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的善待《六四》的鎮壓
毛澤東對於己經就範的犯人是禁止一切不人道對待的。在如何對待學生運動又或是群眾運動上,毛澤東和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是有根本區別的。這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已表現出來,毛澤東主張和依靠無產階級專政即群眾專政。而走資派劉少奇鄧小平推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也是警察專政、國家機器專政、派工作組專政。
現如今除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大量增加警察防犯罪保護人民安全無法破局外,走資派中國特色政府也是在許多法和大量警察、特警、城管、農管、文管、保安等重壓之下,犯罪率和百姓安全還是一因糟而無解。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另一條道路是可能的,為了進一步認識毛澤東在文革中對《改造罪犯》和《群眾專政群眾監督群眾調解》的探索和可能。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群眾專政群眾監督群眾調解》,毛澤東在文革中的實踐是有效的。
走資派時代司法界主流在批評毛澤東搞的是“人治”,不要“法治”的同時,不少人卻肯定:“毛澤東改造的思想代表著世界行刑製度的潮流和方向”,他的“把犯人當人看”,“人是可以改造的”,從本質上區別了古今中外的其它理論和實踐。
美國首席大法官伯格參觀我國監獄後說:“幾乎所有歐洲國家的法庭和監獄我都參觀過,中國改造犯人的製度是最好的製度、最富人道主義”。
在對待犯人的人道主義待遇上,毛澤東及其領導的共產黨自建國前的革命根據地始,就有一個相當好的傳統,建國後,毛澤東更為關注這個問題。例如:
1934年,毛澤東主席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就明確規定:“對於一切就範的犯人,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遇”。
1944年,邊區政府在清理工作中明確:“犯人是人,且多是社會上不幸的人”,“一方麵剝奪其自由,一方麵要尊重他人格”。
“建國以來,就改造犯人的方針政策,毛主席多次重要指示”,如“把犯罪分子當人,要給犯人以人道主義待遇”(見《公安史料》1988年第4期)。
1956年毛澤東在同外賓談到改造罪犯比較困難時,明確指出:“這個問題不取決於罪犯,而決定於我們”。
1964年8月12日 毛澤東在聽取謝富治匯報後說:“就是應該把人當人,反革命也是人嘛”。
1965年8月8日 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指出:“要把犯罪的人當做人,對他有點希望,對他有所幫助,當然也要有所批評”,“采取鎮壓、壓迫的方法,他們寧肯死”。
1975年2月27日 在對特赦罪犯的指示中說:“不要強迫改造”,“強迫改造也不好”。
——據一些在監管工作第一線的作者統計,毛澤東在其著作、批示、談話中涉及改造罪犯,關心罪犯的人道待遇的達37次之多。這是古今中外的其它任何國家領導人都難有的如此博大的胸懷!鄧小平講:“要講人道主義,我們保護大多數人的安全,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義!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彭真談的最好聽的,就是要像醫生對待傳染病人,老師對待學生,家長對待孩子那樣,而且隻是對勞教人員講的。
毛澤東認為:“人是可以改造過來的”,不少學者則批評毛澤東是要改造人性,盡管他們自己也難以說清什麽是人性,其實,一部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個不斷改造,或者反複改造人性的過程。其中應有的區別,僅僅是改善從惡,或者改惡從善罷了。如果說,某些設計師是用十分庸俗的實用理性,故意放縱人們的一些貪婪的獸性欲望,誘使整個社會的短視,從而回到人人都忙著覓食築窩的“動物世界”,以便於統治者永遠穩定的“放牧”,那麽,毛澤東則是領導人們決不放棄寄托人類理想的“烏托邦性”來改造理性,升華獸性,並不斷爭奪掌握自己命運的權力,用一個大寫的“人”來要求一代又一代的人,承擔起自己的責任和使命,這就是我所理解的毛澤東的“人性改造觀”,也以此來認識他的群眾專政觀。
上麵提到的毛澤東 1975年2月27日 的指示,是毛澤東對公安部《關於第七批特赦問題的報告》和準備對全國人大的說明(周恩來已經批示)所作的長篇指示,其中這段話:
“錦州、大虎山、沈陽還有戰犯,為什麽沒有放?……不要強迫改造。都放了算了(他是指報告中還要繼續關押的13名),強迫他們改造也不好……”。——“這些指示,幾乎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很長時間準備好了的材料全部作廢”。
對共產黨收押的日本戰犯,毛澤東主張“一個不殺”,當時也是中央大多數領導人想不通的。1956年寬釋返回日本的戰犯,剛登上日本舞鶴港,就發表了《告日本人民書》,表示:“低下頭來,衷心謝罪”。其歸國代表到日本國會請願,要求政府承認“中國歸還者聯絡會”會員不是“民族英雄”,而是戰爭罪犯。“被判無期徒刑的日本戰犯上村喜賴1976年提前釋放時,請求離境前去參觀毛主席故居”,離境時表示:“感謝中國政府,感謝毛主席,感謝在監獄裏與我朝夕相處幫助我改造自新的所有人員”。
這樣的例子很多,包括美國間諜李克、李又安夫婦釋放回國後撰寫出版的《解放後的囚犯》。
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獲釋後,在天安門廣場向毛主席掛像深深地鞠了三個躬。
毛澤東的“橫豎不殺”與整個官僚階級的血腥對抗。
要認識毛澤東的“群眾專政”在文革中的探索,或許,首先要理順幾十年來已強烈影響人們認識文革的“暴虐”、“專製”,應該有的本質的真實。
解放初鎮反時,我們殺了幾十萬反革命,那是還沒有完全結束的你死我活的內戰,秦始皇坑那幾百個“儒”,當然無法與之相比,毛澤東那樣講,是他搞“陽謀”的一貫風格,上世紀八十年代,監獄裏關押著五十年代以後最大一批政治犯,胡耀邦、趙紫陽都可以用政客的口吻“負責任地”告訴外國人:中國沒有關押一個政治犯。
從延安整風到建國後的曆次肅反、到文革時的清隊,毛澤東一直主張“一個不殺,大部不抓”。
《王力反思錄》中說: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還反複說,我黨七大後犯了三大曆史錯誤,其中第二條就是殺了一個王實味。毛主席的“一個不殺”原則,連林彪、江青、康生也破壞不了。從報上看到的被迫害致死的老同誌,沒一個是槍斃的,全國槍斃了四位烈士,絕不是請示過毛主席的”。“他還說,即使證據確鑿的特務,也要一個不殺”。
對斯大林肅反所殺的黨內反對派,毛主席還對後來的一個蘇共領導人說過:“這些人不但不該殺,而且還留在中央和政治局就好了。”
被正在被粉飾的蔣介石,且不要說對共產黨,就是國民黨內部的高官,被他處決、暗殺的有多少!
社科院一位對國史研究總有獨到見解的學者說,毛澤東就是死守“不殺人”這條杠,用毛澤東自己在文革中對外賓說的話,就是“但橫豎不殺,搞錯了將來平反”。
這是斯大林、蔣介石以及黨內其它主要領導人如劉、鄧、彭,都不能相比的。
就是另一個彭德懷——人們為了利用他來反毛澤東,故意掩蓋他在廬山會議上挨整的主要問題是“裏通外國——,1957年,一進北大的門,就要把貼大字報的學生統統槍斃”。陳雲說,如果毛澤東1956年去世……,或者說如果讓上述人替代毛澤東,僅一個民主和專政的問題,能比毛澤東做得好嗎?
有人這樣說,黨內高層6個最能整人的人劉、鄧、彭、康生、羅瑞卿、周揚文革中被打倒了5個,且不論他們整的人是否是對的。或者換句話說,當時不打倒這5個人,文化大革命可能就起不來,無非是第二次“反右”。
同樣有影響的兩個天安門事件,毛澤東在文革中對《四五天安門事件》的善待,走資派在改革後對《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動用軍隊開槍鎮壓,就是一個明顯的對比。1976年的清明節是解放後幾十年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有些人反毛澤東(主要是高幹子女,人們總結是貴族造反),並借助了關心政治前來觀看的成千上萬的群眾,而且在天安門廣場上這裏,打、砸、燒了,最後抓了幾十個人。全國唯一被暴力打死的人,還是反對他們也反對毛澤東的人。平息、驅趕時,沒有帶進去一支槍,也沒有水龍頭、更沒有催淚彈,恐怕美國這些“民主國家”也不會做的這樣好。
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前期是《反官倒》《反腐敗》鄧小平下台。後期是美式自由女神降落天安門廣場上後“自由化”的開始。整個《六四天安門事件》波及全國後,開始有人喊出打倒鄧小平,反對鄧小平兒子的官倒、《反官倒》《反腐敗》成為群眾運動的主流,但很快轉換到“自由化”後,到走資派鄧小平派出的是坦克車、機關槍和整建製的野戰軍開槍鎮壓結束。這個《六四天安門事件》即使在世界美西方國家也沒有其他領導人能做到這個程度的。
有人造謠所謂文革中的最大冤案劉少奇,用謝富治在1967年3月24日 在公安部的講話說:劉少奇“在47年、48年冀中要打倒一切老幹部,那時候叫搬石頭,是毛主席糾正的,63年至64年四清時,在工廠工段長以上幹部都要打倒,毛主席主持製訂了23條,糾正這種形左實右的東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劉派老婆、親信到學校,把係以上的幹部都打成黑幫,鬥爭方法戴高帽子是他們搞的,發展到八月中鬥小流氓,十萬人大會,其中還有公安人員,小孩子五花大梆,拳打腳踢,後來才打人成風了”。——最後這一段話就是指的那些以高幹子女們為主組成的“老紅衛兵”——“聯動”(聯合行動委員會),1966年8月前後,在北京搞的“恐怖”,成千條人命遭他們“草菅”,包括海外宣傳的大興縣的屠殺,都是這一背景下的產物。
文革初期,當時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在給中南局、西北局的批示中明確指示:“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應屆高中畢業生經過市委批準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中學老師要集中交待問題,不管學生、老師,隻要反黨,就要給他們以專政”。
後來回到北京的毛澤東看到劉少奇批轉北京大學《文化革命演示文稿》第九號時所寫的批語後說,“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現在才明白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
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討論中,毛澤東當麵批評劉少奇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
這就是毛澤東在他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憤怒指責的“五十多天”,除了學生、老師,整個社會各行各業都有大批人遭到殘酷鬥爭,也因為各層當權派在這“50多天裏”以及8月後繼續執行資反路線中的組織挑動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給文革全麵展開後形成兩派鬥爭及其殘酷性留下了禍根。
據說,八十年代初在看守所裏,韓愛晶給蒯大富偷遞了一個條子說蒯,你組織打倒劉少奇的活動,是你公民的權利,他們非法關押你,殘酷鬥爭你才是違法的。道理應該是這樣。劉整了千百萬人後被打倒(用“民運”一位秀才的話說,劉是整了一輩子的人,最後整到自己頭上),成了“最大的冤案”,那麽他整的千百萬人都是正當的,這不是典型的封建政治的宣傳?居然持續了幾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