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會與人文主義的起源

奧運會與人文主義的起源
傅正明

選自傅正明著《地球文學結構》（聯經出版，2013年）

人文主義是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以來興起的一種哲學和教育思潮，但是，源於拉丁文「人文學科」（humanitas）的「人文主義」一詞，晚到十九世紀初才在德文中以humanismus的形式出現。

所謂文藝復興，打的是復興古典文化的旗號。二十世紀德國哲學家斯羅特代(Peter Sloterdijk)，在他的演講《人類公園的規則》中把人文主義視為一種羅馬現象：古羅馬大量興建競技場，讓人「觀賞」血淋淋的人與野獸搏鬥，藉以作為國家的一種統治術。競技場釋放的人類的殘酷獸性，使得觀眾忘卻自己乃是高於動物的人類，可是，競技散場回家以後，就會有人進行良心的反省，為人類的獸性感到羞恥，進而通過靜心讀書找回自己失落的人性。

鑒於這種羅馬現象，我曾以「馴化野蠻，陶冶愛心」八個字來概括人文主義的精髓，前者應當包括挑戰強權和征服內魔（借用佛家用語）兩個方麵，後者自然蘊含對他人的關愛和自愛這兩個方麵。可以說，這些不同方麵是互為前提互相補充的。

一般說來，羅馬現象往往有其希臘淵源。羅馬的「人文學科」沿襲的是古希臘的教育形式。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Protagoras)說過，「人是萬物的尺度」，安提豐(Antiphon )更明確地表述了他的人文精神：「根據自然，我們大家在各方麵都是平等的，並且無論是蠻族人，還是希臘人，都是如此。在這裡，應當適時地注意，所有人的自然需求都是一樣的。」

在我看來，人文主義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希臘神話和奧林匹克競技會。關於奧運會的緣起，有多種不同的膾炙人口的說法，其中一個傳說是：時間之神克洛諾斯從天神烏拉諾斯和地母該亞處得知：他將被自己的一個兒子推翻。克洛諾斯因此吞噬了妻子瑞亞為他所生的每一個孩子。瑞亞唯恐剛生下的幼子宙斯落入他父親的血盤大口，便命令衛士們將宙斯隱藏在山林洞穴中。宙斯長大之後，在奧林匹克山上同父親克洛諾斯摔跤，贏了父親取得萬神之主的地位。後人為了紀念宙斯的勝利，創立了奧林匹克等多種競技會。

希臘神話是一種「神人同形同性論」（anthropomorphism），故事中的神，大都是人格化的神。希臘人相信，神不但具有人的外形，而且具有人的思想和情緒。克洛諾斯是由時間之神蛻變為兇殘暴君的，從這一自然神向社會神的轉化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這個傳說中的「神吃神」，應當解讀為「人吃人」。它表明，希臘人早就發現了人的食欲、性欲和權勢欲這些原欲的膨脹，並且以神話的想像加以解構。我們仿佛在這裡聽到「救救孩子」的呐喊。由此可見，哪裏有野蠻主義，哪裏就有反對野蠻的人文主義萌芽。

源於西班牙文的食人主義（Cannibalism），雖然原指加勒比土著食人族的野蠻習俗，卻有一個源於希臘文的「人吃人」（anthropophagy）的近義詞。由此可見，這種原始的野蠻主義在世界不少民族和文化中都不難發現。關於奧運會起源的傳說，透露了一種「殺子」文化的信息。在《新約·馬太福音》中，耶穌誕生時，傳聞他將作猶太人國王，耶路撒冷的希律王害怕失去自己的權力，企圖殺死伯利恒所有的兩歲以下的嬰兒，以免耶穌漏網。這個傳說與克洛諾斯吞噬兒子的傳說，屬於同一神話原型。

隨著食人主義和「殺子」文化的式微，挑戰強權的「弑父」文化開始萌芽和發展。佛洛德發現：文學史上的三部傑作——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瑪卓夫兄弟》，均表現了同一主題——弑父。但是，在這種弑父文化中輸入的人文信息，在於人的自我反省，也就是說，一方麵，我們發現了自身的「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另一方麵，我們又力求治療自身的神經症，避免悲劇發生，例如，伊底帕斯 在得知他將弑父娶母的神諭之後，便立即逃亡。

正因為如此，古希臘對體育、文藝和教育，三者並重，視之為「文明」的題中之義。有益於增強體魄的體育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是發洩人類野蠻的原始衝動和過剩精力的一個管道。文明的體育場，作為殺戮的戰場的一種替代，尤其表現在擊劍、拳擊、摔跤等比賽項目中。因此，奧運精神，強調友誼、平等、誠信與和平。現代奧運會的首倡者科伯廷（De Coubertin）把這全世界的和平盛會稱為「四年一度的仁愛（humanity）之春季的慶典。

依照弗萊(Northrop Frye）的神話原型批評學派的觀點，春季的神話是喜劇，也就是說，秋季的悲劇，經由冬季的諷刺和反諷，已經演變成為歡慶新神誕生的春季的喜劇，父子衝突，舊的生活形式與新的生活形式之間的矛盾，將得到和平的解決。由此可見，文藝活動的主要功能，如亞裏斯多德所說的那樣，就是把憐憫和恐懼這些悲劇情緒加以「淨化」（katharsis）;如賀拉斯所說的那樣，就是「寓教於樂」。以頌歌著稱的希臘詩人品達(Pindaros)，在奧林匹克競技會頌歌中，與其說是借歌頌人（體育健將）來歌頌新神宙斯，不如說是借歌頌神來歌頌與神同形同性的人。品達透露的人文信息，凝練於他的一句名言：

 

Every gift which is given, though it be small, is in reality great, if it is given with affection。

 

英譯的這行詩，彰顯了奧林匹克競技會最初用作獎品的橄欖花環的象徵意義，不妨套用一句中文諺語來意譯：禮輕仁義重。品達所說的「關愛」（affection），接近中國儒家的「仁義」。義大利「人文主義之父」彼特拉克(Petrarca)，在《愛的勝利》（第4首）中，曾讚揚品達「把他的繆思女神引領到『愛』的港口」。

二十世紀教育的失誤，尤其是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種極權主義教育的失誤，在於把人推向「恨」的淵藪。現代教育的發展，應當科技與人文並重。一切與人文精神相抵捂的愛國主義教育或社會主義教育，都是極為有害的。

古老的中國雖然有「仁者愛人」、「民貴社稷次之君輕」這樣微弱的人文精神，但無可否認的是，中國有豐富的「殺子」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有本末倒置的「多難興邦」的思維模式。魯迅筆下的狂人發現的「人肉筵席」，一直排到二十一世紀還沒有散席，而他的「救救孩子」的呐喊，患有「良知麻痹症」的人們早就聽若罔聞了。

北京奧運會的主題口號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儘管這一口號把握了奧運精神，但在奧運的籌備宣傳中，國人從上到下，都在有意無意地把它作為政治與商機的嘉年華會----奧運瘋（Olympomania），作為中華崛起的強心劑，作為民族主義情緒的宣洩口，而極權主義、物質主義、民族主義，在相當程度上是與人文主義對立的。與奧運精神一致的最偉大的「夢想」，就是拆散腐敗的胃口更大的「人肉筵席」，把中國引領到「『愛』的港口」。
                 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