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批知識私有為的是縮小差別

文革批知識私有為的是縮小差別

 

逐步縮小城鄉之間、工農之間、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一個重要方麵。廣大幹部和工農商學兵走“五·七”道路，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以及文藝、教育、衛生等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是縮小三大差別的重要的革命措施。 

在這方麵，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具有重大的和深遠的意義。千百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是一場革命運動，是前所未有的偉大創舉。它進一步密切了社會主義的城市和農村、工人和農民、工業和農業之間的血肉聯係。

知識青年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從思想感情上縮小了同勞動人民的差距，他們把文化知識帶到農村，幫助貧下中農學理論，學文化，和社員一起大搞農業科學實驗，這樣就促進了勞動人民知識化和知識分子勞動化。

知識青年迎著鬥爭的風雨到農村安家落戶，是向舊的傳統觀念和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宣戰，它標誌著具有共產主義遠大理想、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又能勞動的一代新人正在廣闊天地裏鍛煉成長，標誌著老一輩革命家所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後繼有人。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在教育戰線上，《知識私有》是劉少奇、鄧小平一夥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一個重要思想根源。所謂“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智育第一”、“業務掛帥”、“理論至上”，都是“知識私有”這條黑藤上的毒瓜。劉少奇、鄧小平一夥以“知識私有”作武器篡奪教育領導權。

學校教育事業是由共產黨來領導，還是由資產階級磚家叫獸來領導？這是關係到毛主席的教育方針能否貫徹，關係到學校這個階級鬥爭的工具掌握在哪個階級手中的一個根本問題。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劉少奇鄧小平一夥卻把教育事業的領導大權拱手交給資產階級。他們竭力為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奪權大造輿論，胡說什麽“權，不是那一個給的，硬是要掌握本事，掌握知識的人”，“知識多就有權”，“中國最有文化的是資產階級，包括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瘋狂叫嚷“要讓他們坐天下”。很明顯的，他們鼓吹“知識私有”，就是要讓資產階級坐天下，專無產階級的政，就是讓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永遠統治新中國的學校。

因此，在教育陣地上，兩個階級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一直沒有停止過。一九五七年，資產階級右派向黨發動了猖狂進攻，叫嚷“外行不能領導內行”，要求“取消黨委製”，實行“教授治校”，妄圖把共產黨趕出學校。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全國人民奮起打退了右派的進攻後，共產黨對學校的領導有所加強，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蓬勃開展，可是不久，劉少奇鄧小平一夥，又對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實行反攻倒算，他們製定了各類學校的工作條例，維護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鞏固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反革命專政。

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從教育陣地向資產階級的統治發動了反攻，在毛主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的號令下，全國人民奮起奪回了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持的教育大權，粉碎了資產階級司令部，工宣隊和貧下中農開進學校，開始打破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開創了有史以來不曾有過的工農勞動群眾親自領導、管理、改造學校的新局麵。

但是，要用馬克思主義把教育這塊資產階級的“世襲領地”牢固地占領下來，還要經過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還是很激烈的鬥爭。資產階級還會以知識為資本，頑強地抵製工人階級的領導。有的人說什麽：“工人階級隻能占領禮堂，不能占領課堂”；有的人還轉彎抹角的提出所謂“要有熱心科學的外行來領導”，篡改毛主席關於“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指示，妄圖把工人階級的領導一舉反掉。

這實質上是打著“熱心科學”的招牌，販賣“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黑貨，其根本目的就是為資產階級重新篡奪教育領導權造輿論，就是要維護資產階級對學校的統治。

毛主席說：“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階級是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最痛恨為剝削階級服務的舊教育製度。在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下，工人階級牢固地占領教育陣地，才能打破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真正把學校改造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劉少奇、鄧小平一夥鼓吹“知識私有”，瘋狂推行“智育第一”、“業務掛帥”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

毛主席指出：“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劉少奇鄧小平一夥極力宣揚“學校就是傳授知識”的地方，大肆推行“智育第一”、“業務掛帥”的修正主義路線，竭力引導青年脫離無產階級政治。他們這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一個重要思想基礎就是“知識私有”的資產階級法權思想。

其實，教育“脫離政治”、“不問政治”，“都是資產階級的偽善說法。”

“智育第一”、“業務掛帥”的實質是資產階級政治掛帥，目的是“培養資本家所需要的奴仆”，為其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服務。

針對這種情況，毛主席曾經尖銳地指出：“在一些人的眼中，好象什麽政治，什麽祖國的前途，人類的理想，都沒有關心的必要。好象馬克思主義行時了一陣，現在就不那麽行時了。針對著這種情況，現在需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不論是知識分子，還是青年學生，都應該努力學習。除了學習專業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進步，政治上也要有所進步，這就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時事政治。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廣大群眾起來造了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揭發和批判了“智育第一”、“業務掛帥”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

但是，它的流毒還遠未根除。由於“知識私有”觀念作怪，重專輕紅、重業務輕政治、重科研輕教學、重理論輕實踐的資產階級思想傾向還嚴重存在。

現在，有人散布“工農兵學員業務基礎差”、“教育質量降低了”的論調，企圖利用人民要把科學文化搞上去的迫切心情，恢複“智育第一”、“業務掛帥”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

對教育質量，不同的階級有根本不同的看法。共產黨人看質量首先要看學生的政治質量，即為無產階級服務，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方向，要看德育、智育、體育全麵發展，即使就業務學習而論，也決不能以念了多少本書為標準，更要看其分析和解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實際問題的能力。

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總是以能否死記硬背封、資、修的教條，作為衡量教育質量的標準。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實踐人們應當看到：隻要階級還存在，“知識私有”之類的資產階級思想還存在，“智育第一”、“業務掛帥”的修正主義路線一定會在新的形式中表現出來。共產黨人應當有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如今中國特色社會的教育“知識私有”之類的資產階級思想，以十倍百倍於文革前的十七年，瘋狂地公開地合法地進行時。

走資派鄧小平一夥以“上大學改變命運“、“知識改變命運“、“階級轉換“等忽悠年青人的就是原有的“知識私有”當作誘餌，極力引導青年走“關門讀書”“個人奮鬥”的道路。所以，大學培養“精致利己主義者“成為一門最火的課程。自私自利，升官發財，逃離農村，離開工廠，不當農民，不做勞工，做上等人等等是年青人的中國夢。

毛主席講過：“人的正確思想，隻能從社會實踐中來，隻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因此，教育必須堅持“理論和實際統一”的原則。才能使學生在德、智、體幾方麵都得到發展。

劉少奇鄧小平一夥也公開號召“學生應當埋頭讀書，埋頭從事理論的研究。”“你們要安心學習，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讀聖賢書”。在劉少奇、鄧小平倡導的“關門讀書”“個人奮鬥”的辦學道路指引下，文化大革命前的學校教育以教師為中心、書本為中心、課堂為中心，把學生禁錮在與三大革命實踐相隔絕的書齋裏，看不見稻、粱、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怎樣交換，變成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書呆子。這樣“個人奮鬥”下去，有的人就變成了複辟資本主義的殉葬品。改革開放四十多年證明了這些預見。

三年文化大革命後，紅衛兵造反派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教育開始和三大革命實踐結合起來，實行開門辦學，開始改變著“三脫離”、“三中心”的修正主義辦學路線。

改革開放後有人把開門辦學歪曲為“不學文化”、“實踐——實踐——實踐”，這完全是對毛主席的《五·七指示》道路的誣蔑。

文革中的改革實踐證明：實行開門辦學，把教育同三大革命運動緊密結合起來，是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的根本途徑。大學文科幾年來以社會為工廠，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緊密結合批林批孔、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來組織教學，推動了哲學、經濟學、文學、曆史等各個學科的改造。理工科在開門辦學過程中，也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認識——實踐”的認識路線組織教學，既使學生學到有用的書本知識和實際知識，又提高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因此，堅持無產階級開門辦學的道路，還是堅持資產階級關門辦學的道路，也是教育戰線兩條路線鬥爭的焦點之一。那種把開門辦學誣蔑為“不學文化”，實際上就是要走資產階級“個人奮鬥”“關門辦學”的老路，把青年學生培養成為資產階級接班人。

鄧小平一夥以“上大學改變命運“、“知識改變命運“、“階級轉換“等忽悠年青人利用“知識私有”觀念，大肆兜售“讀書做官”、“成名成家”、“少數人先富“、“升官發財“、“出國留學”、“階級流轉“等等的黑貨。

毛主席說：“為什麽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遵照毛主席關於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的教導，知識應當成為為工農兵服務、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服務的工具。

但是，劉少奇鄧小平一夥大肆兜售“讀書做官”“成名名家”的資產階級黑貨，胡說什麽“隻要學好一門專長，將來就會成名成家，就有了一切”，就“會有重要地位給他的。”走資派之流大肆散布“好好學習是一本萬利”的生意經，采取“以官，祿，德”相“誘”的反革命策略，妄圖利用“知識私有”的剝削階級陳腐觀念來腐蝕人們的靈魂，把知識當成奇貨可居的商品，當作成名成家、升官發財的資本。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這種“讀書做官論”嚴重地毒害了廣大教師和青年學生。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蕩滌了修正主義的汙泥濁水，使文化教育領域發生了深刻的革命變革。

例如招生製度的改革，貫徹執行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大學生從工農兵中來，再回到工農兵中去，對於造就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宏大新部隊，實現和鞏固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領域中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具有深遠的意義。

招生製度的改革，不僅在學校中帶來了一係列深刻的變化，而且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震動，特別是震動了資產階級，震動了舊的習慣勢力。

因此，有的人總是看不慣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總是覺得“新的招生製度不如舊的好”。

一九七三年，在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中，就曾經有過一種片麵強調文化考試而忽視政治質量和實踐經驗的傾向發生，張鐵生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堅決地抵製了教育界這股資產階級的錯誤潮流。

時隔兩年，有人竟強調理科“要挑中學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學”，企圖恢複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學生“直接上大學”的招生製度。

高等院校招收什麽人，培養什麽人，直接體現了教育的階級性質和政治方向，關係到引導青年走什麽道路的大問題。

如果這種怪論變成現實，那就會重新回到修正主義教育路線上去，廣大工農兵學員就要重新被趕出高等院校的大門，讓那些所謂“尖子”去爬那個通向資產階級精神貴族的階梯，為資產階級培養“合格的人材”。改革開放四十多年證明了這些預見。

文化大革命中從工農兵中間選拔大學生的製度，實現了億萬工農千百年來的願望，廣大工農兵學員以“人民送我上大學，我上大學為人民”的響亮口號和優異的成績，有力地駁斥了教育界的種種奇談怪論。

在工農群眾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中，那種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的曆史，己經重演了。人們知道，蘇修叛徒集團的頭目，大都是經過高等院校培養的所謂“紅色專家”。他們篡奪了黨和國家的權力，複辟了資本主義，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這個“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曆史教訓，還不深刻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證明了這些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