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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先後治療過6次的血吸蟲病人選擇感謝

(2019-07-03 12:53:05) 下一個

一個先後治療過6次的血吸蟲病人選擇感謝

 

一個先後治療過6次的血吸蟲病人選擇感謝!   他沒有權力為他的子女們選擇如同他們一代人能享受到的醫療福利,   他更沒有能力選擇走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的道路。他唯有能夠選擇的就是感謝,  他把感謝的理由也就是自己的親身經曆,  告訴子孫後代們,  在人類社會裏私有製的資本主義道路不是唯一的選擇。

什麽是七十年代中國達到的醫療保障 呢?像我六次血吸蟲病治療分文不取;像我祖母不帶錢可以看病;像我舅母沒有錢照樣還是可以看病,而且幾乎用遍了上海華山醫院國產與進口的抗生素。

人道主義 首先取決於體製,而體製取決於強權製約,那麽“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就是強音!

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強權恰恰是劃時代的進步!史無前例的!

也 許在西德考察組眼裏,我們公社衛生院除醫療器械差,其他達到保障水準不在中等發達國家之下,那個“轉移支付”老外們搞了許久才搞清楚,原來這“轉移支付” 是條“通天河”。“轉移治病”的原則是醫院治不了的也包括缺門醫療科目,轉移範圍直達省、市、自治區的最高級別對口醫院。

我的祖母癌症可以轉移到上海中山 醫院;我的舅母可以轉移到上海與平湖縣醫院的對口醫院,上海華山醫院。病人有沒有錢怎麽支付與醫生沒關係,醫生就是“治病救人”。為什麽七十年代初,國際 紅十字會與各國醫療考察組對中國醫療從懷疑到高度評價,自有她的道理。

今天是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發表四十五周年。因為我是毛主席醫療路線的得益者,否則早就不在人世了,所以終身堅定不移地做毛主席的“粉絲”。如果教育是“道性”,那麽醫療就是“德性”。如果人或者群體的“德行”不好,其它乃至全局,還能好到哪裏去呢?

我從1963年血吸蟲普查,查出得了血吸蟲病起到1970年為止,先後治療過6次。我生活在上海遠 郊與浙江交界處一個公社小鎮上,沒有大江、大河,全是蜘蛛網般的小河,這樣的地域是血吸蟲的重災區。在1963年的血吸蟲普查中,我被診斷為血吸蟲患者 (家裏除了幼小弟妹沒有患過,其他成年人都患過,而我是患的次數最多的),普查對象是學齡兒童起到老齡人,結果普查結果得病者占普查總數三分之一還多。公 社衛生院的那幾十張床位怎麽能對付幾千病人呢?我的表哥是晚期轉縣醫院治療,並作了脾髒切除手術。重病人入院治療期為3周,一般病人入院治療期為1周。由 於“銻劑”毒性比較加大,所以都需要病床的。公社利用學校寒暑期,接納病人。我第一次治療血吸蟲病就是在自己的小學裏進行的,往日是孩子一大幫,現在是病 人一大幫,可以說是一種震撼,這種震撼來自於共產黨、毛主席的醫療路線,是大恩大德!

由於血吸蟲沒有消滅,這病也就無法根治。我 是治療好了再得病,先後有四次住院打針治療,兩次在家吃藥治療。四次住院治療唯獨一次是住進了公社衛生院,結果還把我分插在婦女病房,一個男孩與那些婆婆 媽媽們住在一個病房。可想而知,這浩大的場麵,比起大戰中的戰地醫院毫不遜色,唯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醫院才能發生,而且年複一年地進行著,我家離衛生院也 不願就是百十來米,尤其是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之後,一批批上海大醫院的醫務工作者下農村,那番景象如今還都曆曆在目,這種震撼是刻骨銘心的!當我從內蒙兵團回上海上大學暑期回家,得知我們公社消滅了血吸蟲病,而且還評為上海血防戰線先進單位時,我流淚了……

雖然年幼,但住院治療多了也就知道的多了,看得也多了。比如我們江南得的血吸蟲病種類是日本血吸蟲(其他有埃及血吸蟲、湄公血吸蟲、馬來血吸蟲等等), 家鄉小河河麵上也種植一種叫做“日本草”(也叫東洋草),嘿嘿,把日本血吸蟲與日本草聯係在一起,主要還把家鄉海邊打上來的日軍三個師團聯係起來,歸納起 來,日本草與日本血吸蟲都是日本軍國主義為了種族滅跡犯下滔天大罪,我們金山縣平民百姓死於日本屠刀達到上萬人,金山衛鎮在日軍上灘後就殺了千餘號之多, 此時在病房裏足以開批判小組會的。後來上海下鄉醫生耐心地說,這是兩碼之事,本地區血吸蟲淞滬戰爭以前就有了,作為血吸蟲分類,把我們這個地區的血吸蟲類 型也稱為日本血吸蟲,你們說的我沒有這方麵資料。得,誰也沒有這方麵正規說法,也隻能說說而已了,批判會是開不成了……

當年的醫 療條件雖然還不行的,但治療血吸蟲病都是免費的。醫患關係特別好,出院時都要向醫生道謝告別,有的農村病者出院還下跪致謝,醫生怎麽承受得起呢?醫生們 說,要謝的是共產黨、是毛主席,我們是來向貧下中農學習的。上海的醫生除了治病,還必須完成他們下生產隊的“同吃、同住、同勞動”的必修課。“三同”是一 種誰也回避不了形式,通過這一形式了解農村醫療、防疫、衛生習慣等現狀,體驗農村的疾苦。後來的“傷痕文學”都把這些描繪成為政治迫害是違背事實的,包括 後來的“五七幹校”除少量背負“專案”的例外,多數是屬於體驗生活、勞動鍛煉類型的。就血吸蟲病流行而言,金山縣農村把這種病稱為“水鼓脹病”,嚴重的有 全家滅門,甚至全村死絕的悲慘境地。到1983年金山縣宣布全縣境內消滅血吸蟲病。危害人民千百年的瘟疫終於消除。我的那個公社是最為嚴重也最早(1978年)消滅了血吸蟲病的,因此成為全市血防先進單位。接待過國際衛生組織與許多國家的醫療考察組,都讓這些考察人員感動過。西德醫療考察組不僅感動,而且要贈送一套小型醫院的醫療器械,好讓縣中心醫院羨慕不已。

我們公社是血吸蟲病重感染區,患者達1.1萬多人,占總人口的80%以上,人均治療數幾乎是1次,全縣人均治療數為0.75次。從1958年至1977 年間,一個30多萬人的縣卻有29萬人次接受血吸蟲病的治療,血防經費總投入為350多萬。從每年難以完成征兵計劃,這就能看出災情的嚴重性了。然而到 70年末,征兵體檢中血吸蟲病已是免檢項目了。

1970年我中學為了在教育改革中走毛主席的“五七道路”,我有個把月學當“赤腳醫生” 的體驗,我的師傅恰恰是我小學同桌的同學,他可是已經當了兩年的赤腳醫生了。我們三四個人天天跟著他轉,轉遍了本大隊十多個小隊。正趕上給豬打防疫針,忙 得不亦樂乎,原來赤腳醫生連家畜的病也管了。他可是拍巴掌地樂,你們來的正是時候,幫了我的大忙了。人多力量大,三天功夫全解決了。他是公社新合作醫療時培訓的赤腳醫生,到1969年全社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了新的醫療保障(勞保、公費、合作醫療),請注意是“保障”而不是“保險”。我們總免不了問長問短的,他告訴我們,勞保醫療費用水平是最高的(工人階級是 領導階級)年人均40~60元,公費醫療(機關與事業單位)年人均水平為30元,合作醫療的水平大概是10元,但是這10元有它自己的優勢,草藥許多自己 種,吃藥以中藥為主,而且重在防病,這10元中多半用於轉院治療的費用。合作醫療1970 年水平是農民每年繳納3元,隔壁苗圃繳納4元。在赤腳醫生那裏看病,農民是免費的,轉公社衛生院直至上海市級醫院原則上50%自費,但都不是現錢結算,都 是通過轉移支付來完成,用“秋後算賬”是恰當的(不存在“拒之門外”的事)。所謂“秋後算賬”也是很人性化的,沒有支付能力的家庭,可以“透支”,也沒有 “逼債”一說。由於特殊疾病和天災人禍,及其家境長期貧困等,社隊都酌情照顧(一筆勾銷)。

舉兩個例子。我的祖母1971年患 “甲狀腺癌”轉上海中山醫院,她參加的是街道合作醫療(性質與大隊合作醫療相同),出院後與街道結算,祖母是當家人,也有支付能力,所以我們都不知道支付 了多少錢?也就是她回家一次付清了。還有一個例子就是我的舅母,雨天挑稻子摔斷了大腿,後感染(浙江)平湖縣醫院治不了轉上海華山醫院,由於她感染的病毒 是個先例,華山醫院非常重視,建立課題小組,拿出“吃奶力氣”終於治愈了,然而醫療費用高達八千多(在當時對於一個農民這可是個天文數字了),舅舅是鄉下 小學老師,月工資40出頭點,每年向大隊支付百十來元,支付三四年後(舅舅說總支付還不到500元),後來給社隊酌情照顧掉了。醫生乃至醫院與欠帳沒有多 大關係,出院後三年內醫生每年遠涉百餘裏進行隨訪,每當與舅母說起,都讓我舅母淚流滿麵……

什麽是七十年代中國達到的醫療保障 呢?像我六次血吸蟲病治療分文不取;像我祖母不帶錢可以看病;像我舅母沒有錢照樣還是可以看病,而且幾乎用遍了上海華山醫院國產與進口的抗生素。人道主義 首先取決於體製,而體製取決於強權製約,那麽“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就是強音!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強權恰恰是劃時代的進步!史無前例的!也 許在西德考察組眼裏,我們公社衛生院除醫療器械差,其他達到保障水準不在中等發達國家之下,那個“轉移支付”老外們搞了許久才搞清楚,原來這“轉移支付” 是條“通天河”。“轉移治病”的原則是醫院治不了的也包括缺門醫療科目,轉移範圍直達省、市、自治區的最高級別對口醫院。我的祖母癌症可以轉移到上海中山 醫院;我的舅母可以轉移到上海與平湖縣醫院的對口醫院,上海華山醫院。病人有沒有錢怎麽支付與醫生沒關係,醫生就是“治病救人”。為什麽七十年代初,國際 紅十字會與各國醫療考察組對中國醫療從懷疑到高度評價,自有她的道理。

他們的懷疑是有道理的,中國人不就是“東亞病夫”嗎?最典 型照片是“肚子像蛤蟆”、“四肢如麻稈”,這不就是典型“血吸蟲病”的晚期患者嗎?然而短短廿多年不見了,編著號的爆發性傳染病基本根除了,防禦免疫的針 都打起來了,社社有衛生院和防疫站,隊隊有赤腳醫生和聯絡員。上哪兒看病或轉院,“錢不轉”而“手續轉”。老外看得眼睛發直,近30萬的血吸蟲患者不要病 人一分錢,國家也隻拿出了350萬(人均十多元),難道這不是奇跡?!當一位“中國通”的老外提出,還有一種病叫“血絲蟲病”的現在怎麽樣了,就是那種 “大腳瘋”、“橡皮退”的?解放前說他“中國通”沒錯,現在他應該“中國重新通”才對,“血絲蟲”僅次於“血吸蟲”,“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 燒。”

當他們問及天花、霍亂、鼠疫、血吸蟲、血絲蟲、鉤蟲、蛔蟲、流腦、結核、傳肝、腦炎、麻風、瘧疾……他們問及越多,也正說 明毛主席的醫療路線越是正確無比,“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大恩大德震撼全世界!用西方學者一句評語:“人類曆史上有誰在解決社會公平、維護下層人民利益方麵比毛澤東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我在本文不想評價現有的醫療問題,但也必須提出一點,錢圩人民公社衛生院現在已經成為一家私人醫院了,除了門診已經沒有住院部了,令人吃驚的是這家往日“紅旗醫院”卻成為一個 “戒毒所”,用我母親的話說,“已經沒啥講頭了”,也就是徹底無語了……

然而,我還是願意說說,曾經感受與經曆的毛主席“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那個火紅年代。最棒的要數“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那個詩 句。依舊是從前的“綠水青山”,依然是自然的“花開花落”,可在他老人家眼裏就可以如此這般,隨人心意翻起錦波浪流,座座青山架起彩虹般的橋。一個新時 代,人人皆為舜堯,山水也煥發青春。這番壯景,也讓我永世地感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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