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從來都不是一個省油的燈

鄧小平從來都不是一個省油的燈

 

葉劍英曾說：“.....等其他人，我葉劍英也算一個，從一定意義上講，哪一個都不是省油的燈，讓我們從心底佩服一個人不容易。但在長期的中國革命鬥爭中，大家逐漸認識了毛主席。別人也都當過頭、掌過舵，但都不行。隻有毛主席，把我們這些人攏起來，幹成了建立新中國並開始建設社會主義這件大事情。”

鄧小平從來都不是一個省油的燈！不管是在《四五》或是《文革初五十多天裏》，還是《六四》走資派鄧小平都是主帥。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嗬！請同誌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

可是在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

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文革初五十多天鄧小平瘋狂鎮壓。《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檢討》中承認：“在五十多天的錯誤中，由於派工作組的結果，實際上起到了壓製左派、打擊左派、壓製不同意見，扼殺了剛剛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的發生學生鬥學生、群眾鬥群眾的現象，把運動引到了邪路上去。這種群眾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後，還難於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以後，我們所犯的錯誤，仍然在全國範圍內產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後果之嚴重。這說明，我們所犯的不是什麽簡單的錯誤，而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

當時的情況是，在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員工普遍的動員起來之後，直接目標對準資產階級當權派，許多學校黨委和原領導人壓製群眾，被批判、被推翻，當時我們把派工作組當成萬應靈藥，對大、中學校普遍派，有的學校工作隊人數很多，而工作組一去就取得了黨和行政的領導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農村和工廠四清運動中曾經主席批判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錯誤的舊思想，舊方法去工作，實際上是讓工作組去控製群眾運動，把群眾當成阿鬥，把工作組當成諸葛亮，結果扼殺了已經起來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普遍地發生打擊左派，學生鬥學生，反而放鬆了甚至放棄了一鬥、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

特別嚴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嚴重現象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理應及時的得到糾正。當時中央會議上就有陳伯達等同誌正確的分析了運動的情況，反複提出了撤銷工作組，由群眾自己幹革命的主張，一再堅持。可是我們頑固的拒絕了這個指導運動大方向的正確主張，一再堅持保留工作組，還延續了五十多天，結果發展為路線錯誤。由於我們犯了路線錯誤，使許多工作組同誌遭到了很大的困難，跟著犯了一些缺點和錯誤。因此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誌，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劉少奇同誌負擔。不少工作組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誌受了委屈，特別是由於我們錯誤的影響，使一些部，一些地方的同誌犯了程度不同的錯誤，對此，我感到非常慚愧。

由於派工作組，還在學生群眾中產生了對工作組態度上的嚴重對立，不少師生員工擁護工作組，或者又擁護又批評工作組，有的甚至在我們的錯誤思想的指導下，提出了"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極其錯誤的口號。但是，這些師生員工絕大多數是革命的，是積極擁護和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責怪他們，不能說他們是保皇派，名符其實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誌。

北京兩個多月的運動中，中央常委經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誌和我兩個人，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組以後，不久就出現了壓製，打擊左派，群眾鬥群眾，群眾反對工作組的情況。前麵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的同誌中，以陳伯達同誌為代表就提出了撤銷工作組或不派工作組的意見，但是我們聽不進，而對另一方麵適合自己主觀需要的錯誤情況和錯誤主張，卻又很聽得進，積極支持。陳伯達等同誌的正確意見是從群眾中來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是緊跟主席思想，抓住運動主流的，而我們卻脫離主席思想，對運動的主流認識錯誤，完全違反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的，完全是主觀主義的，官僚主義的。特別嚴重的是：對於運動中的重要情況，對於指導運動的不同意見，沒有及時向毛主席報告，取得指示，以至這個錯誤延續了五十多天，發展成為路線錯誤，給運動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當時我們虛心一些，善於聽取不同的意見，特別是向毛主席隨時提出報告和請示，是一定會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幫助的，是可以使錯誤得到及時糾正的，因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隊的意見。我們對這個指示沒有體會，而且違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當然隻會犯嚴重錯誤而不會自拔。

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當然不隻派工作組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表現形式，我所犯錯誤的實質是在群眾路線問題上，不是站在相信群眾，支持群眾革命的一邊，而是站在反對群眾革命的一邊；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一邊，而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一邊，總之，這一條嚴重的錯誤路線完全是違背毛澤東同誌指導方針的。“

“關於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的報告"(四）

第四個問題，為什麽說鄧小平是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掛帥人物？

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生死搏鬥的突出表現，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修正主義向馬克思主義的瘋狂反撲。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就是這一事件的罪魁禍首，是掛帥人物。一小撮階級敵人膽敢在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在舉世矚目的天安門廣場製造反草命暴亂，就是因為有鄧小平在那裏掛帥，給他們撐腰。

大量事實充分證明，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完金是鄧小平一手挑起來的。鄧小平重新工作不久，一旦大權在握，就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瘋狂，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鬥爭經驗，有綱領、有輿論、有組織、有部署地向黨發起全麵進攻，拚命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刮右傾翻案妖風，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妄圖篡黨奪權，複辟資本主義。

鄧小平“三項指示為綱”的黑旗一舉，天安門廣場的這夥反革命就紛紛聚集在這麵黑旗下，亦步亦趨，緊密呼應。

鄧小平大刮右傾翻案風；天安門廣場的這夥反革命就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叫嚷什麽：“春天來了，空氣新鮮，精神爽快”，把鄧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說成是“光明路線”，爭當吹鼓手、馬前卒。

鄧小平大造反革命輿論，爭奪“思想陣地”，帶頭製造政治謠言；天安門廣場的這夥反革命就拚命搖旗呐喊，為其篡黨奪權做輿論準備。

鄧小平大叫“各方麵，問題都很嚴重”，“積重難返”，一再部署要“全麵整頓”；天安門廣場這夥反革命就鸚鵡學舌，大肆叫嚷各方麵問題“日久積年”，“不下重藥，恐難收效”，必須“大刀闊斧”，“改弦更張”。

鄧小平篡改黨的基本路線，提出“一切為了四個現代化”的修正主義口號；天安門廣場這夥反革命就狂叫“四個現代化日，我們一定設酒重祭”。

鄧小平惡毒攻擊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胡說什麽“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天安門廣場這夥反革命就狂叫要“真正的馬列主義”，“要打倒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

所有這些，都清清楚楚地表明，這次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暴亂，完全是鄧小平煽動起來的，是鄧小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刮右傾翻案風的必然惡果。

大量事實還充分證明，鄧小平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集中地代表了黨內外新老資產階級和地富反壞右的利益和複辟願望；在天安門廣場進行暴亂的這夥反革命分子，就是鄧小平反革命複辟的階級基礎和社會基礎。讓我們剖析一下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暴亂中，被抓獲的都是些什麽人物，就看的更清楚了。

一種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懷有刻骨仇恨的人。他們對文化大革命耿耿於懷，切齒痛恨。鄧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賬，他們興高采烈，得意忘形。

鄧小平受到批判，他們兔死狐悲，狂叫要“豁出去”，要用“希特勒的膽量和冒險精神”，和無產階級進行較量。

有一個老子在十次路線鬥爭中犯了錯誤的人，在這次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中，幾乎全家出動，東竄西跳：這個家夥拿著半導體喇叭，站在廣場紀念碑的台階上，聲嘶力竭地朗讀他自己寫的反動詩，他妹妹、未婚妹夫和姐夫在一旁觀戰，他哥哥在一旁給他拍照、打氣，不斷叫好，煽動他“再來一遍！”“再來一遍！”

再如，搞反革命組織的齊國治，文化大革命中是混進群眾組織的壞頭頭，因思想反動，搞打砸搶，被拘留審查近兩年，一直懷恨在心。這次跑到天安門廣場進行反革命串連，妄圖成立“全國罷工委員會”，狂叫要“占領電台”，“左右中央”，“把鄧小平抬出來”。

再一種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反對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人。

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進一步限製了資產階級法權，阻礙了這些人升宮發財、成名成家的道路，他們恨之入骨。

有的就直言不諱地說，鄧小平搞物質刺激，白專道路，擴大三大差別，“能給自己的家庭和個人帶來好處”，可以“住上好房子，找個好工作”，在城市“過上舒舒服服的生活”。

反革命分子周忠鉉，早就幻想成名成家，一心盼著鄧小平當權，說，“隻有鄧小平上台，才有出頭之日”，還說什麽“不管什麽路線，隻要能提高工資，提高生活水平，能成名成家就行”。對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他十分反感。他除了進行反革命串連外，在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中，還連夜書寫五首題為《清明有感》的反動詩，到天安門廣場張貼，公然寫出“東風無力”，“坑灰未冷”，“煎豆相煎“，“王莽篡權”的反動詞句，惡毒地進行攻擊。

還有一個參加衝人民大會堂和解放軍營房的壞家夥，認為隻有鄧小平才重用象他父親那樣的“技術幹部”，鄧小平不垮台，他父親“還有提拔的希望”，“自己也有出頭之日”，因而希望天安門廣場事件鬧得越大越好。

還有一種是受過打擊，仇視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有的本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有的是多次被關押的罪犯。他們唯恐無產階級的天下不亂，早就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又苦又澀”，“簡直無法忍受”，“咬著牙根活著”。

鄧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他們本能地感到給自己帶來了希望。反擊右傾翻案風，批在鄧小平的身上，疼在他們心上。這些家夥反革命本性大發作，也跑到天安門廣場推波助瀾，趁火打劫。

前邊說的吉林的李廣德，就是一個典型。這個家夥四十歲，十三歲就開始犯罪，曾被判刑兩次，加刑一次，勞動教養一次，現在還戴著壞分子帽子。就是這樣一個壞分子，也跑到北京來搞反革命串連，在天安門廣場“大顯身手”。

再如，被開除黨籍的蛻化變質分子姬傳賢，四月四日糾集幾個人到中山公園，策劃成立什麽“工農兵反修紅旗兵團”，公然提出“取消階級，不要成分，放出罪犯”的反革命口號。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一切反動階級要實行複辟，總要推舉他們的政治代表，作為他們的領袖和靠山。而反動階級的代襲人物，必然要提出和推行一整套反動綱領和路線，作為“一麵公開樹立起來的旗幟”，把一切反動勢力集合在這麵黑旗之下。

這次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這次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就是按照鄧小平的煽動，跟地主“還鄉團”一樣，又燒又打，瘋狂向無產階級反攻倒算。

有的還直接向鄧小平“上書”，獻計獻策，說什麽“君若姑息，身必自危”，要鄧小平“奮袂而起，登高而呼”，“組織起自己的人和他們幹”。有的甚至狂叫“幹柴已備，待點燃者。”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自己比作“幹柴”，把鄧小平當作反革命邪火的“點燃者”，這就再清楚不過地說出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的後台和打手、主帥與嘍羅的密切關係。

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顯，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這次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證明了毛主席這一科學論斷，無比英明，無比正確。也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是關係我們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頭等大事，必須進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