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不要暴力但也不怕暴力
走資派篡權後縱容和圈養的特色黨的黨校內某些磚家叫獸們, 用心險惡抹黑當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工農紅軍戰士們反抗蔣介石國民黨軍時是"大刀長槍亂舞,火光燃起,扭打廝殺。中共嗜好暴力血光,以恐怖維持統治,........", 是在抹黑、詆毀、造謠和誹謗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的紅軍戰士。作為"黨校的磚家叫獸"不知道這段真實的曆史嗎? 首先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廣大的勞動人民的領頭人, 是得到中國大多數人支持和擁護的, 從建黨的幾十個人到新中國的建立的實踐所證明的。這是中國近代曆史上事實經曆和存在過的。而蔣介石國民黨代表的是地主資本家少數人利益的, 失敗後逃亡至幾個中國的海島上去了, 這也是中國曆史上發生過的曆史事實。基於這正反兩方麵的曆史事實, 在紅軍年代的國軍是武器裝備精良. 國民黨的軍隊兵員大於紅軍幾十倍的武裝集團, 是蔣介石國民黨軍在圍剿追殺約有八萬左右的紅軍。一方是機槍大炮, 一方是大刀長槍, 是機槍大炮的強暴力在圍剿追殺隻有大刀長槍的紅軍, 紅軍不反抗必定全軍滅亡, 反抗了最後剩下一萬多紅軍。從這個故事中是誰在用暴力? 是誰嗜好暴力血光? 是誰恐怖維持統治?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思考和應對,給我們最大的啟迪,就是毛澤東對待戰爭與和平的態度。毛澤東對待和平與戰爭的基本態度有三條:第一,我們需要和平,不要戰爭;第二,我們需要和平,但我們不懼怕戰爭;第三,對戰爭要有準備,準備沒壞處。首先,我們需要和平,不要戰爭。
這既是中國實行社會主義製度決定的,也是新中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新中國奉行的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實行“積極防禦,絕不先發製人”的戰略方針。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在不同的場合反複強調:“我們要和平,不要戰爭。”(《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第229頁。)
毛澤東不光是這樣說的,實踐中也是堅持這樣做的。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高舉和平的旗幟,與好戰的美國作鬥爭,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勝利,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讚賞。他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在日內瓦,我們抓住了和平這個口號,就是我們要和平。而美國人就不抓這個東西,它就是要打,這樣,它就沒有道理了。現在要和平的人多了,我們要跟一切願意和平的人合作,來孤立那些好戰分子,就是孤立美國當局,主要還是那裏頭急於要打仗的那一派。”(《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256頁。)
同年8月24日,毛澤東在會見以艾德禮為團長的英國工黨代表團時,有一段對話,很能反映毛澤東的和平意願。毛澤東說:中國是農業國,要變為工業國需要幾十年,需要各方麵幫助,首先需要和平環境。如果能得到幾十年和平就好了。
艾德禮問毛澤東:中國能不能和英國工黨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和平共處?毛澤東說:我認為可以和平共處。不同的製度是可以和平共處的。(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271、272頁。)60年代,毛澤東還多次對外賓說過:“誰說一定要打仗?一百年不打仗,我都讚成。”(《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447頁。)
針對帝國主義汙蔑中國是“好戰分子”的言論,1964年毛澤東在會見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時說:中國要和平,凡是講和平的我們就讚成。我們不讚成戰爭,但是對被壓迫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是支持的。美國說我們是“侵略者”,我們說它是侵略者;它說我們是“好戰分子”,我們說美國政府和大資本家是好戰分子。究竟誰是侵略者、好戰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來看。(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365、366頁。)
其次,我們需要和平,但我們不懼怕戰爭。和平是良好的願望,但能否實現和平,並不決定於這種良好的願望,戰爭的根源是帝國主義。這個道理,毛澤東多次闡述過。他說:“帝國主義的策略是可以靈活運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這是從資產階級的本性不能改變而來的。隻要有資產階級存在,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個時期,一個相當時期能夠避免,這是可能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310頁。)
他對阿爾及利亞革命委員會主席布邁丁說:這個社會製度不改變,戰爭不可避免。這個世界上是有帝國主義存在,俄國也叫社會帝國主義,這種製度也就醞釀著戰爭。(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521、522頁。)
既然世界上還存在戰爭,我們就得正確應對。毛澤東指出:“中國人民有這麽一條:和平是讚成的,戰爭也不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163頁。)“它(帝國主義)要打,你有什麽辦法?隻有打。怕打仗解決不了問題,不怕打仗也許好一點。”(《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90頁。)
1959年3月,美國著名黑人學者、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杜波伊斯博士和夫人訪問中國。杜波伊斯問毛澤東:“為什麽中國人不那麽害怕戰爭?”毛澤東回答:“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發動戰爭,你害怕有什麽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戰爭反正到來,你越是害怕,戰爭也許還會來得早一些。因此,我們有兩條:第一條,堅決反對戰爭;第二條,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打仗,我們就同它打。把問題這樣想透了,就不害怕了。”毛澤東還告訴杜波伊斯:“我並不要打仗,是帝國主義要打仗。”(《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632頁。)
1963年,毛澤東還告訴外賓:“我們熱愛和平。如果有人危害我們的獨立,我們的天性就是奮不顧身地起來捍衛。”(《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283頁。)
對戰爭要有準備,準備沒壞處。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有強烈的底線思維意識。他從不打無準備和無把握之仗,考慮問題總是從出現最壞情況設想,作應對最壞情況的準備,爭取最好的前途和結果;他從戰略上藐視敵人,從戰術上重視敵人。這一點,在他對待戰爭與和平的思考和應對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在戰爭與和平兩種可能性都存在,特別是戰爭的危險大於和平時,毛澤東的應對是:“寧可放在這個‘打’字上,第二個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要喪失警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498頁。)這樣,也才能做到有備無患。
“世界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92頁。)毛澤東這段話總結的是規律。
1970年7月29日,毛澤東會見羅馬尼亞武裝部隊部部長約尼查時說:“別人打我們,我們就要打,就是要有準備。準備沒有壞處,你不準備人家就欺負你。你準備好了他就可能不來,打來了也不怕,有辦法。”(《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14頁。)
1963年9月,毛澤東在修改《關於工業發展問題(初稿)》時,加寫了一大段話:“我國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共計一百零五年時間,全世界幾乎一切大中小帝國主義國家都侵略過我國,都打過我們,除了最後一次,即抗日戰爭,由於國內外各種原因以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告終以外,沒有一次戰爭不是以我國失敗、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告終。
其原因:一是社會製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後。現在,我國社會製度變了,第一個原因基本解決了;但還沒有徹底解決,社會還存在著階級鬥爭。第二個原因也已開始有了一些改變,但要徹底改變,至少還需要幾十年時間。
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當然,帝國主義現在是處在衰落時代,我國,社會主義陣營,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都是處於上升的時代,世界性的戰爭有可能避免。這裏存在著戰爭可以避免和戰爭不可避免這樣兩種可能性。
但是我們應當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力求在一個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改變我國社會經濟、技術方麵的落後狀態,否則我們就要犯錯誤。”(《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258—259頁。)“以有可能挨打為出發點來部署我們的工作”,這就是毛澤東的底線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