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為
人世間所有事情的成敗完全在於每一個人是否能夠努力去嚐試去想然後腳踏實地的去做!
商人有祖國，買辦沒有。
《我隻是一個商人》商人也是人，一個社會意義上的人是有祖國的。你的財富、名聲、權勢，都來自於你的國家，你的人民，來自這一片土地，你不能在富有之後，就卷走財富，並且聲稱自己超然物外，沒有國籍，沒有故鄉，裝逼說自己屬於世界，屬於地球。
作為商人，一定要明白，自己吃誰的飯，是誰養活了自己，在關鍵的時刻，應該站在哪一邊? 受過九年義務教育的同學，大概都知道“弦高退秦師”的故事，弦高是鄭國商人，在國外經商的時候聽說秦軍要入侵自己的祖國，此時他一邊向鄭國報告敵情，一邊偽裝成鄭國使者，犒勞秦軍;秦軍以為鄭國已有防備，隻好班師。
鄭國君主要賞賜弦高，他卻拒絕道：“作為商人,忠於國家是理所當然的,如果受獎,豈不是把我當作外人了嗎?” 春秋時候大名鼎鼎的管仲也是商人出身，做到了齊國相國，一生最拿手的本事，就是搞“貿易戰”，他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首，人家沒有祖國嗎?近代的張謇、盧作孚、榮氏兄弟、侯德榜，都是“商人”，可他們沒有祖國嗎?
有一句屁話叫做“資本沒有國界”。這句話來自於國際金融資本家們，以猶太資本為首的國際金融資本確實是是沒有國界的，資本主義製度實際上就是他們發明的用金錢控製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和經濟，他們作為幕後黑手操控資本主義國家來對全球實行金融殖民的製度，所謂的把權力關進籠子，就是被大金融資本控製了政治經濟，把政府和政客變成了他們的提線木偶。
但從來沒人敢說：“資本家沒有祖國”! 我不講中國，我講美國，美國的資本家，比我們的某些“商人”更有立場，更講政治，也更愛國! 特朗普是什麽人? 商人，一口一個“讓美國重新偉大”，一口一個“一定要遏製中國”。索羅斯說什麽? 他說：“我對擊敗中國更感興趣!”。巴菲特一個炒股的資本家，滿口都是“最好的投資就是愛國”! 去年甲骨文公司的CEO，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直接講出了“中國威脅論”，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資本家，早已把他們的個人命運和國家綁在一起。我說個最坦白的道理——美利堅興，他們繼續躺著數錢;美利堅亡，他們就是無根的浮萍，待宰的肥羊。
而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商人和資本家，卻恰恰相反，一屁股坐在發達國家那邊，那國內的利益，去輸送給自己的“洋大人”，一旦“洋大人”和祖國之間有了分歧和衝突，他們更是堅定地站在洋大人一邊，指責自己的祖國做的不好，做出的讓步不夠多，居然不肯向洋大人妥協......
這種人，自清末以來，數不勝數，其實，他們不配叫做商人，更不配稱什麽“資本家”，他們隻是“買辦”而已，什麽叫做買辦?就是吃著我家的飯，拿著我家的工資，還要把我家的財物偷出去，賤價賣給外人，從中獲得一點蠅頭小利。買辦不希望國家發達起來，不希望國家擁有真正的工業和科技，他希望國家永遠落後，永遠低人一頭，永遠需要去高價買洋大人的東西，他們才可以從中賺錢。
他們對損公肥私、掏空國家、剝削人民得心應手，你讓他對國家的經濟、工業、農業做點貢獻，他是死活都不肯的，那比要他的命還難。在他眼裏，什麽道德，什麽法律，什麽政治，都無關緊要，他和他的錢最重要。
最近某位老先生，就給我們上了一堂課，你和他講道德，他和你談法律，你和他談法律，他跟你談自由，你讓他翻譯翻譯什麽是自由，他說自由就是不要追究，要“網開一麵”。
《我隻是一個商人》是老家夥2016年轉移香港和內地資產、投資英國之後寫的文章，當時大家也沒怎麽批評他，有人不過寫了篇《斯人已去，不必挽留》，他就就跳腳跳上天，說“我隻是一個商人，不要拿道德來要求我!”可見他心胸氣度很差，難怪給亡妻修了那麽一個破樓。
我在想，難怪很多頂級富豪都信神信鬼信宗教，原來他們眼裏早已沒有道德，沒有法律了，因為他們太有錢，權力太大，以至於人間的道德和法律在他們麵前失效了，所以他們不關心人類，隻關心自己，所以他們就隻好“不問蒼生問鬼神”了。他曾經花15億，在新界大埔區，建了全球第二高的觀音像，他一生假惺惺做慈善、買口碑，卻沒有真的關心過，那幾百萬每天給他交錢，卻沒有正經地方住的人民。你這“慈悲”，給誰看呢?
這種人，既虛偽，又矯情，脾氣還大，不允許批評。
這半年來的行為，也證明了這點，說不得罵不得，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自己大放厥詞說什麽“黃台之瓜，何堪再摘”，扯什麽“最好的因，最壞的果”，被人批評後，迫不及待跳出來對線，消停了沒幾天，又扯什麽“對未來的主人翁網開一麵”，被懟了之後 又跳出來扯“我不是這個意思”。
總之不管他什麽意思，老先生是不能批評的，無論這裏變成什麽樣，這位老先生也是沒有責任的，“我就是個商人而已!”
同樣都是商人，人和人怎麽就那麽大的區別呢?
前幾天，任正非接受《經濟學人》采訪的時候說：“某地的情況恰恰是極端資本主義造成的，大資本家們掙了非常多的錢，連小報亭、地下停車場、咖啡廳很多都是他們掌控的，拿走了太多的利益，普通老百姓沒有多少錢，很多人生活水平很低。”
講道理，任正非也是商人，也是賺錢牟利的，人家怎麽就能坦坦蕩蕩把資本主義的本質赤裸裸剖開展示在大家麵前呢?人家怎麽就能說人話，做人事呢?
剛剛說到的那位老先生不是商人，商人也是有祖國的，他也不是什麽民族企業家，民族企業家也是有產品的，他的產品是什麽?
他一切的財富，都來自於這塊土地，和這塊土地的人民，他的崛起和暴富，也賴於這塊土地給他的政策和便利，現在，他是個加拿大人，大量資產在英國。
商人有祖國，買辦沒有。
而蔣介石和國民黨是如何對徒毛澤東的親人和中國共產黨人的?
假如毛澤東和中共產黨如同蔣介石和國民黨一樣殺, 還會有這麽多來罵毛澤東和中共產黨嗎?
1975年3月19日，對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實行特赦釋放，並予以公民權。這次特赦是沒有任何前提條件的一次赦免。
1963年4月9日、1964年12月28日、1966年4月16日，對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三次共釋放了145名“戰爭罪犯”。
1960年11月28日和1961年12月25日，對經過一定期間的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實行特赦，兩次共釋放了118名“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爭罪犯”，包括範漢傑、李仙洲、廖耀湘、杜建時等。
1959年12月4日，對經過一定期間的勞動改造，確實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特赦共釋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戰犯33名。被特赦的戰犯中，包括偽滿洲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和蔣介石集團的高級將領，如王耀武、杜聿明、鄭庭笈、陳長捷、宋希濂等。
研究曆史，必須尊重事實，而不是斷章取義甚至虛構；回顧曆史，必須尊重個人經曆，但是更要站在整個國家和曆史的全貌上來回顧，而不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區公所裏可有咱的人。“一句話就把老鄉們給嚇住了。從他們一生的經曆中，農民群眾深知，你要是在區公所裏沒有沾親帶故的人，去告狀也是白搭。生活世故使他們誤以為八路軍的政府與其它政府都是一丘之貉。
那些不法地主一麵在幹部和群眾之間進行挑撥離間，一麵采取高壓手段迫使群眾敢怒而不敢言。當時，大多數村子都尚未進駐八路軍，地主就乘機對農民群眾進行威脅，說什麽誰要想召開清算大會，就會遇到嚴懲。他們不光是進行威脅，有時公然綁架苦主，甚至雇人放“黑槍”暗殺積極分子。
這樣的形勢給共產黨增加了很大的壓力。當某個漢奸被憤怒的群眾清算之後，其家屬往往也就失去了生活著落。這種狀況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勢將帶來無政府主義，並引起普遍的不滿情緒。另一方麵，地主正在極力壓製農民，而農民又急需土地，他們對土地的要求越來越強烈。對於這些受到地主威脅的農民，如果不及時采取措施為他們撐腰，他們就會陷入絕望之中。
農民對土地的要求，使共產黨處於進退維穀的境地。他們實行了八年的改良方針，現在客觀形勢的發展要求他們采取革命的方針。在政治上改變方針，不象足球比賽中交換場地那樣方便。如果他們滿足農民的要求，就必然會使一部分抗日地主離心離德，這些地主在抗戰期間分別擔任了地方政府甚至邊區政府的領導職務。同時，他們也會因此失去國民黨統治區民主人土的同情，乃至失去國外人士的普遍好感。他們在國外一向被視為是開明的民主主義者和俠義之士。可是，如果他們不滿足農民的要求，他們就會失去廣大群眾的支持。其時，馬歇爾的和平調解瀕臨失敗，內戰迫在眉睫。對於共產黨來說，沒有農民的支持而打一場戰爭是不堪設想的。然而，要向已經存在了兩千多年的社會形態進行挑戰，則有可能脫離除農村的貧雇農以外的各階層的人，作這樣的決斷又談何容易。
共產黨暫不作決定，而是先召集各地幹部總結經驗，研究情況，討論下一步應該怎麽走。一九四五年的秋天過去了，農民要求得到土地的迫切願望與日俱增。整整一年未作出決策。一九四六年的春天來臨，耕耘播種的季節到了，該是迅速作決策的時候了。共產黨仍然按兵不動。這一拖延，使邊區軍民愈加感到蔣介石的軍隊兵臨城下的危機。共產黨在此曆史性的決策之前，徘徊再三，就象是一個等待著衝鋒陷陣的戰士。這一著的進退，將決定全局的勝負。老是等著等著，叫人心煩意亂，神經緊張得受不了，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麽，真想豁出去看看。共產黨有如處身於過去與未來的交界線上，等在那裏。
後退一步—與地主階級言和；前進一步—向封建主義開戰。這一決策實在事關重大。一九四六年夏天，黨中央終於向各個縣委下達了平分土地的指示。決策已定，義無反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