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資派用高考的取消和恢複耍牌
新中國成立後沿用舊中國的考試製度。中國的學生在沉重的學業壓力下出現了不少心理問題,一些學生與父母、學校產生對立情緒,部分青少年出現自殺或以暴力傷害他人的行為,等等。對學生的素質教育引起了全社會的普遍關注,縱觀教育對社會發展所起到的作用,新政府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教育價值觀、人才質量觀的確立是至關重要的因素,隻有主張"德、智、體"全麵發展,注重人才綜合素質的培養,將學生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
提倡全民教育,反對精英教育,從減輕學生負擔的立場出發,對教學方法、課程沒置等問題提出了積極的思考。毛澤東承繼了五四新文化以來社會思潮中先進的青年觀,十分關注青年一代的成長,對青年在社會曆史中的地位抱以積極的評價和肯定。他認為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一部分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他們最肯學習,最少保守思想,在社會主義時期尤其是這樣。正因為如此,毛澤東針對青年一代的培養和教育提出了許多思想。
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和建沒長期的理論實踐過程中,形成了一係列的教育思想,在教育方針、教育途徑、教育目的等方麵都有精辟的論述。縱觀毛澤東的教育思想及其實踐過程,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教育思想及其重大和深遠的影響。但對高考這一形式從目前走資派官方公開的資料從未見過毛澤東要取消高考的原批文或原話等。對學生或子女們多次強調別太看重分數, 對教育的改革其中包括高考要改變舊式考式的方法等很多場合有過。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高考開始的第三年,即1953年,北京一位考生8門成績考了178分,該生堅持認為試卷出了評分上出了問題,三番五次給人民監察委員會寫信提出控訴,到教育部大哭大鬧。這是根據曆史可查的炮轟高考的第一人。
中小學生負擔過重問題是1950年實行高考後幾年存在的一個嚴重的問題,1955年7月,教育部發出新中國第一份“減負”文件《關於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該文件稱,1954年之後,學生負擔過重,一般是大中城市的學校負擔比小城市和農村的學校重,中學比小學重,高年級比低年級重。一些高年級學校一周課時比規定實踐超出5-10小時,多的高達24小時。
1955年有學生文科作文沒考好,就遊覽萬壽山,喝酒解悶,把筆記本和書本都斯掉了,個別人想“跳樓自殺”。四川一個家長,給學生放著一套新衣服,一根棍子和一口破鍋,指著這些東西對學生說,考取學校就穿新衣服上學去,考不取學校就拿著棍子和破鍋去討飯。
1964年,北京鐵路二中校長給中央辦公廳寫信,提出學生負擔過重的問題。1965年7月3日,毛澤東親自批示:劉、鄧、彭閱後,請尚昆辦。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教授又甚不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毛澤東這段批示極其重要。尤其是“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成了後來取消高考的政治口號和最高指示。並直接導致1966年發出三份減負文件,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1966年4月6日至4月16日,教育部召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座談會,一共36個單位41人參加,這是空前絕後的高考控訴會,是取消高考的預熱動作。雖然這個會議別有用心,彌足珍貴的是對高考問題的揭露,全點到死穴上了。
高考把學生當作敵人,公開襲擊,定期襲擊。高考助長學生死記硬背,不是引導學生活潑主動的發展。高考按平均分數錄取,要學生門門功課都好。高考超出中學課程範圍,高考出難題,學生家長抱怨。學生緊張,高考每年總有人暈倒,把學生考焦了。家長緊張。老師緊張,全國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試,如臨大敵,氣氛緊張。高考三天決定命運,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麽多誌願,隻從高校出發,不考慮考生的實際情況。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高等教育部黨委(關於改進一九六六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後的5天,革命小將開始向高考製度開炮,《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學高三(四班)學生為廢除舊的升學製度給黨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說:現行的升學製度就是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的舊科舉製度的延續,是一種很落後的、很反動的教育製度。現行的升學製度是和毛主席給我們製定的教育方針相違抗……其具體罪狀如下:(一)使許多青年不是為革命而學,是為考大學而鑽書堆,不問政治。不少同學有嚴重的“唯有讀書高”、“成名”、“成家”、“個人奮鬥”、“走白專道路”等剝削階級的反動思想。現行的高考製度助長了這種思想。(二)使許多學校片麵追求升學率,而造成許多“特殊”、“重點學校”、專收高材生,這種學校為一些隻鑽書本,不問政治的人大開方便之門,把大批優秀的工農、革命幹部子女排斥在外。(三)對學生德智體的全麵發展起到嚴重的阻礙作用……我們具體建議如下:從今年起就廢除舊的升學製度。……僅僅隔了5天,6 月11日,《北京市第四中學高三(五)班革命學生給毛主席的一封信》,以及《北京市第四中學全體革命師生為廢除舊的升學製度給全市師生的倡議書》說:立即廢除高等學校入學考試製度!
上文已提及北京四中的信,已送交當時一線第一主持劉少奇。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迅即作出廢除高考製度及當年高考推遲半年進行的決定。六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全文刊載了北京一女中高三(四)班、北京四中高三(五)班致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信。《人民日報》同時還刊發了題為《徹底搞好文化大革命 徹底改革教育製度》的社論。社論還居心叵測地加了這麽一段:“新的教材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不論是初級學校、中級學校還是高等學校,都要把毛主席著作列為必修課。”這實在是讓億萬民眾遷怒於毛澤東啊!不過,明眼人一看,廢除高考、增設毛主席著作作為全國在校生的必修課絕非毛主席的決策。劉少奇、鄧小平機關算盡,反倒泄露了天機。
1966年五月,彭羅陸楊反黨集團被揪出,特別是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劉少奇已預感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遲早會燒到自己的身上。為幹擾、破壞毛主席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夥同鄧小平對廣大革命師生一麵大肆鎮壓,這就是“白色恐怖五十天”,同時又以幾千萬在校學生的命運作賭注,廢除高考製度。
關於當年廢除高考的始末,最知情的莫過於孔丹和劉源。孔丹,文革初期風雲人物,原中央調查部(國家安全部的前身)部長孔原、國務院副秘書長許明之子,當年的“西糾”司令,“聯動”分子的一號頭目。“資改”後,曾是繼榮毅仁、王軍出任中國最大的金融集團公司中信的掌門人。孔丹曾是名列北京十大重點中學之首的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團支部書記、學生黨員。正是他當年率領同學給毛主席寫出廢除高考製度的信。他完全知道那些鮮為人知的內幕。然而,這個自稱“沒有歧意”的“中國特色道路派”能供出他的主子嗎?!能說出當年寫的那封殘害幾千萬中國人的信與他的那位業已自殺半個世紀的媽媽有關嗎?!(許明連以她兒子為司令的“西糾”的通令都敢修改(詳情參看《西糾黑幕》),兒子寫給毛主席的信能不過目嗎?!許明畏罪自殺,死有餘辜)而劉源,並不子為父隱,他不但承認劉少奇是廢除高考的始作俑者,亦披露自己曾參與其事。他還公開承認他的父親劉少奇犯下兩大錯誤:一是餓死人事件方麵的,二是對文化大革命從不理解到抵製、幹擾。(笑窩的博客:《劉源為什麽說父親劉少奇大躍進有錯誤》)想必在劉源的眼裏,劉少奇、鄧小平當年一手策劃的廢除高考製度,亦是對文化大革命的一種對抗吧!劉源,真君子也!
關於廢除高考製度,誰之罪?或許99%的中國人都怪罪文化大革命,都怪罪毛澤東。這實在是天大的誤會。這亦正是當年劉少奇、鄧小平精心布局設陷所期望的。有人天真地以為廢除高考製度隻是教育改革的問題,那就大錯特錯了。其實,這是個大陰謀,是劉少奇、鄧小平對毛澤東的嫁禍。
對於當年廢除高考,毛澤東有沒有指示或批示,迄今為止,尚未發現毛澤東有關廢除高考的任何文字資料。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同意並批轉的《關於改進1966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請示報告》亦並沒有取消高考的內容。然而,當劉源6月10日將北京四中高三(五)班致毛主席的信放置劉少奇的案頭不過兩天,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便作出廢除高考製度及當年高考推遲半年進行的決定。自1952年以來已實施14年的高考製度,說廢除就廢除了。須知八年抗戰,國民黨政府都堅持一年一度的高考製度。為了解決撤退到大後方的高校和流亡到大後方的學生招生高考的困難,實行全國統一命題,用飛機空運試卷到各考點。劉少奇如此不顧及民意,隻是為阻止毛澤東回歸一線,竟以幾千萬在校學生的命運作賭注,是可忍孰不可忍?!實在匪夷所思啊!
其實,劉少奇、鄧小平的這步棋絕非教育改革問題,而是設局,妄圖嫁禍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的如意算盤是:廢除高考,將會民心喪盡,女一中、四中的信是寫給毛澤東的,人們自然而然地誤認為廢除高考是毛澤東的決策。毛澤東將背負人民的罵名,背負曆史的罵名。廢除高考將導致全國停課,勢必造成天下大亂,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還能進行下去嗎?毛澤東還能重新回到台前嗎?就是我劉少奇、鄧小平下台,我也要留個爛攤子給你毛澤東!不幸的是,劉少奇、鄧小平的陰謀得逞了。這是中國的悲哀,曆史的悲哀。
毛澤東之所以發動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旨在反修、防修,避免資本主義複辟,不讓勞苦大眾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當然教育革命是一項具體內容。網各"居士"通過大量的周密考證,當年的廢除高考以及全國性的“停課鬧革命”,壓根兒不關毛澤東的事。結論是:1)、關於廢除高考,未作任何指示;2)、關於廢除高考,劉少奇、鄧小平不曾向亦不必向毛澤東請示甚至通報,而是劉少奇、鄧小平的一大陰謀;3)1966年5月至7月下旬,毛澤東一直在南方,不在北京。更重要的是,最知情的孔丹、劉源都沒有披露毛澤東與廢除高考有關的半點信息。此外,記者與當年在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就讀的“大師級”學者周孝正(居士於2012年9月28日在北京京西賓館曾與周孝正有一麵之交,他見我談吐不俗,還把他的家庭電話和郵箱號留給了我)作過一次談訪。
記者:如果不介意的話,談談你們班在1966年寫的廢除高考的那封信吧!
周孝正:可以。我們班47個同學,當時以全班同學的名義給毛主席寫信,倡議廢除高考.....後來就登在《人民日報》上了。
記者:聽說你們這所學校有很多高幹子弟,來自上麵的信息很靈通。
周孝正:是的。林彪孩子林立果,劉少奇的孩子都是我們學校的。孔丹(學生黨員,團支部書記,寫信就是由他率領的。博主注)是孔原的孩子。孔原當時是中央調查部部長。實際上我們班有的高幹子弟知道“上麵”有這個意思,他們就來一個倡議,況且上麵也要利用我們學生。(引自《在高考風雲中沉浮的學子細述當年》................
須知,周孝正是著名的反毛學者,連他都不得不承認“‘上麵’有這個意思”,“況且‘上麵’也要利用我們學生”。這裏的“上麵”分明是指劉少奇、鄧小平一夥,而不是毛澤東。如果是毛澤東,不知有多少反毛文章麵世了。總之,當年廢除高考倘若與毛澤東有半點幹係,早就你知我知天下盡知了。故奉勸全國當年的在校生,千萬不要錯怪毛澤東。除了走資派、官二代、紅二代、富二代外,我們都是受害者,然而,真正最大的受害者,是毛澤東,是他參與創建的中國共產黨,是他締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再看走資派特色政府官方網對"高考"的注解:
高考全稱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 簡稱“高考”,是合格的高中畢業生或具有同等學曆的考生參加的全國統一選拔性考試,是為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設置的全國性統一考試,一般是每年6月7日-8日考試。
中國有1300多年科舉考試的曆史,1904年,清政府在張之洞等人的主持下頒行了《奏定學堂章程》。1905年,科舉考試製度壽終正寢。
1936年,全國已經有100多所大學,當時的高考製度是各所高等學校自主組織命題,學生可以選擇報考多所大學,也可能同時被多所大學錄取。
1952年,新中國成立後, 全國統一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製度是按舊中國的考試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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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鄧小平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分管文教,主持恢複高考。恢複高考改變了千百萬人的命運,挽救了中國教育,也挽救了整個中國。
隻有"恢複高考"。
唯獨沒有取消高考的注解。
這就是走資派反對抹黑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的陰謀。
同誌們:你們的事業,我是完全讚成的。半工半讀,勤工儉學,不要國家一分錢,小學、中學、大學都有,分散在全省各個山頭,少數在平地。這樣的學校確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幹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這樣的學校,各省也應有這樣的學校。各省應派有能力有見識的負責同誌到江西來考察,吸取經驗,回去試辦。初時學生宜少,逐漸增多,至江西這樣有五萬人之多。
再則,黨、政、民(工、青、婦)機關,也要辦學校,半工半學。不過同江西這類的半工半學不同。江西的工,是農業、林業、牧業這一類的工,學是農、林、牧這一類的學。而黨、政、民機關的工,則是黨、政、民機關的工,學是文化科學、時事、馬列主義理論這樣一些的學。所以兩者是不同的。中央機關已辦的兩個學校,一個是中央警衛團的,辦了六、七年了,戰士、幹部們從初識文字進小學,然後進中學,然後進大學,一九六0年,他們已進大學部門了。他們很高興,寫了一封信給我,這封信,可以印給你們看一看。另一個,是去年(一九六〇年)辦起的,是中南海黨的各種機關辦的,同樣是半工半讀。工是機關的工,無非是機要人員,生活服務人員,招待人員,醫務人員,保衛人員,及其他人員。警衛團是軍隊,他們有警衛職務,即是站崗放哨,這是他們的工。他們還有嚴格的軍事訓練。這些,與文職機關的學校,是不同的。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三周年紀念,主持者要我寫幾個字。這是一件大事,因此為他們寫了如上的一些話。毛澤東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進學校機會的人,仍然可以學習戰爭,就是從戰爭中學習。革命戰爭是民眾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幹,而是幹起來再學習,幹就是學習。
教授法:1、啟發式(廢止注入式), 2、由近及遠;3、由淺入深;4、說話通俗化; 5、說話要明白;6、說話要有趣味; 7、以姿勢助說話; 8、後次複習前次的概念, 9、要提綱; 10、幹部班要用討論式。
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
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
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曆史,決不能割斷曆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曆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曆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讚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對於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導他們向後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
我們學的是馬克思主義,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就是說,他們違背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所諄諄告誡人們的一條基本原則:理論和實際統一。他們既然違背了這條原則,於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條相反的原則:理論和--實際分離。在學校的教育中,在在職幹部的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適合中國特點的戰略和戰術,諸如此類。其結果,謬種流傳,誤人不淺。
一個百人的學校,如果沒有一個從教員中、職員中、學生中按照實際形成的(不是勉強湊集的)最積極最正派最機敏的幾個人乃至十幾個人的領導骨幹,這個學校就一定辦不好。
在教育工作方麵,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規的小學、中學,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規的村學、讀報組和識字組。
練兵方法,應開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眾練兵運動。
新中國要為青年們著想,要關懷青年一代的成長。青年們要學習,要工作,但青年時期是長身體的時期。因此,要充分兼顧青年的工作、學習和娛樂、體育、休息兩個方麵。祝賀大家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
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不論是知識分子,還是青年學生,都應該努力學習。除了學習專業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進步,政治上也要有所進步,這就需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學習時事政治。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於沒有靈魂。
我們的文學藝術家,我們的科學技術人員,我們的教授、教員,都在教人民,教學生。因為他們是教育者,是當先生的,他們就有一個先受教育的任務。在這個社會製度大變動的時期,尤其要先受教育。……我們當然隻能是一麵教,一麵學,一麵當先生,一麵當學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學生。許多東西單從書本上學是不成的,要向生產者學習,向工人學習,向農民學習,在學校則要向學生學習,向自己教育的對象學習。
小學校附設初中班,這種辦法還是好辦法,先進經驗。農民子女就近上學方便,將來畢業以後,好回家生產。關於社辦、隊辦學校問題,有條件的應該允許辦。
教材要有地方性,應當增加一些地方鄉土教材。農業課本要由本省編。講點鄉土文學。講自然科學也是一樣。
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勞動化。
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係,是兩個對立物的統一。一定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一方麵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麵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這就是又紅又專。將來政治這個名詞還是會有的,但是內容變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於事務,那會成為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很危險。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隻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鬆,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
一切中等技術學校和技工學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試辦工廠或者農場,進行生產,作到自給或者半自給。學生實行半工半讀。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這些學校可以多招些學生,但是不要國家增加經費。
一切高等工業學校可以進行生產的實驗室和附屬工場,除了保證教學和科學研究的需要以外,都應當盡可能地進行生產。此外,還可以由學生和教師同當地的工廠訂立參加勞動的合同。
一切農業學校除了在自己的農場進行生產,還可以同當地的農業合作社訂立參加勞動的合同,並且派教師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論和實際結合。農業學校應當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於條件的人入學。
農村裏的中、小學都要同當地的農業合作社訂立合同,參加農、副業生產勞動。農村學生還應當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課餘時間回到本村參加生產。
大學校和城市裏的中等學校,在可能條件下,可以由幾個學校聯合設立附屬工廠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廠、工地或者服務行業訂立參加勞動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學,應當設立附屬農場;沒有土地而鄰近郊區的學校,可以到農業合作社參加勞動。
農業大學辦在城裏不是見鬼嗎?農業大學要統統搬到農村去。
自古以來,創新學派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他們一眼看出一種新東西,就抓住向老古董開戰。而有學問的老古董,總是反對他們的。……看你方向對不對,去不去抓,學問是抓來的。從來創立新學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視古董,有所發明。
“人怕出名豬怕壯。”名家是最落後的,最怕事的,最無創造性的。為什麽?因為他已經有了名。當然,不能全盤否定一切名家,有的也有例外。年青人打倒老年人,學問少的人打倒學問多的人,這種例子多得很。
現在的許多優秀的鄉幹部、社幹部都是年輕人。……舉這麽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說明年輕人要勝過老年人的,學問少的人可以打倒學問多的人,不要被權威、名人嚇倒,不要被大學問家嚇倒。要敢想、敢說、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說、不敢做。這種束手束腳的現象不好,要從這種現象裏解放出來。
總而言之,我這些材料(注:當時印了一批古今中外發明家的材料)要證明這一條:是不是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來剝奪那些翹尾巴的高級知識分子的資本。要少一點奴隸性,多一點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勵工人、農民、老幹部、小知識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來創造。"
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麽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麽?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上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麽多幹什麽?
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麽點本事,離開講稿什麽也不行。為什麽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的了。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
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會彈琴、射箭、駕車子,也了解一些群眾情況。開頭做過小官,管理糧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後來他在魯國當了大官,群眾的事就聽不到了。他後來辦私塾,反對學生從事勞動。
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衝之,也沒有上過什麽中學、大學。
美國的富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賣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
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說他隻上過兩年小學。""
1966年
林彪同誌:
你在五月六日寄來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召集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後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做出適當的指示。請你酌定。隻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創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幹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教四清運動,四清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以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但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隻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麽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科學的發展,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複雜,但講課,不能都按照發展順序來講。學曆史,主要學近代史。現在有文字記載的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萬年該怎麽講呢?
講原子物理,不必要從最早的那個學派的理論講起。你們這樣學,十年也畢不了業。你們學自然科學的,要學會用辯證法。"
要改造文科大學,要學生下去搞工業、農業、商業。至於工科、理科,情況不同,他們有實習工廠,有實驗室,在實習工廠做工,在實驗室做實驗,但也要接觸社會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