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小學生唱我愛北京天安門

美國小學生唱我愛北京天安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7t6KhjV4Z4》美國小朋友用中文合唱《我愛北京天安門》 歡迎鄧小平訪美。1979年1月29日晚，華盛頓肯尼迪藝術中心，鄧小平出席卡特總統為他特別準備的歡迎晚會。最後一個節目是美國兒童用中文合唱《我愛北京天安門》。一曲唱罷，鏡頭在鄧小平的臉上停留了五秒鍾;  而鄧小平僵硬的、沒有半點喜色的臉給人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 象，也一定讓美國主人感到奇怪。最後鄧小平與夫人走上舞台，熱情擁抱和親吻了這些美國孩子。

《我愛北京天安門》（ILoveBeijingTiananmen），是一首頌讚毛澤東的歌曲。歌詞作者是1970年小學5年級13歲學生金果臨，曲作者是上海第六玻璃廠年僅19歲的徒工金月苓。創作於1970年，於1971年正式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首播。因為歌曲旋律清新、節奏活潑，隻有9度音域，演唱的適應麵廣，富於兒童特點，在當時迅速脫穎而出，並成為了70年代文革後期的兒童和青年人傳唱的經典紅歌。

1970年9月這首歌發表在上海出版的《紅小兵歌曲》上，1971年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1972年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北京“五一”遊園會專題文藝節目把《我愛北京天安門》搬上銀幕，隨後錄製了唱片，1972年，被編入國務院文藝組主編的《戰地新歌》第一輯。歌曲越唱越紅，被編成各種版本的兒童舞蹈。後來被改編成各種樣式、體裁的樂曲（如手風琴、木琴獨奏曲等）。1981年被輯入廣東花城出版社《抒情歌曲集》。這首兒歌經反複使用、加工而成為歌誦性抒情歌曲中的標誌性作品，進入了代表那個時代精神的經典作品的行列。美國總統裏根訪華前，美國藝術團在北京演出的第一個合唱節目，就是《我愛北京天安門》。

歌詞:我愛北京天安門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

在鄧小平七九年訪美的記錄影片中可以看到,   在歡迎鄧小平的音樂會上，當一群美國小學生用中文演唱“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 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來表示對客人的尊重和歡迎時，鏡頭在鄧小平的臉上停留了五秒鍾;  而鄧小平僵硬的、沒有半點喜色的臉給人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 象，也一定讓美國主人感到奇怪。這給許多政治意識強烈地人們感覺到一場反毛澤東運動將很快來臨，而以鄧小平為首的走資派在“文革”中被批判而自稱為"受害者們"將在“實事求是”的外衣下不可避免地摻入個人的意誌和報複的欲望。

一九八一年，《決議》在文革中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的主持下獲得走資派篡權後控製的"中共中央"的通過，拉開了批毛反毛的序幕。《決議》除對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前的七年予以肯定外，毛澤東領導下的其餘二十年被全盤否定。在全黨學習《決議》的過程中，各界掀起了檢討毛澤東過錯的聲浪。文藝界更不甘落後，通過電視等一切手段否定建國以來的成就。當打開國門，看到外國的發達時，更全民埋怨毛澤東,   似乎要不是毛澤東的錯誤，中國就應該如何發達，人民就應如何富有。他們無視其它和中國建國時有相近國情、而已遠比中國落後的國家(如印度)的存在;  隻看到發達國家的富有，而不看中國薄弱的基礎和發展環境的惡劣;   “實事求是”變成了反毛澤東的專用借口。毛澤東的語錄被刷掉，畫像被撕毀，塑像被推倒，家裏的石膏像被扔進垃圾箱。讓當時年青的人們感到一絲安慰的還是在農村。農民們將毛主席畫像保留， 或擔心犯政治錯誤而象春節後送神像般燒掉，將石膏像悄悄藏起;  在這些土氣的鄉下人身上，總算保留了整個民族的一份良心。

在毛澤東逝世後的知識分子從檢討毛澤東的錯誤中迅速上升到檢討共產黨的錯誤、馬列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製度的錯誤，這是必然的發展邏輯。此時怕被中國人民看透走資派的本來麵目時,  鄧小平慌忙推出了“四個堅持”，即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製度、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當然不忘強調“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鄧小平試圖將毛澤東和共產黨、社會主義製度割裂開來的作法顯然是短見和幼稚的，他似乎沒有注意到毛澤東和整個中共的曆史、社會主義製度、人民解放軍和中國人民已熔為一體了，沒有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還是原來的中國共產黨嗎?  沒有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還是這樣科學的社會主義嗎?  沒有毛澤東軍事思想的解放軍還是人民子弟兵的人民解放軍嗎?  隨著時間的推移，鄧小 平、周恩來等人的得失可遊離於共產黨之外而作為個體予以評價，但毛澤東在過去現在和將來的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和真正的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製度分離，和中國人民以及人民解放軍分離。

“毛 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頗為滑稽的走資派們集體撈功之舉。打開和毛澤東一齊參加革命的政治家如朱德、劉少奇、任弼時、 周恩來、鄧小平等的文集，然後再讀毛澤東雄文四卷，能強烈感覺到他們和毛澤東根本不在一個哪怕是接近的思維層麵上。奠定中國共產黨革命理論基礎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大作完成時，其他領袖們還沒搞清楚該幹什麽呢; 而鄧小平當時要麽在法國勤工儉學，要麽在中央作個小書記。沒有上述領袖們參與革命，毛澤東身邊肯定會有 其他人參與並取得革命成功;   但沒有毛澤東參與，上述領袖們根本找不到革命成功的道路並名垂青史。當然，正如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們的助手也為科學發現做了不少工作，其他領袖們並沒有無所 事事，但他們的貢獻還沒到有資格強調“集體智慧”的地步。“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是長期的、成功與失敗的無數次反複實踐中得出的正確結論，“集體結晶論”無疑是對此結論的歪曲。

流行海內外、將鄧小平和毛澤東相提並論的作法更是奇怪無比。如果說毛澤東開辟了中國發展的新紀元，那麽鄧小平則是在新紀元裏開始了一個新階段。毛澤東對中國的影響將是長期的甚至永久的，鄧隻可能是暫時的。鄧比之於毛，如月亮比之於太陽;  當鄧試圖因太陽黑子而遮住太陽的光芒時，自己也失去了光亮。

目 前"中共"一個有趣的結論是“沒有鄧小平就沒有今日的幸福生活”，這一結論大有值得商榷之處。“沒有毛澤東就沒有 新中國”表明了毛澤東是新中國得以成立的必要條件，是“無數次成敗反複”證明了的;  那麽鄧小平是否是今日新生活的必要條件哪? 換了別人是否就不行了呢? 是否經曆過 “無數次成敗反複”證明了的?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鄧小平對中國的發展方向並沒像毛澤東那樣製定係統的指導理論，而走資派鄧小平和其它大大小小走資派們是“摸著石頭過河”就是他們的選擇。實際上，經曆毛澤東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後轉向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主的輕工業優先戰略是自然的轉換，國際環境許可下對外開放也是曆史的必然，將基於計劃的人本經濟轉向市 場經濟也是大勢所趨。沒有鄧小平，其他領導人最終都會走改革 開放的道路，都會“摸著石頭過河”。林彪的五七一紀要中的內容比鄧小平更早提出改革開放的思想.

當然，今日“幸福生活”的內容如果僅指物質上的，那無疑比過去“幸福”許多;  但信仰迷失、社會風氣敗壞、貪官汙吏橫行、少兒失學嚴重、百姓怨聲載道等，表明今日的生活並不那麽“幸福”，甚至比那信仰明確、為官清廉、民風樸實的年代更多了幾分愁苦。更多了許多不安全感,  不管是資本家和平民百姓都裝上鐵窗鐵門,  還有食品安全等等。貧富差距巨大社會不安全更是人人擔心的社會問題,  所以維穩開支超出了軍費。

《決 議》的通過造成了八十年代中國人思想的空前大混亂，“六·四”事件是十年來思想混亂的必然結果。至今還有不少人大罵“共產黨當政以來沒幹多少好事”，能怪 他們嗎?  在中共自己的文件《決議》中已清楚表明了這一點。“六·四”後鄧小平沉痛地總結道：“改革開放以來 最大的失誤在教育”。很遺憾，鄧至死都沒有認識到禍根在哪裏。國際間存在明爭暗鬥、利益爭奪本是非常自然的事，外國搞“和平演變”也屬正常，“必自毀，而人毀之”。

“文 革”表麵上的混亂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中共建立起來的堅實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人民對執政黨和其社會製度的信 賴並沒有改變。在華國鋒時代，中國人思想上還基本保持毛澤東時代的純樸和堅定信仰，如果鄧小平能抱更寬闊的胸懷，更高瞻遠矚，采取溫和漸進方式對建國以來 所犯錯誤進行黨的集體反思，對建國二十八年曆史指出失誤的同時肯定進步和發展事實，用個案處理兼說服教育的方式對冤假錯案一次性處理，在不損害毛澤東光輝形象 的情況下在領導層麵上對毛澤東進行保護性批評，用三、五年時間內實現毛澤東時代的“軟著陸”是完全可能的。“文革”在毛澤東逝世後即自動結束，高考恢複、科技大會 召開，人民的思想覺悟和勞動熱情繼續高昂;  如能善加利用和引導，對過去采取辯證的揚棄方法論，中國的改革開放將會更加順利，今日中國的很多弊端也不會這樣 嚴重。

多 年來，每當想及"中共"通過《決議》這種疾風暴雨方式結束毛澤東時代，並放任政界文藝界對毛澤東肆意攻擊和報複時，總深感惋惜。為國家失去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 的堅固社會和政治基礎而心痛萬分。頭腦中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中國的赫魯曉夫”概念。這一概念隨著研究的深入而越來越明晰：原來，鄧小平正是毛澤東一直擔 心的“中國的赫魯曉夫”;《決議》除了“毛澤東同誌的功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這一毫無意義的二分遮羞布外，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異曲同工。赫魯 曉夫的“秘密報告”開創了蘇聯和東歐曆史上思想空前混亂的時代，培養了導致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的一代領 導人和人民。鄧小平及其《決議》開啟了新中國曆史上思想空前混亂的八十年代，並影響了一代人。

蒼天有眼，當我中華民族在東方崛起。蘇聯解體、東歐巨變發生及時，讓中國知識分子猛醒，給中國人民上了生動的一課，初步結束了持續十多年的思想混亂。這即 是執政黨的幸運，也是我中華之福。毛澤東時代還不太遙遠，那時的人還在。知識分子們重新購回已扔掉多年的《毛澤 東選集》，掀起了全國性的、自發的“尋回毛澤東”的高潮。他們在《毛選》裏看到了對現實世界的精辟分析，開始用“矛盾的、鬥爭的方法”辨別這個本來就很複 雜的世界。當克林頓訪華，向中國的大學生們兜售“民主自由”時，學生們非但沒有照單全收，反而送上了“湖南的紅辣椒”。 .

毛 澤東時代培養的年輕人已成功地肩負起當今中國的領導責任，今日的中國青年也完全有能力肩負起這個強國未來的重 任，雖然當今教育方法和幹部選拔製度弊端甚多。這是毛澤東幾十年致力於民族教育和改造的結果，決不是什麽“集體智慧的結晶”;  沒有鄧的“集體智慧”，“結 晶”也許會更美。

與受惠於毛澤東思想的大陸知識分子相對照，港台部分知識分子在看待國內國際政治問題、中英關係、中美關係、中日關係等方麵還停留在“六·四”之前大陸知識分子的思維層麵上。至此，誰還能說毛澤東建國後一係列政治運動完全錯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