詰問奧斯維辛

詰問奧斯維辛
―― 讀凱爾泰斯的小說《沒有命運的人》

傅正明 / 《民主中國》2003年7月號

匈牙利猶太作家凱爾泰斯第一部自傳性小說《沒有命運的人》，是作者榮獲諾獎的主要作品。在《苦工日記》中，凱爾泰斯提到，《沒有命運的人》這部小說就奧斯維辛提出了下述四個問題：一是為什麽會發生奧斯維辛？這個問題沒有理性答案；二是，它是怎樣發生的？這是小說的主體部分所描繪的情節；第三，幸存是可能的嗎？第四，在幸存之後還能繼續幸存下去嗎？

循著這一思路，我們來看看凱爾泰斯關於命運和自由的思想啟迪。

⊙ 奧斯維辛為什麽發生？

小說主人公少年科維斯剛被抓到集中營，就聽到囚犯們談論上帝的“不可理喻的意誌”，談論猶太人的命運。一個拉比說，猶太人曾經“拋棄了上帝”，這就是今天的猶太人慘遭連累的淵藪。科維斯對這個解答顯然感到不滿意，但他無法得到理性的答案。小說避免了行而上的追究。隻有成熟的凱爾泰斯本人才能把這個問題深入思考下去。在小說《我——他者：變形者紀事》中，凱爾泰斯對二十世紀進行了總結，他發現將近一百年來，一切都變得更真實、更赤裸裸了：“士兵變成了職業殺手；政治變成了行凶作惡；資本被用來建造附設焚屍爐的害人工廠；法律變成行騙的遊戲規則；反猶主義造就了奧斯維辛；民族感情引發了種族滅絕。毋庸置疑，我們時代就是一個真實／真相／真理的時代。”

由此上溯，我們發現，在歐洲文明兩千年的曆史過客中，少有基督教人文主義者能夠擺脫對猶太人的偏見。猶太作家威塞爾（１９８６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在《論文化藝術中的革命》一文中，曾談到康德、費希特、伏爾泰和歌德等歐洲文化名人，他指出這些偉大哲人、著名的人文主義者都是有罪的，因為他們企圖證明：對猶太人的恨與對人類的愛是可以調和的；他們所宣揚的平等、正義，是把猶太人排除在外的。像威塞爾等猶太作家一樣，凱爾泰斯強調，奧斯維辛是在基督教文化氛圍中發生的。因此，凱爾泰斯從宗教懷疑論的角度對上帝提出了質疑。在《苦工日記》中，他曾引用一位作家的話說：“小冤墳追究魔鬼，萬人坑追究上帝”。如果說上帝讓基督降臨人世，那麽，為什麽奧斯維辛是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中發生的？基督教文明，至少是基督教文明的踐行者，應當承擔多大的責任？凱爾泰斯認為，追究這一點，就有可能為歐洲文明重新奠基。這就意味著，必須使基督教人文主義的實踐更具包容性和普世性。

近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崛起，為反猶主義火上澆油。凱爾泰斯強調，奧斯維辛絕不是單純的德國人與猶太人之間的衝突。在小說中，他力求避免這種簡單化的藝術表現，更進一步地探索曆史和人類命運，追究普遍人性。隻有通過具體的小說情節和細節的描繪，才能揭示普遍的人性，因此，自然轉向了第二個問題。

⊙ 奧斯維辛是怎樣發生的？

對於科維斯來說，一切災變都是在全然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的。小說的第一人稱講述的故事，猶如科維斯對他的同學講述一個旅行故事，一切都來得那麽自然而然。生活的荒誕性在於，科維斯最初甚至巴望到德國勞改營去，他覺得這也許是一個機遇，因為許多青年人都在德國找工作，有些“淘氣”的孩子，甚至被他們的父母送到勞改營去接受教育。這裏出現了一種“視角的反諷”，即讀者知情，作為當事人的小說主人公卻被蒙在鼓裏。然而，命運捉弄了他，命運往往與人的期望和奮鬥的目標背道而馳。這就是命運的捉弄或“命運的反諷”。

要追究奧斯維辛的發生過程，必須考察下述兩個方麵：

一方麵，就施暴者來說，大屠殺是在擁有權力的領袖、“元首”與群眾合謀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個問題，德國作家托馬斯．曼和猶太裔德語作家卡內蒂（１９８１年諾獎得主）都曾作過深入研究，並且影響了凱爾泰斯的創作。曼本人就曾有反猶傾向，擁護過希特勒，但他後來終於徹悟過來。在中篇小說《馬裏奧和魔術師》中，曼將納粹的欺騙性比喻為魔術式的催眠術，小說中的魔術師可以當眾催眠，令咖啡館侍者馬裏奧侮辱自己。卡內蒂的《群眾與權力》是研究政治領袖與群眾關係的力作，曾經由凱爾泰斯翻譯為匈牙利文。在小說《慘敗》中，凱爾泰斯描繪了主人公的一個幻覺：他在一棟辦公室樓空蕩蕩的走廊裏，突然聽到千萬個人的腳步聲以排山倒海之勢向他撲來，最初，他感到一種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一種把自我消融在群眾中的“酒神的狂喜”，但他很快感到，他必須靠邊站，必須從那些正在被施加催眠術的群眾中走出來。

另一方麵，從受難者一方來看，奧斯維辛的發生，甚至得到猶太人自己的配合。猶太裔女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就曾揭露了在大屠殺中猶太人內部的一個機構與納粹的合作。在諾獎演說中，凱爾泰斯談到他一生刻骨銘心的二十分鍾：他隨一群猶太人被送往伯克勞死亡營時，在車站的一片恐怖中度過的瞬間。為了進一步確證史料，他閱讀了塔丟茲．博羅維茨（ＴａｄｅｕｓｚＢｏｒｏｗｓｋｉ）的完整敘述，其中一個故事題為“女士們先生們，到毒瓦斯那裏請走這條路。”後來，凱爾泰斯從納粹警衛隊一個士兵拍攝的現場照片中，看到可愛的猶太婦女和青年，都有與納粹協作的誠意。他們協作的條件當然是自己活命，但結果如何呢？仍然難以逃脫死亡的厄運。在諾獎演說中，凱爾泰斯辛酸地說：“當我想到所有這些現象如何日複一日、年複一年以類似的方式重複時，我洞察到恐怖的機製，我終於明白了，讓人性反過來自我作賤一番，是如何成為可能的事情。”

中國人對於這種不斷重複的現象太熟悉了。在中國的曆次政治運動中，為了自己不被整肅而整人的人，結果同樣是自我作賤。這種恐怖的機製，在許多民族中都可以成功地運轉。因此，凱爾泰斯實際上已經深刻地從人性的角度回答了奧斯維辛為什麽發生的問題。

        ⊙ 怎樣在大屠殺中幸存？

這是凱爾泰斯以他的親身經曆給我們講述的集中營的日常生活故事。

科維斯領會到，在高壓之下，無論是鳴不平，還是祈禱上帝或抗議管理者，均無濟於事。盡管如此，還是有囚徒對非人的待遇發出抗議之聲。科維斯還聽說有各種各樣的逃跑的方式。可是，有人逃跑了，幾天之後又看到他們被抓回來，在他們的脖子上打下了恥辱的烙印，有的甚至被打死了。科維斯從一個老囚犯那裏學會一個原則立場：“最重要的事是我們不能屈服：這始終是一種智慧”。幸存的強烈願望迫使他們“順應”逆境。小說寫到集中營分配的囚犯棉衣，由於經常被雨水淋濕，變成了硬梆梆的，根本不能保暖，囚犯經常凍得直打哆嗦。由於室內濕氣厚重，他們采用磚廠的粗厚水泥包裝紙鋪在地上隔離濕氣，有人把包裝紙塞到棉衣內保暖。但這類行為，在集中營也是違禁的，作者寫道：“違禁就是反抗命運，結果這樣一樁犯罪很快就被發覺了：一頓棍棒打在背上，打在胸口，劈哩嘩啦，很快使得罪行彰明昭著。如果棍棒不再繼續打下去，那就高興起來。”

比寒冷更難熬的是饑餓。無論是祈禱或逃亡都填不飽肚子。科維斯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尋找食物。囚徒們分配到手的食物原本就很少，但他們仍然盡量省下一點以防更加缺糧。科維斯告訴我們，“如果說，我沒有吃樹皮、鐵片或小石頭，這僅僅是因為這些東西咬不爛，消化不了。但是，例如，我嚐試過沙子，如果我看到草，那就從來不會猶豫—遺憾的是，無論在工廠裏還是在營地，都看不到一根草”。

囚徒們在擁擠的鋪位上熟睡，借以忘記一切苦難。集中營也有自殺的情況，科維斯聽到他們討論這類事件，避免自殺。凱爾泰斯曾以一句悖論來表達他的觀點，他說，唯一的真誠的自殺方式就是繼續活著。的確，自殺原本是一個人否定黑暗現實的最高形式，因為自殺者是以自己寶貴的生命來進行這種否定的。凱爾泰斯則希望以活著的形式來達到同樣的否定黑暗現實的高度，這就是他的批判精神的表現。他要既活著又達到自殺的同樣的社會效果，隻有靠寫作，靠寫真實。由於他處處看到黑暗現實中的光明的一麵，這才使他得以幸存，使原本活得沉重的生活變得輕鬆一些，同時也在作品中傳達出這一信息，從而緩解讀者由於同情而造成的傷感。

饑餓、寒冷和挨打，傷口化膿，缺乏藥品治療，囚徒們都挺過來了，靠的是一種精神支撐。從全書看來，在科維斯眼裏，自由的可能性，包括兩個方麵，一是在科維斯尚未被抓到奧斯維辛時，他的父親已經在一個勞動營了，科維斯的叔父威利對他解釋說，目前的逆境，隻是一個“短暫的過度期”，因為盟軍將“最後戰勝德國人的命運”。另一個方麵，就是科維斯所思考的愛的可能性。科維斯的親生母親是一個賢慧的婦女。她教育科維斯關愛繼母和他人。她說，人們表示愛不是通過言辭而是通過自我選擇的行為。正是母親的這種愛和自由的教育，使得科維斯後來在囚犯們中間體會到並且以行為表現出一種關愛，並且最後嚴肅地思考自由與命運的關係。

⊙ 幸存之後怎樣繼續幸存？

對於奧斯維辛幸存者來說，幸存之後之所以仍然有個如何活下去的問題，是因為集中營裏有些囚徒認為，這隻是歐洲曆史上的一次異常越軌事件，他們以為外界的文明世界當時還來不及知道集中營的真相，否則，已經發展到二十世紀的文明世界，應當不能容許這樣的慘劇發生。可是，他們錯了，他們出來之後發現，文明世界不但知道，而且保持沉默，容許奧斯維辛存在。這樣，在一個如此黑暗的世界上，是否值得生存也就成了一個問題。凱爾泰斯從奧斯維辛走出來時，時尚年幼，還來不及作如此深刻的思考。但是，回到匈牙利之後，他遇到了奧斯維辛幸存者遇到的另一個問題：共產主義同樣是一種極權主義，從一種極權主義轉到另一種極權主義的重軛之下，猶太人仍然屬於“異類”。他們將怎樣繼續幸存？

凱爾泰斯很快發現，奧斯維辛不是遊離於歐洲曆史的例外事件，而是不斷重複的曆史常態。在題為《自我認同的自由》的演講中，凱爾泰斯指出，對於大屠殺幸存的作家來說，隻存在一個哲學問題：自殺；一個現實問題：移民。

原本就沒有祖國的猶太人的移民，毋寧說是永久的流亡。劫後餘生的猶太知識分子，如意大利作家列維（Ｐｒｉｍｏ Ｌｅｖｉ）和生於羅馬尼亞的詩人策蘭（ＰａｕｌＣｅｌａｎ），最後均選擇了自殺。我們並不鼓勵自殺，但是，如果我們看不到他們自殺的意義，忘卻了死者的悲劇留給生者的啟迪，那就等於再一次殺害了他們。這是人類的奧斯維辛記憶不能容許的。比比皆是的自殺同樣出於人的無奈，出於反叛的渴望。盡管凱爾泰斯與列維、策蘭在奧斯維辛之後的處境和視角有所不同，但他們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凱爾泰斯沒有自殺，他選擇了為曆史作見證的角色。他很快就開始寫作《沒有命運的人》。當有人奉勸幸存的科維斯忘卻那些恐怖事件，放下包袱而自由地過一種新生活時，科維斯想道，“我承認，這在某些方麵是對的。但問題在於，我的確不懂，他們怎麽能夠要求一種不可能的事，因此，我也指出，已經發生的就發生了，我不認為，對於所有這一切，我能夠對記憶發號施令。‘開始一種新生活’，我認為，隻能在我再生的那一天，即使我大病一場或受重傷以後，累及我的理性，你們想要我忘卻的還是忘卻不了。”

在《慘敗》中，凱爾泰斯的主人公進一步發現，他根本無法過上新生活。因為，共產主義極權製度與舊製度的區別僅僅在於：莎士比亞筆下的暴君理查三世公開宣稱，他要做一個不擇手段的歹徒，而在共產主義製度中，屠殺民眾的職業劊子手卻賦予自己以“民眾精英”的稱號。在諾獎演說中，凱爾泰斯表示，他特別留心觀察這種獨裁製度是如何運轉的。他看到，整個民族如何被迫否定它自身的理想；他看到人們小心翼翼以求“順應”的種種跡象。他恍然大悟，所謂希望，乃是邪惡手中的工具，康德的絕對必要的起碼道德，隻不過是自我保護的看主子眼色行事的婢女。但他們同時作出了反抗命運的種種嚐試和自由選擇，如１９５６年的匈牙利起義。盡管它被鎮壓下去了，但人們繼續以不同的形式進行自由選擇。

⊙ 命運和自由的啟迪

從凱爾泰斯小說和他的多次演講來看，作者關於命運和自由的思想，均要追溯到西方文化的兩大源頭，即希臘文化和希伯萊文化。

在希臘文化中，“命運”的概念早在公元前六世紀就被人格化了，它的原意是 “強迫性”，引申為“必然性”。以埃斯庫羅斯為代表希臘悲劇被文學史家稱為“ 命運悲劇”，因為那些悲劇英雄對他們的命運進行了勇敢的反叛。在《大屠殺作為一種文化》中，凱爾泰斯高度評價希臘天才把古典悲劇創作為不朽的抵抗野蠻暴行的典範。他所指的，就是埃斯庫羅斯唯一一部直接介入現實以希波戰爭為題材的悲劇《波斯人》。凱爾泰斯所讚賞的，不是消極順從命運的態度，而是積極因應以尋求自由的可能性。

在希伯萊文化中，命運乃是神授的使命。這種使命是與人的自由解放密切相關的。在《聖經》中，自由就是從捆綁的束縛中、從奴役下贏得釋放，更高層次的屬靈的自由則是從罪裏贏得釋放。“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放，就作了義的奴仆”。但是，盡管科維斯年幼，卻似乎悟出了僅僅“因信稱義”是不夠的，自由與行動和責任密切相連。

正如凱爾泰斯在《自我認同的自由》中所指出的那樣，二十世紀政治教育的兩大特征，一是教人憎恨，二是教人撒謊。與此相反，表達愛和寬容，拒絕撒謊，講真話，成了凱爾泰斯寫作的鮮明特征，盡管他經常不得不曲折地表達他的思想。在獲獎演說中，凱爾泰斯表示，“我們必須靠自己創造價值，必須一天一天地以執著的人道工作來創造價值。我們的看不見的努力最終將賦予這種價值以旺盛的生命力，並且有可能為歐洲文化重新奠基。自由，是隱匿在歐洲價值中的最崇高的價值。自由以豐富的色彩點染著我們的生活，它喚醒我們意識到我們的生存狀態的確定事實，意識到我們每一個人為之承擔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