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毛澤東是如何信仰共產黨的?
毛澤東的成長經曆、所受教育和所處社會環境，使他很早就有了對窮苦人生活的感知，年少時就產生了讓所有的中國人都吃上飯的樸素願望，立誌為大多數中國窮苦人民謀得幸福。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毛澤東決定改造中國和世界觀，打倒剝削和壓迫人民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他曾真誠地走過“教育救國”的道路，也嚐試過建設“新村”，實驗和相信過自由主義、互助主義、改良主義和孫中山的國民黨, 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並為中國規劃了通過新民主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由社會主義走上人民幸福和民族振興之路。
中共一大召開之時，全國各地的黨員有58人。這58 人的出身、學曆、成分和職業十分值得注意：留日的18 人，北大畢業生17 人，其他大學的8人，中師、中學畢業的13 人，隻有2 人文化程度不高。從職業來看，擔任教師包括教授的17 人，在校學生24 人，報業人員、律師、職員、棄官不做的自由職業者等13 人，黨務和工會工作者2 人，典型意義上的工人2 人。這些人中不少都出身於富有和殷實之家，在“經濟”上並不那麽困難，有的還很不一般幾乎都是“人中呂布, 馬中赤兔”。比如即使現在看起來也是一幢“豪宅”的中共一大會址，就是上海代表李漢俊和他的胞兄當時的寓所。這樣一批人是社會中生活比較優裕的少數人，但是他們的成長被社會中“大多數窮苦人民”包圍著，在讀書的過程中，“為民立命”的傳統倫理，“人生而平等”的外來觀念，不斷地激發著他們思考和關心周圍“大多數窮苦人民”的責任感與使命感。毛澤東就是其中比較典型的一個。
毛澤東十四五歲時，在父親安排下去讀書。與眾不同的是，他讀能接觸到的各種書籍，通過書本裏的知識認識社會。那時書中都是帝皇將相沒有勞動人民。對周圍的觀察中感知發現整日勞作的人反而生活艱難。毛澤東十七歲時，湖南發生了嚴重的饑荒，長沙成千上萬的人沒有吃的。饑民派了一個代表團到撫台衙門請求救濟。經過戊戌變法的湖南人民已和古代饑民不同。當撫台不管饑民死活時，他們怒氣衝天，立即舉行遊行示威，並攻打巡撫衙門，砍斷了官府門前的旗杆，換走了撫台。但新撫台上任後，立即下令逮捕暴動的領袖，許多人被殺頭，掛在旗杆上示眾。這件事對毛澤東的震動很大，"官官相護"老百姓永無出頭之日，這事影響了他的一生。他覺得所謂“暴民”也是和自己家裏人一樣的普通人，並對他們所受的冤屈“深感不平”。讓他真切感受到窮苦人所受的欺壓和生活的不易。窮人沒有飯吃，自然要求富裕的人接濟，甚至發生了“吃大戶”的運動。他從事米糧生意的父親，也有一船米“被窮人劫去”。毛澤東不但沒有為父親護糧食, 反而將整船糧都送給了窮人。但這樣一些窮苦人的遭遇和反抗引發了他的思考：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盡管當時沒有找到答案，但影響了他對人生道路的選擇。
或許正因為早年對窮苦人生活的感知，在毛澤東初步有了改造社會的思想的時候，才會發出這樣的呼聲：“我們關在洞庭湖大門裏的青年，實在是餓極了! 我們的肚子固然是餓，我們的腦筋尤餓! 替我們辦理食物的廚師們，太沒本錢。我們無法! 我們惟有起而自辦! 這是我們餓極了的哀聲! 千萬不要看錯!” 如果政府社會不能解決我們的“饑餓”問題，隻好自己起來解決。他還進一步設問，並回答：“世界什麽問題最大? 吃飯問題最大。”如何解決吃飯問題是毛澤東一直關注的問題，也是他後來參加革命的動力。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仍然把吃飯問題作為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直到 1959年，他在黨內通信中都還寫道：“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讓所有中國人都吃上飯、吃好飯，是毛澤東少年時就產生的樸素願望，同時又是他成年後致力於社會改造過程中一直存在的理性追求。
由於毛澤東最初對窮苦人的了解主要來自成長地湖南，因此他對人民生活的關懷乃至奔走呼號也是從湖南著手。當時，湖南在軍閥統治之下，“疊受兵凶，連亙數年，瘡痍滿目”。張敬堯入湘以後，更是“加米捐，加鹽稅，加紙捐，加田稅，人民之膏脂全幹。洎乎今日，富者貧，貧者死，困苦流離之況，令人不忍卒聞”。為了受苦的湖南人民，毛澤東會同社會各界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驅張運動”，還上書中央政府，曆數其罪狀。此時，毛澤東還寄希望於中央政府，試圖用改良的方式來改變湖南人民的生活狀況。
但中央政府治下又能好多少呢? 以當時的北京為例，“中流社會以下之人均不能不感其苦痛。此猶就中等社會言之耳苟能收入至百元以上當可維持其生活，若收入少於是數而人口多於前表所礙之人，則生活維持當然不易; 至若下流勞動社會如車夫等則收入未必增多，而有吃無穿，兩饑一飽，其苦更不堪言矣! 唐人詩曰‘朱門酒肉臭道傍多死人’，每誦斯言輒為流涕，嗚呼!”當意識到整個中國大多數人生活都如此朝不保夕的時候，國家情懷和責任也就產生了。
早些時候，毛澤東在《商鞅徙木立信論》中曾提出，人民的幸福需要有良好的法令：“法令者，代謀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所以，當他開始致力於“幸福吾民”的時候也試圖從“法令”入手：“以後的政治法律，不裝在穿長衣的先生們的腦子裏，而裝在工人們農人們的腦子裏。他們對於政治，要怎麽辦就怎麽辦。他們對於法律，要怎麽定就怎麽定。議政法，辦政法，要有職業的人才配議，才配辦。無職業的人，對於政治法律，簡直沒有發言權。有職業的人，對於政治法律，又一定要去議，要去辦。你不去議政治法律，政治法律會天天來議你。你不去辦政治法律，政治法律會天天來辦你。”有人民的政治法律，才會有人民想要的生活，雖然毛澤東在探索改良的道路，但是明顯融入了馬克思主義的因素。1921年 4月，他在長沙《大公報》連續撰文指出，省憲法草案的最大缺點，就是對人民的權利規定得不夠。在他看來，需明確規定“人民有依其自由意誌求得正當職業之權”。這樣，人民才會有生存權。
中共一大之後，毛澤東在主持湘區工人運動時，更是以“勞工的生存權”相號召：一個人不僅要在做工的時候能生存。在‘老’‘少’兩段不能做工的時候”也應該“有一種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權利”; “大家注意生存權，就請注意湖南現在有多少人要餓死”。此時，毛澤東對能不能吃上飯的問題，已經產生了明顯的階級意識。1921年 11月，他在《勞工周刊》撰文提出：“勞動組合的目的，不僅在於團結勞動者以罷工的手段取得優益的工資和縮短工作時間，尤其在於養成階級的自覺，以全階級的團結，謀全階級的根本利益。”
在遭遇工人運動的失敗以後，毛澤東真切地認識到中國仍然是“軍閥的天下”，特別是認識到不僅湖南人民生活在“黑暗”之中，而且整個中國大多數人都在“封建的反動政治”之下：“人民百分之九十幾未受教育; 除開沿江沿海沿鐵路稍有點可憐的工商業外，全部都屬於農業經濟生活; 人民的組織，除開沿江沿海沿鐵路應乎他們經濟的情形有一點微弱的組織，像工商、教職員、學生等團體外，幾乎全是家族的農村的手工業的自足組織; 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陝西、甘肅、四川、貴州、廣西各地至今無一寸鐵路; 全國無一個有三十萬確實黨員的政黨; 全國無一家銷到二三十萬份的報紙; 全國無一種銷到兩三萬份的雜誌; 而中國全體有人口四萬萬。”這樣一種全國的視野，對“百分之九十幾”的人民生活狀況的關懷，表明毛澤東的國家責任和謀幸福對象日益明確。同時，這也在激發毛澤東思考：為什麽多數人受極少數軍閥的壓迫? 軍閥背後的支撐是什麽呢?
經過更大範圍和更高層麵的革命活動，毛澤東逐漸認識到，“極少數”背後還有一個“少數派”，那就是“鄉村宗法封建階級(地主階級)”，“不動搖這個基礎，便萬萬不能動搖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築物。中國的軍閥隻是這些鄉村封建階級的首領，說要打倒軍閥而不要打倒鄉村的封建階級，豈非不知道輕重本末 ?”
由封建階級這個“少數”又帶出來他更熟悉的農民階級這個真正的“大多數”。為此，他在參加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就號召廣大革命青年：“要立刻下了決心，向黨裏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麽，問他們要些什麽。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鬥，引導他們與城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聯合戰線。”
實際上他自己正是這樣做的，尤其是在大革命失敗以後，他深入農村，用了幾年的功夫，徹底弄清了農村的階級狀況：“地主人口不過百分之一，富農人口不過百分之五，而貧農、中農人口則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麵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麵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則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為這樣“百分之八十”的人而奮鬥，極大地增強了他對未來革命的信心。
毛澤東曾明確地說，革命就是要反抗“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動勢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階級，使中國大多數窮苦人民得享有經濟幸福”。在他看來，“幾個人享福，千萬人要哭”的社會是要不得的。可以說，“大多數窮苦人民”是否幸福，一直是他念茲在茲的。青少年時期對窮苦人的感知、同情、思考與成年以後對社會的觀察、接受的思想學說，最後有機結合在一起，凝聚成一種矢誌不移的誌向，化作一項無比神聖的使命，那就是為“大多數窮苦人民”謀“幸福”。那時毛澤東所理解、追求和向往的“幸福”，首先是要吃飽飯，而就這一點對四萬萬人民來說也是不容易的。
毛澤東發起成立新民學會時就曾指出，每個人都應有受教育的機會，以“造成新國民及有開拓能力之人材”，來作為“我國現社會的中堅”。毛澤東早年真誠地走過“教育救國”的道路。然而，這條道路太過於渺茫：“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 ”因此，采取補救的方法，諸如教育、興業等，固然是不錯，但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為此，毛澤東提出一個當時他所能想到的根本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他豪邁地宣稱：“天下者，我們的天下! 國家者，我們的國家! 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 我們不幹，誰幹? 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這裏，傳統的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與外來的政治革新觀念有機融合在了一起。毛澤東所嚐試的另一條改造道路是建設“新村”。“新村”之路走不通以後，毛澤東又逐漸產生了從局部著手“改良”的希望也走不通。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毛澤東看到了科學的真正的為農工階級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 毛澤東早年在給周士釗的信中明確表示：“現在我於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想從譯本及時賢所作的報章雜誌，將中外古今的學說刺取精華，使他們各構成一個明了的概念。”毛澤東反複讀了《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等無數類似的書和有關蘇聯十月革命勝利的書後, 才逐漸地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的信仰。毛澤東參加了初創中國共產黨的隊伍中, 毛澤東從此再“沒有動搖過”。“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這大本大源就是要從根子上來解決中國積弱積貧腐敗封建落後的軍閥政權。“全民族迫切需要這樣的共產主義，正如饑餓的人需要大米一樣。”要解決“全民族”的“饑餓”，唯有靠共產主義。為什麽要信共產黨 ?是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是為了實現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農工統治，是為了使全體人民都能得到經濟的幸福。而不是讓少數人先富! 這一步毛澤東親力親為奮鬥一輩子實現了。農工掌權執政了如何能保住不被複辟, 毛澤東臨走前也給農工階級們開好了藥方: 文化大革命! 後麵的路農工們就自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