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哺育了中國共產黨

中國農民哺育了中國共產黨

馬克思把人群分為少數資產階級和多數無產階級, 而社會人類整個曆史是以少數資本者剝削壓迫多數無產者, 財富被少數人占用大多數財富, 被壓迫被剝削者隻有忍耐甘為奴隸的曆史。因此馬克思號召"造反有理"、消滅私有製。用議和的方法成立了"巴黎公社",  但隻存在幾十天就被政府用暴力鎮壓了。列寧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吸取了教訓, 將工人們組織起來成立了工人武裝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鼓舞了中國的留學生們, 紛紛回中國組織工人武裝攻打占領城市,  但迎來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敗。實踐證明照搬外國的模式和外國的經驗在中國是行不通的。

在中國共產黨召開的第三次黨代表大會上，毛澤東說，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並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地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因此，他號召“有大批的同誌，立刻下了決心，去做那組織農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決心，把農民問題開始研究起來。要立刻下了決心，向黨裏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什麽，問他們要些什麽。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鬥，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指出：“全黨必須明白，土地製度的徹底改革，是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一項基本任務。如果我們能夠普遍地徹底地解決土地問題，我們就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

毛澤東將中國農民問題的解決與中國革命的出路結合起來，將中國農民的翻身解放與中國社會的變革聯係起來。他為中國農民開創了一條通向翻身解放的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他把農村視為革命的主戰場，把土地問題作為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把中國農民當作中國革命的主力軍，領導農民去推翻不能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國民黨反動政權和鏟除中國幾千年封建專製統治的社會基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製。在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過程中，毛澤東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製定了沒收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私有，變封建地主土地私有製為個體農民私有的政策方針。這種方針，既是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在解決中國農民土地問題方麵的一大創造，也適應了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受到了廣大農民的歡迎。

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再到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毛澤東為解決農民土地問題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土地改革從解放戰爭時期開始進行，到新中國成立後的1952年冬，除台灣省和一部分少數民族地區以外，全國的土地改革基本結束，使三億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分得了約七億畝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免除了過去每年向地主交納的約七百億斤糧食的繁重地租，徹底消滅了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封建製度的基礎——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製。

中國共產黨的土改政策當時得到了愛國民主人士和起義將領的支持。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說：“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製的存在，阻礙了人民的中國走上工業化現代化的前程，我們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每一個參加單位，都以最大的決心，來完成土地改革這一曆史任務。”愛國起義將領劉文輝說，“我就是一個大地主。拿四川話來說就是‘大紳糧’。我將無條件無保留地獻出我所有的一切土地，分給農民，在沒有實行土改以前，當然還要照章納糧稅。今天是川康所有‘大紳糧’應該覺悟的時候了！”愛國起義將領盧漢說，土改“關係今後建國的根本。”“自己原是一個地主，回到家鄉，一定要多方解說，勸導，為實現土改而鬥爭，自己首先放棄過去地主享有的非法權益。”愛國起義將領鄧錫侯說，“這樣一個土地製度的改革，在我個人，我可以坦白地說，是和我本階級（地主階級）的階級利益相衝突的”。“我願誠摯的擁護這樣的一個土地改革，我要堅決的放棄本階級的利益，來服從全國人民的利益。”“我抱定決心，不僅做到軍事上的‘起義’，而且更要做到階級上的‘起義’。”

土地改革使中國共產黨贏得了農民的支持。毛澤東指出：“我們已經在北方約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的地區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這個偉大的成績。我們的解放戰爭，主要就是靠這一億六千萬人民打勝的。有了土地改革這個勝利，才有了打倒蔣介石的勝利。今年秋季，我們就要在約有三億一千萬人口這樣廣大的地區開始土地改革，推翻整個地主階級。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傅作義說：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勝利，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因為“共產黨以工農大眾和全國人民的利益基礎，在鄉村徹底解決了土地問題，得到廣大農民的擁護。”

土地改革使農民政治上獲得翻身。韓丁的《翻身--一個中國村莊的革命紀實》和克魯柯夫婦的《十裏店--一個中國村莊的群眾運動》，分析了土改對農民的“翻身”意義。韓丁特別界定了“翻身”的意義：“對於中國幾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來說，這意味著站起來，打碎地主的枷鎖，獲得土地、牲畜、農具和房屋。但它的意義遠不止於此。它還意味著破除迷信，學習科學；意味著掃除文盲，讀書識字；意味著不再把婦女視為男人的財產，而建立男女平等關係；意味著廢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選舉產生的鄉村政權機構。總之，它意味著進入一個新世界”。

土地改革重組了中國基層社會結構。在土地改革過程中，毛澤東非常強調“普遍發動群眾”、“整頓基層組織”作為土改的第一個階段和“一個最基本的環節”，反對恩賜，樹立農民群眾在農村中的政治優勢，提高群眾階級自覺性，發動階級鬥爭，使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實現“土地還家”。這種改革，不同於中國曆史上曆朝曆代的“改朝換代”，不同於開明皇帝用恩賜辦法，“均土地，抑豪強”，實行“讓步政策”，而是通過推翻舊政權，代之於人民政權，徹底砸碎舊秩序，重構了中國幾千年的農村社會結構，改變了“一盤散沙”的局麵，實現了全國一盤棋，加強了中央政府的整合能力，對促進農村現代化具有重大作用。

獲得翻身解放隻是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第一步，為解決農民共同富裕問題提供了政治前提。站起來的中國農民，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又在毛澤東的帶領下，開始解決共同富裕問題。毛澤東是通過實現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來解決農民共同富裕問題的。在生產關係方麵，通過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實現集體化，從製度上保證農民共同致富；在生產力方麵，通過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和農村工業化，推進農村現代化，為實現農民共同富裕創造牢固的物質基礎。“我們黨在農業問題上的根本路線是，第一步實現農業集體化，第二步是在農業集體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和電氣化。”毛澤東還提出實現農村工業化是農村偉大光明的前途。

毛澤東認為農村隻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真正解決農民共同富裕問題。早在1943年他就認為，在中國的農村中，“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入永遠的痛苦。克服這一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在新中國成立前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他又明確指出：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多次指出組織農民走集體化道路是解決農民共同富裕問題的唯一途徑。“就農業來說，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國農業唯一的道路。發展互助合作運動，不斷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這是黨在農村中工作的中心。” “發展農業可以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道路：讓農民的命運掌握在地主、富農和投機商人的手裏，極少數人發財而大多數人貧困和不斷破產。一條是社會主義道路：讓農民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掌握自己的命運，共同富裕和共同繁榮。這兩條道路的鬥爭在我國過渡時期中將長期地存在，但是，由於農業合作化的基本完成，我國絕大多數農民已經擺脫了前一條道路，走上後一條道路。今後的任務是要盡力鞏固合作化製度，同時繼續反對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毛澤東一方麵不斷探索和完善農村社會主義製度，一方麵反對各種資本主義道路傾向。

從1953年開始，在毛澤東的倡議下，國家按照自願互利和示範的原則，把農民組織起來，走上了合作化道路。隨著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中國農村在1956年普遍建立了高級農業合作社。糧食連年增長。農業合作化為農民集體致富提供了組織和製度的保證，實現了讓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絕種的要求，消除了曆史上個體農民分化的可能性，有助於所有農民實現共同致富。正是集體所有製為農村的社會主義方向提供了製度基礎和現實保證。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標誌著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製度在農村的確立，開創了我國農村現代化的社會主義模式。

農村合作化運動，不僅是對農村和農民進行經濟上的和政治上的改造，也是對農民進行思想上和道德上的改造。不僅要看到整個農村和農民經濟上政治上的徹底改變，更要看到中國全體農民在精神上道德上所獲得的曆史性偉大進步。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由經濟上政治上的社會改造所引發和造就了我國農民精神上道德上的偉大解放和偉大進步。在中國共產黨有組織的思想啟發和教育下，廣大農民群眾起來與自己身上千百年來的舊思想、舊道德展開各種各樣的鬥爭，從中培養出了先進的社會主義的思想覺悟，中國農民的精神麵貌同土地製度的改革一起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又一個偉大曆史功績，對促進和保證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有著難以估量的偉大曆史作用。

通過農業合作化，中國農村走上了通過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的道路，避免了資本主義農業現代化之苦。資本主義根本解決不了農業問題。毛澤東認為農村生產資料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容易促進農村生產力的發展，越有利於保證農民共同富裕。所以他1958年又發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並為探索人民公社的具體運行機製付出了無盡的心血。他在談到為什麽要從高級社過渡到人民公社時說：“人民公社化以前，很多地方都暴露了這類問題。合作社的規模小，土地不能統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庫，得利的在下遊，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遊。明明應該建設這樣的水庫，但是由於這些利害關係，無法進行建設。廣東的漳市社，山裏有很多森林資源，但是勞動力不夠，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餘的勞動力，可是不能上山勞動；其他如手工業、運輸業等等，也都不能統一安排，妨礙生產發展。成立大隊、組織公社以後，這些問題都解決了。”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農村中原來的生產資料集體所有製擴大和提高了，並且開始帶有若幹全民所有製的成份。人民公社的規模比農業生產合作社大得多，並且實現了工農商學兵、農林牧副漁的結合，這就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和整個農村經濟的發展。”“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既有利於農業生產的持續躍進，又可以培養農民的集體主義觀念、共產主義思想，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

“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於社會製度方麵的由私有製到公有製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麵的由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在農業方麵，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由合作化，然後才能使用大機器。”“在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中的改革將還是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的改革將是社會改革和技術改革並進。”“中國隻有在社會經濟製度方麵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麵，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麵貌全部改觀。”按照毛澤東有計劃的建設社會主義,  相信一定會強過不管黑白道摸石頭過河讓少數人先富的胡亂治國的走資派複辟的特色政府了。

[古樹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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