拉山口以北湧進中國，沿著河西走廊向東南。在兩股氣流大約在寶雞以東、中國最主要的農業區相遇。而潼關以東主要是平原，很少有因地形隆起形成的鋒麵降水。主要靠這兩股氣流冷暖交匯形成降水。中國的主要農業區，尤其是華北、華中地區基本是這兩個氣流所控製的。
問題在於，印度洋、阿拉伯海與大西洋、北冰洋遠隔上萬公裏，由這麽遠的氣流發生地相匯的位置和結果就很不確定。西南暖濕氣流強了，降水就會在黃淮流域長期停滯，造成華北華中澇災，南部中國少雨。西北冷空氣強了，降水就會長期壓在長江以南地區，形成嚴重澇災，同時北方發生旱災機會就高。我們可以從每天中央台天氣的天氣形勢中看到這種現象：一個自西南向東北的降水帶不斷在長江中下遊南部與河北中北部見徘徊，除了台風偶爾擾亂一下。兩股氣流推推搡搡，你來我往，有時幾十天就發生強弱轉換，有時候幾個月勢均力敵，但連續一年，甚至三五年的情況也有。上個月還在抗洪，這個月就要抗旱還算是幸事，要是連續兩年交匯區不在華北，整個黃河中下遊地區就會出現持續幹旱。這是中國主要農業區頻繁發生旱澇災害的主要氣候原因。
另一個問題依然與中國處在歐亞大陸東部有關。大風自西向東刮了數億年，西北部幹旱區的黃土刮向東部，形成顆粒很細，堆積厚度數十甚至上百米的黃土高原。並在太行山以東形成衝擊平原。雖然這個原因讓中國人擁有了數十萬平方公裏的黃淮海平原，擁有了世界最大的農業區之一，但含沙量世界第一的黃河確實是最容易泛濫的河流。
因此，就中國主要農業區來講，天上兩條龍，地下一條龍，攪得“周天寒徹”，災害頻繁。
正是中國比較特殊的氣候特點，使中國農業自然災害頻繁而且嚴重。數千年來，中國人的所謂“水利事業”，更多的是與如何避免水“害”有關而不是如何獲得水“利”。雖然西高東低的地形具備形成自流灌溉係統的條件，但中國古代自秦漢在四川盆地修建了都江堰灌溉係統[3]和關中盆地的鄭國渠灌溉係統，整個華中華北再都沒有像樣的灌溉係統形成。這與古埃及、兩河流域的灌溉農業形成鮮明對比。
這個情況不僅中國人知道，艾奇遜也明白。
薄弱的基礎，惡劣的條件，複雜的環境，中國人怎樣才能迅速擺脫饑餓呢？
第二節 最後一口燒餅
有兩句關於農業的話在中國先後流行。一句是大躍進時期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一句是改革開放後的“煥發了農民種田積極性，中國從此解決了吃飽問題”。當然現在普遍的看法是前一句是荒唐的，後一句是切實的。不過仔細品味一下應該知道，這兩句話實際是一個意思：人的精神作用決定了糧食產量。差別無非是“一心為公”的精神力量沒有“一心為私”的精神力量大而已。
種過田的人都知道，精神雖然重要，但對糧食增產起的作用並不大。不是膽子大了，積極性高了，糧食產量就能增加。如果還要找一句類似意義的話，那就是“揠苗助長”了。
真正提高糧食產量的隻有以下幾個因素：擴大和改良土壤、提高耕地的灌溉和排澇能力、增加肥料尤其是現代肥料的供應、培育和推廣良種、適度的密植和兼作，提高複種指數、應用科學技術消滅病蟲害影響、加強大田管理、在耕作、播種、收獲、儲存時應用機械技術。
說透了，就是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管、工。不向這八個方麵的努力，幹勁兒再大，精神頭再足，一點糧食也不會多打！
有這樣一個老故事：一個人餓了，到街上買燒餅吃。連吃四個還覺得沒飽，就買了第五個。等到最後一口燒餅填到嘴裏，覺得後悔了：“早知道第五個燒餅就能吃飽，前麵四個就不買了！”
現在關於中國人吃飽了的“傳說”，基本與這個故事差不多。如果按1982-1983年，也就是聯產承包責任製全麵完成的時期人均糧食達到360公斤算是吃飽了，可以把這360公斤分成72公斤一個的5個燒餅。那麽：
1949年的人均
1959年的人均
1970年人均
1975年的人均
1979年的人均
等到聯產承包責任製推廣結束的1982-1983年，把最後一口燒餅填到嘴裏，我們歎了一口氣：
“早知道聯產承包責任製這麽有效，前麵的努力不是白幹了嗎？”
中國人吃飽的道路上有飛躍，有反複，但畢竟是一步一個台階走過來的。（見圖3-10）
圖3-4 1952-2008年中國人均糧食[4]
![圖3-4 1952-2008年中國人均糧食[4].jpg](http://img.wyzxwk.com/p/2015/07/4c5d040320003213500299d0c92801f7.jpg)
如果有意識選點，1968-1980年的集體經濟時期，人均糧食雖然有所增長，但年均增長隻有1.6%。而聯產承包責任製開始的1981年到1984年，人均糧食從325公斤增長到390公斤，並在1983年一舉越過溫飽線。年均增長6.3%，這是個超高增長速度。自然讓人感覺到是“積極性”在起作用。
但這種劃分方法不屬於對農業產量分析的合適方法。如果取集體經濟時期的1977-1979年數據（也是低點到高點），年均增長6.8%，比承包製推行的那幾年速度還高。1969-1971年的年均增速也達到6.0%。
由於氣候原因，中國糧食產量大多5年左右經曆一次豐年和歉年的波動。兩三年中從低點到高點的增長並不說明問題。分析農業數據趨勢通常用5年滑動平均（把前後各兩年加起來的算術平均）數據。
上圖人均糧食增長曲線呈現這樣一個特點：50年代迅速從解放初的
客觀地而不是因為一時政治需要看待中國人從饑餓走向溫飽的過程，就不能不正視這組數字。就必須研究一下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人均糧食發生了一次躍升。不研究，不正視這次躍升的原因，既不是對曆史的負責任態度，也不利於目前中國農村和農業問題的解決。
客觀對中國解決溫飽的過程進行描述，應該是：
中國在六十年代後期進入了一個持續30年的人均糧食快速增長通道，並在八十年代初突破了溫飽線，持續增長到世紀末。其中六十年代後期至八十年代後期速度尤其高。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推行提高了增長速度，但並不明顯。
從六十年代後期到九十年代後期中國人均糧食產量逐年上升，說明這一時期中國的糧食總產在不斷上升，而且一般情況下人口增長速度會趨於放緩。因為隻有糧食增長速度高於人口增長速度，人均糧食才能增長。
第三節 糧食增長靠什麽
中國糧食產量從解放初的11318萬噸迅速增長到1958年的近20000萬噸。1952-1958年（1952年前屬於恢複期）年均增長3.2%。在經曆了三年困難時期及恢複期後，1965年恢複到1958年水平。此後開始了一輪快速增長。1998年達到51230萬噸的高點。1965-1998年年均增長3.0%。在長達30多時間年均增長3%是個很高的數字。1970-1995年，世界糧食產量從12.13億噸增加到18.84億噸，年均增長1.8%。[5]
圖3-11 1949-2008年我國糧食總產（萬斤）
能夠實現糧食持續增長一定有內在原因。我們肯定不能僅僅從精神角度來探討，隻能按世界糧農組織說的那些：耕地的增加和改善、水利條件的改善、農業技術的投入和應用。用毛澤東總結的話是八個字：土、肥、水、種、密、保、管、工。其中最重要的是耕地的增加和土壤改善，化肥的應用、水利條件的改善和良種的培育和推廣。下麵我們分別探討一下這些方麵有哪些改變。
土：
土對增產來講包含兩層內容，一是耕地麵積的擴大，二是土壤條件的改良。
朝鮮戰爭結束後，共產黨立即著手“鑄劍為犁”，將大批部隊轉為建設兵團，對東北和西北進行了大麵積墾荒。隨後在60年代又組織大批城鎮知識青年到東北插隊。到改革前，僅這兩個地區新增耕地達到500-600萬公頃[6]。農業學大寨時期，開荒造田達到高峰。圍湖造田和開墾荒地也進行的轟轟烈烈。雖然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對生態有影響，但在人尚未肚子發愁的時候，不會在意別的選項。
1953年全國查田定產，測出全國耕地麵積為10853萬公頃，1957年統計為11183萬公頃。“六五”期間國家組織多個部門核查土地，綜合數據為八十年代初我國耕地麵積為13250-13790萬公頃。
美國國際環境及發展研究所與世界資源研究所合著的《世界資源：1987》估計：中國耕地麵積1950年為10800萬公頃，1960年為11700萬公頃（年均增長0.80%），1970年為12700萬公頃（年均增長0.82%），1980年為13400萬公頃（年均增長0.54%）。這些數據與中國普查數據接近。也就是說，前30年是一次中國規模最大的墾田運動，耕地麵積從解放初的16.2億畝增加到1980年的20.1-21.0億畝，淨增3.9-4.8億畝，增長24-31%。淨增加的這些耕地不僅為中國實現比較高的糧食總量奠定了基礎，也為九十年代以來大規模建設用地提供了空間（目前耕地麵積為18.26億畝）。
中國有大麵積的鹽堿、沙荒田，而且大量耕地在山區和淺山區。解放後，國家對黃淮海、寧夏等地區通過灌淤方式對上億畝耕地進行了土壤改良，使長期低產田變為中產甚至高產田。1964年後，全國開展“農業學大寨”運動。雖然這場運動中也有一些“無用功”和浪費[7]，但是，大寨人的做法就是現在的“小流域治理”的基本模式。大規模的學大寨運動也是一次全國性的小流域治理運動和低產田改造運動。大量山區坡地被改造為梯田後，抵抗水旱災害能力大幅上升。“黃河上中遊管理局”經過多年、多點的觀測統計，發現對於10年一遇的洪水，梯田的平均減洪率是林地的1.82倍，是草地的3.51倍；對於20年一遇的洪水，梯田的平均減洪率是林地的2.16倍，是草地的3.77倍。[8]
耕地麵積擴大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大量低產田被改造為中產、高產田，這是實現糧食持續增長的基礎。這個成就至今為中國人享用。
水：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在多旱多澇的中國農業區，長期缺少灌溉和排澇條件是農業單產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缺少水或者莊稼被浸泡，再好的良種，再多的肥料也白搭。
解放後，大規模的興修水利就開始了。在當時，水庫是抗旱排澇主要手段。解放前解中國隻有大型水庫6座，大中小水庫1223座，總庫容估計200億立方左右。到1976年底，我國建成大型水庫302座，中型水庫2110座，小型水庫82000多座，水庫大中小水庫85400多座。總庫容4200億立方，是解放初期的21倍。這些水庫至今是中國農業抗旱排澇的基礎（八十年代後興建的主要是以發電、防洪為目的的巨型水庫）。
同時，以水庫為中心的灌區體係開始建立。從七十年代開始，一些沒有灌區體係的平原地區開始通過打機井方式實現灌溉。據當時的水利部長錢正英回憶，文革時期，中央投資水利建設，每年打三十多萬眼機井。七十年代末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每年七八百億元，而每年水利總投資就達一百多億元人民幣。[9]中國灌溉麵積在這一時期迅速增加。（見圖3-12）
圖3-12 解放以來有效灌溉麵積及機灌麵積[10]
![圖3-12 解放以來有效灌溉麵積及機灌麵積[10].jpg](http://img.wyzxwk.com/p/2015/07/384e42e2a67cee2a870fffaf7dbc4dce.jpg)
注：九十年代開始統計中沒有了“機灌”口徑。
到1978年，我國有效灌溉麵積達到4497萬公頃，接近世界總灌溉麵積的四分之一。灌溉密度（灌溉麵積占實際耕作麵積的比例）提高到了46%，處世界領先地位（美國灌溉密度為13%）。從1952-1980年的28年，灌溉麵積年均增長2.94%，此後28年年均增長0.95%。我國農業灌溉條件基本是在前三十年奠定的。
水利史學者，教授級高級工程師，水利部防洪抗旱減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徐海亮所著《《“三五”至“五五”期間的水利建設經濟效益》對1966年-1980年期間的中國水利建設成就，有很專業的描述：
“統計說明，從60年代到80年代末期，無論是全國還是水利建設大省，對於水旱災害的成災率而言，1966年到1979年相對是最低的。西北以幹旱為主的幾省區成災率變化趨勢也完全一致。這一變化規律，顯示了水利建設的起伏變化趨勢，也從另一角度佐證了本文研究時期（1966-1980）水利建設對穩定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突出貢獻。”
徐海亮教授的研究與江西樟樹市薌溪村村民胡細珍的看法一致：現在我們“用的還是大躍進的水，種的還是學大寨的田。”（人民日報）
肥：
“種地不上糞，等於瞎胡混”、“莊稼一枝花，全靠糞當家”。對數千年實施精耕細作的中國人來講，土肥的使用已經到了極限。糧食實現大幅度增產，關鍵在於化肥的施用量和使用的科學性。“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曾公布過一個數字：全球化肥施用的增產作用達到40%”。[11]中國農業大學王興仁教授認為目前化肥對糧食增產的作用達到50%。[12]有農業專家推測的每噸化肥科學施用可增產糧食8.84噸。[13]
化肥施用量取決於化肥生產能力和進口能力。五十年代中國基本沒有化肥生產能力。文革開始後，我國大力發展小化肥產業。到文革後期，幾乎各縣都建立了小化肥廠，10年間化肥產量增長70%。一直到幾座大化肥投產後的1978年，小化肥還能占到全部化肥產量的40%。尼克鬆訪華後第二年，我國就進口化肥大型成套設備8套。1978年中美建交接後著引進13套大型化肥設備。這些設備先後在70年代中後期到80年代初先後建成投產。同時，中國在文革後期開始進口化肥。（見圖3-13）
圖3-13 中國化肥產量及施用量[14]
![圖3-13 中國化肥產量及施用量[14].jpg](http://img.wyzxwk.com/p/2015/07/35a0aabf6936be623b7c4b0f02d45a8d.jpg)
注：施用量高於產量主要是通過進口。
可以看出，中國化肥生產和施用量的顯著躍升期是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這也是中國人均糧食大幅躍升的階段。兩者之間顯然有高度關聯。
種：
良種的培育和推廣是在土、水、肥條件確定後對糧食產量，尤其是單產影響最大的因素。良種應用需要兩個環節，一個是培育，一個是推廣，缺一不可。我國小麥、水稻、玉米良種的培育是在上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60年代取得突破性成果，70年代形成品質好產量高的兩種體係。此後這些良種雖然繼續改進，但對糧食單產增長影響已經減弱。
60年代河南省偃師縣幾個高產小麥係列開發成功並進行了大麵積推廣。全國小麥單產迅速從1965年的畝產68公斤增產道1979年的143公斤，年均增長5.45%。1979年李振聲的小麥與偃麥草遠緣雜交與染色體工程育種研究，培育出的“小偃55
以雜交水稻為代表的水稻良種在六十年代就發揮了作用。中國水稻單產從1949年的126公斤增加到1979年的283公斤，年均增長2.73%。七十年代中期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培育成功，並迅速得到推廣。到1986年，我國水稻單產繼續攀升到
解放初玉米不是我國主糧，良種玉米培育較晚。1979年，山東李登海成功研製出緊湊型玉米"掖單2號"，畝產高達
由於良種的培育和推廣，中國各類穀物單產到七十年代就均高於世界平均水平，比多數發達國家還要高。
密、保、工、管：
八字憲法中的“密”開始主要指密植。因為此前中國穀物種植下種量偏低，小麥每畝下種不足10斤（現在為15-20斤）。後來，“密”所包含的兼作、套種等內容開始重要起來了。60年代開始，農村大麵積推廣兼作、套種技術。加上後來農膜的應用，中國耕地的複種指數大幅提高。1952年我國農業複種指數為131%，1978年繼續提高到151%，這接近讓耕地麵積增加15%（2000年我國複種指數達到158%，提高4%）。
防止病蟲害是大田保護的主要內容。中國化學農藥產量從1949年接近零的生產量，到1966年就達到19.3萬噸，多數病蟲害都得到防止。1979年達到53.7萬噸的曆史最高點。（見圖8）
圖3-14 1952-2000年化學農藥產量[18]
![圖3-14 1952-2000年化學農藥產量[18].jpg](http://img.wyzxwk.com/p/2015/07/cc32060ea3b57f29b4a02f2bca85ed5a.jpg)
保墒是北方農業大田保護的另一重要內容。中國通過中耕鋤地來保墒有3000年的曆史傳統。中國最早的農學論文《呂氏春秋.任地》論述到“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鋤頭自有三寸澤”的農諺流傳已久。尤其是人均耕地縮減為三四畝的近代以來發揮得更精細。中國有句農諺：“鋤三省一”——鋤三遍可少澆一水。有人做過實驗，放棄“鬆土保墒”可加大“1/2的棵間土壤蒸發”，或者“1/4的田間總騰發”。在九十年代前，頻繁鋤地是保墒的基本措施。（大量青壯年農民進城後鋤地基本消失。一些研究者認為這是今年來北方頻繁發生幹旱的重要原因。）[19]
由於中國農村人口基數龐大，城市化程度一直很低，所以農業機械化推廣一直比較慢。尤其在改革開放前，所謂農業機械化主要體現在耕地和機灌上。利用畜力的比例還很大。農業機械總動力從1952年的18萬千瓦發展到1980年才有14746萬千瓦。改革開放後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農業機械應用水平大幅提升，2008年達到82190萬千瓦，基本擺脫了畜力。
通過墾荒、改良土壤、興修水利、大量應用化肥、培育和推廣良種等方麵的努力，中國農業從資源條件、生產條件、工業品支援和農業技術應用等各方麵都得到快速發展，中國糧食增長速度超過了世界平均增長速度。
第四節 有比較才有鑒別
八十年代以前多數中國人有饑餓感是個事實，因為當時中國人均糧食不足以讓全國人民吃飽。但對此有無限抱怨是沒有意義的，舊中國給新中國留下的起點非常低，而農業不可能取得像工業那樣的增長速度，以至於讓艾奇遜都對共產黨解決這個問題感到擔憂。對於六七十年代的中國人來講，需要擔憂的不是今天能否吃飽，而是按照當時政府的做法，幾十年後能不能吃飽，甚至是自己的兒孫能不能吃飽。因此，需要關注的是糧食增長速度。
速度是比較出來的。
中國1969-1979年糧食總產從2.11億噸增加到3.32億噸，年均增長4.27%。世界同期糧食總產從12.13億噸增加到15.61億噸，年均增長2.55%。[20]中國是全球增速的167.5%。中國政府實現了一個超高增長速度。至於他們做了什麽，比較一下這個時期中國在農業方麵的努力就知道為什麽會這樣了。
世界1978-1993年耕地麵積從13.26億公頃增加到13.43億公頃，年均增長0.08%。中國1960-1980年耕地麵積從1.17億公頃增加到1.34億公頃，年均增加0.68%。中國是世界墾荒進度的8倍。[21]
世界1970-1980化肥施用量從6909萬噸增加到11609萬噸，年均增長5.33%，中國化肥施用量從1965年的194萬噸增加到1979年的1086萬噸，年均增長13.09%，是世界的2.5倍。世界1980-1990化肥產量從12475萬噸增加到14416萬噸，年均增長1.46%；中國1970-1980年從244萬噸增加到1232萬噸，年均增長17.58%，是世界的12倍。
化肥的大量使用，良種的培育和推廣，使中國主要農作物單位麵積產量把世界甩在了後麵，擠進世界農業先進大國。中國1984年的數字大部分已經超過了世界1994年的數字（見表五）：
表3-9 中國1984年與世界1994年主要農作物單產（公斤/公頃）[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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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穀物 | 稻穀 | 小麥 | 玉米 | 大豆 | 花生 | 油菜籽 |
| 世界：94 | 2830 | 3651 | 2445 | 4330 | 2182 | 1308 | 1343 |
| 中國：85 | 3615 | 5370 | 2970 | 3960 | 1335 | 1800 | 1230 |
| 中/世界 | 128% | 147% | 121% | 91% | 61% | 138% | 92% |
耕地麵積的增加，單位麵積產量的增加，中國農產品增長速度超過世界水平是必然的。
除了與世界平均水平比較，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以找一個與中國條件最接近的國家進行比較。
任何比較都要有所謂“可比性”。說一個13歲的男孩兒個子高不高不能用13歲的女孩比，因為女孩這時期發育快。也不能與18歲的男孩兒比。隻能與同樣年齡的男孩兒相比。發達國家、人口很少的國家或者人均耕地麵積很大的國家，與中國不具備“可比性”。
印度是中國最好的參照國。印度人口數量一直僅次於中國排世界第二，兩國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時間接近，1949年前後印度各項經濟指標都比中國水平略高。1978年，印度耕地麵積16459萬公頃（24.7億畝），人均耕地3.72畝，分別比中國同期高出22.8%和82.4%。印度氣候濕潤，農業條件優於中國。
1950年前後，印度除了人均糧食，各項經濟指標均優於中國。（圖3-13、3-14）[23]
圖3-13 1950年前後中國與印度幾項指標比較（印度為100）
圖3-14 1950年前後中國與印度人均主要工業品產量比較（印度為100）
1970-1980年，中國大部分農業數據發展速度都優於印度。到1980年，中國大部分人均農產品指標把印度拉在了後麵（見圖3-15）。
圖3-15 1970-1980年幾項農產品產量年均增長率（%）[24]
![圖3-15 1970-1980年幾項農產品產量年均增長率（%）[24].jpg](http://img.wyzxwk.com/p/2015/07/d3e66cc54b71e25c60f085ce0b2ec9f2.jpg)
印度農業發展速度低於中國的原因也很清楚：印度這30年在農業生產條件改善方麵比中國落後很多。到1980年，印度化肥產量是中國的四分之一，拖拉機擁有量隻有中國的一半。印度雨量充沛，河流豐富，但是灌溉麵積在七八十年代遠低於中國。良種的培育和推廣也落後與中國，由此造成印度農作物單產比中國低得多（因沒有印度1980年數據，因此用中國1985年數據與印度1995年相比）（見表3-10）。
表3-10 印度1995年，中國1985年主要農作物單產（公斤/公頃）[25]
|
| 稻穀 | 小麥 | 玉米 | 大豆 | 花生 | 油菜籽 |
| 印度 | 2817 | 2420 | 1750 | 835 | 988 | 944 |
| 中國 | 4140 | 2940 | 3600 | 1365 | 2010 | 1245 |
| 中/印 | 147% | 121% | 206% | 163% | 203% | 132% |
雖然中國農業資源條件比印度差，但是從1950年的起點發展到30年以後的1980年，印度與溫飽有關的農產品產量除了牛奶外均低於中國（見表3-11）。
表3-11 1980年中印與溫飽有關農產品產量對比（萬噸）[26]
|
| 糧食 | 大豆 | 油菜籽 | 棉花 | 肉類 | 牛奶 | 水產 |
| 印度 | 11391 | 45 | 142 | 1300 | 87 | 1300 | 245 |
| 中國 | 32056 | 794 | 385 | 2707 | 1205 | 114 | 450 |
| 中/印 | 281% | 1764% | 271% | 208% | 1385% | 9% | 184% |
對比中國與印度之間的數據我們就會對中國在解放後對農業生產條件改善的成就有多大了。沒有中國政府和中國工人、農民的這些努力，沒有前30年中國人民勒緊褲腰帶的積累和投入，中國糧食不可能保持30多年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長。
妄自菲薄沒有道理。
第五節 人口增長速度怎樣降低了
如果看到上麵資料顯示印度人均糧食28年反而減少了5公斤，就說印度農業沒有發展，這是不對的。實際上印度糧食總產從1980年的14015萬噸增加到2008年的23493萬噸，年均增長1.9%，高於同期全球年均1.7%的速度，應該是很有成績的。問題在於同期印度人口從6.64億增加到11.40億，年均增加1.95%。人口比糧食增長快，人均糧食自然減少。
中國也曾麵臨這樣的問題。1964-1969年，中國糧食總產從18750萬噸增加到21097萬噸，年均增長2.39%，但人均糧食從266公斤降到262公斤，反而少了2公斤。道理與印度一樣：同期中國人口從7個億5年增加到8個億，年均增長2.73%。
換句話說，如果中國人口增長速度保持在60年代2.73%的水平，恐怕到現在與印度一樣，依然吃不飽，甚至肚子更癟——1970-2010年的糧食年均增長隻有2.08%！
這很容易讓人產生這樣的聯想：那時候毛澤東說“人多力量大，幹勁兒高”不主張搞計劃生育，大躍進批判了馬寅初，造成“錯批一個人，多生三個億”。這個看法現在也是主流認識。
不過這不是曆史事實。
首先一點，如果這是真的，那麽中國不可能在八十年代初解決吃飽問題。我們看一下下麵這個圖就清楚了（我們首先按照第二編的分析對年末人口數進行調整。把1965-1982年每年年末人口增加44萬瞞報死亡人口。取1988年年末人數為結尾，因為1989-1990年明顯存在出生漏報情況。這樣調整隻會增加這一時期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並不形成對本文主張的支持）（見圖3-16）。
圖3-16 1965-1988年中國人口增長率（‰）
顯然，中國人口增速下降的起點在上世紀70年年代初而不是計劃生育開始的80年代。相反，自1979年政府在城市實行一胎製以後，人口增長率甚至有反彈。
麵對這樣的事實，我們唯一應該做的是搞清楚中國人口增長速度突降發生在七十年代的原因，而不是聽信謠諑。
國家實施鼓勵或限製性計劃生育政策能否能對人口增長起到主導作用？人口專家通過對世界各國人口增減情況的觀察得出：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一個國家實施的人口鼓勵或限製政策曾經明顯影響人口增長幅度。實際上，中國的實踐也在證明了這一判斷。
目前人口學主流看法是人口增長與“人文發展指數”（HDI）的關聯度最大。也就是人口增長受人均GDP、初高中和大學綜合入學率（含成人識字率）、嬰幼兒死亡率（或出生預期壽命）影響最大。這些數值構成一個0-1的區間，越接近1，HDI越高。HDI越高，人口自然增長率越低。這個看法有較多的證據支持。歐洲國家現在的HDI在0.9左右，平均生育率為1.5，也就是平均一個婦女一生隻生1.5個孩子。非洲窮國家HDI在0.3左右（中國60年代初水平），生育率達到7.0左右。同一個國家生活質量提高過程中，生育率會隨著HDI的上升而下降。這是人口增長的基本規律。人口學家還發現，HDI在0.5左右是個關鍵值。在0.5以前，生育率雖然也隨著HDI指數降低，但幅度很小。而到了0.5以後，生育率明顯下降。1950年，中國HDI為0.159，這時中國的生育率為6.2-6.4。
那麽，收入水平、教育、嬰幼兒死亡率與生育率究竟怎麽發生關係呢？
簡單講，人口增長率取決於兩個變量：出生率和死亡率。出生率越高增長率越高，死亡率越高增長率越低。出生率與死亡率之間的差決定人口是增長還是減少。
什麽決定出生率呢？顯然是婦女生育意願，當然這個意願除了孕婦本人還包括家庭的意願。這種意願表現在“婦女生育率”，也就是婦女平均生幾個孩子上。
影響婦女和家庭的生育意願有三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收入水平。我們常說“越窮越生”。
第二個因素是出生預期壽命或嬰幼兒死亡率、孕婦死亡率。出生預期壽命主要不是成年人能活到多大歲數決定的，而是嬰幼兒死亡率決定的。剛解放中國人預期壽命30多歲，到60年代達到60多歲，就是人多活了20多歲。解放到那時候總計還不到20年，怎麽多活20多歲？原因是這樣的：出生預期壽命是各個年齡段死亡率算數平均數，5歲以下死亡率越高，攤到所有人身上平均活的歲數少了。因此所謂預期壽命指標高低，關鍵在嬰幼兒死亡率高低。嬰幼兒死亡率越高，婦女生育意願越高。道理很簡單：
比如解放初中國嬰兒死亡率高於200‰，4歲前嬰幼兒死亡率達到300‰，生三個成兩個。一個家庭如果想有一個男孩兒，隻生兩個肯定不行。生3個死一個剩了兩個。兩個中2男、2女、1男1女概率相等，一半家庭會沒有男孩兒。生4個雖然保險點，但由於300‰的嬰幼兒死亡率要去掉1.2個，實際隻有2.8個，沒有男孩兒的概率依然很高。因此，生5個甚至6個才比較保險。如果嬰幼兒死亡率隻有50‰，這種擔憂一下子就小很多。
第三個因素是年輕人受教育程度：父母動員一對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輕夫婦生七八個孩子的難度，要比動員一對文盲大得多。
當然，婦女生育率與養老體係、男女同工同酬情況關係也很大。老無所養，自然希望多子。婦女收入低，會加強生男孩的願望。還有一點，小農經濟需要有“生意繼承人”，生男孩兒是媳婦的“任務”。農村集體經濟（包括西方中世紀的莊園經濟）中農民家庭沒有私有生產資料，不需要繼承“生意”，是否一定生男孩就缺少了重要動力。
對中國來講，無論收入還是衛生、教育，關鍵是占人口近90%的農民。
下麵我們分別分析一下中國這幾方麵發展情況。
醫療：
解放後，尤其是人民公社化後，中國農村醫療條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1949年，全國有2600個醫院，基本集中在大中城市（相當多的縣城沒有醫院），縣以下沒有醫院。直到1957年，醫院總數隻達到4179個，但仍然全部設在縣及縣以上城市中。公社化的1958年發生了重大轉折，當年醫院總數猛增到34379個，其中縣以下醫院從零增加到29079個。到1970年，醫院總數增加到64822個，縣以下醫院達到58792個。[27]這個時期，中國鄉鎮級單位不足4萬個，近6萬個縣以下醫院，意味著每個鄉都有一個以上的“公社衛生院”。同時，到文革前，所有大隊都設立了“衛生所”，有專門醫生負責衛生防疫、衛生知識普及和初步醫療。文革期間各生產隊都設立了類似部隊衛生員水平、拿工分的“赤腳醫生”，具體實施衛生防疫、衛生知識普及和簡單治療。也就是說，到1970年前後，我國農村建立了小隊（數十到一百多人）、大隊（千人左右）和公社（萬人到兩三萬人）三級醫療體係。配合所有縣城都有縣醫院，一個完整的農村醫療體係建成了。
同時，“預防為主”是當時醫療衛生工作的基本原則。這個原則大大降低了相對簡陋的農村醫療條件的壓力。
農村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使中國嬰兒死亡率迅速下降。（見表3-12）
表3-12 中國解放後幾個時期中國嬰兒死亡率[28]
| 年份 | 嬰兒死亡率 | 年均下降速度 |
| 1949 | 200‰以上 |
|
| 1957 | 109‰ | 7.88% |
| 1963 | 84‰ | 4.25% |
| 1973 | 47‰ | 5.64% |
| 1981 | 39‰ | 2.70% |
| 1990 | 33‰ | 1.87% |
| 1999 | 30‰ | 1.06% |
注：將原資料中分別列舉的男女嬰死亡率合並為嬰兒死亡率。
作為一個農業人口占80%的巨型人口國家，能在人均GDP還處於低收入國家階段使嬰兒死亡率降低到40‰以下是非常了不起的。1980年印度嬰兒死亡率為115‰，孟加拉為132‰，印尼為90% ，巴西為70‰，分別相當於中國50、60年代水平。
教育：
中國的教育問題的核心依然是農村教育。解放前中國農村文盲率接近95%，基本沒有現代教育。對發展中國家來講，中等教育是關鍵。中國中等教育高速發展時期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如果考慮到2008年人口是1978年的138%，初中在校生數是1978年的112%，七十年代末期我國初中入學率應該最高水平。（見圖3-17）
圖3-17 中國幾個時期初高中在校人數[29]
![圖3-17 中國幾個時期初高中在校人數[29].jpg](http://img.wyzxwk.com/p/2015/07/ba98cb9351aaeee5abfea71cfd01b0db.jpg)
到1975年，我國初中毛入學率（初中生/適齡青少年）達到87.7%，高中毛入學率達到53.0%。同期印度中學入學率為26%，印尼為20%，韓國為56%，阿根廷為54%，巴西為26%。在發展中國家中，中國是多數國家的兩三倍。[30]
人均GDP：
雖然幾乎所有40多歲以上的知識分子、市民都對改革前的票證製度深惡痛絕，抱怨不已。但是，正像前麵對《短缺經濟學》分析的，在食品總量不足以滿足所有人吃飽吃好的情況下，按照供給製平均分配的降低饑餓水平的最有效措施。而且正是統購統銷過程中對農民留糧基數進行了控製，低於留糧基數的生產隊國家給予返銷糧，才使這個時期農民避免了饑餓。並且這種平衡方法也讓中國低收入群體的人均GDP比基尼係數大而且沒有實行票證製度的同等水平國家高得多。由於貧窮對生育意願的影響主要發生在低收入群體，這使中國低收入群體的實際的人均國民收入比名義上對人文發展指數的影響要大得多。
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始終存在。但由於農民的收入中，糧食、食用油、蔬菜、肉蛋禽是平價實物折算的，農民又可以將自留地產品高價出售，因此這種差距被削弱。實際上，70年代農村留糧基數接近400斤原糧，折合320-350斤糧食，大部分農民實際消耗熱量不低於市民。當時流行一句話是：“一個三級工，抵不上老鄉一溝蔥”。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城鄉居民以現金折算的消費水平在2.3比1到2.5比1之間，考慮到這些因素，實際應該在2比1左右。中國的知識分子、解放前資產擁有者和舊官吏以及富裕市民們對票證的抱怨是可以想象到的。但不值得大驚小怪。
因此，雖然1970年初中國人均國民收入隻有300元人民幣，隻相當100美元左右（當時匯率在3左右），相當於低收入國家水平。但中國低收入群體與其他基尼係數在0.35-0.5之間的發展中國家低收入群體相比，實際收入要高得多。
其他因素：
同時，還有一些因素對婦女生育意願是有影響的。比如農村五保戶製度。六十年代初五保戶製度已經在全國農村普遍實行。孤寡老人除了可以分配到必要的生活物資外，生產隊會派專人定期料理他們的生活。這種製度堅持到七十年代末，穩定實施了十幾年後，“老有所養”的概念基本可以形成。這對必須多生多養的觀念會有衝擊。男女同工同酬也起到重要作用。當時男勞力與女勞力的工分比大約為10比8。考慮到收獲物分配通常是人六勞四，實際差距還要小。在失去家庭為經營單位後，男嬰對家庭生活的作用明顯降低。這兩點因素的作用都可以從實行家庭經營後人口增長率上升中得到證實。
以上這些變化促成了一個結果：按世界銀行數據，1971年，中國人文發展指數超過0.5。果然，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開始明顯下降。（見圖3-18）
圖3-18 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生育和增長情況[31]
![圖3-18 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生育和增長情況[31].jpg](http://img.wyzxwk.com/p/2015/07/641fc67b3d422aad3cd2792aa2c8a3b4.jpg)
表六數字清楚表明隨著人文發展指數超過0.5，婦女生育意願降低，生育率迅速下降。從1968年的6.45下降到10年後的2.72，年均下降9.0%！婦女生育率的降低導致出生率從1968年的3.51%下降到1979年的1.78%，年均下降6.4%。出生率的下降使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從1968年的2.74%下降到1978年的1.16%，年均下降9.0%。
上麵的分析不是沒有疑問的。因為流行的說法是“錯批一個人，多生3個億”。認為毛澤東說“人多力量大，幹勁兒高”是反對實行計劃生育，最終造成改革前中國人口暴增。即使看了本文的數字，也會有“也許是共產黨大躍進期間批了馬寅初，讓中國人口在六十年代暴增。如果早早實施計劃生育，七十年代前就不會有那麽高的增長率”的抱怨。
這種看法必須得到這樣的事實支持：存在計劃生育政策促進中國人口增長率下降的事實。
首先，說當時的中央政府不主張，沒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不是事實。馬寅初的《新人口論》確實在反右和大躍進期間被批判。但從五十年代開始，衛生部門就製定了計劃生育政策。1957年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1963年的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上，都明確了計劃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和實施辦法。而國務院計劃生育委員會就是在1964年1月設立的。同年四月，國務院決定在全國預算科目中增設“計劃生育支出”一款，列在衛生部衛生事業費項目中，專款專用。自解放始，毛澤東和中央政府從來沒有宣傳過“鼓勵生育”政策。毛澤東的“人多力量大、幹勁兒高”是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對一些地方跨區縣合作大搞農田水利建設表示讚賞的話，根本不是說人口問題。
最主要的是，1979年後中國無論婦女生育率、出生率還是自然增長率都沒有下降，反而在八十到九十年代初有小幅上升。換句話說，就是事實不能證明強製性計劃生育政策對婦女生育意願、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有影響。這也證明了人口學家的論斷。（見圖3-19）
圖3-19 1978-1988年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32]
![圖3-19 1978-1988年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32].jpg](http://img.wyzxwk.com/p/2015/07/e182d699b7f41377906b5486a20cd663.jpg)
甚至可以這樣說：五六十年代人口自然增長率上升較快的原因與其說是“生的多了”，倒不如說是“死得少”了。人口自然增長率大致等於出生率減去死亡率。死得少一樣能造成人口增長加快。（見圖3-20）
圖3-20 1949-1979年人口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33]
![圖3-20 1949-1979年人口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33].jpg](http://img.wyzxwk.com/p/2015/07/f54ff8ca39fe640dcd13e0d2b5082378.jpg)
死亡率急劇下降，顯然與嬰兒死亡率急劇下降高度相關。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死亡對人口總數影響遠沒有嬰幼兒大。因為成年、老年人不再生育了，到一定年齡今年沒死明後年也要死。而嬰兒活下來往往要在世幾十年，長大要結婚生子。嬰兒死亡率急劇下降會使人口死亡率下降，同時支撐自然增長率難以下降。即使出生率維持不變，人口自然增長率也會上升。到1979年，我國人口死亡率達到曆史最低點。這就是為什麽說前三十年人口增長較快“與其說是生的多了，不如說是死的少了”。
嬰幼兒死亡率是個雙刃劍
嬰幼兒死亡率低了，死亡率就低，會提高人口自然增長率。但也會降低婦女生育意願。
嬰幼兒死亡率高了，死亡率就高，會減低人口自然增長率。但也會提高婦女生育意願。
這實際是個目標抉擇：
圖一時之利，嬰兒死了就死了，隻要眼下增長率降低。
為了人口增長放慢的長遠目標，必須減少嬰兒死亡，哪怕一時人口增長太多。
當然，當時的共產黨並沒那麽冷血，隻會選擇後者。正是這種選擇，讓解放前20年人口自然增長速度特別高。但也正是這種選擇，讓70年代人口增長急劇下降。
說句公道話：毛澤東和當時的共產黨政府“背了黑鍋”——不過這確實是他們自己選擇背的。
如果我們把前麵糧食增長與人口增長的線性趨勢放在一起比較：糧食線性增長方向往上，人口線性增長方向往下，中國人解決吃飯問題的過程就清晰了。（見圖3-21）[34]
第六節 製度創新是關鍵
對於老百姓吃飽問題，毛澤東說的“革命”與“生產”之間，世界糧農組織說的“製度創新”與“增加產量”之間，究竟哪一個更起作用呢？我們認為“革命”和“製度創新”對解決吃飽問題作用更大。
這個看法會讓很多人厭惡：這不就是當年的“抓革命促生產”嘛！可是你看到“以改革促發展”這樣的口號時也同樣反感了嗎？其實是一個意思。
今天我們讚美改革，也很習慣“製度創新”這個詞。其實“革命”、“製度創新”和“改革”也是一個意思，都是指調整經濟政治關係來影響生產發展。
首先經驗上就能證明合適的製度會起關鍵作用。印度第一個30年沒有解決印度人吃飽問題，第二個30年依然做得不夠好。是印度政府不抓生產或者不會抓生產嗎？顯然缺少事實依據。印度政府同樣把提高農產品產量，改善農業生產條件作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印度人也不缺乏聰明才智。這三十年中印度與中國的唯一差別是：中國農村進行過土地改革，實行了集體經濟製度。而印度沒經過土地改革，也無法搞集體經濟。我們似乎找不到更重大的區別。
我們用不著從理論上證明什麽，隻用從幾個具體問題上看就行了。
前麵介紹過，中國在六七十年代進行過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農田水利建設。
解放初到1957年，中國耕地麵積從16.28億畝增加到16.77億畝，增加了4900萬畝，年均增長0.4%。此後到1980年，耕地麵積增加到20.69億畝，增加3.91億畝，年鑒增長0.9%。人民公社期間新增耕地占解放後新開墾耕地的88.7%。集體經濟時期是小農經濟時期耕地增長速度的2.25倍。
建國到七十年代末總計新建84000座水庫中，1949-1957年總計建設1079座，年均增加135座。1958-1965年新建45410座，1965-1976年新建37923座。人民公社時期新建水庫83300座，年均4230座。占改革前新建水庫的98%，年均水庫建設速度是小農經濟時期的34倍。
4億畝耕地，8萬多座水庫（尚未統計數百萬座10萬立方米以下的塘壩），300萬公裏人工河渠，機井220萬眼，各類堤防總長16.
這顯然取決於製度因素。《河南省誌》（1994）記載：在1971-1975的“四五”期間，河南省大規模地開展了農業學大寨、農田基本建設運動。每年冬春4個月，最高上工人數達到800-1600萬人，占全部農業整、半勞力的50-60%，共完成土方25.79億立方米。25.79億立方米，接近10座三峽大壩的工程量。這還僅僅是一個省的一半農業勞力、在5年內用每年4個月冬春農閑時間幹的活！
阿什瓦尼-塞思教授在一篇比較中印農村經濟發展的文章中說：“仔細觀察1962年至1978年高度集體主義時期中國農村的人民公社是十分有益的。毛澤東以他特有的意識形態智慧，提出了勞動積累的概念，來愈資本積累相對應。從根本上說，他提出在一個人口眾多、一窮二白的農業經濟中，通過以農民向積累性項目投資——勞動積累（LA），就有機會建立於土地相關的農村基礎設施。”[35]
農民所參與的大部分農田水利建設都是他們可以受益的長期投資。這隻有在集體經濟條件下才能實現。
今天完成500億土石方需要多少錢？西部網一則批評文章透露：“拿西營鎮的小流域治理項目來說，總共投資了上千萬資金，縣水利局包給包工頭是85元/方，而包工頭給工人是35元/天……”。1立方85元，500億立方就是4.3萬億！六七十年代中國國家財政總收入每年不過幾百億，如果沒有集體經濟製度，沒有農民通過這種製度進行“勞動積累”，這件事兒就要留給今天政府去做了。[36]
第二個事例是關於良種推廣。
中國無論計劃經濟時期還是改革開放時期，良種培育都很重視。中國各類穀物產量到七十年代就均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就良種推廣來講，計劃經濟時期的事業單位編製的農村“三站”（種子站、農機站、農技站）推廣能力顯然要高於1986年以後的公司模式。
我國主糧水稻和小麥良種培育開展得最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培育出高產良種。這一時期良種推廣主要依靠國家設立的種子站和農技站對農村集體經濟無償服務。1965-1986年，我國小麥單產從68公斤提高到203公斤，年均增長5.35%。袁隆平先生1974年雜交水稻實驗單產511公斤，10年後的1984年全國單產就達到358公斤，為實驗田水平的70%，年均增長6.20%。[37]
1986年農村“三站”轉公司化經營。到1995年，中國小麥單產236公斤，年均增長1.69%。水稻單產403公斤，年均增長1.08%。此後到2011年，我國水稻單產443公斤，年均增長僅0.59%。2000年袁隆平試驗田突破700公斤，2004年突破800公斤。2011年中國水稻單產443公斤，為11年前實驗水平的63%，7年前實驗水平的55%。雖然單產越高提高越困難，但實驗成果轉化為應用的能力，顯然是提供無償服務的農村三站成績更大。
以良種培育比較晚的玉米為例。1979年李登海創造出玉米畝產
2000年，我國稻穀、小麥、玉米單產比世界平均水平分別高出65%，24%、15%。從八十年代就獲得世界單產冠軍的玉米排行最後是很耐人尋味的。[38]
在某種意義上說，良種的推廣能力比良種的開發水平更重要。
沒有土地改革，就無法建立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村集體經濟。
沒有人民公社三級組織，就沒有在資源極度貧乏，國家財政投入有限的情況下組織農民完成山河整治。
沒有計劃經濟不計利潤的農村種子站、畜牧站、農技站和農機站，包括沒有集體經濟有時候有點強製性的手段，培育的良種就不可能推廣的那麽快，農業技術知識也不可能迅速普及。
製度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來。
第三說說農村教育和衛生。
集體經濟時期，中國農村普及教育和公共衛生體係的建立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稱讚為“發展中國家的典範”。而農村教育和衛生的改善對降低婦女生育意願，降低人口增長率的作用是明顯的。這直接決定了中國人在八十年代初肚子的感覺。
可以說沒有“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在農村”的激進主張，不指責衛生部“是城市老爺衛生部”，就不可能短期建立6萬個鄉級衛生院。沒有農村集體經濟體製和集體積累，拿工分看病的赤腳醫生就無法存在，農村合作醫療就沒人補貼。
辦教育有兩點不可或缺，一是投資主體，二是投資主體手中有點錢。這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麵臨的難題。三級所有的集體經濟在那個時期是教育的投資主體，國家財政出錢很少。沒有農村集體經濟，每個村就不可能辦起小學和“帶帽初中”，每個公社也辦不起高中。正是因為中國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利用製度創新解決了廣大農村的醫療衛生問題、嬰兒死亡率過高問題和教育普及問題，才使中國婦女生育率在70年代迅速下降。
這都可以歸到“革命”，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範疇裏。
對農業、農村的支持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進行的。印度與中國前後腳獨立，起點接近，除了印度農業生產條件優於中國外，唯一差別就是中國有“革命”有“生產”，印度隻有“生產”沒有“革命”。在“革命加生產”與“民主加生產”的競爭中，顯然前者勝利了。（圖3-22、3-23）
圖3-22 1980年中國與印度主要農產品人均產量比較（中國為100）[39]
![圖3-22 1980年中國與印度主要農產品人均產量比較（中國為100）[39].jpg](http://img.wyzxwk.com/p/2015/07/42fd28840b2cbe5aaa61e1b329d85e2f.jpg)
注：雞蛋兩國均為1985年，因無1980年數據。
圖3-23 1980年中國與印度農村發展部分數據對比[40]
![圖3-23 1980年中國與印度農村發展部分數據對比[40].jpg](http://img.wyzxwk.com/p/2015/07/2c05417d4bd7cd89ea0a2d9b0256937b.jpg)
[1]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信息網：年度數據1997/農業/ 主要農產品產量與解放前最高年產量比較/
[2] 上世紀三十年代沒有準確的人口統計。按照1936年國民政府根據各省匯報數字，有4.65億和4.79億兩個數字。本文取兩個數的平均數4.72億。見侯揚方《民國時期全國人口統計數字的來源》13頁CNKI數字搜索。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LSYJ200004000.htm
[3] 即使都江堰水利係統，初期的目的也不是灌溉而是航運。司馬遷在記載都江堰工程的文字中說：“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也”《史記 河渠書》
[4] 數字來源：中國統計信息網：年度數據1996、2009/人口、主要農產品產量。2009年統計公報
[5]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信息網：國際數據1996/穀物總產
[6] 僅北大荒的開墾就增加近400萬公頃，新疆建設兵團增加100萬公頃。
[7] 比如1958年甘肅省“引洮上山”，花費1.6億元，土石方1.6億方，無功而返。
[8] 見蘇拉密《製度性幹旱》第三章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88195899&bid=2
[9] 見《中國前水利部長錢正英反思水利工作》加拿大華人網http://www.sinonet.net/t
[10]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6》139頁、中國統計信息網：年度數據2009/農業/有效灌溉麵積、農用化肥施用量、農村水電站及用電量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9/indexch.htm
[11]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陳耀邦在政協小組會上的發言。引自豆丁網http://www.docin.com/p-10592303.html
[12] 《化肥對糧食增產的作用》王興仁。中國經濟網http://www.ce.cn/cysc/agriculture/syjs/nongfei/200805/19/t20080519_15528747.shtml
[13] 引自《中國化肥施用與糧食生產的進程、前景與布局》一文，《農業現代化研究》2000年01期。
[14]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6低139頁。中國統計信息網：年度數據1997/農業/灌溉麵積、農用化肥施用量、農村水電及用電情況、工業/主要工業品產量
[15] 數據來源：1965-1986年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86》第175頁，2009年數據來自“中華糧網”（標注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http://datacenter.cngrain.com/IndexProduce.aspx?Flag=1&IsHome=0&TId=1
[16] 數據來源： 1965-1986年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86》第175頁，2009年數據來自“中華糧網”（標注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http://datacenter.cngrain.com/IndexProduce.aspx?Flag=1&IsHome=0&TId=1
[17] 數據來源： 1965-1986年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86》第175頁，2009年數據來自“中華糧網”（標注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http://datacenter.cngrain.com/IndexProduce.aspx?Flag=1&IsHome=0&TId=1
[18]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6》238頁。1986年以後數字來自中國統計信息網：年度數據/工業/主要工業品產量
[19] 見蘇拉密《製度性幹旱》第三章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88195899&bid=2
[20]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信息網：國際數據1997：穀物產量
[21]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信息網：國際數據1997：土地利用
[22]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信息網：國際數據1997主要農作物單位麵積產量。《中國統計年鑒1986》主要 農產品單位麵積產量
[23] 資料來源：《龍與象：21世紀中印崛起的比較》(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3年7月版)。
[24]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信息網：國際數據1997，幾項農產品產量
[25] 數據來源：中國數據：《中國統計年鑒1986》175頁“主要農產品單位麵積產量”
[26]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信息網：國際數據1997。
[27]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信息網：年度數據1997/體育衛生福利和其他/衛生機構數
[28] 資料來源：劉爽《中國嬰兒死亡率的初步分析》CHKI知識空間網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RKYZ198903004.htm 。1990、1999年數據來自中國統計信息網：國際數據2001/嬰兒死亡率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2001/t20021014_402192831.htm
[29]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信息網：年度數據1997、2005/教育、科技、文化/各類學校在校生數
[30]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信息網：國際數據1996/中小學入學率
[31] 數據來源：婦女生育率：《中國婦女生育率變動分析》楊書章等。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KRK199105004.htm
出生率、自然增長率：《中國統計年鑒1986》90頁
[32]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信息網：年度數據2005/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
[33]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86》第90頁。嬰兒死亡率來自劉爽《中國嬰兒死亡率的初步分析》CHKI知識空間網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RKYZ198903004.htm 。其中1952、1962、1968年數據是根據1949、1958、1973、1979各點連接成平滑線得出的。2009年數字來自中國網《全國嬰兒死亡率降至14.9‰ 居發展中國家前列》http://news.qq.com/a/20090908/001341.htm
[34]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信息網：年度數據2005/農業/糧食總產量、人口/人口數及構成
[35] 阿什瓦尼-塞思《中國和印度：成就不同的製度根源》《研究報告》總35期第22-23頁，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
[36] 南方網報道說廣東“自1990至2007年全省小流域地 區山洪地質災害平均每年造成約23.36億元財產經濟損失和約80人傷亡。” “頻繁造成水害的山區小流域治理已拉開序幕，但資金缺口約數十億元成為製約工程進展的瓶頸”。2009年，中國農林水利方麵財政支出中中央加地方總計6000多億。
[37] 《中國統計年鑒1986》第175頁主要農產品單位麵積產量
[38] 根據《中國統計信息網/國際數據？與？中國統計年鑒》數字計算。
[39]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信息網：國際數據1997/穀物、棉花、油料、雞蛋、水產產量/年中人口
[40]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信息網國際數據1997：拖拉機擁有量、化肥施用量、耕地麵積、中學入學率、嬰兒死亡率、出生預期壽命。中國中學入學率：年度數據1997：教育科技文化/各類學校招生數
*注：本文節選自楊鬆林《總要有人說出真相》一書第三章《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作者授權烏有之鄉網站發布，轉載請注明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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