珈音的“愛之書”與儒家的仁愛觀

（瑞典）傅正明

 

珈音的“愛之書”與儒家的仁愛觀

                                                                    新加坡《聯合早報》2018年4月23日

 

愛，以及在隱喻意譯上的對神的崇拜，不隻是盲目的激情，同時需要慧眼的明察。

要把世俗的愛，例如男女之愛，親情之愛提升為大愛，必須克服自身的無明，修煉出普世同情和智慧。

 

“春鋪原上草，我獻愛之書。”波斯大詩人奧瑪.珈音的這行詩，我經常恭錄於譯著五卷本《魯拜詩詞新譯五百首》（唐山出版社）的扉頁，作為給朋友贈書的題詞，因為它以比興道出了《魯拜集》的核心宗旨。正像燒不盡的原上草一樣，人類之愛和愛的歌聲永遠不會死亡。

 

儒家的仁愛與珈音的“愛的宗教”

 

《魯拜集》在西方和中國的翻譯及其研究，熱潮一直持續不斷。類似的是，儒學研究在中國已經成為顯學中的顯學。與此同時，西方儒學界亦表現出一係列新動向。但少有人將珈音思想與儒學進行比較研究。儒家的核心宗旨要用一個字來概括，就是“仁”。在《論語》中，孔子認為“仁”就是以“禮”為規範的愛人、助人和體恤別人;“仁”也有“忠恕”之意，這是“仁”的具體運用，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好事不可獨占，要與別人分享; 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壞事不可強加於人。“仁”還有“克己複禮”的意思。珈音崇尚的古波斯蘇菲之道（Sufi Way）的“消解自我”，與“克己複禮”有相通的一麵，盡管其指向有所不同，前者是“與神合一”，相當於佛教的破除我執證得佛性，後者的“複禮”，應當指每個人歸於“禮”的內在精神要義。

在古代波斯早就形成了所謂“愛的宗教”。在詩人作品中，充滿宗教修辭。十二世紀波斯詩人尼紮米（Ni?ami of Ganja）早在牛頓之前，就提出了一種類似於萬有引力的說法，這種“引力”，他命名為“愛”。他說，一旦愛神在天輪中失控，地球就會失去它的鮮花和幸福。在另一首詩中，尼紮米以羅馬神話中的小愛神設喻：“用丘比特的煙，我揉成理性的眼睛。”所以，愛，以及在隱喻意譯上的對神的崇拜，不隻是盲目的激情，同時需要慧眼的明察。因此，珈音在一首詩中寫道：

 

真理經書傳大愛，青春詩眼頌純情，

愛情世界多盲瞽，不見高光缺慧明。（Saidi 英譯11）

 

在珈音看來，可以稱為“愛之書”的，不僅僅是他的《魯拜集》，而且有各種宗教和文學的經典，大愛是一切真正宗教和文學的核心宗旨。

 

“克己複禮”的蘇菲解讀

 

要把世俗的愛，例如男女之愛，親情之愛提升為大愛，必須克服自身的無明，修煉出普世同情和智慧。

當顏淵問仁，孔子以“克己複禮”加以詮釋後，顏淵隨即“請問其目”。孔子答道：“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處以視、聽、言、動的邪正來概括全部人類行為，其正麵的倡導，與佛家指明的八正道有類似之處。這八種斷滅世俗諸苦、達到解脫境界的修行方法，即正見、正思、正言、正行、正治、正命、正誌、正定。珈音的一首魯拜，可以與“克己複禮”的“仁”和八正道的精神相互闡發：

 

昨夜誰人耍酒瘋？——撩開麵罩見花容，

連忙將汝推開去，劫火洞燒心象紅。（卷III.086）

 

詩的主人公致辭的“汝”，可以理解為釃客，此處是斟酒的美女，在蘇菲詩歌中是被愛者，是最可愛的人。依照世俗的讀法，酒為色媒，詩的主人公借酒調情，顯然是“非禮”的行為，依照伊斯蘭戒律，應當罰下地獄。他意識到這種危險，立即“克己”，即克製了自己的情欲，同時也在提升自己的情愛。這一瞬間的戲劇性鏡頭，使得這首詩情趣盎然。

珈音與釃客　來自網絡，作者不詳

 

珈音致力於伊斯蘭教、波斯哲學和希臘哲學的會通，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融合，發展了他那個時代的靈肉一體的“愛的宗教”。用珈音的精神傳人、波斯詩人魯米的《魯米談愛》中的兩行詩來說，“愛是一團熾熱的火，火勢上炎時，除了被愛者以外一切均焚燒殆盡。”與儒家思想相互闡發，蘇菲詩歌中的被愛者，可以視為“仁”的人格化或神格化，這種意義上的求愛隱含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孔孟之道的內涵。用伊朗學者艾明拉紮維（Aminrazavi）在評論珈音的最新專著《智慧之酒》（2007）中的概括來說，蘇菲之道的“愛的悖論在於：不能殺身成愛的愛，不是真愛”。這種精神，鮮明地體現在珈音的下麵這首詩中：

 

明目燒高燭，偷光點內燈，我心常發呆，汝眼屢傳神。

君子多崇美，佳人最愛真，飛蛾追焰火，身祭若情僧。（卷III.031）

 

詩人所愛的這種美，是無言的大美，是至善至美，與仁和義的含義接近，是比肉體生命更寶貴的最高價值。詩中的兩個隱喻，即蠟燭和飛蛾，是波斯詩歌中常見的比喻。但我們首先應當懂得，相似的比喻，在不同文化中卻可能有不同的意味。中文“飛蛾撲火”常用來比喻自取滅亡，帶有譏諷的貶意。類似的是，也有佛門中人，以飛蛾撲火比喻渴念之人追逐紅火的錢財和美色，結果難以安心念佛，隻會傷害自己。但是，佛門也有像飛蛾一樣投身圓寂的人，據說還能燒出舍利子。《魯拜集》中的比喻，往往有雙重意義。這首詩的巧妙的比喻明指男女之愛，暗指蘇菲之道，是一種可以以身殉道的堅定的精神信仰。由於珈音心目中的神不見得就是真主，而是一種內在於自身的美的品格，因此，珈音表現的殉道精神，並不是倡導為一個外在的位格神犧牲獻祭，而是弘揚為追求美而自我奉獻的精神。這種精神，把凡俗和神聖的眼光糅合起來觀看，就是一種“愚蠢的崇高”（Foolish Sublime）。在這個偏正結構的矛盾語中，作為中心詞的“崇高”，實際上否定了“愚蠢的”這一凡俗的鄙見。英語成語“如蛾圍火”（like moths to a flame）與中文“飛蛾撲火”的意思貌合神離，前者的隱喻意義是：假如一群人圍住一個人，就像一群飛蛾圍著一團焰火一樣，那就意味著他們試圖靠近一個有人格魅力的人。因此，這一英文成語相當於中文的“眾星拱月”。珈音的用法，或英譯的歸化，與這句英語成語的意思比較接近。詩中的“心”，是包括詩人在內的眾多崇拜美的人們的心靈。由此可見，這首詩表達的是一種求美殉道的犧牲精神。

 

珈音與儒家類似的政治理想

 

“仁”在政治上最美的體現，就是曆代中國統治者難以踐行的“仁政”。在中國政治思想中，最早倡導仁政，明確提出“以人為本”的，是春秋時期齊國名相管仲。《管子》“霸言”篇中，管仲對齊桓公陳述霸王之業的言論，有一段話說：“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意思是說，霸王事業的良好開端，靠的是以人為根本；這個根本理順了國家才能根基鞏固，搞亂了國家勢必危亡。這裏實際上有兩個本：國之本和人之本。因此，很容易掉進以人為手段的泥潭。事實上，中國的統治者總是用“以人為本”作為冠冕堂皇的幌子。後來孟子強調“民貴君輕”，在管仲的思想基礎上進了一步，同樣有以人為本之意，彰顯了人與國家和君主孰重孰輕的關係。近人譚嗣同在《仁學》中提出，就君民關係而言，“君末也，民本也”，君應當由民“共舉”，也可以由民“共廢之”，使得儒家思想染上了濃厚的近代民主色彩。

在珈音那裏，在詩人對創世紀的解讀中，可以說隻有一個本，即人之本：

 

鴻蒙初創人為本，慧眼明燈辨偽真，

大地渾圓如戒指，愛心鐫刻作銘文。（卷I.026）

 

這首詩彰顯了珈音與儒家思想類似的觀念。有所不同的是，管仲是從帝國建國的角度來立論，珈音是從造物主創造人類的角度來立論，前者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後者更富哲理和人文精神。珈音雖然不可能有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思想，但他蔑視帝國，同情民眾，與孟子的民貴君輕和譚嗣同的民本思想非常吻合。類似的是，處在土耳其人入主波斯的帝國，珈音在下麵這首詩中表達了他與儒家酷肖的“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

 

假如政事逆天行，朝野有權廢國君。

天下為私無節製，難填欲壑保公平。（IV.021）

 

珈音的民權思想同樣根植於詩人推崇的祆教即拜火教信仰。祆教經典《阿維斯塔》宣稱：“作為獨立自主、自由自在的被造物，人類不應受任何命運法則的限製，外力不能強迫他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世上每個人都有權利，也應該自由自在地生活，盡情地享受符合自己的心願的一切體現真、善、美的東西。”(元文琪譯)

林語堂先生在《孔子的智慧》中說: “孔子差不多可算做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的最高政治理想在於社會上大家和睦相處。” 珈音同樣被人視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魯拜集》中吟詠的美景，既是風景也是人景，往往是一幅幅“無政府”的圖畫，但是，詩人讚美的，並不是混亂、虛無、無道的狀態，而是一種由自由的個體自願結合的互助互愛的社會，是反政教合一，反獨裁統治的和諧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