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美國科學家訪華觀感!

1973年美國科學家訪華觀感【引言】

《轉載》

 

 

兩條腿走路的中國科學：美國科學家訪華觀感[1973年]

目錄

引言
一、紅旗渠
二、農業方麵的科學
三、工業方麵的科學研究
四、研究機構
五、文化革命以來的學校
六、保健製度
七、心理衛生
八、計劃的製訂與街道委員會
九、結論

“科學為人民”團體簡介

“科學為人民”是美國科學工作者一個並無嚴密組織的全國性團體，在美國各地設立了許多分會。其基本目標是想使美國科學“脫離圖利的邏輯”，重新指導科學研究的優先程序。它是從一個以大學校園為基地，反對秘密戰爭研究的團體而發展出來的。但後來把它的關心範圍擴大到其他方麵。諸如取消科學的職業化，發展以社會——政治為內容的科學教學材料，對現行科學課程、教學方法及學校結構進行批判，以及在科學界提出重要的婦女問題。

本書供稿者

代表團成員：

瑪麗.阿頓多 夫明尼蘇打州，明尼亞波裏斯

大衛.阿羅諾        馬薩諸塞州，渥塞斯特

約輸.多夫        馬薩諸塞州，布洛克林

米娜.葛爾法卜    紐約，傑弗遜港

吉格.葛爾德勒    紐約州，紐約

茱迪.格林堡        加州，舊金山

馬文.卡爾克斯坦    紐約，東塞多基特

弗蘭克.米雷        馬薩諸塞州，劍橋

吉利.斯丹勒        馬薩諸塞州，布洛克林

文頓.湯普遜    伊裏諾州，芝加哥

編輯人：
丹.康乃爾    馬薩諸塞州，特魯羅

丹.葛維爾    馬薩諸塞州，波斯頓

致謝

本書如果沒有其他許多人的幫助，那將是不可能產生的。我們最熱烈感謝中國人民使我們這次訪問成為我們一生中最可回憶的歲月。由於篇幅限製，我們無法把所有幫助過我們的人的名字全部列出來。他們不倦地工作、良好的意興和耐心的解釋，使我們在一個月之內所學到的東西比我們預想的更多。但是，我們更少要列出我們正式的東道主周培源及科技協會外事局的同誌們的名字。他們是潘純、朱永行、蘇鳳林、鄧定宇、錢皓、朱進寧和蔣琦。

也要感謝艾塞.辛納，歐尼斯特.柯葛斯，諾葛.威爾治，駐渥太華的中國大使館，香港中國旅行社以及舊金山的美中人民友好協會。他們對我們的旅行都做過事前的協助。

我們在中國時，王耀華、湯反帝、寒春、陽早、舒格祿及馬海德大夫諸位都抽出時間來討論和解釋我們從西方人角度所看到的某些事物。

我們回國時，又得到無數朋友的協助，他們閱讀、校正和批評本書的初稿，特別是彼得.梅雅的幫助。南施.霍德和凱滋.拉查魯斯在弄清中國拚音方麵做了極好的幫助。定稿則是吉娜.阿貝勒斯，阿倫.巴隆，費利斯.康奈爾和艾倫.凱萊諸位完成的。

最後，我們要謝謝“科學為人民”會員，特別是在波斯頓、紐約、芝加哥、明尼蘇打、柏克萊和聖路易斯各地分會的協助，他們幫助我們籌備這次旅行，在我們回國時又幫助我們解釋我們曾見過的某些事物。

引言

中國突然成了美國的注意中心。為什麽？因為美國人被隔絕幾近二十五年，不能獲得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手資料。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對我們來說，是素昧平生的一大群。我們已有過的對中國的形象，不管怎樣，多數都是空洞無物的。

然後，忽然之間，旅行之門敞開了。旅行者的報道開始出現了。旅行者有新聞記者，有學者以及尋常人。那些報道，使我們感到喜出望外。一個有關新中國的形象形成了。那形象和我們把第三世界看作是一律貧窮、愚昧、剝削和疾病的地方剛好相反。我們看到的報道，中國是一個生氣勃勃的社會，糧食充足、疾病不多、人民可以得到衛生照顧、犯罪減至最低程度、孩子們都上學校。而且這個社會，在工業，農業、科學和軍事力量各方麵，正在大步伐前進。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組織的一幅圖畫，已開始形成。看來它是製度大不相同的圖景之一。即是一個正在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並且，由於圖景越來越清晰，和越來越完整，許多人便這樣發問：中國人的經驗，是否可以供美國社會某些迫切的問題之解決作借鏡。

為什麽我們（包括本書的諸位作者及“科學為人民”這個組織的成員）對中國的科學這麽有興趣？試思想片刻：科技進入我們美國人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吧。我們閱讀過有關醫學之驚人的發展。但我們很難得到緊急的照顧，不管我們能夠付出多少錢。並且我們都擔心疾病持久之龐大的開支。我們並不驚異先進科學農業的生產力，卻擔心殺蟲藥的汙染。我們試圖應付螺旋式的糧價上漲。我們讀到有關第三世界饑荒的消息。工業生產品源源出廠，為我們的物資福利提供了基礎。但在同時，工業汙染了和破壞了我們周圍的環境。而這種事情依然在非人道地重演著。運輸上的先進，使我們的機場一片嘈雜，交通擠迫，燃料短缺使我們的房屋變得更冷和行車更慢，但對集體運輸卻少注意或者根本不注意。心理學的發展其結果卻造成大規模使用“安非他明”以控製“過度好動”兒童的行為。計算機（俗稱電腦）本來被譽為魔術般的思想機器。卻被用作在東南亞打一場不在場的戰爭。電腦在國內則編製了千千萬萬反對這種戰爭的人的姓名表。激光本來是一種重要的科學工具，卻被用作去指示轟炸由電腦選定的目標。然而，遊擊隊的原始武裝力量卻能夠以機敏的方法，而占了上風。一般人都知道激光和電腦是作非軍事性的使用。但它們的技術之研究與發展首先受到鼓勵且獲得開辦經費的，卻是因為它們具有軍事潛能。正如我國社會多數科技進步一樣。這類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我們周圍的全部專家都擁有學位，他們穿著白色的外衣，出來解答問題，他們試喝迫使我們不求甚解而去接受他們的意見。但他們似乎隻能導使我們脫離一個危機而麵對另一個新的危機。難怪越來越多的在科學方麵工作的人，不滿意他們自己的研究成果被濫用。“科學為人民”組織之所以成長，是因為所有科學工作者及受技術結果所影響的其他人士，開始去分析這些矛盾。並對矛盾有了反應。

原名“科學家與工程師為社會和政治行動”團體（英文簡稱SESPA）最初露麵、是企圖在美國物理學會的一次會議上通過一個“不作戰爭研究”的議案。這組織是從一個反對保密戰爭研究的校園團體中演變出來的。後來這團體逐漸擴大，包括有十二個分會和全國許多個別人士，他們都承擔了重新指導科學為人類需要而服務的任務，因而他們團結在一起了。會員們在反對印度支那戰爭運動中，變得很活躍。並且進一步懷疑美國對整個第三世界科技政策的運用問題。

由於都是科學工作者，我們開始分析科學的潛在價值及其實際效用之間許多互相矛盾的問題，並對這些矛盾表示了意見。對我們是顯而易見的事情，那就是西方科學之真正成就因其目的在圖利而變得模糊起來。同時也因不作合理的計劃而變得模糊起來。“科工社政行動”（SESPA）於是開始想到“科學為人民”的問題.因當時技術界以外的個人和團體都開始提出這些科學濫用的問題。基本上我們已有一種看法。認為科學問題是從社會上之政治與經濟控製這個基本問題而冒出來的。我們曾獲悉。技術服從利潤的邏輯。並獲悉經費的控製決定科舉工作的方向。總而言之，在（美國）這個社會或其他任何社會，科學活動都不是不講價值的。

“科工社政行動”會在大學校園的會員曾設立了課程，以探討科學工作之政治控製。並曾批評了大學本身的科學實踐。在中學方麵，我們曾組織了工場及批評性的課程，並搞出一些原始材料從社會與政治著眼來討論科學。在校園外麵，我們曾集中於環境、食物調味品、職業衛生、心理外科術及汙染控製以及其他問題。在工作場所，科學工作者碰到了同樣的職業安全問題、工資標準問題及對其他工作者的歧視問題。“科工社政行動”會的會員曾嚐試組織團體，把這些工場問題跟對公司或實驗所整個方向的板心，聯係起來。在我們自己的工作中，我們嚐試實踐人道價值和集體決定。

我們的基本目的是要打破流行於美國的：科學是非政治的、是仁慈的這個神話。我們覺得中國人也正在奮力發展另一種做事的方法。我們對於中國人在這些方麵的進展、越來越有興趣於取得第一手的親身觀察。由於數年前已開始實行了交換訪問，我們想派遣一個代表團去中國或許是可能的。於是，我們便寫信給北京的科學院。我們並在波斯頓地區組織了一個團體，開始研究中國、並與一個全國選出的團體配合行動。並郵寄通報給全國各地的分會。並在“科學為人民”的雙月刊上刊登了通告，但在做出正式的安排之前，我們要等待中國人的回音。足足一年之後。我們才接到一個請柬，要我們派遣一個十人代表團前往。在兩星期的短期通知下，從波斯頓、紐約、芝加哥、聖路易斯和明尼亞波裏斯各地分會選出了代表團。代表團團員包括一位化學家、三位心理學家、一位曾做過與科學有關的組織工作的母親（做福利工作的）、一位大學理科教師，一位電腦程序主持人、一位生物學研究生及一位護士。成員們在職業衛生，監獄改革、“科學為越南”（屬科工社政行動組織）、集體心理衛生、求存計劃、工場組織，環境運動及教育改造各方麵都有著政治性的活動。

全團於一九七三年二月首次集合於舊金山，而飛往香港。我們於二月二十一日進入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深圳。今後的四個星期，我們作了中國科技協會的客人而度過。我們訪問了廣州、北京、和上海各城市以及河南、山西及湖南省的一部分。我們參觀過科學研究所、學校以及大學，工廠和農村公社、診所和醫院。我們跟科學工作者、教師、政治幹部、學生、醫生以及尋常工人和農民談過話。

可惜，我們代表團中沒有一人能說流利的中國話，雖則我們中間有一位約輸.托夫曾有初級的中國語文知識，並能教我們簡單的句子。可是，總的來說，在整個旅程中，我們要依靠譯員。讀者應當知道，在我們的訪問限製以內，無法使這種訪問對中國的科學能作全麵的研究。因為時間、地理以及我們自己知識的缺乏，我們在四星期中所看到的太少，不能冒稱有這種全麵的成就。雖然我們看到了科學活動之重要橫斷麵，反映了我們代表團的特殊興趣所在。

我們看中國，是依照中國人顯示給我們看的。並且願意承認。我們是相信我們的所見所聞。讀者也許覺得我們寫出來的缺乏客觀或懷疑的因素。如果是這樣。那或許因為我們被新中國的印象深刻感動之故。而我們的印象，一部分無疑是基於明顯的政治偏好。

成為一個正式代表團的成員這經驗，對我們來說。完全是嶄新的。由於新奇之感逐漸消失，我們覺得，我們是屬於中國人的朋友和同事，所以他們盡力把我們想帶回去的有關中國的資料給了我們。我們東道主的一般話題是：“有成功，也有缺點。如果你們隻講有關中國好的方麵，人們一旦看出真相就會變得失望。”我們注意到這個意見，所以在報道我們對中國的觀察時，結合到我們作為美國科學工作者的經驗，務期做到公平。

但是，同樣也重要的是。我們的經驗應當著眼於中國社會的情況，而不應當對中美兩國科學的具體歧異，做直接的比較。在物資上來說。中國仍然是個很窮的國家，現在還隻是正在經曆相等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的我們的工業革命。可是，要強調的一點是。我們花了一個半世紀才完成的東西，中國人還不到二十五年便完成了。他們在全麵科技水平超過我們之前，還要走一段漫長的路。但是以他們正在前進的速度而論，這樣的一種可能，並不如看來那麽遙遠。因此，我們的注意和我們的熱忱，並不那麽放在中國人的具體成就方麵——雖則中國人對他們自己的成就是應當興奮的——而無寧是放到發展的速度方麵。以及放在助長這種改變之特快、速度之特殊的社會和政治條件方麵。科學在中國從其有係統地調查和解決問題這一意義上來說，它正在成為全體人民的財產。而且是正在把一切問題統一於科學方法上，諸如生產、技術、教育、醫療、社會關係、基本研究、設計等等問題，都是采用科學方法。中國人的理論、科學並非是那些有特殊訓練者的專有地盤，科學的發展也不限於隻提高已有高水平的那部分經濟，而在過程中涉及多數工人和農民的參加。而這種對待科學的態度卻是多數西方國家在實行的態度，中國是決心要避免的（即是中國要使廣大工農也參加科研）。

科學在中國，是“用兩條腿走路”。一條腿是中國的古代傳統知識通過正常的科學渠道，與較現代的進步相結合。另一條腿是一向被否定接觸科學發展的廣大人民群眾，如今他們也研究科學。基本上兩條腿走路的觀念意即，寧使發展不足的一條腿多多運動，而不是把一切的資源用在較強的一條腿上。這不是說。把較強的一條腿砍掉，以有利於較弱的一條腿。有如某些西方觀察家所暗示的那樣。

許多外國記者報道文革後（中國）高等教育的狀況，就曾有過這種誤解的例子。在我們未去中國之前，我們曾聽說所有高等院校都關掉了，所有各學係的學生都被派到工廠和農村去受工農的“教育”。大學隻是逐漸地重開，隻有有限學生入學。要再隔七八年，才會再製造出畢業生。這些說法雖有著某些事實根據，但教育完全停頓之說，從我們所發現的看來，那就不再是事實了。

在我們旅行期內，我們所見所聞，描述的很多是文革以後所做的事情。我們與之談話的科學家告訴我們。他們的工作和他們跟同事、學生、工人、農民的關係，如何因文化革命而有了改變。我們開始看出，這個偉大的政治運動是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後，中國社會之最深刻的鬥爭。這個運動於一九六六至一九六八年爆發了公開的衝突。它的後果影響了社會各階層人民、工廠、學校、公社、研究機關、保健機構、政府以及共產黨。

據我們所聽到的，文化革命似乎是因為對中國所走發展道路的總方向，有了懷疑。它重新調整政治領導層對普通人民的關係，並暴露了共產黨最高層的根本歧見。這種歧見發生於黨領導層是否已脫離了群眾。某些黨的幹部已開始利用地位為自己及他們的家庭取得特權。黨本身在走向特權階級的途中。這部分領導層已變成如所周知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的當權派”。他們讚成使用經濟鼓勵，來代替政治動員。並強調在都市中心發展重工業.後來才知道走資派就是當時的人民共和國主席和共產黨副主席劉少奇。

早在一九六二和一九六三年，毛澤東就提出警告，反對在經濟上恢複資本主義，並抨擊黨的特權階級的滋長，要建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領導層。一九六六年北京大學學生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公開示威、反對市當局擁有官職者未能批評一出反毛澤東思想的戲劇。各大中學校學生組織的紅衛兵開始指斥有特權思想的黨幹部。學生們受到毛主席的正式接見，毛主席要他們“炮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的當權派司令部”。

重要的政治變革發生於這段時間。劉少奇終於被取消權力。資本主義在黨的領導層失去了影響力。在上海方麵，由工人領導的一個群眾組織，奪取了市政府的控製權。當權派與工人和學生之間的鬥爭，在全國爆發起來。為了解決他們，一九六八年成立了革命委員會，以聯合和團結社會各方麵互相爭執的力量。這種革命委員會，工人平均占了百分之五十，政治幹部占了百分之三十六，人民解放軍代表平均占百分之十四。這些革命委員會監督多數社會團體的重建及黨的委員會改造。在我們旅行期內，革命委員會仍然很多都存在，通常負責管理各機構的日常事務。

跟我們對談的科學工作者往往描述他們的工作和他們的生活，跟文化革命所引起的社會大變革的關係。一般來說。文化革命看來是反對特權者的專門化和特殊化，回到依靠人民大眾的創造力，強調重心的轉移，從以城市為中心，改變到以發展農村生產和社會機構為中心，因絕大多數人口都住在農村。關於科學方麵，文化革命導致對應用科學的重視，使研究迎合當前的需要。又實施機構上的改革，使之便於進行科學活動。科學家對我們說。他們現在比以前從事較多直接生產工作，他們走出實驗室和院校，去跟工農業中人開會，使工農業中人受到他們工作的影響。他方麵，工人和非專業者進入科學機構，參加他們的決策。科學教育看來變得比較多實用而少專門，並且也多直接涉及生產。學生學習各科的目的，是要具有工廠或農場工作的背景，這樣，他們才會對他們所將服務的人民有較佳的了解和共同的感情。在北京的清華與北大、以及在上海的複旦，我們跟很多學係的成員和學生談過話。那些學生及他們的院校跟整個文化革命都曾有過關係。他們的活動跟同時期的美國學生運動的活動有其相似之處。但結果卻顯然不同。在文化革命的初期，大學裏多的是學生權力的要求，免試入學哪、少些考試哪、多些與實用有關的課程哪。大學製度仍然有著舊階級結構的根源。即是依據特殊的課本和方法去教育特權階級。這是跟中國的社會主義的政策是不相容的，因此甚至自己是特權階級的學生也起來造反。

文化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消滅“守舊者”而是要把他們每一個人改造成為新型的社會主義科學家或教授。這些專業人員在取得改造的過程中，都曾有過困難的時間。但是，我們遇見過的那些人都比較適合於當人民勤務員這一新職務，而不再是你爭我搶的飯碗主義者。

我們參觀科學研究所和大學時，我們首先提出的問題之一，是美國知識分子間一個共同問題，那就是嚐試去了解中國經驗的意義。這問題是，中國科學家拋棄他們的研究去迎合科學上的優先工作，離開他們的實驗室、被指派到農業或工業方麵工作、是不是有困難？我們所得到的答複，一般是對我們的發問，表示很有趣。在北京的一位遺傳學家談家楨教授告訴我們。他的工作從沒有像現在這麽令他興奮。他的研究環繞著不同植物種屬雜交，對遺傳學作反複的理論研究。當他被派往農村時，他發現“農民走在理論家的前頭”。蓋農民受增產需要所鞭策，已成功地使蓖麻子與棉花作物雜交，這兩種植物都是產油的作物。遺傳學理論家會向他們提意見。不要浪費精力去嚐試，在理論上，這是行不通的，但農民卻嚐試成功了。現在，談教授每年花一部分時間出去跟農民在一起，向農民學習。這樣，他就可以把新的資料帶回到實驗室。有時，農民跟他一道回到實驗室去教學生並和學生一起工作。反過來學生也到農村去跟農民一起工作。談教授仍然是個知名的科學家，但他卻已培養了一種處理農業實際問題的能力。這使他自己的研究更加發揮作用，也更加有益。

在上海機床廠，普通的工人正午研究運籌學，這樣，他們終將了解整個生產過程，包括理論水平。別的工人則在大學內設立了小工場以建立電子設備，並教學生和教授怎樣建立它，為他們自己的研究之用。

自行組織起來的家庭主婦們，成立了地方性的小工廠，製造紙盒。她們並進一步搞比較複雜的東西，像手電筒的幹電池，甚至於還製造半導體收音機。她們受了“愚公移山”這類的寓言所鼓舞，這鞭策她們自己做更大的工作。現在已有製造電腦的街道工廠哩。

林縣是個大盆地，一度是很幹燥缺水之地，該縣的農民不顧專家的反對，設計了並修建了一條工程很大的灌溉渠，他們沿著七十公裏長的路線，修建了成百個隧道和渡槽，水道的路線，迂回地越過崎嶇的山峰。（譯者按：林縣的紅旗渠，共長一千五百多公裏，在修建過程中，削平一千幾百個山頭，鑿通一百八十多個隧洞，架設一百五十多座渡槽，引來漳河水，築成了人造天河。是新中國有名的最艱巨的水利工程之一。美國科學家這裏所說的七十公裏路線。或許是指的一部分工程吧。）農民們靠自力更生和決心，使這個艱巨的任務，終於完成。紅旗渠不但是林縣農民們努力的紀念碑，也是對全中國人民的一個巨大鼓舞。

總之，在中國，科學已不再是什麽神秘的東西了。照馬克思主義的概念，這是勞動人民經驗的總結，應當屬於勞動人民所有。科學屬於科學家私有財產，這想法對尋常人民來說。是太深奧不易理解。因此，必須拋棄這種想法。代替它的，是全中國不分東西南北，正在廣泛地分享知識，使科學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

國務院科學和教育組組長劉希堯在人民大會堂為我們舉行的正式招待會上對我們說，中國正在建立一支龐大的科學工作者隊伍，同時中國也正在使廣大群眾參加科學發展。我們所親眼見到的，正足以證明道點。在中國科學院的領導下，大學、工廠、公社及其他機構都參加了這種研究。我們的東道團體——國家科技協會負有為人民大眾組織討論和座談會的特別任務。社會上的每一階層從中央委員會到基層都存在著特別技術團體，以確保人人學科學和用科學。科學成了社會主義社會最基本的建築材料之一。

分享和傳播科學知識（正式的與非正式的）的新方法，需要專業人員與非專業人員之間，有一種互信和尊重的氣氛。過去給予任何有錢有勢子弟上大學接受專業訓練的特權，那是不合常理的。醫生當然不信任老婦能擔任公共衛生工作。教授也不會願意接受他們學生的建議，或普通農民的意見。這就是我們在中國所見到的科學實踐，印象何以如此深刻的原因。中國嚐試把專家與非專家的努力，在最大可能範圍內結合起來、作共同的努力。我們逐漸地了解，中國使用了某些方法、實施人性和動機的改造。我們希望在以下各頁、追述我們所獲悉的、有關知識分子的再教育及工農自力更生的成長時，再來傳達一下這個問題。肯定地說，沒有一個發展落後的國家曾經首創過這樣廣大的統一全民使用科學和人道方法來解決問題的。這一種方法，既是統一社會的工具，也是利用社會資源為全民服務。因紅旗渠的建設予中國人以獨特的遠見，又因其所用的政治的力量以克服科技上的障礙，故我們這本書一開始就記述紅旗渠的建設。因此，這是一種觸類旁通式的報道。在我們這次整個訪問中都采取這種報道方式。

繼紅旗渠道篇文章之後，我們以談農業這一章，來對中國的科學作實質的討論。農業仍然是中國經濟的骨幹和中國大部分應用科學的焦點。從農業方麵我們再轉到應用科學其他主要方麵——工業。然後再談到我們在中國研究機構所觀察到的較多理論的研究方麵。再下一章談學校，是過渡的一章，顯示中國的科學如何通過教育製度、與大眾文化打成一片。論衛生照顧製度和上海的精神病院兩章是繼續說明。在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科學與政治互相聯係的程度。最後，談設計的一章，係顯示在一般社會組織中科學方法的使用。我們用了一個簡短的政治理論的總結，來結束這本書，以說明中國科學實踐的背景，讓讀者去衡量美國科學對他或她的關係。

雖然，下述的材料很多是我們的印象之集合——在某些情形上，對背景有較佳的敘述——我們並不曾尋求取得風格的一致。每一章都是把第一手的觀察結合團中幾位不同的團員隨後的修正。在某些情形上，參加修正的多至七位團員。所以，我們有意避免把各節中任何一節，歸之於某一位作者。像中國人一樣，我們采取共同負責、功過與共的辦法。

我們中沒有一人精通中國語文，在中國人名和地名的拚音上，一定有一些錯誤。在文字翻譯上，為了使美國讀者熟習起見，我們盡可能求其和瓦特—吉爾斯（Wade Giles的拚音）製度一致。雖然，中國人自己已設計並使用發音製度，即拚音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