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所有製下的生產和消費

 集體所有製下的生產和消費

作者: 金寶瑜

1975年，一支由十二位美國學術界專家組成的訪問隊來到中國，他們的目的是了解中國農村辦的中小型工廠。他們一共參觀了十個人民公社，五十個工廠。這些工廠的工人至少50個人，多至600人，它們用的技術多半是本國的技術（不是最新的或是進口的技術），這些工廠都是人民公社或大隊集體所有，它們的產品基本上是為農業服務的。 根據這個訪問隊的觀察，這些工廠不斷地更新技術、不斷地發展新產品和擴大生產的規模。另外，參觀隊還注意到，這些工廠的重要事情，根據是否適合地方上的需要，都是由地方決定，不必通過中央審核，免去了來回幾上、幾下地浪費時間。這些基層的工業為農業生產所提供的農用機械，減少了勞動強度。以水稻生產為例，農民省去了四種必須彎腰的工作，即播種、插秧、除草和收成。他們見證了，到了七十年代時，每年大量的農田基本建設和農村工業的生產，中國的農村已經達到充份就業。

人民公社成立之後的二十年裏，中國的農業生產持續增加。糧食生產從1952年的一億八千一百萬噸，增加到1977年的二億八千五百萬噸。除了1959－1961年之外，糧食生產以平均超過3%的幅度增加，高於同一時期的人口增長率。此一時期的增長率打破了中國過去糧食增產的紀錄，也打破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紀錄。 到七十年代末，中國在食品方麵已經能夠自給自足。中國在糧食的國際貿易隻是用來平衡國內市場。例如，在1975－1977年間，中國平均每年進口約四百萬噸的糧食，僅占總生產的一小部份，而它出口的糧食和其它農產品也是如此。

人民公社與國家合作設立了四萬多個農業技術推廣與改良站，在縣、人民公社、大隊和生產隊四級合作的網路下遍及整個農村。 這些農業技術推廣與改良站從事各方麵農業生產研究，包括新種子的培殖、土壤的改造、和嫁接等技術的改良和推廣。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許多大學的研究農業的專家們，下鄉來幫助這些技術推廣站發展。這一切努力大大改善了農業生產的科技水準。在新品種培養上有一個值得一提的經驗，雜交稻米異常快速地由育種進入大規模生產，這是一個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它表明中國能夠將作物培育成果以極快的速度推廣到大規模生產，速度要比它國家快上好幾年。在熱帶以外的大多數培育計畫從開始雜交到大規模生產需要8到10年的時間，因為傳統育種通常需要經過六到七代的雜交與選擇過程，才能使雜交種籽的特性穩定下來，然後在試種中進行評估，最後才是大量繁殖、宣傳與說服農民采用。中國已經組成了一個選種體係，每年可以生殖三代，這個體係通常包括三個改良站，一個在原產地省份，另一個在亞熱帶的南昌（江西省），第三個在熱帶的海南島。……再者，透過“四級研究網站”（縣、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建立，中國已逐步發展出一個體係，可以在最短時間內達成同步完成穩定、選擇適應當地條件的種籽、鑒定以及大量繁殖。”  這說明了如果沒有通過集體下的培養品種的係統，是不可能如此快速地完成各種新品種的培育的。

 農村工業化的發展──社隊辦工廠。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不僅是要在農業生產上躍進，而且要在農村工業化上躍進。具體來說，就是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工業產品，不隻依靠城市裏的工廠來供應，而是在農村發展自己的工業。最初發展的就是五小工業，包括鋼鐵、化肥、水泥、機械（特別是農機的保養和修理）和能源（包括煤礦）。“大躍進”中，農業經過三年困難時期，三年困難時期有一些客觀的因素，像水災和旱災的自然災難，也有一些在執行政策時所犯的錯誤，包括操之過急和因謊報收成而造成的過高的稅收。另外，中國和蘇聯發生了政治上的爭執，蘇聯要求中國馬上還清在抗美援朝戰爭時中國欠蘇聯的債。在三年困難時期，農村的工業無法發展，許多設起來的工廠也隻好“下馬”，到了1963－1964年時農業生產恢複穩定，農村人民公社和大隊辦的企業快速地發展起來，在僅僅十年的時間裏，農村的工業蓬勃發展，取得了驚人的成績。他們在各地參觀時常常聽到農民用“從小到大”、 “從點到麵”、 “從土到洋”來形容他們對農村工業發展的積極和樂觀的態度。

生產隊負責計劃和執行每年的生產和分配，生產隊長不脫產，他（她）籌劃和安排所有關於生產的事宜。在每年的收成中，為了保證所有隊員的食物需要給每個社員留下口糧，不管隊員是否勞動，也就是不管是老的不能繼續勞動的，還是小的還沒達到勞動年齡的，都可以分得口糧。扣除了口糧後，生產隊需要扣除交給國家的稅，之後留下為未來生產所需要的投資的公積金和為隊員福利所需要的公益金。在這些都扣除之後，剩下的一年收入，再根據社員一年出工的日數和每次出工所得到的工分來進行分配。

因為中國農業生產仍然很低，即使在不斷地增加，還是不能一下提高很多，在生產量低的限製下，生產隊在扣除了各種項目之後，常常剩餘不多。特別是在比較貧窮的地區和比較貧窮的公社，在扣除所有必須支付的項目後，可以根據工分來分配的部份剩的不多，因此每個工分所能換到的收入也就很少。在這種情況下，就很難體現多勞多得的結果。譬如，一個年輕力壯的人，每年出工300天，每天可得10工分，共得3千工分，另外一個年紀較大，體力較差的人，每年出工150天，每天得7工分，共得1千零50工分。但是因為每個工分所值很低，這兩個付出的勞動量差別相當大的隊員，他們的收入差別卻並不是很大。也就是說，在生產力仍然很低的情況下，如果分配照顧到社員的需要，就不能很好地實行按勞報酬。這的確是在生產力低落國家實行社會主義的一個困難，因為多勞不能多得，會挫傷人的積極性。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困難使得一些人動腦筋，想要在別的方麵多賺點錢，比如把生產的東西拿到自由市場去賣。這說明了走資派所提倡的“三自一包”，有一定的物質基礎。這就是前麵提過的在生產力發展落後的國家，要進行社會主義發展的困難。

初步滿足農民基本生活需要，農村醫療保健與文化教育的普及與提高。在工農聯盟的政策下，國有企業和人民公社之間在一些發展上，無論是工業還是農業，或是教育和醫療衛生都取得緊密的、互為支持的發展。因為人民公社保障了農民在基本食物上的需要，同時從公益金裏和在國家的援助下，農民的醫療保健和教育也得到了保障和提高。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都市與農村在醫療保健的資源上得到了重新分配。

在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的醫療保健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1949年時中國全國隻有二千六百所醫院，到1978年時，中國醫院增加到六萬四千四百二十一所。但是醫療資源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分配很不平均，以廣東一省為例，三分之二的醫院病床、70–80%的政府醫療經費和60%的醫療人員，都集中在居民占20% 的城市。醫生與人口的比例在廣州是1:600，在廣東的農村是1:10,000。文革時，大批醫療人員下鄉，他們在農村訓練了大批赤腳醫生，每個生產隊都有一個不脫產的赤腳醫生，他（她）們了解一起生產的隊員的狀況，隊員生病時，他（她）們可以識辨病情，如果自己不能醫治，可以送到生產大隊的醫療站，更嚴重的病就送公社或縣級醫院。

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用了30年時間，就完成歐洲用100年的時間完成的人口轉型。所謂人口轉型，即人口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轉變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這是社會發展進步的標誌。1949年，中國的人口死亡率為20‰，出生率35‰，還是典型的傳統社會。而到1957年，人口死亡率就下降到10‰，即使是三年困難時期有反彈，也顯著低於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水平。到了20世紀七十年代末，人口死亡率已經下降到5‰ 左右，這主要是由於營養的改善、基本醫療衛生的普及等原因。

基本醫療的普及和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30年的又一個突出成就。基於新的經濟和社會製度，新中國建立了一套嶄新的和獨特的醫療衛生製度。在保障模式上，主要依托國有企事業和人民公社，迅速實現保障全麵覆蓋；在資源配置上，麵向工農兵，以農村為重點，優先保障基本服務的提供；在服務內容上，重視麵向群體的公共衛生服務，而不是像西方強調麵向個人的醫療服務；在技術路線上，以預防為主，中西結合，采取低成本適宜技術，而不是以治療為主的高成本資本密集型技術；在提供服務上，即依靠專業人員，又依靠經過簡單培訓的初級醫療衛生人員，使醫療衛生和群眾工作相結合。這條道路，超越了當時西方社會醫療衛生商品化、專業化、以治療為中心的路線，實現了麵向全民、預防為主，以較低的成本維護了人民健康。

社會主義如何普及全民的醫療和衛生，與資本主義把醫療當作賺錢的商品的基本差異，在農業集體化下，農民營養得到普遍的提高，以及在醫療資源的配置上，麵向工農兵廣大群眾，並且把重點放在農村。 而且正是在工農聯盟的基本政策下，依托了國有和集體所有，中國建立起來這套嶄新的保障全麵覆蓋的醫療衛生製度，創造了新中國健康的奇跡。在1965年前中國的醫療保健工作集中在城市，1965年之後重點才移向農村。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人體弱多病，早亡，醫療健康體係缺無，被別的國家恥笑為“東亞病夫”，到了七十年代末，中國人的健康得到難以想象的進步，我們看到那時中國年輕人，身體是那麽的健康，精神是那麽的飽滿。

在集體時代農村的教育的提高和改進是另一個奇跡。1949年，中國人民的文盲率，占百分之九十，……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中國農村開始大辦教育。由於自然災害和管理不善，大躍進期間辦起來的許多民辦學校被迫下馬。後來到了六七十年代，農村教育有了第二次發展高潮。以山東為例，結合河南、河北、安徽、貴州等地的農村考察的結果，幾乎每個村子都辦起了自己的小學，農民的孩子可以不出村，免費上小學，建國之初，即墨縣有一千零五十個村子，七十五萬人口，但隻有一所高中和七所初中，後來初中擴大到二百四十九所，平均四個村子一所。文革中的高中從一所發展到八十九所，平均每個公社有三所。到了1973年之後，農村的高中已經免費了。

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農業集體化建設。在農業集體化後的20 年中，農民辛苦地將大量勞動力投入土地，他們收集人和畜類的糞便以及一些沒有利用價值的植物，加以處理用來做有機肥。這是一項需要花費很多勞動力才能完成的工作，但可以改善土地的肥力以便增加畝產。中國農民還將大量的勞動力用來平整土地和治理中國的灌溉係統。平整土地是為了給農業機械化創造條件，治理灌溉係統則是為了減少自然災害對生產的影響。中國農民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把中國極有限的可耕地變成高產田和穩產田，為農業的未來開辟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寬廣大道。農民的努力在短短的20 年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卻被資產階級汙蔑為“大鍋飯，養懶漢”。

人民公社的20 年裏，土壤的改善、新品種的培植和其他農業技術的改進，使中國農業的畝產量翻了一倍，實現了中國多少年都無法達成的糧食自給自足，大體上不再依靠糧食進口。在“農業學大寨”的運動中，鼓勵農民學習大寨的精神，把中國所有的農田都建設成高產穩產田，也就是說不但畝產要提高，而且在大力修建灌溉係統後，農民可以抵抗自然災難，穩定農業生產，中國人民便再也不用靠天吃飯。但是到資本主義改革時，高產穩產田還隻占農田的一半。其實完成另一半農田的高產穩產，應該隻需十年到十幾年，因為到了七十年代末，農村已經擁有相當可觀的機械，可以幫助挖土和整地。但是人民公社解體後，中國的農村建設不僅不再向前進，反而急速地向後倒退。

中國農業如此輝煌的成績隻有在農業集體化下才有可能完成，集體化是在中國共產黨鞏固工農聯盟的經濟政策下完成的，這就是農業在短時期內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在中國社會主義的工農聯盟經濟政策下，當工業有了發展後，用資源來支持農業發展。中國在工業生產的計劃中，對與農業相關的工業（各種農機、化學肥料等）在投資上受到特別的重視，不但要保證農用工業產品產量逐漸增加，而且要用低價賣給人民公社、大隊和生產隊，使它們可以買得起，隻有這樣農業所用的工業產品才會逐年增加。 除了保證農業生產所需的工業品的供給外，中央政府更用增加農產品收購價格和降低工業品出售給農業的價格，來減少工業產品和農業產品交換價格之間的剪刀差。另外，中央政府更用降低農業稅的辦法來減輕農民的負擔，並且增加對農業的投資，像紅旗渠一類的大型水利建設，都是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