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恐怖主義的世界文學

反恐怖主義的世界文學

 

傅正明

 

　

　

 

　　一首詩或一部小說從來沒有阻止過一次劫機或一次綁架。但是，俄羅斯偉大作家陀斯托耶夫斯基卻語出驚人：“世界將由美拯救”。在題為《為人類而藝術》的諾獎演說中，索爾仁尼琴談到，他曾充滿懷疑地苦苦思索陀氏這句話的含義而不得其解。後來，索氏終於領悟到文學藝術的潛心默化的力量：“真正的藝術品均含有顛撲不破的真理，有說服力的真理，它能使最頑固的心靈折服。……顯然，文學藝術是能夠拯救世界的。”

 

　　具有“為人類而藝術”或“拯救世界”的審美追求的文學，屬於真正的世界文學。自從資本主義開辟了世界市場，同時興起了無產階級革命以來，文學就不斷全球化了。不幸的是，暴力革命使得恐怖主義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伴生現象。但是，在文學領域，具有人文精神的作家早就把反恐怖主義作為捍衛人的尊嚴和價值的神聖使命。他們以文學形象的形式探討革命目的與手段之間的關係，譴責傷害無辜的恐怖暴力，呼籲政治和解和宗教寬容……。今天，文學中的這種反恐怖主義的傳統，並沒有湮沒在後現代主義消費文化的冰水中，而是以其特有的熱情和光亮溫暖世人，燭照世人。

 

 一、反思暴力革命與恐怖主義

 

　　西方曆史上的恐怖主義，也許是自從布魯斯利刺殺羅馬皇帝裘裏斯•凱撒以來的政治鬥爭的產物。現代曆史上的激進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都很難擺脫與恐怖主義的幹係。在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科學”，暴力革命高漲的的同時，恐怖主義也就演化成係統的製度性的“紅色恐怖”。

 

　　十月革命前，俄國著名恐怖分子列夫•哈特曼( Lev Hartmann )曾企圖炸毀沙皇乘坐的列車，失敗後逃亡倫敦，得到當時寓居倫敦的馬克思的熱情接待和幫助。哈特曼行刺未遂的“革命行動”後來由列寧完成了：他親自下令殺害了沙皇一家大大小小，由此揭開了俄國曆史上最為恐怖的一幕。

 

　　俄國革命孕育了恐怖主義，同時也催生了反恐怖主義的世界文學。帕斯捷爾那克的《日瓦戈醫生 》和索爾仁尼琴的 《古拉格群島 》等文學傑作，均在某種程度上帶有反恐怖主義的特點。在諾獎演說中，索氏曾嚴厲譴責恐怖主義：

 

　　“暴行愈來愈不受曆代沿襲的規範所製約，它肆無忌憚，以勝利者的姿態橫行於世，根本無視暴力必將導致滅亡這一曆史真理。甚至連它所鼓吹的強權思想也得到普遍承認。整個世界都發瘋了。在這瘋狂的世界中，正義無法生存，暴力才是正道。陀斯托耶夫斯基筆下的‘著魔者’，在上個世紀還是寥寥可數，如今竟成為整個世界的共同夢魘。最近接二連三的劫機、綁架、爆炸等事件無一不顯示出它們決心動搖和毀滅人類文明。”

 

　　在索爾仁尼琴發表這番演說之後，三十多年過去了。今天，美國遭受恐怖主義瘋狂攻擊的慘痛悲劇，再一次彰顯了：恐怖主義是人類文明所麵臨的最大威脅和挑戰。

 

　　當年，薩特、加繆等西方左翼作家，雖然同情和支持革命，卻敏銳地發現了革命與恐怖主義之間的聯係，為了捍衛人類文明，他們向革命者提出了忠告。

 

　　薩特的戲劇《肮髒的手》( 1948 ) 就是這方麵的代表作。該劇情節發生在德寇占領下的一個虛構的東歐國家。作者將共產黨內部的政治謀殺與情殺糾纏在一起。劇中的一位共產黨領導幹部認為，共產黨要想奪取政權，就得不擇手段，他甚至毫不諱言自己有一雙伸進血汙中的肮髒的手。這種政治路線，與莫斯科蘇共的指示不謀而合。

 

　　像薩特一樣，加繆的劇作《正義的謀殺者》( 1949 )也涉及革命目的與手段問題，劇情發生在 1905年俄國革命期間。劇中革命組織的恐怖分子決定暗殺一位大公爵，到了行動那天，負責扔炸彈的卡裏葉夫發現公爵的馬車內還有兩個孩子，惻隱之心使他於心不忍，因而未能按計劃進行。這次失敗導致革命者展開了一場激烈爭論，或認為恐怖主義沒有限製，為了俄國的明天可以犧牲一切；或認為謀殺暴君時應當有所節製。最後他們終於達成協議：革命無權殺害無辜的兒童。在第二次暗殺中，卡裏葉夫得手，他自己也被捕並被判處死刑。作為難屬的大公爵夫人卻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她親自出麵要求免除凶手的死刑。但是，卡裏葉夫仍然自覺地選擇死亡以承當責任。加繆以其曲折的戲劇情節表明：隻有找到真正的冤頭債主的恐怖分子，才是“正義的謀殺者”。

 

　　加繆這部劇作所探討和表現的主題，在他的政論《反叛的個人》 (1951 )中，得到更鮮明更係統的闡述。加繆從人文主義立場，抨擊斯大林恐怖主義已經發展成為國家恐怖主義，從而把謀殺正統化合法化了。

 

 

二、嘲諷“紅色恐怖”和“黑色恐怖”

 

　　斯大林主義和隨之而來的毛澤東主義傳播和培育了恐怖主義，今天已經是許多左翼作家在共產主義幻滅之後的共識。

 

　　1968年，最先在美國的伯克利、法國和意大利等地興起的左翼學生運動，就曾沾染了恐怖色彩。以意大利為例，共產黨認為革命時機已經成熟，開始發動並利用學生運動。狂熱的學生占領了重點大學，結成戰鬥組織。意大利詩人蒙泰萊( 1975年諾獎得主 )的作品就反映了這一曆史事件。批評家馬特奧裏( Lorenzo Matteoli )在 《蒙泰萊的生平和作品》一文中寫道：“那些抗拒貼上反動分子標簽的教授，被扣壓作為人質並且被戴枷示眾(像在中國一樣)……。任何想以特殊有效的方法來教學的教師，都會遭到意識形態的狂熱者的一頓棍棒痛打。無論精英觀念還是選舉觀念都被斥為法西斯主義。愚蠢的粗俗贏得勝利：這與愚蠢的製度是相一致的。1973年在裏米尼大會上，學生運動分裂了：一部分選擇走秘密道路繼續‘革命’，這一點清楚地表現於他們反對現存製度的武裝鬥爭的企圖中。這些事件的發展為隨之而來的可怕的恐怖主義年代開了先河……。”

 

　　在這種恐怖環境中的詩人蒙泰萊，隻能以詩歌形式巧妙地嘲諷恐怖主義。在他寫給一位意共頭麵人物的詩體信劄中，對於意共煽動恐怖主義的行經，給予了辛辣的抨擊：“這是你的時代，它尚未結束。/你多麽精明地把曆史唯物主義 /與貧乏的傳道、與色情文學 /和贖救攪拌起來，/把作嘔的惡臭與銅臭、/與擺在你路上的鬆活錢攪拌起來。”

 

　　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意大利左派的“紅色旅”的恐怖活動日益威脅著社會穩定。這一點，在意大利戲劇家達裏歐•福的作品中得到了鮮明的反映。他的喜劇 <<喇叭和草莓>> ( 1981 )，涉及基督教民主黨的前首相阿爾多•馬羅在1978年被“紅色旅”綁架一案。意大利政府與“紅色旅”進行了將近兩個月的交涉，但恐怖分子仍然私設公堂審判馬羅，然後殘酷地槍殺了他，把屍體扔在羅馬市中心。意共最後不得不宣布“紅色旅”不再是他們的“同誌”。福氏以他慣用的喜劇手法鞭笞了恐怖主義的殘酷。

 

　　福氏是對中國文革頗有研究的作家。像他一樣，美國著名當代作家東•德裏羅( Don Delillo )也深刻地認識到暴力革命，尤其是毛澤東主義與恐怖主義的聯係。在長篇小說《毛二世 》 ( 1991 )中，德裏羅把黎巴嫩的一個恐怖組織的頭目拉斯德描繪成毛澤東轉世。恐怖分子像當年的紅衛兵一樣，把他們所崇拜的拉斯德的像章直接別在肉身上。一個小小恐怖組織的老巢，仿佛就是世界革命的心髒。

 

　　雖然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是另一回事，作為一種實踐卻仿佛與法西斯主義是一對孿生兄弟，共有的姓氏是極權主義。法西斯推行的是最殘酷的恐怖主義。二戰之後的意大利，盡管逐漸有了民主的製衡，法西斯仍然陰魂不散，並且與分享了權力的共產黨聯手，使得恐怖主義大行其道。八十年代，官方的嚴打政策一度把恐怖集團的氣焰壓下去了，但治標不治本，作為恐怖分子的溫床的政治腐敗和經濟醜聞時有所聞，恐怖活動不斷抬頭。在那裏，“紅色恐怖”和“黑色恐怖”(相當於中國人所說的“白色恐怖”)或輪番而出，或沆瀣一氣。

 

　　在兩種恐怖的籠罩下，福氏的拿手好戲是報之以的喜劇或滑稽劇的嘲諷。他於1970年創作的兩部喜劇《敲門，敲門□誰在這兒？警察》 ( 1970 )和 《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 》 （ 1970 )，均以恐怖分子在米蘭鬧市區扔放炸彈的造成數十人傷亡的案件為題材，前者對意大利警匪一家的恐怖犯罪活動進行了尖銳的諷刺，後者為一位被誣陷的無辜的鐵路工人伸冤，通過一個“狂人”的調查，揭發警方的破綻，查出肇事者原本是三個右翼極端分子。但是，福氏遺憾地發現：“我當時簡直是在對聾子說話，原因很簡單：我的觀眾既忽視了這個案件本身，也忽視了發生在五年前、十年前的暴力和恐怖活動。……如果給予關注，這不僅僅是意大利的問題，同樣的事件到處發生。”因此，福氏不斷以亦莊亦諧戲劇形式的與恐怖主義作鬥爭，同時也給世人不斷敲敲警鍾。

 

　　由於這類戲劇的批判鋒芒，法西斯分子曾威脅福氏夫妻，揚言要他們的命。1973年，福氏的妻子和同台搭當拉米被法西斯匪徒從家裏綁架出去，被殘酷毆打，無權無勢的福氏求告無門。幾天後匪徒駕車到市中心將拉米從車子裏扔出來時，她還在流血不止，經搶救才得以脫險。而這次綁架竟然從來沒有得到法律追究。

 

三、抨擊原教旨主義的恐怖活動

 

　　1997年，榮獲諾獎的福氏，在瑞典文學院的莊嚴講壇上，又一次給世人敲響恐怖主義的警鍾。福氏談到，他們夫妻曾經訪問了若幹大學校園，總是驚異地發現：青年學生很容易被大眾媒體的消費文化所吸引，對恐怖活動卻一無所知。他們告訴聽眾：土耳其的三十七位傑出的庫爾德民主派知識分子，在安納托利亞鎮集會以紀念中世紀的一位喜劇家時，竟然在旅館內全部被誘捕、活埋。這場恐怖屠殺的凶手是一群受到政府保護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

 

　　今天，隨著紐約和華盛頓震驚世界的爆炸聲，我們發現，現代恐怖組織，隨著民族衝突、宗教紛爭而日益發展，以阿拉伯世界最為龐大和嚴密。在海灣戰爭之後的“泛阿拉伯時代”，多國恐怖分子成立的“反美反猶國際陣線”以及由次派生的“伊斯蘭聖戰解放軍”，“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以及隱匿在阿富汗的沙特阿拉伯的富豪拉登為首的恐怖組織，奉行的大都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然而，在伊斯蘭文明中，卻孕育了一位傑出的反恐怖主義作家－－阿拉伯世界唯一的一位諾獎得主 ( 1988年 )、埃及作家馬爾福茲。

 

　　早在小說《胡同裏的孩子們》 ( 1959 )中，馬爾福茲就從寬容的角度開始了多元文化的綜合，提倡宗教寬容。這部被伊斯蘭激進分子視為“褻瀆”真主的小說， 曾經長期遭到查禁。

 

　　馬爾福茲認為，不少阿拉伯人或至少是埃及人對外國人一概抱有敵意，這是沒有道理的。他指出，埃及的“真正的曆史的敵人，是貧困、無知、疾病和專製”。雖然他本人也是穆斯林，但他反對原教旨主義。伊斯蘭實際上並非鐵板一塊，其內部有左、中、右三翼。右翼極端分子即原教旨主義主張摧毀一切，近乎恐怖主義；左翼的蘇菲主義 ( Sufism )則采取禁欲主義的拒絕生活的人生哲學。與左右兩翼不同，中庸的伊斯蘭教對一切文化均采取兼容並包的態度。馬爾福茲所信奉的就是中庸的伊斯蘭，並且在此基礎上繼承埃及法老文明的精華，吸取基督教文明的博愛精神。馬爾福茲經常通過文學諷喻來曲折表達對恐怖主義的譴責。在小說《尼羅河上的聒噪》 ( 1966 )中，恐怖的陰影籠罩在一群知識分子的受創傷的心靈裏，他們怕死，怕被暗殺，怕關進集中營。馬爾福茲以非理性的荒誕手法描繪出他們的消極心態，為的是警醒他們以積極的態度麵對現實的人生問題。

 

　　馬爾福茲的小說刺痛了原教旨主義，1989年，印度裔英籍作家盧什迪的《魔鬼詩篇》事件發生後，一名恐怖分子揚言說，“假如我們早就殺了馬爾福茲，盧什迪就不會出現了。”埃及的伊斯蘭教主拉曼( Omar Abdel－Rahman )，曾缺席“審判”判處馬爾福茲死刑。拉曼還在紐約到處煽動恐怖主義，結果是他自己被判處無期徒刑，至今還在美國堪薩斯州一所監獄服刑。1994年，恐怖分子終於決定執行拉曼對馬爾福茲的判決，向八十三歲高齡的馬爾福茲下手，結果重創這位偉大作家執筆的右手。時年九十高齡的馬爾福茲，仍然受到埃及作家協會的恐怖威脅，因為以色列的出版家有意與馬爾福茲簽約，將他的作品譯為希伯萊文。與此同時，埃及另一位戲劇家薩勒姆 ( Ali Salem )的作品也受到原教旨主義的查禁，馬爾福茲為此提出了強烈抗議。

 

四、追究恐怖主義背後的被告

 

　　曾經同情甚至歡呼革命的馬爾福茲清楚地看到，1952年埃及的七月革命，並未把埃及引向真正的社會主義和民主政治，而是導致極權主義統治。絕對權力導致的絕對腐敗，往往伴隨著國家恐怖主義。另一方麵，初步實現民主的過渡階段，也是恐怖主義盛行之時。

 

　　這種曆史現象，在第三世界國家極為普遍。以《百年孤獨》聞名的哥倫比亞作家馬爾克斯的近作《綁架新聞》 ( 1991 )，就使我們看到，在恐怖主義的威脅麵前，初步的民主嚐試是如何艱難如何脆弱。這部小說透過1990年一個販毒集團綁架十名記者的事件，對哥倫比亞進行深刻的社會解剖。在民主大選中，哥倫比亞先後有四位總統候選人被恐怖分子殺害。其中一個城市的街頭，每天有二十多個殺手出沒，每隔四天就會發生一次屠殺，幾個月內有五百名警察被謀殺。然而，小說中擁有巨大莊園的販毒集團頭目伊斯科巴，並沒有像政府官員那樣貪汙腐敗、為富不仁，他充當了劫富濟貧的羅賓漢，甚至在窮人眼裏，他就是一個遠近聞名的慈善家。因此，舉凡政治家、企業家、新聞記者和普通老百姓，都絡繹不絕到他的莊園去“朝聖”。由於哥倫比亞與美國簽訂一項關於引渡某類哥倫比亞罪犯的協議，恐怖組織頭目擔憂被捕並引渡到美國麵對終身監禁的命運。因此，他們開始以恐怖手段向哥倫比亞政府施壓，指望躲在本國政府的保護傘下。他們以不被引渡為唯一前提，答應向官方自首、認罪，並且許諾，他們將在哥倫比亞投資。

 

　　在馬爾克斯筆下，哥倫比亞是一個“賺錢不費力，費力不賺錢”的國家。貪汙腐敗和警匪一家等各種社會弊端極為嚴重。因此，作者指出，在恐怖活動背後還有一個罪犯，一個真正的被告：“在這種文化中，已經注射了一種比名聲不佳的‘大劑量毒品’更為有害的麻醉劑，那就是‘鬆活錢’( easy money )。這個觀念正在日益蔓延：法律是通往幸福之路的最大障礙；要想學會讀書寫字，簡直是浪費時間；當罪犯可以比遵紀守法的公民活得更快活，更安全----一句話，這是以其一切未公開宣戰而進行的各種戰爭為基本特征的全社會的崩潰。” 當然，這種崩潰不但發生在政治和經濟領域，更危險的是，這是每一次曆史陣痛之後的道德領域和精神領域的全麵崩潰。

 

 五、承當國際反恐怖主義的道義責任

 

　　在西方民主國家，也有不少作家意識到人類的精神複興的迫切性。德裏羅就是這樣以《毛二世》對西方後現代文化進行了一種美學的反撥。小說中的瑞士詩人朱連是聯合國的一名工作人員，在他前往巴勒斯坦調查難民營的醫療保健狀況時，不幸被黎巴嫩的一個恐怖組織綁架了，接著被轉賣給中東原教旨主義團夥充當人質。這是一位以詩歌的美來感染世界的高尚的知識分子，作者寫道：“他已跌入一種新的文化/國際恐怖係統，他們已經給了他第二次生命，給了他一種不朽的朱連精神。”美國知識界因此發起了一場國際救援活動，小說中隱居多年的美國名作家比爾•格雷決心深入虎穴，開始了他的堂•吉訶德之旅。他不幸在途中遇難之後，一位瑞典女攝影師布裏達接替了他的救援工作。

 

　　如果說，德裏羅的《毛二世》從橫向角度展示了恐怖主義的國際化和國際反恐怖主義鬥爭的艱巨性，那麽，著名英語女作家多裏斯•萊新 ( Doris Lessing )的幻想小說《瑪拉和達恩曆險記》 ( 1999 )則從縱向角度揭示了反恐怖主義鬥爭的長期性。這部小說以幻想中的數千年後地球的另一冰川時期為背景，以兩個孩子被綁架的故事為經緯，隱喻現代社會的矛盾和衝突。在恐怖的環境中姐弟倆長大成人之後，又在一個極權國家裏經曆了種種磨難，瑪拉甚至被人綁架去“借腹生子”，達恩也在戰爭中被俘。這種魔幻現實向我們展現了一片未來的黑暗，它是曆史的、現時的黑暗的折射。人類似乎永遠無法擺脫的悲劇性困境，不知什麽時候才能等待到上帝的公正的“最後審判”。

 

六、以美拯救世界

 

　　那麽，在“最後審判”之前，我們究竟還能做些什麽？

 

　　難以盡述的反恐怖主義的世界文學，就是有所作為的一種嚐試。在恐怖分子大有摧毀世界之勢的時候，這些偉大作品的啟迪是深刻而持久的。

 

　　不管暴力革命的目的多麽美妙，不管“聖戰”的目的多麽神聖，一旦恐怖分子“肮髒的手”沾染了無辜者的鮮血，其恐怖活動就無“美妙”、“神聖”可言。

 

　　但是，如果世界上的暴政未能終結，加繆筆下的刺客，沒有沾染過任何無辜者的鮮血的“正義的謀殺者”，仍然會不斷出現，並且會在飽受暴政壓迫的弱者那裏作為自由戰士而受到悲劇美的崇敬。

 

　　根深蒂固的宗教偏見，需要馬爾福茲所倡導的多元文化主義的矯正。充滿仇恨的世界需要加繆筆下的大公爵夫人所表現的寬容精神。捍衛人的價值需要德裏羅所讚美的“不朽的朱連精神”，需要馬爾福茲、達裏歐•福等偉大作家麵對恐怖分子的不屈抗爭。這是一種特殊的精神美。

 

　　麵對複雜的恐怖主義現象，馬爾克斯對恐怖主義的根源進入了深層探索，這是一種特殊的智慧的美。超越哥倫比亞的範圍來看，專製和腐敗，仍然是革命和恐怖主義的溫床。同樣，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如果一方麵是有人在大筆撈取“鬆活錢”，另一方麵是不斷有人連“血汗錢”都掙不到，那麽，日益加劇的南北衝突、貧富懸殊，將導致整個世界無人安全。

 

　　人類要想找到安居的家園和心靈的寧靜，我們需要一場文化全球化運動。知識分子乃至有良知的世界公民，既要倡導國際範圍內的公平競爭，也要共同承當反恐怖主義的道義責任。

 

　　根除恐怖主義，光靠摧毀恐怖集團的巢穴，不可能長期奏效。五角大樓、世貿大廈，摧毀了可以重建，恐怖巢穴也可以重築。萊新的《瑪拉和達恩曆險記 》就是一個文學預言。批評家 ( Norah Vincent )在評論這部小說時，提醒人們記住尼采之後的一個另人悲哀的結論：“這一切都將不斷卷土重來。”

 

　　但是，文明人類也將不斷努力。

 

　　“世界將由美拯救”，這是一個長久的夢想。人類因為有夢而存有希望。

 

 

選自傅正明著《百年桂冠　諾貝爾文學獎世紀評說》（允晨文化出版社，2004年）

《諾貝爾文學獎新論》（豆瓣閱讀電子書，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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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茵夢湖]

上個周末我去另一個城市，開車經過一個樓群建得很美觀，有現代感，有人介紹說那是政府給低收入人群建的，我就想，如果生活環境幹淨美麗，人是否可以因被善待而更文明化呢？

[ping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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