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戰爭中細菌戰黑曆史

抗美援朝戰爭中細菌戰黑曆史

 

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美軍對朝鮮和中國實施了罪惡的細菌戰，多位國際專家組成的國際科學委員會調查了這一事實，並撰寫了《調查在朝鮮和中國的細菌戰事實國際科學委員會報告書及附件》。

有記者在遼寧省丹東市檔案館采訪時看到這份報告。裏麵詳細記錄了肯尼斯·伊諾克、約翰·奎恩、弗洛伊德·奧尼爾、保羅·尼斯四名參與細菌戰的美軍戰俘的自述，內容包括實施細菌戰前他們聽的秘密演講，投擲細菌彈的過程等。記者對四名戰俘的供詞進行了係統梳理，還原了他們眼中的那段美軍細菌戰“黑曆史”。

聽細菌戰“秘密授課”

這本寫成於1952年的厚重報告，由中國的錢三強、英國的李約瑟、巴西的貝索亞教授及其夫人、法國的馬戴爾、瑞典的安德琳、意大利的葛拉求西和歐利佛、蘇聯的可華斯基、茹科夫·維勒斯尼科夫等公正而又獨立的國際科學家組成的調查組共同起草。

報告以大量的現場證據、實驗數據和照片等，詳細記錄了美軍當年罪惡的行動。

其中包含的美國空軍俘虜供詞，增強了整篇報告的立體感和真實性，還原了美軍的那段罪惡曆史。

記者在梳理供詞時發現，四名美軍戰俘都提到，他們曾在日本、朝鮮聽了教授細菌戰方法的“私密講演”。

他們回憶說，有演講者明確說美國軍隊當時正在進行細菌戰，對如何發射帶細菌的炮彈、投擲裝有細菌和昆蟲的容器等內容都有詳細介紹。在講到這些容器或炸彈時，他們中還有人能畫出樣子來。

美國空軍飛行員約翰·奎恩供認，1951年12月18日，他在朝鮮群山空軍基地聽了一堂有關細菌戰的講課，教室內有20個人，都是駕駛員、領航員，前來講課的是日本來的一個專家，名叫阿西福克。

約翰·奎恩說，這個專家在講課中說：“不能單獨空投細菌，因為在陽光的直接照射下，細菌在60秒內就會死亡，必須要借多種不同的昆蟲和齧齒類動物傳播。這類昆蟲和齧齒類動物在實驗室的條件下培養了好幾代，選擇它們是因為它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即使在不利的條件下都能夠生存。”

後來，那名專家還拿了一張有蟲子的舊衣服照片給約翰·奎恩等飛行員、領航員看，那些蟲子看起來像蒼蠅和虱子，在衣服內爬著，並說這些蟲子是經過挑選和培養的，以便它們可以耐寒並且不吃東西還能活很久。

肯尼斯·伊諾克也供述了他在日本聽的秘密講演，講演中提到了細菌彈的樣子。細菌彈中裝有帶定時信管能在空中爆裂的容器，用帶有降落傘的容器來投擲昆蟲，汙染蓄水池。

肯尼斯·伊諾克供認說，他在聽私密演講時了解到，可散布的細菌類型很多，如斑疹傷寒、傷寒、霍亂、痢疾、鼠疫、天花、瘧疾以及黃熱病。

黏附細菌的昆蟲是虱子、跳蚤、蒼蠅、蚊子等。散播細菌的方法還有投擲帶有細菌的傳單、大便紙、信封等。

記者梳理發現，四名戰俘還提到了美軍對秘密演講的高度保密性，課後不準再有任何私下討論。

保羅·尼斯在供詞中說，他聽了1952年1月22日麥克拉弗林上尉的演講。演講結束後，麥克拉弗林上尉說：“再一次，我要告訴你們，出了這房間就不要討論此事，否則你就要受軍事審判。”之後還拿來了保證書，每人一張叫他們簽名，簽名以後還給他。

保羅·尼斯回憶說，保證書上的內容是，“我知道我不能討論在會上所討論的任何東西，如有違反，我將受戰爭條例所規定的懲罰”。

投放“不爆炸的炸彈”

報告中，四名美軍戰俘都供認，他們接到了執行細菌戰的命令，雖然內心極不願意但還是執行了飛行任務。他們中有人執行任務後，匯報結果時隻準用“不爆炸的炸彈”的名稱來掩蓋實施細菌戰的秘密。

保羅·尼斯在回憶執行細菌戰任務時說，1952年3月27日清晨五時半，他被命令執行細菌戰任務。

“在6時45分，我出來走向我的飛機。有兩個人，身穿白色衣服，戴著口罩遮住鼻子和嘴，戴著手套，正把細菌彈裝上我們的飛機。他們將炸彈從卡車上搬下，用手將炸彈安裝在掛鉤上。”“這種炸彈與正常的500磅定時炸彈一樣，上麵沒有特別標識。”

保羅·尼斯和同伴們起飛上升至1萬英尺，後俯衝到6000英尺將彈投下。“降落傘使炸彈輕輕落在地上。當炸彈碰到地時彈體分裂成兩半，動物或昆蟲就跑出來。在這種細菌彈中，我們裝進的是鼠、虱子、小鼠、跳蚤。”

保羅·尼斯還說，秘密演講時教官就提到，投放細菌彈的地點通常是大城市的近郊，而不是城內，因為投在城內人們會在昆蟲和動物逃出時將其殺死。執行任務返回時，稱它們為“不爆炸的炸彈”。

弗洛伊德·奧尼爾回憶說，他在1952年2月15日執行過一次細菌彈投擲任務。他們8點起飛前，細菌彈已經由軍械處特派人員裝載在了機翼上。“當投擲細菌彈時，我們在操縱室裏按了兩個電鈕，使信管發生作用……我們不知道投下的細菌彈內裝的是哪種細菌，我們隻知道是細菌彈。”

記者梳理供詞發現，這四名美國空軍戰俘供述的細菌彈，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裝有定時信管在空中裂開的炸彈，適合於帶細菌乳劑或類似的東西。

一種是有降落傘的炸彈，適於裝載帶菌的昆蟲和動物。

據美軍戰俘供述，他們對於細菌戰可能使用的病原已有充分預防，注射了如破傷風、傷寒、霍亂、天花等疫苗。有人執行任務回來後還要經過驗血等身體檢查。

約翰·奎恩在供詞中說：“我們必須遵守所有保持清潔的規定……當發給我們藥時，我們就應該服用……我們必須按時進行防疫注射。”

良心自責備受煎熬

記者來到遼寧省丹東市寬甸滿族自治縣，這裏地處中朝邊境地區，是美軍發動細菌戰首當其衝的地方之一。在寬甸滿族自治縣寬甸鎮東門外村東濱河二號橋的幹道上下車，沿著一條塵土飛揚的小路走上幾分鍾，就會到達一處毫不起眼的小空場。

這周圍有不羈生長的雜草、堆積如山的施工用料和不明用處的小平房，顯得有些荒涼。

給記者領路的寬甸縣民政局退休幹部孫文軍老人說，這裏便是當年指證的美軍撒布細菌地遺址。

孫文軍作為當地政府幹部親曆了這一事件。據他介紹說，1952年3月，寬甸中學學生李思儉在上學路上途經一片苞米地時發現路邊有一土色很新的大坑，坑邊上盡是炸出來的苞米須根。

正當李思儉疑惑時，他發現坑內的苞米根上爬著許多蒼蠅、蜘蛛，周圍散落著似石膏一般的白色粉末，坑內還有一個裂成兩半的炸彈殼。細心的李思儉立刻將情況報告給了老師。後經證實，李思儉在該處發現的是一枚白堊質細菌彈。

丹東市檔案館工作人員黃文科介紹說，根據現有檔案，從1952年2月到10月，美機入侵丹東共計298次，投放細菌彈205次，其中在丹東沿江沿海地區投細菌彈15次，撒布的毒蟲43種、毒物13種，受害區域內出現人、畜感染毒菌患病或死亡現象。

“有確鑿證據表明，曆史上美國就是一個使用細菌武器的國家。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對朝鮮和中國實施了細菌戰，造成無辜平民傷亡。”抗美援朝紀念館館長劉靜媛說。

“我的良心要我把話說出來。”弗洛伊德·奧尼爾說，“美軍選擇冬季開始細菌戰……是要試驗我們在特殊實驗室中製出的耐寒細菌武器。最終目的是要在對氣候寒冷的國家如蘇聯等國進行細菌戰時，使用這些細菌武器。”

記者梳理發現，從這四名戰俘的供認中可以看出，他們對細菌戰的命令十分反感，認為這是滅絕人性的卑劣行動。執行任務過後，內心備受煎熬。

約翰·奎恩說：“我願意以一個美國公民的身份說幾句話。我以自己是一個美國人而驕傲……但美國國旗的光榮已經被進行細菌戰所玷汙了……我被迫參與了細菌戰，但是我憎恨那些準備和下令進行細菌戰的人。因為今天發生在朝鮮的事，明天一定會發生在世界的其他地區。我知道我自己的家庭，也可能成為目標。”

國際科學委員會在報告中說，約翰·奎恩說上述這段話時情緒激動，因為就在委員會與他進行會談的當天，也就是8月3日，正是他的妻子生孩子的日子。

戰俘們供認，進行細菌戰是服從上級的命令，必須要執行，但在執行飛行時，他們都在想假如自己的家庭也受到人工散布的隱伏的疾病侵襲，該是多麽可怕。

弗洛伊德·奧尼爾說，他對要進行的細菌戰，感到厭惡，但也知道在這件事情上沒有選擇餘地，必須遵照命令行事。“美國人民被他們的報紙和無線電評論員蒙蔽……很痛心沒有力量把事實真相告訴每一個美國男人、婦女和兒童……（希望）委員會想法使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注意這些事實。”

“我在犯了這些罪行之後，我的良心一直使我苦惱。”保羅·尼斯說，“因為我相信任何人都能辨別正義與非正義。這種殘酷的戰爭必須停止……美國軍隊正在朝鮮使用一種極無人道的武器。細菌武器不止對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誌願軍使用，還對朝鮮平民使用。”

國際科學委員會的成員們表示，這四名戰俘並沒有遭受肉體或精神上的壓力，他們的供認是自願的。俘獲他們的中國人和朝鮮人對他們的友善態度和待遇，使他們認識到有義務和責任將美軍進行細菌戰的事實揭露出來。

來源: https://i.ifeng.com/c/8A99rpJm0Ty

《美對華細菌戰“黑曆史”來自抗美援朝戰爭期間美軍戰俘的親口講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