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毛澤東時代都看得起病吃得起藥
文革中推廣農村合作醫療：普及低水平的農村基本醫療。傳統農村合作醫療製度實質上是一種集體性質的互助型醫療保障製度，具有民辦公助的運行機製和結構特點。合作醫療的推廣發展受到政府行政支持的影響很大，合作醫療的基金來源於農民個人的繳納和集體經濟的公益金。合作醫療、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和赤腳醫生被公認為是解決中國農村醫療衛生保障的三大法寶。盡管當時農村的醫療條件和醫療水平很低、赤腳醫生的醫術也不高明，但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當時農村患者小病不出村、吃藥打針都方便的需求。
農村合作醫療製度實質：農民互助、國家不補、公社管理。管理的範圍，基本上合作醫療大都采用集體與農民群眾受益者共同管理的模式。這個集體有些地方是大隊，有些地方則是公社。合作醫療的管理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大隊辦大隊管，大隊辦公社管，隊社聯辦公社管，公社辦公社管。由於合作醫療製度主要是采用民辦共助的合作方式，政府很少有經費補助社員繳納的保健費又相當有限，要很好地滿足農民的防病治病需要有一定的困難。合作醫療是靠農村集體經濟的扶持，這種集體經濟的來源，主要還是來自農民自身。
文革中農村合作醫療的管理。大隊籌辦大隊管理型:合作醫療站由大隊籌辦，由大隊幹部、貧下中農代表和赤腳醫生組成管理委員會進行管理，經費來源為大隊公益金、公積金中提留和農民交納一部分。受惠對象為本大隊全體人員。由大隊製定每個人享受醫療服務的範圍和標準。社員在合作醫療站看病時，根據各隊經濟條件按一定比例減免醫藥費:一般為二至五成，富裕的大隊五成以上，慢性病的醫藥費一般隻報銷五成，因不正當行為(如打架等)致病和不經過赤腳醫生擅自外出就診所花費的醫藥費不予報銷。
大隊籌辦公社管理型。合作醫療站由大隊籌辦，由公社幹部、大隊幹部、貧下中農代表和赤腳醫生代表組成的管理委員會共同管理。合作醫療經費由集體與個人共同籌集，但農民享受醫療服務的範圍與標準則由公社和大隊協商決定，經費存入公社信用社，由公社衛生院或公社合作醫療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按不同的大隊進行核算，經費超支部分由各大隊負責。農民看病吃藥的報銷比例:本公社內全報，轉上級醫院按規定報銷。
公社、大隊聯合籌辦型。 合作醫療站由公社和大隊共建，合作醫療經費除各大隊集體提留和農民個人繳納的合作醫療基金外，公社還補助一部分。經費則由公社統一管理，公社和大隊分成核算，提留和報銷比例由公社、大隊協商確定，農民享受醫療服務的範圍與標準由公社統一製定。社隊聯辦合作醫療的形式在後期較多，據江西省上高縣衛生局檔案，該縣在1979年有社隊聯辦合作醫療的公社有5個，大隊77個，占全縣農業人口60.3%。
公社籌辦公社管理型。 各大隊合作醫療站由公社統一負責籌建，合作醫療經費來源為公社、大隊的集體公益金和公積金中按比例提留，及農民繳納的合作醫療基金。公社統一管理、核算，農民享受醫療服務的範圍和標準也由公社統一製定。社辦合作醫療被認為是合作醫療高級階段，是全公社範圍內的合作醫療，醫療經費統一由公社衛生院掌握使用，患者可在全公社範圍內看病治療。
毛澤東時代看得起病吃得起藥。從1956年到1974年，每次衛生部和財政部正式給國務院打報告說公費醫療超支了以後，緊接著就是一次大降價。由於當時醫療機構、藥品是由國家統一管理，國家就采取了總量控製。這在計劃經濟體製下非常有效，從1957年到1975年，全國大降價3次，小降價8次。一是掛號費，掛號費從1953年的1元到1975年的5分錢；二是藥費，有些藥品降價降到了無法給病人記賬收費的程度，如給病人吃一片顛茄片，一瓶顛茄片是100片，進價為0.096元錢，退瓶費0.03元，100片顛茄片加上15％的零售費僅9分錢，每片僅0.009分，沒法收費，隻好無償給了。中國老百姓也形成了一個吃藥很少花錢的概念；三是住院費，1974年在北京住協和醫院，最好的醫生看病，吃最好的藥，住在隔離病房，一個月住下來所有費用共計46.8元。
新中國的社會保障和福利製度建立在優先發展城市工業的基礎上開始起步，為了體現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對舊政府遺留人員采取了包下來的辦法，使他們在城市當中仍然能夠生存下去。不僅原有的各部門職工實行全包下來辦法，失業人員也由勞動部門介紹就業。
低工資，高就業。在傳統的計劃經濟就業管理體製下，政府促進就業的主要政策手段是擴張勞動力的需求，包括實行“低工資，高就業”的政策，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七八年時間裏，中國已經解決了城鎮400萬人的就業問題，所以到1957-1966年基本做到了城鎮無失業現象。
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所有製以國有企業為主，在城鎮職工享受全民所有製待遇，包含集體企業的職工，國有企業職工享受終身固定職工身份的人員，由所在企業提供各項福利待遇，包括衣食住行的社會福利。
新中國自走資派鄧小平篡權上台後直到90年代末，“工人下崗”才作為一個正式概念提出，但工人飯碗不保的陰雲幾乎覆蓋了整個90年代，並延續至21世紀初。光是1995年到2002年，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就讓“工人下崗”了6000多萬名。中央與各地安置下崗工人的舉措不斷出台，實際效果卻因地域、基層管理狀況等原因而各異。離開原單位後，有人高升遠走，有人疲於奔波，也有人潦倒慘淡，鬱鬱平生。當年下崗的工人年齡大多是四五十歲，隨著他們的老去，那段過往似乎快要成為改革的曆史“陣痛”，而疼痛已為一代人，甚至兩代人生命的底色，無論走了多遠，人的影子永遠落在被走資派“工人下崗”後廠房的廢墟上。
談及中國經濟的問題，我們時常聽見的一句話叫“先把蛋糕做大，再把蛋糕分好”。下崗工人的利益在做大蛋糕的過程裏被犧牲掉了，而當蛋糕做大後，他們的所得與所失比起來甚為微薄。從後來的經濟形勢看，國企改革成效巨大，但正如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聶輝華所言，改革需要付出代價，但並不代表工人就應該理所應當地做出犧牲。
在經濟體製改革、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國準備加入WTO的大背景下，新中國社會主義製度下的幾千萬熟練工人的遭遇是：被砸破“鐵飯碗”：幾千萬工人被從工廠趕到市場。走資派開足宣傳機器忽悠：“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1999年，黃宏在春晚小品《打氣》裏的這句台詞觸痛了許多下崗工人的心。那是時任總理走資派朱鎔基深化國企改革、推進減負裁員後的第一個春節。自有關改革的決策在上一年五月出台後，短短數月裏已有上百萬國企工人下崗，推行力度之大超乎預料——1998年至2000年間，幾乎每年都有700萬至900萬工人下崗，截至2003年，國企下崗職工累計達2818萬人。勞動研究學者周舒璿曾經是一名“廠子弟”，她回憶說，雖然裁員貫穿了整個九十年代，但前麵一直在“試著改”，從未見過如此大的陣仗，其來勢迅猛，一下子震住了所有人，創傷濃到化不開。
下崗的曆史可以回溯至上世紀八十年代。1983年2月，勞動人事部門下發了《關於積極試行勞動合同製的通知》，這份通知深刻地影響了後來國有企業工人的勞動關係。在計劃經濟時代，進工廠，當工人，有糧吃，有衣穿，逢年過節有補貼，生老病死有人管，這是眾人皆知的鐵律。彼時，國家與工人之間有直接的終身契約關係，引入勞動合同製後，這種關係逐漸削弱。具體地來看，以1986年全國正式推行勞動合同製為界，先前入廠的職工與後來入廠的職工在勞動關係上存在根本性的不同。雖然他們都是正式工，但後者是與用人單位產生雇傭關係的國有合同工，前者則在國家的就業保障和分配製度下，經勞動局來到工廠工作，是為固定工。固定工由國家統籌，單位負責處理工人的具體勞動與生活問題，進行“從搖籃到墳墓”的一條龍式包辦，最關鍵的是，單位無權解雇工人，而在勞動合同製下，隻要符合相應的條款，單位就有權解雇合同工，這是兩者最大的區別。
不過那時候，解雇這樣的問題很少發生在正式工身上，他們在醫療養老、子女教育等事務上的待遇遠比臨時工以及農民合同工要好，質疑進廠需要簽勞動合同的人也不多。80年代中期，勞動合同製曾引發過激烈討論，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已故所長蔣一葦認為，引入勞動合同製無疑會使中國工人的地位倒退，一紙合同，實際讓“國家的主人”淪為了到市場上討飯吃的“受雇者”。
到了九十年代，勞動合同製的推行範圍進一步擴大，固定工也開始向合同工轉化。1992年，全國掀起了一場“新三鐵”破“舊三鐵”運動，要用“一張鐵麵孔、一顆鐵心腸和一副鐵手腕”打破工人的“鐵飯碗”、幹部的“鐵交椅”以及所有的國營職工的“鐵工資”。落到具體操作層麵上來說，就是把過去計劃經濟體製下的國有固定工逐步轉化為合同工，到2000年實現勞動合同製對國家勞動力的全部覆蓋。
率先改革的是吉林省本溪鋼鐵公司，廠內十萬名工人全部被轉為勞動合同工，隨後，北京、廣州、蘇北、河南等地都相繼走上了改革的前沿。在這個過程當中，並非所有人都成為了國有的正式合同工，為了節省用人成本，工廠管理層一是將部分工人轉化成“準合同工”，二是進行勞動力優化，把一部分年老的、身體不好的、關係不夠硬的人精簡掉，這批人成了所謂的“富餘工人”。換句話說，他們在實質意義上“下崗”了。
下崗與現在所說的失業不同。下崗員工並沒有與單位企業脫離關係，而是被以“放長假”、“提前退休”等方式從勞動中勸退。全國婦聯負責研究所政策法規室主任蔣永萍告訴界麵文化，一般情況下，員工下崗後多少可以從企業獲得部分福利，比如說少量的補貼、生活費、醫療報銷等，具體多少視企業的盈利狀況而定，有一些發展比較好的企業重新讓員工上崗，發展得比較差的，可能最後連生活費也不發，社保也不交了，還有一些則與員工買斷工齡，一次性支付約定金額，解除勞動關係。
據統計，“破三鐵”運動中全國大約有100萬工人被精簡為富餘工人。生活一夕巨變，工人們在震驚、憤怒與恐慌中為維權奔走，各地相繼出現了工人請願、罷工、持刀傷人、自殺等現象。受此局麵影響，《人民日報》於1992年5月28日發表了一篇題為《論企業改革與工人階級》的文章，“破三鐵”運動終止。但從後來的情況看，國企裁員依舊是大趨勢，各地陸陸續續有工人被放長假、薪資減半、停薪留職。那一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國企積弊日益嚴重，而中國迎來了加入全球化市場的關鍵時刻，似乎所有的問題都在壓向一個時間節點，等待爆發。
當初，與“破三鐵”同時出現的另一個說法叫“船”論。它將國家比喻為一艘無所不能巨船，因為冗員過多而行駛緩慢，要保障巨船和船上人的安全，就得把人疏散到成千上萬的小船上去。過去，工人拿的是一張由國家頒給和兌現的終身船票，他們在船上勞作生活，也被稱為船的主人，到了90年代，這張船票逐漸被廢棄，工人們或憑借技術本領，或憑借關係運氣才能攀上小船，那些沒能爬上來的，乒乒乓乓落進了水裏。
在錯愕、憤怒、驚懼、茫然等情緒發酵前，去哪兒討飯吃的問題壓倒了一切。對習慣了工廠生活的工人來說，外麵的工作既缺乏穩定和保障，又不夠體麵。過去在廠裏是為社會主義勞動，領導和工人之間有上下級關係，但大家到底還是同誌，共有生產資料。現在去到市場上，要麽給老板打工，要麽打一槍換一杆，當個流動的自由職業人員。若非如此，就隻能依賴大家庭網絡的資助維生，假使運氣好一點，擁有北京、上海這樣大城市的居民身份，或許還能靠補助政策過活。
有人曾在東北進行了一次關於東北小姐的調查研究。在他們訪談的103位小姐中，擁有城市戶口的人占到95%，她們大多在國有或集體企業工作，經曆下崗後，又做過美容美發、按摩、保姆、小商販、服務員等活計，最後在工作帶來的收入、聲望、權力等綜合回報的考量下，選擇了性服務行業。和民謠裏唱的一樣，上有老、下有小是這些下崗妹的普遍處境，為了家計，她們不得不出來工作，為了顏麵，她們不得不到離家遠一點的地方上班，最後又為了能時常回家照料老人孩子，首選離家50公裏以內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