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被提名諾獎的中國作家

關於被提名諾獎的中國作家
 

傅正明　

 

2001年，諾獎頒發百年之際，瑞典學院出版了《諾貝爾文學獎50年：提名和選擇（1901－1950》一書，根據諾獎評選情況50年保密製度，解密了前50年的全部內幕，包括中國作家被提名的情況。

一、提名離得獎有多遠？
　　
　　諾獎與中國作家一直是一個熱門話題，臺灣作家李敖就是利用了這一點把他被提名諾獎的新聞炒作得沸沸揚揚，《北京法源寺》賣了個洛陽紙貴。李敖留下的不少破綻沒有立即被人識破，表明李敖本人和許多讀者都不瞭解諾獎提名的時間、評選機構及其評選機製。

根據諾貝爾章程，諾獎提名人應當在每年２月１日之前遞交書麵提名，逾期的提名留待次年考慮。提名截止後，瑞典學院諾獎評委會將被提名者的名單編號整理，然後向學院提出評述報告。近幾十年由於提名人數激增，委員會首先遴選出前二十名左右，供學院進一步選出前五名左右作為“終審名單”。這些名列前茅者的作品要求每位元院士必須閱讀，以便討論和投票表決。委員會主席和學院常務秘書在抉擇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有權提名的人，包括瑞典學院院士、各國類似學院的院士、社科研究所的研究員、美學或文、史、哲方麵的大學教授、前屆諾獎得主和各國作家協會主席等。
　　瞭解上述方麵，就不難看出李敖炒作諾獎新聞的破綻。任何作家，隻要有一個有推薦資格的教授或作家的推薦，就算“提名”了。但是，瑞典學院絕不會通知被提名者，更不會在２月１日提名截止前去通知李敖本人。假如推薦者寄發要求回執的掛號郵件，推薦者會收到瑞典學院的一般秘書作為收件人簽字的郵件回執。李敖炒作的根據，就是這樣一份郵件回執。

二、哪些中國作家曾經被提名？
 

首先，讓我引用新京報特派記者吳永熹2012年11月03日發自上海的報導：

 

記者：外界有很多傳聞說中國作家魯迅、老舍和沈從文都差一點就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你能和我們具體說說背後的故事嗎？

埃斯普馬克：是的。我們確實討論過魯迅。問題是，在二戰以前，沒有來自東亞國家的提名。後來賽珍珠提名了林語堂，還有一個很好的中國學者、人道主義者劉半農也被提名了，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但是人們並沒有將他看成一個作家。

我們最先考慮的是魯迅。當時瑞典著名的地理學家斯文赫定是後麵的推動人。他們找到劉半農去問魯迅，魯迅說我不想得獎，我還不夠格。魯迅是一個非常謙遜的人……後來他去世了。

記者：魯迅被提名的時候是哪一年呢？

埃斯普馬克：他沒有被提名，是我們去問他的。你看，這就是問題所在：提名不夠，許多好的作家都沒有被提名。所有的教授、筆會、作家協會、前諾獎得主都可以提名候選人，但是許多好的作家沒有被提名，然後諾獎評委會自己會提名候選人。

後來，沈從文被提名了。沈從文差一點就得了獎。諾獎有一個50年保密的政策，但很幸運的是，總是會有一些秘密被洩露出去。幾年前馬悅然告訴上海的一家媒體沈從文差一點就得了獎。我想如果他沒有在1988年去世，他會獲獎。在5人名單上他是評委最喜歡的一個。

 

讓我根據《五十年》一書糾正埃斯普馬克的錯誤、誤記和說得不夠全麵的地方。

首先“在二戰以前，沒有來自東亞國家的提名“這句話是錯誤的，因為二戰是在1939年9月1日爆發的。這一年，胡適是1939年由斯文·赫定提名，提名必須在是年2月之前送達才能有效。胡適的被提名是有效的。

1939年共有33位作家獲得提名，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德國作家赫爾曼. 赫塞（後來於1944年獲獎），芬蘭作家希蘭帕(Frans Eemil Sillanpää)，法國詩人瓦萊裏(Paul Valéry)，義大利哲學家、文學批評家和歷史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英國作家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以下是委員會給瑞典學院的報告中關於胡適的討論：

 

編號14，胡適。關於這位中國改革家（實際上無法依照有關專門知識作出判斷），我們的意見是，他力求描述人的意義，也許進而描述世界歷史的意義，但他還很難屬於諾貝爾獎所要求的作家之範疇”(卷二，頁199)。

 

這一年，漏選了早已於1930年首次被提名後來多次被提名的傑出詩人瓦萊裏，選擇了名不見經傳的希蘭帕。

“後來賽珍珠提名了林語堂”，準確地說，是1940年，由賽珍珠和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分別提名林語堂，兩部提名作品為英文寫作的《吾國與吾民》和《京華煙雲》。這一年，瓦萊裏同樣榜上有名。此外還有後來於1945年獲獎的智利女詩人米斯特拉爾(Gabriela Mistral)等人。評委會關於林語堂的評議如下：

 

編號9，林語堂。高本漢教授已經在其權威的意見書中評估了這位元作家的作品的價值，尤其是提名作品《吾國吾民》和《京華煙雲》。他以一種相當有說服力的方式使得長期對中國無知的普通讀者足以大膽地肯定其作品的意義。評委會也不懷疑這兩本書是我們時代有價值的“俯瞰中國生活和精神的文獻”。林語堂的敍事藝術甚至可以讓業餘讀者把握其生動、活潑和幽默的幻想王國。小說《京華煙雲》具有精到的嚴肅的針對比風格更重要的現象的批評。這部廣闊的作品提供了更為寫實的環境描寫，但缺乏獨特的個性刻畫，隻有純粹的類型描寫，因此顯得冗長單調。中國社會在西方國家的影響下發生變遷這一題材，沒有得到有力的充分的處理。宜於頒發諾貝爾文學獎的傑作，關鍵因素在於小說的純藝術含量。要把新的中國小說呈現給西方世界來欣賞，應當選擇美學上有意味的引人入勝的作品。

評議得出的結論基於這位專家的意見，他本人不傾向給獎。頗富吸引力的候選人已有多位，他沒有覺得現在就要把他推薦的人列為首選。（卷二，頁312-313）

 

由於1940年處在二戰期間，瑞典學院最後決定該年度不予頒獎。評獎中斷幾年後，1944年重新頒獎時，林語堂未被重新提名。1950年賽珍珠再度提名林語堂時，在54名高手林立的候選人角逐陣營中，林語堂已處弱勢。最後選擇的是英國哲學家羅素。評委會對林語堂的評價是這樣的：

 

編號　34，林語堂。這一提名早先已引起關注，當然是因為有意味的想法而引起的，即中國文學已經帶著其特色出現了。可以說，要達成這個目的，或多或少隻能靠林語堂，可是，林語堂以英文寫作，因此在實質意義上不能視為中國文學的代表。評委會跳過這位候選人。（卷二，頁418）

 

這一報告的荒謬之處在於，當時的評委會要求獲獎作家呈現的不隻是他或她自己的文學創作成就或特色，而且必須是某國文學或某一語種的文學的代表。東方作家以英文寫作就不予考慮，這就否定了世界文學的可能性。可是，東方語言又是他們不懂的，隻能借重翻譯。這樣一來，中國作家自然會被長期排斥在諾獎評選範圍之外。

根據有關資料，直到1975年夏，國際筆會在維也納召開時，林語堂被選為筆會會長，大會全體通過以國際筆會名義推薦林語堂為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但該年諾獎給了義大利詩人蒙塔萊。

埃斯普馬克說“還有一個很好的中國學者、人道主義者劉半農也被提名了”，這裏純屬埃斯普馬克誤記，實際上是胡適在林語堂之前被提名。後來，埃斯普馬克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朱又可的訪談（發自斯德哥爾摩2012月12月14日）時，沒有再說劉半農，而是說“胡適則在1939年被斯文·赫定提名。”一個西方人，弄不清記不住誰是胡適誰的劉半農，還是情有可原的。

另據“人民網斯德哥爾摩（2010年）2月28日電”(記者陳雪霏)，“馬悅然教授28日透露,根據他獲得50年前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情況看,五十年前真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中國作家是林語堂（1895-1976）。馬教授是在瑞典的中文報紙《北歐時報》編輯記者斯德哥爾摩聚會時透露這一消息的。”

由此可見，馬悅然先生沒有讀過或沒有認真讀過瑞典學院編輯的《五十年》一書，也沒有查閱過關於前五十年提名的全部檔案，漏掉了同樣“真正”獲得提名的胡適，把在瑞典早就公開解密並且有書可查的事情作為秘聞來“透露”。在中文領域，這樣的“秘聞”，我早在《百年桂冠》一書中作了簡要評介。這一次更詳盡的譯介了有關胡適和林語堂的討論文字的全文。

關於魯迅，馬悅然先生在《諾貝爾文學獎與華文文學——馬悅然在新加坡的演講》（《聯合早報》2008-12-19）中，作了這樣的解釋：“為什麼魯迅沒有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呢？第一，沒有人推薦他。我知道大陸出了一些謠言說瑞典學院院士斯文赫定1930年代初在中國的時候問過魯迅他願意不願意接受諾貝爾文學獎。說的是魯迅拒絕接受。我查了瑞典學院的檔案之後，敢肯定地說這隻是謠言。瑞典學院從來沒有問過一個作家願意不願意接受獎。第二，魯迅的文學作品是去世後才翻成外文。”

馬悅然所說的“謠言”，根據他自己在《瑞典學院和諾貝爾文學獎》（《明報月刊》2001年2月號）一文中的說法，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末期的一個“傳聞”，實際情形是：同時是探險家的斯文赫定曾經就推薦中國作家一事徵求了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先生的意見。高本漢於1924年寫信給當時的北大青年教授劉半農，問他能不能推薦一位中國作家。結果是如所周知的，魯迅復函台靜農先生，謝絕半農的好意。

關於魯迅作品的翻譯，馬悅然先生說得太離譜了。魯迅的文學作品並是他去世後才翻譯成外文出版的。梁社乾(George Kin Leung)翻譯的英譯本《阿Q正傳》由魯迅親自校閱，1926年出版，1933年再版。法文節譯本《阿Q正傳》由法留中國學生敬隱漁（Jing Yinyu）翻譯，由羅曼•羅蘭引介並高度評介，1926年發表。《野草》英譯本由魯迅自己寫序。此外還有一些作品的英譯和俄譯，都是在魯迅生前出版的。這些方麵，從來就不在瑞典學院的視野之內。

後50年提名的情況，仍屬瑞典學院保密範圍，難於求證。隻好聽埃斯普馬克和馬悅然去說了。但是，當他們兩個人說的有矛盾時，就得靠我們自己的常識和另一些佐證來推測。

老舍先生之子舒乙曾稱老舍差點獲諾獎，證據是日本老舍研究會會長藤井榮三郎曾專程到中國向老舍家屬透露這一情況。對此馬悅然先生澄清說，老舍的確曾由法國的保·貝第等漢學家聯名提名，此事當在1966年2月以前，當時馬悅然先生尚未被選入瑞典學院，他沒有答應法國漢學家的請求，無意提名老舍，因為他心中已另有所重。馬悅然認為，當時老舍被譯為英文的作品僅僅隻有《駱駝祥子》和《離婚》等少數幾部作品，而且譯本不佳，甚至扭曲了原作。馬悅然斷定老舍沒有進入終審名單。

2000年10月，香港明報月刊在發表蕭乾夫人文潔若女士的《老舍差點獲諾獎？》一文之前，曾傳來手稿要求筆者設法求證。該文談到挪威漢學家伊莉莎白·艾迪曾於1981年到北京蕭乾寓所，以英文談到：“那一年，本來已決定把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中國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確實已於八月間去世，所以就給了另外一個人。”筆者和朋友陳邁平先生就此先後打電話找到當時在義大利的艾迪女士，艾迪回答說她從來沒有與蕭乾伉儷談到老舍，她談的是沈從文。

我曾在《明報》報導過這件事。後來，我仔細琢磨文潔若和艾迪兩人的不同說法，覺得艾迪的記憶是否有誤，也是值得質疑的。

文潔若女士在《明報月刊》（2006年8月）發表的《紀念老舍逝世四十周年》中對此作了解釋，她說：美國漢學家金介甫在《燦然瞬間遲遲去 一生沉浮長相憶》（邵華強譯，見《長河流不盡――懷念沈從文先生》，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年）一文中提到：“1982年，一個國際漢學家委員會提名沈從文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此外，王元化先生在《1991年回憶錄》（2001年1月6日《文匯報讀書週報》）談到，“剛剛讀到文潔若的一篇文章，提到1978年挪威漢學家艾迪訪問蕭乾時曾說，諾貝爾文學獎本來已決定頒發給老舍，但就在那一年八月，查明老舍已去世，此事遂寢。我可以證明這是確實的，因為馬悅然先生也向我說過同樣的情況。”文潔若指出：王元化說艾迪到中國訪問蕭乾先生是1978年，也有記憶之誤，實際上是1980年10月。由於1982年國際漢學家委員會提名沈從文，作為這一委員會成員的艾迪想必記憶猶新，因此把她1980年談到的老舍誤記為沈從文。我認為，文潔若的這一解釋比較符合情理。

馬悅然先生另有所重的作家也是沈從文。他表示：對沈從文的欽佩促使他打破了嚴守秘密的規矩。沈從文曾被多個地區的專家提名，並於1987、1988年連續進入終審名單。學院中有強大力量支持頒獎給沈從文。1988年如果沈從文不離世，沈從文很可能在是年10月獲得這項獎。
　　此後，馬悅然先生著力翻譯和推薦的作家一直是詩人北島。據說北島在1996年以前曾多次進入終審名單，有一次投票表決時，隻有一票之差。北島一再落選，據說是評委中有人認為，北島深受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的影響，既然多次被提名諾獎的特朗斯特羅姆尚未獲獎，那麼，北島也隻好擱置下來。
　　其他還有一些中國作家被提名諾獎的傳聞，不管可信與否，他們很難在熱門人選中名列前茅。

三、中國作家為何長期缺席？
　　
　　諾貝爾文學獎評選一個世紀以來，為何中國作家長期缺席？原因當然很多。歸納起來，大約有下述三個方麵。
　　第一，評獎機構及其機製方麵的問題。歐洲中心主義是瑞典學院長期奉行的政策，或由於其有限的能力而難以突破的範圍。
　　瑞典學院的院士們，由於長期身處相對和平和寧靜的環境中，缺乏對苦難的感同身受，對第三世界的文學比較隔膜。而且，在西方後現代主義文學光怪陸離的藝術現象麵前，某些失去定心力的現任評委比較看重“實驗性藝術”而輕“理想傾向”。他們不懂得，評判第三世界的文學，仍然應當把人文關懷或“理想傾向”擺在首位。
　　第二，語言障礙是瑞典學院無法真正逾越的一堵牆。馬悅然先生認為，假如２０年代，有人將魯迅的《呐喊》或《彷徨》，或將沈從文的《邊城》譯成很好的外文，兩人都有可能獲獎。等到馬悅然將《邊城》譯為瑞典文，為時已晚。
　　在老舍被提名的時候，《駱駝祥子》隻有Evan King的英譯本，其中意譯很多，錯誤不少，並且任意增補刪節，甚至重寫、虛構原作中沒有的人物，最後祥子與小福子結為美滿夫妻，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這當然有礙於他競爭諾獎。
　　現在，從頒獎高行健和莫言的兩個例子可以看出，許多評委不但沒有評判中國文學的語言能力，而且缺乏審美鑒賞力。
　　1968年頒獎給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瑞典學院為了評判他的文學成就，曾歷經七年，先後聘請四位國際專家協助工作，足見學院評判非歐洲語言的困難和慎重。按照這樣的速度，如果老舍健在，他也許會在70年代初期榮獲諾獎。
　　第三，是中國作家自身的弱勢。
　　由於中國的特殊社會環境尤其是十年文革浩劫，像老舍、沈從文這樣的作家的創作力都曾被環境窒息。後半個世紀，中國文學的總體成就很難與上半個世紀媲美。在二十世紀下半世紀以來，中國作家少有波蘭作家或俄羅斯作家的那種對苦難的深厚的人文關懷，缺乏在逆境中凜然不屈的風骨及其在文學中的表現。
　　中國作家總是想抄近路走捷徑，尋求旁門左道，拒絕自我詰問。中國文壇一個更大的弱勢，是缺乏偉大的人文學者。他們宣導的是知識份子“退回書齋”，回到“象牙塔”，與這種口號相呼應的，是所謂“最最文學狀態”（劉再複語）。
　　與這種“最最”狀態有所不同的，是一種值得中國作家推崇的“海明威狀態”。海明威是公認的最能實至名歸的諾獎得主之一。那種既具有個人的人格魅力，又富於文學的藝術魅力的海明威狀態，是一戰中紅十字會的戰地救護車駕駛員狀態，是二戰期間戰地新聞記者狀態，是身上帶著兩百多塊彈片的戰士狀態；在業餘生活中，海明威是獵手狀態，是垂釣者狀態，是拳擊者狀態，是鬥牛士狀態……凡此種種，都可以激發創造性想像，化為動人的小說，壯麗的詩篇。

 

2016年7月完稿

補記：據日本《朝日新聞》2019年1月3日報導，應日本時事通信社的請求，近日，瑞典學院向該機構解密了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檔案資料，當年最終候選名單有六位候選人，除川端康成外，還有英國詩人奧登（W.H. Auden）、法國小說家安德列·馬爾羅（Andre Malraux）、愛爾蘭劇作家撒母耳·貝克特（Samuel Beckett）等人，並無老舍的名字，由此解開了在中國讀者心中一個長久的謎團：老舍並沒有獲得過諾獎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