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主主義者的精神歸宿——讀諾貝爾的悲劇《複仇女神》

一個民主主義者的精神歸宿

——讀諾貝爾的悲劇《複仇女神》

英國詩人雪萊有一次旅行到瑞士，下榻一家旅館時留下一件軼事。在登記表的下麵兩欄，他填寫如下：

 

職業：民主主義者，慈善家，無神論者

目的地：地獄

 

當諾貝爾步雪萊後塵，以十六世紀意大利的一件命案為題材，寫作悲劇《複仇女神》(Nemesis)時，他也許麵對著與雪萊同樣的選擇。那時，諾貝爾的正業是工業家和發明家，副業是業餘作家和詩人，除此以外，他的職業應當像雪萊一樣填寫，因為他同樣抱定了下地獄的決心。

在雪萊的悲劇《沈西》(The Censis)中，專製暴虐的沈西害死了兒子，奸淫女兒，作賤妻子。她的女兒貝特麗采求救於教會和法庭，但無濟於事，她和繼母、兄弟派人暗殺了沈西，同時招致自身的悲劇結局。與雪萊的《沈西》相比，諾貝爾的《複仇女神》將原來的親生父女關係改為繼父對繼女的強暴，讓貝特麗采直接采取“以眼還眼”的殘酷報複手段，同時增添了一些虛構人物，加強了對天主教教會的抨擊，加深了哲學和宗教的思辨色彩。劇中的撒旦與主人公貝特麗采這樣談論上帝：

 

貝特麗采：你真的是不死的嗎？

撒旦：遺憾呀，是的。如果上帝讓我死，我會化作一團塵埃滾到他的腳下。但他不會這樣做。在他之上，就像在我之上一樣，穩坐著一個更高的權力，那就是命運，就是必然性。我們隻不過是這鐵腕中的道具而已。沒有自由意誌：上帝像我一樣，像衣冠禽獸一樣，一切活著的人都必須服從永恒的自然法則。“死”這個字，在這裏不存在，因為這裏堅不可摧：靈性是不可摧毀的，我這條命是一盞吹不熄的燈。

 

諾貝爾非常得意地把這部劇作寄給他的好友蘇特納夫人。與當時的戲劇界有不少聯係的蘇特納夫人，讀後寫信告訴諾貝爾說，她估計沒有人敢於在劇場裏接受如此強烈的反宗教傾向。

在悲劇中，耶和華雖然沒有出場，但諾貝爾把上帝描繪成為一個擁有一切權力的獨裁者。當人類遭受痛苦時，上帝置若罔聞。人類的命運，取決於上帝如何擲骰子。在這裏，上帝是世俗的專製權力的象征。諾貝爾正是像雪萊一樣的民主主義者。雪萊認為，十九世紀的暴君和僧侶或教會組織，隻能使人類日益墮落腐敗，如詩人在《麥布女皇》和《專製暴君的化裝舞劇》中所表現的那樣。諾貝爾則揭示了世俗的專製權力極為冷酷無情的本質。

但是，一個奇特的現象是，從小就接受過路德宗的洗禮的諾貝爾，成年之後又接受了堅信禮，這當然是他自己的信仰選擇。諾貝爾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無神論者，並非一切宗教信仰的敵人。

在雪萊看來，一個和諧的社會，隻有建立在人類的互愛互助的基礎上，隻有依賴對個人的心靈上的完美境界的追求，才能建立起來。這是雪萊的《沈西》的主題之一。在《沈西》中，雪萊認為貝特麗采應當以愛來感化罪惡，她卻采用了暴力，因而導致悲劇結局。雪萊思想的這一方麵，在諾貝爾的《複仇女神》顯然沒有得到進一步深化。但是，諾貝爾後來日益轉變為一位和平主義者。他不喜歡《舊約》中的那個上帝，但他讚美《新約》中的耶穌基督，這是他接受堅信禮的思想基礎。諾貝爾曾與一位猶太女郎奧爾嘉相戀，後來，他又解囊資助奧爾嘉的一位女友，一度引起奧爾嘉的醋意。在給奧爾嘉的一封書信中，諾貝爾解釋說，他並沒有那種意思，他隻是有心幫助一個失足的孩子，給她一點學費，“一個人可以不帶私心邪念幫助別人，你能理解這一點嗎？在以色列人中間隻有一個人屬於這一類，那就是基督”。

作為慈善家的諾貝爾，在這裏所表達的是一種基督教人文主義精神，正是這種理想傾向推動諾貝爾行善積德。諾貝爾的好友亨利·蘇克教授曾經從道德的角度對諾貝爾的基督教人文主義或理想主義做出了很好的解釋：“一種宗教，假如不能付諸行動，他[諾貝爾]就不會承認，他對基督教倫理同樣給予高度的崇敬，但他看不起那些教條。”

諾貝爾認為上帝隻是人的意誌和幻象的產物而已。他提到，人們之所以造出上帝，亞裏斯多德歸咎於人類的恐懼，伏爾泰歸咎於聰明人欺騙愚人的欲望。諾貝爾把‘欺騙’視為十九世紀的“龐大工業”。他所說的“欺騙”，指的是不公正社會的一種廣泛的社會現象，諸如政治的欺騙，商業的欺騙，宗教的欺騙，等等。但是，不能說宗教本身就是一種欺騙，應該說，宗教往往被利用作為一種欺騙。宗教所看重的不是世俗的幸福而是來世的希望，靈魂的得救和永生。可諾貝爾悲觀地認為，“希望是大自然用來遮掩赤裸的真實的一道麵紗”。我們追求得救，可諾貝爾筆下的撒旦說：“受懲罰乃是人的定義，就是靠的這個，我才使得自己可以被人理解。”

勒尼·範特(Lenne Fant)在《諾貝爾傳》中曾簡單提到，諾貝爾的反宗教觀點，主要來源於孔德的實證主義。

諾貝爾長期在歐洲大陸奔波，為他接受十九世紀的新思潮打開了大門，試圖像孔德那樣試圖以科學態度來闡釋宗教，懷疑在現代知識構架中神的地盤。而事實上，宗教和科學往往同步前進，宗教永遠不會被人類拋棄。諾貝爾陷在思想的矛盾中，在給他的朋友、虔誠的基督徒索德布羅姆的一封信中，曾經談到他們之間宗教觀的異同，透露了這方麵的矛盾。他說，他們兩人都相信人有所謂來世，而且都認為來世受到今生行為的影響。但是，諾貝爾承認，他一度非常討厭他自己，他管不了自己的來世。從理論上來看，諾貝爾認為，要靠人的理性解決信仰問題或選擇信仰，就像要把一個圓圈弄成正方形一樣不可能。“每一個深思過的人，必須認識到，環繞我們的是一個永恒之謎，一切真正的宗教，均奠定在這個基礎上。人們透過天父的麵罩，實際上一無所見。人們以為看到的東西，依賴個人的幻想，因而局限了個人的觀點。”

1896年，諾貝爾壓在抽屜裏多年的《複仇女神》得以出版。同年12月8日，諾貝爾不幸病逝。曾經夢想創辦醫院並得到諾貝爾資助的索德布羅姆，此時已經成為瑞典大主教，他在諾貝爾靈柩前的禱告中默默吟誦道：

 

“安息吧，你供奉在死亡的祭壇上。此生和來世，都是一個永恒之謎；但這燃盡的火花喚醒我們走向神聖的皈依，從而壓低聖歌之外的每一種聲音。……在這靈柩之前，生前每一次洽談時無用的許諾，地上每一次出名時鼓噪的聲音，通通平息。在死亡麵前，億萬富翁與自耕農夫之間，天才與愚笨之間，毫無差別。戲演完了，我們都一樣。在死亡中如此，在宗教中同樣如此：在人本身之外，別無長物。”

 

這段話原本是諾貝爾在《複仇女神》中為主人公之死寫的一段台詞，揭示了作者本人的宗教觀的一個方麵，仿佛是他為自己告別人世寫下的禱詞。作為一個民主主義者，諾貝爾一生精神追求的最後歸宿，就是人的平等。而他最後的遺言，就是在設立諾貝爾獎時指望的造福人類的科技發展、和平理念和文學的“理性傾向”。

曆史和命運經常出現反諷。一個抱定“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決心的人，如果他是出於人類之愛和一種社會責任感，他很可能上天國，而那些急於擠著上天堂的人，倒不一定如願。

諾貝爾筆下的撒旦自以為他那條命是一盞吹不熄的燈，理想主義者就是那吹燈的人。

 原載香港《明報月刊》2003-12-1.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