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表達的先驅 ――珈音與陳寅恪之比較

自由表達的先驅 ――珈音與陳寅恪之比較

作者：傅正明

悟得人生萬法空，真醇笑語樂寰中！ 休言真主招安意，揭竿詩旗映酒紅！ 這是波斯十二世紀的大詩人哲學家和科學家奧瑪珈音(Omar Khayyam)的《魯拜集》中的一首四行詩，屬於筆者所譯五卷本《魯拜詩詞新譯五百首》的集外拾遺。珈音處在突厥人入主波斯的塞尓柱帝國，雖然一度在朝廷主持曆法改革，但很快受到排擠打壓，顛沛流離，最後在故鄉聚徒講學，飲酒作樂，逍遙自在，並且以四行詩冷嘲熱諷權勢者。詩中真主，完全可以解讀為政教合一的獨裁者的隱喻。詩人揭竿，不是武裝反抗，而是禁酒暢飲，詩旗高張。這首詩可以視為一個偶像破壞者的自畫像。 盡管中國現代學者陳寅恪先生從來沒有直接談及《魯拜集》，但他的摯友吳宓選譯過這本四行詩集的部分詩章。不管通波斯文的陳寅恪有沒有讀過《魯拜集》原作、英譯或中譯，在我看來，這兩位相隔將近一千年的不同國度的思想者，具有很大的相似之處和可比性。這是《魯拜集》研究和陳寅恪研究中從來沒有人提到過的。 首先，珈音和陳寅恪都是處在專製體製下的自由思想者。《魯拜集》著名英譯者費茲傑羅在第三版導論中就提到這一點。這並非一個人的觀點，現代知識分子，無論是世俗的還是宗教人士，都把珈音視為自由表達的先驅。在《珈音研究》（In Search of Omar Khayyam）中，現代伊朗學者達斯提（ Ali Dashti）高度肯定了珈音的“利他和獨立的品格”。類似的是，在《柳如是別傳·緣起》開篇，陳寅恪表示：他的寫作目的，是為了“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論再生緣》中，陳寅恪強調了自由對於文學創作的重要作用：“《再生緣》一書在彈詞體中所以能獨勝者，實由於（陳）端生之自由活潑之思想，能運用其對偶韻律之詞語，有以致之也。故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美之文學。” 取則先賢前輩，陳寅恪一生秉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一點已成蓋棺定論。尤其是他在共產專製下表現的文人風骨，堪稱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中鮮見的“黑天鵝”。 珈音和陳寅恪所處時代的類似性，首先可以珈音一首魯拜來說明： 前朝忠仆拜新龍，萬歲高呼震耳聾。 不祭堯王宗廟毀，但歌秦火滿天紅。（V.047） 這首詩的衍譯有歸化策略。“新龍”，原文是傳說中的伊朗凱揚王朝（Keyanian dynasty）的國王凱卡烏斯（Kay Kavus），相傳他在統治期間窮兵黷武，像秦始皇修建阿房宮一樣沉溺美色，且聽信魔鬼唆使，利令智昏，命人把一把他的金鑾寶座綁在鷹翅上飛上天空，四處飛翔，好比秦始皇派徐福揚帆遠航尋不死之藥，因此觸怒天神，在飛抵中國後遭到雷擊。金鑾寶座墮地之後，他雖然躲過死劫，卻失去了象征天神恩賜的靈光。凱卡烏斯這樣一個暴君昏君，卻有其死忠護駕的臣子愚民。一個廣為傳說的故事，是凱卡烏斯在侵略伊朗北部時兵敗於“白魔首領”，即一位土著酋長喚來的暴風雨中，被囚禁在一個山洞地牢裏，後來被一位英雄所救。堯王，原文是菲列東（Fereydūn），伊朗神話中的國王，在祆教聖經《阿維斯塔》中，他是屠龍的英雄;在菲爾多西的史詩《列王紀》中，他是反抗暴政的英雄。相傳菲列東稱王之後統治國家五百年，最後把王國分給三個王子，其中他所寵愛的小王子分得的肥美土地，就是伊朗（伊朗疆土遠大於後來的波斯帝國，波斯人隻是伊朗人的一個部族）。因此，菲列東在波斯文學中是勝利、公正和寬厚的象征，堪稱伊朗的堯王。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有一段議論，對於認識珈音，同樣具有闡幽發微的啟迪意義： 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常是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並存雜用，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終於消滅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 珈音筆下“拜新龍”的“前朝忠仆”，即陳寅恪所說的“不肖者巧者”，在紅朝“富貴榮顯，身泰名遂”之最者有郭沫若之流。珈音和陳寅恪在本質上屬於隔代異域的智者或“賢者拙者”，兩人同樣深切“感受痛苦”。如侯賽因•薩德基（Hossein Sadeghi）教授在《魯拜集（四行詩）》新譯本的導言中所言：“當時塞尓柱王朝的統治者是偏執的宗教狂，珈音的詩歌因此無法在民間流傳。他在好幾首四行詩中鮮明指出了當時沒有言論自由的現實。在這些詩中，這位納霞堡的哲人勸告人們要謹言慎行、守口如瓶並與智者來往，他還抨擊統治者的無知和偏執。” 薩德基在此實際上涉及波斯知識分子普遍的“伽曼”（ketman）傾向。該詞詞義豐富，無論英文中文，都找不到一個完全對譯的詞，英譯稱之為“隱蔽的藝術”（art of concealment）。用一個悖論來說，這種藝術帶有藏鋒的鋒芒。珈音的伽曼傾向，說得比較明確的是社會學家帕特·達菲·胡切恩（Pat Duffy Hutcheon），他在《奧瑪珈音的伊壁鳩魯式的人文主義》一文中指出，珈音時代的學人至少有兩位自由思想者被作為異端活活燒死。因此， 在這樣的處境中，對於真誠的哲學家來說，表麵上無害的詩歌還會留下什麽呢？似乎有一種稱為“伽曼”的現象，這是一種波斯傾向，為的是在公開場合依照一個人自己內心閃爍的思想來表達時，還得留意流行的正統(不管那是多麽令人討厭)。這是在嚴酷偏執的專製製度下的求存之道。奧瑪顯然訴諸此道，將它與自身在波斯四行詩中特殊的求存機製揉合起來，借此古代流行習俗進行詩意的創造。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在中國幾千年的專製製度下，要防止自己禍從口出，也不得不構築攔截言說的堤壩。以現代術語來說，就是嚴酷的審查製度和伴生的自我審查。下麵一首魯拜，我衍譯為一首七律：       謹防自我決河堤，他正防川亮劍衣， 世界焉知真或假，朝廷敢議是還非？ 但開雙眼看權鬥，莫出一言訴怨悲， 兵卒聽從將號令，仆從主帥搖旌旗。（V.024）       乍看之下，詩人談的是自我審察的不得已和必要性，實際上語帶諷刺。顯而易見的是，像珈音一樣，陳寅恪絕不是一個缺乏獨立思考的搖旗呐喊的盲從者。由於不得已而表現出類似的伽曼傾向，他的政治諷刺詩比較晦澀，例如《經史》詩雲： 虛經腐史意何如？溪刻陰森慘不舒。 競作魯論開卷語，說瓜千古笑秦儒。 餘英時先生借鑒陳寅恪箋釋詩歌的方法，在《古典與今典之間──談陳寅恪的暗碼係統》一文中指出：陳寅恪“今典”“古典”並用，還有獨特的暗碼係統：太史公司“馬”遷、衝虛真人“列”禦寇，是“馬列”的隱語。這首詩，一般認為寫於五〇年代初，可能與圍剿電影《武訓傳》有關。但是，在我看來，其針砭諷刺意味，對於此後的整個中國曆史時期，尤其是對於後來的文革時期，均有一種預言災難的敏銳和深刻。詩人充當了新時代的預言家。那些捧讀馬列和“紅寶書”“學而時習之”（“魯論開卷語”，即《論語》開篇的話）的文人學子和知識青年，儼然是新時代的啟蒙者，可是，啟蒙者和被啟蒙者，洗腦者和被洗腦者，思想改造者和被改造者，可以借用一首魯拜的下聯來說：“師父昏昏徒弟聵，隻緣無不出娘胎”（I.034）。更進一步的深層原因，是因為這種偽啟蒙，是在因襲暴秦的專製製度下進行的，真是太可怕了，同時也太可笑了。“說瓜千古笑秦儒”用秦始皇坑儒之典：“秦始皇密令人種瓜於驪山硎穀中溫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藝文類聚》卷八十七引《古文奇字》）。秦始皇的花招類似於“引蛇出洞”，儒生對於冬天長出瓜果的解說各有不同，也許不乏類似於論證人民公社畝產萬斤之可行性的科學家。但是，不管怎樣，他們或慘遭屠殺，或貽笑千古。這首詩諷刺的“秦儒”，同時也是就範暴政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對於這種人，也可以借用兩首魯拜來針砭： 貪圖榮譽是奇恥，就範暴君蒙大辱， 微醉葡萄滿口香，勝過佯裝修煉苦。(III.110） 珈音是某種程度上的政治詩人，他的一部份詩歌是典型的政治抒情詩。陳氏也承認，古今中外絕無作學問能脫離政治的例外。一九五九年他寫的門聯“六億人民齊躍進，十年國慶共歡騰”，官方文人曾用來作為陳寅恪歌功頌德的鐵證。但餘英時一眼就看出這是歇後體的文字，在《陳寅恪晚年心境新證》一文中敏銳地指出：“‘六億人民齊躍進’的下麵半截沒有說出來。六億人民一齊躍進什麽地方呢？躍進火坑、躍進地獄、還是躍進深淵？這是要讀者自己用想象去填補的。”他還指出：“共歡騰”的“共”是共產黨的“共”。所謂“十年國慶”，隻有那個黨才“歡騰”。歇後語往往將一句話分成兩部份來表達意義，前一部份是俏皮的比喻，後一部份直言釋義。省略釋義的部份，便可視為一種伽曼式的隱蔽的藝術。在那個年代，陳寅恪一個“共”字的暗指，是不留痕跡的巧構。 珈音的另一首魯拜，也可以視為伽曼傾向的典型表現：       泥塊難遮大太陽，時間奧秘費猜祥。 靜修海底靈珠出，卻怕鋒芒露慧光。        我認為，多種文化中不難發現的“烏雲遮不住太陽”的比喻與此詩首句的比喻有所不同，前者表達的是在黑暗與光明的衝突中光明必勝的樂觀精神，後者帶有多層次的反諷意味：原文首句第一人稱的“我”可以讀為單數也可以解為複數。泥塊可以作為詩人作品的比況，或波斯民眾力量的比況，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太陽。由於王權神授的觀念滲透在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文化中，因此太陽也被蘇丹僭取獨占作為宏大、英明的象征。相比之下，專製下的個體顯得渺小，“百無一用是書生”，即使有遮蓋日月之心，也無遮蓋之力。如陳寅恪在《甲辰四月贈蔣秉南教授》(三首七絕)中表達的那樣：“俗學阿時似楚咻，可憐無力障東流。”但是，此處太陽，也可以解讀為詩人的自況或燦爛的波斯文化的比況。可資比較的，是俄羅斯詩人曼塔爾施塔姆以斯大林為題材的《頌歌》。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由於嚴酷的審查製度，曼塔爾施塔姆就開始看重詩的“隱喻密碼”，有點像波斯詩學中”模棱兩可”(mu?tamal)的詩法或陳寅恪的”隱語”，褒貶美刺難辨，正讀反讀均可。詩人借以巧妙地逃脫了審查官的眼睛。《頌歌》中有一行詩：”我將再次起來言說正在閃光的太陽。”此處太陽，乍看是斯大林的象征，暗指以普希金為代表的俄羅斯詩歌的太陽。在珈音詩中，太陽的光輝是俗世的泥塊遮不住的。正像海底珍珠必定浮出海麵一樣。第二句的“時間奧秘”，從詩的前後語境來看，可以解讀為詩人對那個異族政權究竟何時垮台的政治問題的思考。珈音不相信那個政權可以永世長存，曼塔爾施塔姆和陳寅恪也不相信他們的民族文化的太陽會被永遠遮蔽。但專製帝國究竟何時垮台，文化太陽何時重放光明，是一個測不準，猜不出的難題。沉入深深思考和精神修持的珈音，在思想的大海中陶冶出自身的珍珠，但他不得不韜光養晦，靜觀待變。詩人並不以韜光養晦為高雅，以沉默為黃金，而是出於不得已，出於自身的焦慮和畏懼，並且以巧妙的詩歌隱喻不斷打破沉默。這就是藏鋒中的露鋒。 由於珈音與陳寅恪的悲劇心境古今相通，我迻譯《魯拜集》有時從陳詩“偷語”。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緣起章中有詩雲：“平生所學供埋骨，晚歲為詩欠砍頭”。這一聯，依照學者的研究，傳抄時因為某種原因被改為“平生所學惟餘骨，晚歲為詩笑亂頭”，或末三字有意脫落一字而成為“亂□頭”。在上麵談及的文章中，見到陳詩異文的餘英時先生指出：陳詩原稿此聯的意思是：平生所治之學已全失其價值，僅是供他死後埋骨之用而已。脫落的字可以補一個“斫”字，由此可見可見陳先生晚年遭遇之“沉痛實有非局外人所能想象於萬一者”。而亂改之後，“拙劣得至於不通”。 我曾在一首譯詩中借用了“惟餘骨”和“欠砍頭”之語： 我有愛之書，珠璣多奧秘。     但欠砍頭顱，未敢公開語。      絕少宜歌吟，無人願注意。      長留思想在，文筆溢清氣。（IV.019） 由於“惟餘骨”前麵的內容不同，因此沒有不通的問題。是骨，不隻是詩人晚秋暮歲的嶙峋瘦骨，更重要的是他的骨氣氣節，好比“身外無財餘正氣”。陳寅恪對文化專製的反抗，超出了韜晦的界限，有人勸他改一改，他雖然改過，但最後還是以原稿付印，高揚了作者“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為人為學的準則。珈音同樣一身傲骨，對權勢者頗多異議，有砍頭之憂，也有砍頭之“欠”，既有伽曼傾向，又越出伽曼之外。 伊斯蘭正統禁酒也禁書。珈音的蘊含思想的“愛之書”，在正統神職人員眼裏，無異於洪水猛獸，無論在哪裏發現一本，他們就立即付之一炬。印度靈修大師奧修（Osho）在論啟蒙大師的係列演講中談到這一點時指出：“如果它（珈音的書）在人們中間傳播，如果每個人開始享受生活，對於神職人員會怎麽樣呢？對於聖徒會怎麽樣呢？對於地獄、天堂和真主的神話會怎麽樣呢？所有這些都會隨風消散。”珈音及其後世詩人心裏有話，卻出於恐懼，不得不梗在喉嚨，堵在嘴邊，但有時不吐不快，發為詩章。珈音為表達自由付出了沉重代價，生前遭受各種指責，身後長期寂寞無聞。陳寅恪同樣慘遭迫害。但是，他們及其作品象征的文化太陽，始終閃耀著人文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