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人祭和社會暴力的探究——讀略薩的《利圖馬在安地斯山》

活人祭和社會暴力的探究——讀略薩的《利圖馬在安地斯山》
　　
　　傅正明
　　
　　在《利圖馬在安第斯山》中，略薩對秘魯內戰中的統治者和革命者兩種權力結構，均有精彩描繪。革命者殺紅了眼睛。平叛的秘魯國民衛隊也同樣不分青紅皂白施暴，除此以外沒有任何控製局勢的能力。
　　《舊約》中的惡人該隱殺了他兄弟亞伯之後，建了一座城。他的祭品並不被上帝悅納。威廉.布萊克在<亞伯的鬼魂>中寫道:“該隱之城是用人血建造的, 不是牛羊的血。”
　　 本屆諾獎得主、秘魯作家巴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的小說《利圖馬在安地斯山》（Lituma En los Andes）的扉頁題詞，就是布萊克這句話。
　　略薩有句名言說：“作家是他們自身的魔鬼的驅魔者。”以佛家的觀點來看，任何有心向善的人都要驅除內魔。青年略薩一度加入秘魯共產黨，六〇年代同情毛派革命，後來日漸轉向右翼，投身民主政治。不以政治陣營的眼光來看，就不難發現，略薩的轉變，正是他不斷驅除內魔的過程和結果。
　　 《利圖馬在安地斯山》出版於略薩的思想和藝術均已成熟的1993年，是他最重要作品之一。小說情節設置在八〇年代發起的秘魯革命和內戰時期，主人公利圖馬是政府軍的軍警，他和他的副手卡列諾被派遣到一個偏遠的高地山鎮，以尋找在築路營失蹤的三個人：一個啞巴，一個商人，還有一個是築路工頭。利圖馬開始接觸他原本陌生的高地印第安人和印加文明。在茫然尋覓中，為了解悶，卡列諾每天夜裏給利圖馬講述他與一個妓女的羅曼史，他也在尋找這個得而複失的戀人，由此構成小說的一條緩衝緊張氣氛的情節副線。
　　 另一條更重要的副線是逼近山鎮的“光輝道路”遊擊隊，即從秘魯共產黨分裂出來的毛派分子的造反活動。在複雜的結構中，含有偵探小說、政治諷喻和愛情故事色彩的幾條情節線索，平行交叉發展，最後融匯在一起。與之天人感應的自然景觀，是小說開篇的黑雲雷暴，籠罩頭上的死氣沉沉的蠱毒瘴氣，以及後來的地震山崩。這一高地的黑白藝術畫廊，實際上是那一恐怖時期整個秘魯的縮圖。
　　在革命與平叛的祭壇上
　　有閱曆的中國讀者讀《利圖馬在安第斯山》的原文或英譯，有時也許難免產生這樣的感覺：仿佛在讀一部中國小說的外文譯本。略薩筆下的那些革命場麵，對於經曆過文革的人太熟悉了：山地那些男男女女的“革命者”，甚至有十來歲的孩子。他們扛著機關槍、或手持刀槍棍棒，三、四個人一組，依照黑名單，半夜三更直闖“階級敵人”的家門，上至市長，下至無辜的農場工人，婦女環保人士，一概從睡床上拖出來帶走。……公審大會開始了，那些五花八門的“反革命”和“壞分子”，在卡夫卡式的“審判”中，不知道犯了什麽罪，糊裏糊塗被“革命群眾”鞭笞，被槍斃，被棍棒、石頭活活打死。酷刑拷問、強奸婦女成了家常便飯。從外國來遊客也被當作“帝國主義的走狗”死於非命。
　　瑞典學院本諾獎頒發給略薩，“由於他對權力結構的描繪及其個人的抵抗、反叛和招致挫敗的鮮明形象”。在《利圖馬在安第斯山》中，略薩對秘魯內戰中的統治者和革命者兩種權力結構，均有精彩的描繪。革命者殺紅了眼睛。平叛的秘魯國民衛隊也同樣不分青紅皂白地施暴，除此以外沒有任何控製局勢的能力。
　　後來，根據秘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調查，在多年內戰中，政府軍和遊擊隊均犯下令人發指的罪行。將近七萬死難者，大多數是革命與平叛祭壇上的無辜犧牲品。
　　
　　神話和祭祀山鬼的活人祭
　　
　　在恐怖的屠殺風暴中，小說主人公利圖馬預感到難以從山鎮活著出去，他疑惑地問道：“許多勞工都接受了現代生活方式，至少念過小學，見過城市，聽過收音機，看過電影，穿著打扮跟文明人一樣，可是，可他們的行為怎麽像赤裸的吃人肉的野蠻人一樣，這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呢? ” 在略薩看來，把秘魯毛派僅僅視為對中國的革命暴力的一種效法，那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是要從曆史和文化的角度挖掘人性惡的內魔。
　　利圖馬發現，印加帝國的“失落之城”，今天的旅遊勝地馬丘比丘（Machu Picchu）城堡的牆石，就是那些山地人的祖先搬上山頭的。在小說中，從這一城堡的建造到流產的築路工程，都是以人血作水泥材料。
　　小說中一位前來考察的丹麥人類學家，比一般秘魯人更了解印加文明宰殺活人祭祀神靈的曆史，他使得利圖馬想起阿茲特克人的祭司站在金字塔頂部舉行活人祭，撕裂犧牲品的胸口的慘狀。甚至西班牙人征服秘魯的殖民戰爭，也沒有如此殘暴。在今天的高地，關於山鬼吸人血吃人肉的神話仍然口耳相傳。依照民俗，在建廟築路之前，均要以活人祭和人肉筵席來安撫山鬼。高地仍有一個巫婆，很可能還在操辦古老的祭禮――與古希臘的縱酒饕餮、歌舞狂歡的酒神節期間相類似的活人祭。
　　由此可見，“光輝道路”屠殺“階級敵人”和“肅清”階級隊伍的舉措，以及革命者歡慶勝利的盛典，均有其古老的活人祭、淨化和狂歡的宗教儀式的淵源。青年略薩學習過的馬列主義理論，其僵化的意識形態教條已經成為一種準宗教。小說中的遊擊隊許諾那些參加革命的人：鮮血不會白流，流一份血，就有一份報酬。可是，這種“血酬定律”和烏托邦的許諾，往往是一種曆史的反諷。
　　與作者通過主人公的深層探究相呼應的，是難以徹查的那三個失蹤者的來龍去脈。他們好像不是遊擊隊綁架的。大致查明的那個啞巴的命運是富於象征意義的：他最初受到遊擊隊的攻擊，後來又遭到利圖馬的一個上司的拷打，最後成了巫婆操辦的活人祭的犧牲品。
　　
　　微弱的希望之光
　　
　　在略薩筆下酷肖現實又撲朔迷離的故事中，在利圖馬和卡列諾的身上，可以發現一種微弱的希望之光。
　　盡管利圖馬隸屬於國民衛隊，但由於他是有西班牙血統的混血兒，性情溫和，態度和善，他成了高地人眼裏的外星人。在他身上有作者自身的影子，但他並不是完美的理想人物。他的探究，並不純粹出於良知，更多地出於文化獵奇。不濫殺無辜，是他起碼的道德操守。當他在比較愛情的狂熱與革命狂熱時，他告訴卡列諾說：“至少，當你愛得發狂時，除了你自己之外，你不會傷害任何人。”
　　卡列諾熱戀的那個妓女，是他從一個毒梟手裏救出來的。在他眼裏，她雖然有點偷盜和撒謊的毛病，卻富於典型的女性美。他把柏拉圖式的精神之戀寄托在她的身上。他的愛的失落，象征著他的愛國情感的失落。那個巫婆勸慰他說：“是一種愛給你帶來不幸，使你受難，你的心每個晚上流血。但至少會幫助你繼續活著。”
　　小說的警策意義，最後通過那個人類學家道出來：“秘魯正在發生的，並不是埋葬暴力之後的萬物複蘇。暴力似乎隱藏在某處，突然之間會由於某種原因而重新抬頭。”
　　
　　活人祭與犧牲精神
　　
　　活人祭蘊含的古老信念在於：人類的絕大多數人的生存、安全或幸福，必須建立在少數人犧牲生命的基礎上。針對少數人的暴力和人權侵犯，就這樣合理化了。
　　從曆史上來看，敬神的活人祭在古代社會惡性變異的著例，是宰殺活人為王侯陪葬，這在印加文明中是非常普遍的，在今天的秘魯已有多處考古發現。此外，處死宗教異端的火刑，也是活人祭的遺風。但活人祭也有良性的發展：首先，是掌權者和祭司力戒屠殺無辜的奴隸，選擇罪人作祭品。然後，在有些文明中，活人祭變為象征性的，例如古希臘一種淨化儀式中的替罪人，有時並沒有被真正處死，隻是接受輕度鞭打石擊。最後，取代活人祭的是動物祭或動物的血祭。
　　今天，活人祭雖然在世界上基本絕跡，但變相活人祭仍然見於專製國家維穩的祭壇上，在那裏，其合理化的觀念仍然是人心不容易驅除的內魔。
　　像英文詞sacrifice 表明的那樣，“獻祭”與“犧牲”是同一個詞。在宗教倫理和哲學中都有所謂“獻祭或犧牲的悖論”（the paradox of sacrifice）。人類既要根絕殘酷的被獻祭，又可以從原始文明中吸取這樣一種有益的精神： 自願的犧牲――不是血肉生命而是個人利益的犧牲，例如，個人財富或時間的犧牲，義務獻血，或死後捐獻器官等有利他人或社會的自我犧牲精神，將永遠是人類需要弘揚的高尚品格。這是惡中生出的善。對於那些為了某種高尚目標而甘願犧牲生命的英雄，我們也應當理解、尊重，不能往他們的遺體上潑犬儒的髒水。
　　略薩尚未出版的最新作品，即他以愛爾蘭詩人和革命英雄羅傑.凱塞門（Roger Casement ）為主人公的小說《英雄夢》，就是弘揚這種犧牲精神的。 2009年7月，略薩在接受一次訪談時表示：在1916年愛爾蘭複活節起義中獻身的凱塞門，“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他譴責人的自私，譴責那些除了自我利益之外再也看不到別的價值的人。他非常慷慨，一生都圍繞著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偉大目標，絕對準備著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尤其令人感動的是，他把所有的錢都用於人道組織和文化組織。”
　　活人祭和社會暴力的根源，及其相關的悖論，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繼《利圖馬在安第斯山》之後的 《英雄夢》， 也許隻是略薩繼續探究這些問題的一個逗號。
　　 （《聯合早報》（2010-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