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迫婦女的族權父權夫權被複活

壓迫婦女的族權父權夫權被複活

 

從七十年代末崛起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無疑是一把鋒利的刀子，它將原本集體共生的農村人民社會再次切碎、逐回複活了小農經濟生態。伴隨著的，是從九十年代國家逐漸開始將市場化經濟作為“關鍵性的資源配置手段”以來，農村地區的農民們逐步被迫進入了長期無序的“農民工外逃找工”。可謂“不分男女老少”得將農村勞動力推向了東部沿海，把一座座大山、鄉村基層留給了不具勞動作業能力的高齡老者和初生孩童。也正是從九十年代開始，眾多山區和鄉村成為了毒品、艾滋病、賣淫、黑社會藏匿軍火的深窩——也是拐賣婦女兒童的據點。諸多“童養媳村”、“收兒村”，刻繪了改革開放後太多偏遠農村的畫像。

被爆出的安徽省阜陽市太和縣宮小村，在當地是個出名的長期大規模拐賣兒童、逼迫兒童乞討的據點。那個幾千人的村子其實隻有三個殘疾人，而一些正常人因為很難討到錢，於是想到找殘疾小孩代為乞討，而他們坐收漁利的辦法。這也叫“帶鄉”。那些被雇傭去乞討的兒童叫“鄉”，雇傭者叫“鄉主”，尋找帶出乞討的過程叫“帶鄉”。約從1993年開始，阜陽市太和縣宮集鎮宮小村的村民陸續開始在鄰村、鄰縣甚至鄰省物色年齡尚小、智力正常的兒童，對這些兒童肢體進行摧殘，令其殘廢後，將他們帶到全國各地乞討………這就是農村被拋棄後、自生自滅的極端典型，非常殘忍，非常可悲。

在改開市場經濟、極端市場化思維大行其道的歲月裏，拯救農村的唯一出路就是用萬能的“市場化”來解決問題，即：讓農村的勞動力“匹配、接壤”東部沿海的發達經濟。打工潮，就被主流輿論捧為改變命運的正確洪流。然而，根據少部分良心記者和媒體過去深入東莞、廣州等地的調查，農村山區的打工人在東部的遭遇往往讓人無語凝噎…...

而且，不論是被父母遺落在農村的孩子、還是被父母帶到城市裏跟著打工的孩子，都麵臨被拐賣的風險：農村的拐賣村與城市裏的“梅姨”們，組成了利益鏈，一度還出現了大批親生父母被迫賣小孩的慘劇……

一如改革開放後賣淫等黃色產業鏈死灰複燃，走資派給出藥方“隻有賣淫合法化才能減少婦女被拐”；待黑社會死灰複燃，走資派又給出藥方“隻有槍支合法化才能減少黑社會組織”……

資本自由化思潮下，精英們一方麵拚命地將農村推遠，一方麵還要汙名化被推遠後而產生亂象的農村，如“窮山惡水出刁民”，如“窮生奸計，富長良心”……

私有製的複活，讓一切社會關係都迅速淪為買賣關係。馬克思說：“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會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係了……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係上的溫情脈脈的麵紗，把這種關係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係。”

拐賣婦女兒童這樣的犯罪行為，從曆史的維度審視，其本質是東西部城鄉的分離、社會階層的撕裂。當原生家庭單位在社會鴻溝麵前遭到破碎，留守兒童問題、留守婦女問題等皆是如此。當這些弱勢群體在商品化社會裏遭遇到了購買力的淩辱，所有的悲劇都顯得那樣稀鬆平常。

進入八十年代中後期，由於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滑坡，必然帶來的就是農村文化的崩塌和農村人群精神層麵的徹底貧化。“封建性”、“宗族性”，亦開始在農村地區重新升起。傳統糟粕倫理裏，那種對於婦女的刻板映像及約定俗成的人格設定，開始再次影響著中國的農村婦女群體，拐賣的黑手隨即伸來。對婦女的固有角色設定，大大限製了農村年輕女性、乃至幼女對自我價值的追問，使她們被貶為任人操弄的工具。這個過程中，從精神控製到毆打恐嚇關禁閉，作為中介的人販團夥和作為買主的男權組織都占據不可撼動的主動地位。

關於自我價值，許多農村女孩首先就表現在對於這個概念的模糊與不解；其次，農村女孩對自我價值也缺乏理性判斷，各方麵思想觀念其自身就相當地趨於保守。她們甘願被父權、夫權、宗族權所壓迫，於是形成了嚴重的情緒壓抑，

讓人痛心的是，昔日在毛主席麾下，中國女性已經曆史上第一次實現了掙脫政權、族權、神權、夫權——這四個代表了封建宗法製度權力的壓迫。

在人類發展史上，婦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思想首先是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提出來的。與此同時，資產階級學者或女權主義者也從方方麵麵論及了婦女解放問題。

但第一次做到真正從徹底解放勞動力和徹底砸碎權力束縛的角度去拯救婦女群體的，隻有中國的毛澤東主席。

毛主席早在《女子自立問題》一文中就指出，造成男女“政治、法律、教育、以及職業、交際、娛樂、名分”差別的原因，在於“社會罪惡”。因此，婦女解放要從社會入手、從教育入手，但最重要的乃是求經濟自立。

1919年11月，長沙青年女子趙五貞被父母強迫出嫁，反抗無效後在迎親花轎中用剃頭刀割破喉管自殺。此事引起巨大社會反響，長沙《大公報》當時為此先後發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年輕的毛澤東本人則在十二天中連續發表九篇文章，指出“婚姻問題是個社會問題，趙五貞的死根源於社會！”並號召人們向吃人的舊社會發動進攻。

1927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理論雄文具體闡述了中國的婦女問題，從七個方麵對婦女問題進行了係統分析，如果說《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是馬克思主義婦女觀形成的標誌，那麽《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應該可言之毛澤東婦女思想形成的開端。

1956年10月，毛主席在和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談話時曾指出：“在中國，參加政府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工作的婦女畢竟是少數……我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女同誌占17%。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個中央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中，女同誌僅僅占20%……”

他認為提高婦女政治地位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提出：“將來女同誌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誌一樣，各占50%。如果女同誌的比例超過了男同誌，也沒有壞處！”

在毛主席的關懷下，中國婦女運動曾在五十年代實現了“縣縣都有女縣長，鄉鄉都有女鄉長”，促成了五十年代婦女政治參與的高潮。

中國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參與社會建設之深之廣，使西方國家的女權團體都羨慕不已。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殺血路的深化，原有婦女發展模式受到了太多的衝擊，包括與人口危機相伴生的婦女就業危機，比如婦女就業保護與企業效益的衝突（懷孕就業歧視、媽媽就業歧視），比如國家保護婦女政策與企業家自主權的衝突，比如對女幹部比例保護與公民民主權的衝突，等等。

封建性與宗族性在農村地區死灰複燃，其實也是“拐賣潮”中極為核心的緣由。從八十年代初開始，中國農村的宗族活動便逐步恢複，且越是經濟發展水平較落後的地區其宗族活動的重現往往越早。至九十年代初，全國各地的宗族活動已經非常普遍有些地區甚至出現了高潮。

江蘇省的宗族活動在1985年恢複出現，且也是從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的蘇北地區首先開始的，其中就包括徐州。到九十年代中期，封建宗族活動已遍及江蘇全省絕大部分地區，皆以修譜為主，修建祠堂和祭祀之風開始興起。自從1986年蘇北泗陽的周氏宗族修好新族譜之後，直到2002年每年都有新宗譜問世，尤其是蘇北地區到上世紀末修譜活動已演變成普遍現象。

1994年，徐州市舉辦了首屆彭城文化節，其中組織者以“彭城為彭氏宗族發源地”這一事實，號召海外彭氏宗族返鄉尋根祭祖，同時又以漢高祖劉邦的出生地沛縣為組織者號召海外劉氏宗族返鄉尋根祭祖。

當時這一文化活動使得海外彭氏族人極為震動，不約而同地聯合起來並且專門在馬來西亞召開了一次“世界性家族會議”，還特邀徐州市市長率團參加。會議成立了“世界彭氏家族聯誼會”並選出了第一任主席，設立了“大會永久秘書處”還規定每兩年召開一次世界性大會……。

隨著江蘇省整體經濟的高速發展，進入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紀，蘇北地區逐步抬頭的基層宗族勢力也逐漸通過掛靠地方黨委和政府組織，擴張著行政與財政實力。日積月累之下，在基層層麵實質已經誕生出近似於舊社會地主階級般的地方政治勢力。他們會壟斷當地的基建、司法、教育、外聯，如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入”。

以徐州豐縣為例，縣委書記婁海和縣委付書記/縣長鄭春偉，竟然都是徐州本地人、都是徐州當地政治力量孵化培育的幹部……同時，徐州豐縣不僅存在盤根錯節的地下宗族政治組織，甚至已經明目張膽地在進行“地主階級複活運動”：

這次的“豐縣八孩事件”的男主角董某，“董”這個姓氏就讓人對當地宗族生態下的司法與人權狀況十分擔憂。因為董氏宗族在當地就是一個規模龐大的群體，在豐縣歡口鎮生存繁衍了近六百餘年，有著近五十個個村莊，是個有宗祠和祖陵的大宗族。很多鬧劇，真的不是沒有關聯的。地方宗族勢力的做大，必然會導致政府在基層的執政根基被弱化和破壞。宗族就是政府。

長此以往，黨紀國法全部讓位於血緣紐帶控製下的宗族封建人情，在這種生態中繁衍出的行政、財稅、司法，必然都會脫離於政府組織的把控，而無限製地向門閥金字塔頂端的宗族大家長、宗族族首聚攏。

關於這些，還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主席早在其中給出過分析：地方門閥享有仕宦、門蔭及釋褐上的各種特權，為其家族累世參與政權提供必要的製度性保證，還格外重視士籍，強調婚姻須門當戶對，由此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利益集團。門閥製度從法理上和觀念上會天然將社會劃分為不同階層，造成當地的國家重要官職被少數姓氏家族所壟斷，個人的出身背景對於其仕途的影響要遠遠大於其本身的才能特長，限製了社會階層流動。

探究過去四十年間中國諸地基層宗族門閥的崛起，歸根結底還是私有製的複活，導致在利益（土地、資源、政權）麵前形成了封建式的抱團，令地主階級變相地以所謂“鄉紳”“鄉賢”的形象死而複生。

而女性處於國家治民與宗族成員的雙重身份之中，自然也會同時受到國家成文法體係與宗族法體係兩種規範的雙重作用。當兩者在某一曆史階段、某一地方生態中都處於絕對的人治和失序，女性的人權就會遭到滅頂的打擊。

像徐州八孩事件，單靠董某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夫妻安家、戶口落定、政府補貼等一係列行政手續且完全不受到外界的知悉，這裏麵隻可能是依托於門閥勢力的庇護操作。

過去四十年，諸地方宗族在所轄範圍內首先是基層社會的一個組織單元、人群實體與權力實體。作為基層組織單元，它通過近乎於“裏甲製度”的實際控製力，掌控著當地的國家行政機器。

作為一個資源豐沛、根基深厚的權力實體，宗族勢力會通過經濟文化優勢把控地方產業經營、文教治安各領域。從土地農田的劃分、魚塘橋梁的承包，到KTV網吧洗腳城等娛樂場所的經營權授予，一切政治經濟權力都在宗族的掌控之下。

在這樣的框架內，被販賣至此的年輕女性和兒童，根本沒有逃脫的可能。或受到武裝層麵的禁錮（毆打、關押）或受到食宿方麵的限製（擔心離開了此地會沒飯吃），被拐賣者往往隻得被迫紮根。

無論在女性的人身還是財產方麵，宗族都擁有為國家法律所承認的極大支配權，且會在國家法律並未明確授權的灰色地帶或基層事務方麵，也由於基層官衙大多出於行政效率的現實考慮，鼓勵宗族內部自治，導致宗族權力更加膨脹。

2017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曾印發《關於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積極維護農村和諧穩定的意見》，引發輿論關注。重新強化黨在基層的執政力度已經刻不容緩，鏟除宗族門閥力量對黨的力量的破壞，不僅關乎當地社會秩序，更在於其之於重新覆滅私有製及其衍生的低階層流動率，有著重大意義。

魯迅曾在《關於女人》中有這樣的描述：“私有製度的社會，本來把女人當作私有產，當做商品。一切國家、一切宗教都有許多稀奇古怪的規條，把女人看做一種不吉利的動物，威嚇她、使她奴隸般的服從；同時，又要她做高等階 級的玩具……”

想想白鹿原裏，宗族之上的女人有幾個善終的：冷秋月被父親毒啞，孝文媳婦活活餓死，田小娥被公公殺死（死後還要被用六棱塔永遠壓在白鹿原上）……白趙氏早就說出了真相：“女人不過是糊窗子的紙，破了爛了揭掉了再糊一層新的。死了五個再娶五個，家產花光了值得，比沒兒沒女斷了香火給旁人占去心甘。”

在資本主義抬頭乃至橫行之處，一切封建的、壟斷的、暴力的秩序，都會取代公平的、民主的、溫情的秩序。

永遠不要忘記導師的話：“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製’！” 。讓壓迫婦女的族權父權夫權不被複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