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的詩歌紀念碑》導論（節選之三）

莎士比亞隱秘的燦爛

《莎士比亞的詩歌紀念碑》導論（節選之三）

 

傅正明

 二、莎士比亞的作品之謎

  要破解莎氏作品之謎，像欣賞任何文學藝術作品一樣，首先需要美學的鑰匙。達芬奇的<蒙娜麗莎>的微笑之所以吸引我們的好奇心，給我們帶來觀賞的愉悅，是因為畫中有一種說不清的美。華茲華斯在<別小看商籟體>一詩中寫道：用十四行詩這把鑰匙，「莎士比亞打開了他的心房」。可是羅伯特·勃朗寧在<房舍>一詩中對此提出了質疑：「真如此，他就不那麽莎士比亞!」換言之，作者的內心的深邃、神秘是不可能完全打開或深入的，莎氏作品有一種說不清的美。用托馬斯·哈代的<三百年後致莎士比亞>一詩中一個矛盾說法來說，莎氏打開的是「明亮的朦朧靈魂」。言筌所捕獲的美，需要我們去意味，同樣不可全得。反諷的是，批評家的使命就是做這種「理還亂」的工作。

 

莎氏十四行詩的美，乍看之下，首先是其形式的美，韻律的美。但是，深入一層，我們就能發現其內容的美。在他那裏，像在任何偉大作家那裏一樣，美與真和善密切相連。詩人在第105首寫道：「真善美是我全部主題，/真善美不斷變換辭采/轉化中發揮創造技藝，/三位一體，奇妙天地任我騁懷。」這裏依照中文習慣譯為「真善美」的原詞是「Fair, Kind, and True」，這三者雖然融為一體，但其先後秩序是否有輕重之分，換言之，在一切美的事物中，是否「善」更重於「真」？在英國詩人濟慈的《希臘古甕頌》中，「美即真，真即美」。但是，莎氏首先強調的是，「善即美」（Virtueis beauty），拙譯把這句話倒過來說，同樣說得通：「美是嘉行卻中毒，內魔擅織浮華衫」（《第十二夜》第三幕第四場）。作為倫理概念的「善」，應當是人的內在本性，同時體現於外在形式或行動中。可是，外在「浮華」，並非真美。在莎氏那裏，內美始終重於外美，借重外美而相得益彰，如第55首詩人在讚揚他所愛的「美男子」時所寫到的那樣：「冷看大理石，睥睨鍍金碑，/王公墓銘鏽，難與鏗鏘詩韻比壽。/君有內美載文筆，日益增輝」。

除了美學的鑰匙之外，我要強調的另一把破解莎氏作品之謎的鑰匙，是政治的鑰匙。莎氏全部作品，均以「王公貴胄」為英雄或主角。作者或讚美謳歌，或抨擊揭露，皆帶有強烈的政治傾向。美國學者艾倫·布魯姆(AllanBloom)在《莎士比亞的政治學》中指出：「幾乎在他所有的戲劇中，莎士比亞都在以一種大關懷致力於設立政治背景，他描寫的最大英雄都是統治者，他們在操練隻有在公民社會中才能操練的各種能力。誰忽視這一點，就是被偏頗的聰明弄瞎了眼睛。」⑨當然，這並不是說，莎劇有現代民主思想，因為莎氏寫作的時代，民眾還沒有成為一種政治力量。⑩作為時代的產兒，莎氏同樣帶著時代的烙印。由此可見，沒有政治這把鑰匙，不可能打開其堂奧之門。

     美國詩人惠特曼在<十一月樹枝>（Nowember Boughs，1888）一文中認為，莎氏的真實身分可能是「如狼的伯爵」（wolfishearls）中的一位，即牛津伯爵。這一形容詞所包含的比喻意義，充分表現了古代專製社會王公貴族的野蠻和殘暴，但是，莎氏筆下的「如狼的伯爵」，或帶著狼性的貴族統治者的精英，往往有收斂的傾向，經常在自我馴化。假如他們不能自我馴化，那麽，推翻暴政的起義就是合理的，不可避免的。這一點，在長詩《魯克麗絲受辱記》、曆史劇《愷撒大帝》、悲劇《麥克白》、《哈姆雷特》和傳奇劇《暴風雨》等作品中得到充分表現。

在長詩《魯克麗絲受辱記》中，詩人肯定了推翻暴政的合法性，用領導起義的勃魯圖斯（L.J.Brutus）的話來說：「正義的武裝才能掃清骯髒的街巷！」在《愷撒大帝》中，組織並參與刺殺獨裁者愷撒的悲劇英雄勃魯圖斯（M.J.Brutus）說：「當他勇敢無畏，我敬重他，當他野心膨脹，我殺了他。」勃魯圖斯把他刺殺獨裁者的唯一動機解釋為「為了羅馬之大善」(第三幕第二場)，並且為了同樣的目的而自殺。由此可見，莎氏對暴力的思考和藝術表現不是簡單的，而是深入人性的，並且借以提升了人的尊嚴、善德和高貴。《麥克白》中率軍討伐暴君的蘇格蘭王子馬爾康的一斷台詞，像警鍾一樣警示以暴易暴可能帶來的危險。當十七世紀的英國清教徒革命和不流血的「光榮革命」以議會的勝利告終，英國終於走出曆史的惡性循環圈子，此時，莎氏早已謝世，但他的藝術作品對推動曆史的思想啟迪意義是無法估量的。

莎劇《哈姆雷特》（KeanCollection - Staff/Archive Photos/Getty Images）

在豐富多彩的莎劇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哈姆雷特》。從《哈姆雷特》的批評史來看，浪漫主義時期更強調王子的政治性叛逆。如蘇姍·伍福德(SusanneL. Wofford)所指出的，十九世紀的哈姆雷特日益帶有一種反叛政治法律製度，與墮落的社會格格不入的浪漫派性格。甚至哈姆雷特的「延宕」和「瘋癲」或裝瘋，都應當給予政治的詮釋。?莎學家福克斯（R. A.Foakes）的《哈姆雷特對李爾王：莎士比亞藝術中的文化政治》一書，是從政治角度透視莎劇的重要著作。作者在該書導論中把這兩部作品稱為「青年和老年的原型悲劇」?，這就暗示了他所說的「文化政治」，是過去的和未來一切可能的悲劇難以抹去的濃厚色彩。

「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同樣的道理，一千個時代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屬於我們時代的現實意義，在於它所反映的古代專製社會與現代專製社會或極權社會之間的極大可比性。

首先，古代專製和現代極權都建立在殺戮的基礎上。《哈姆雷特》的情節，圍繞在丹麥前代國王弟弟克勞提斯為了篡權而弑兄娶嫂的故事而展開。相比之下，現代極權社會的獨裁者殺戮的規模比古代社會要大得多。除了統治者內部的謀殺或變相謀殺之外，屠刀往往針對一切異己、知識分子和平民。

其次，古代專製和現代極權都建立在謊言的基礎上。克勞提斯弒君後散布的謊言是：他是在花園裏被蛇咬死的。有所不同的是，極權統治者在謀殺政敵和異己前後，編織的罪名要精巧得多。西方和東方同樣流行的謊言是，君主就是上帝之光的顯象，就是「天子」。因此，他們竊取了獨占了一個輝煌意象，即光照生命的太陽。在《哈姆雷特》中，當國王克勞提斯問哈姆雷特：「怎麽陰雲仍然籠罩在你頭上？」王子答道：「不，陛下，我太多地沐浴在這太陽之下」（第一幕第二場）。此處蘊含的反諷意味不易覺察。因為，太陽（sun）與兒子（son）諧音，隻聽音，也可以理解為「我太多地作了兒臣」。因此，阿提克（RichardD. Altick）在<哈姆雷特和凡人的味道>一文中指出：「往往被忽略的是，太陽是腐敗強而有力的動因」。?《哈姆雷特》的悲劇即將結束時，王子對國王克勞提斯的蓋棺論定是：「你這亂倫嗜殺十惡不赦的丹麥奸王！」這出悲劇表明，這個「奸王」是丹麥的宮廷和社會罪惡的總根源。那種認為在極權社會的浩劫中每個人都有罪的論點，容易掩蓋大罪，應當從莎劇中學一點倫理和邏輯。

因此，在聚光燈下看看《哈姆雷特》反映的權力腐敗、社會腐敗和各種頑症，可以作為現代社會的借鏡。女學者斯珀津(CarolineSpurgeon) 在《莎士比亞的比喻》一書中發現：《哈姆雷特》劇中最顯著的隱喻同死亡和腐爛有關，這絕不僅僅關係到哈姆雷特個人，而是象征著整個丹麥身患疾病、正在腐爛的國情。其中的主要比喻是毒瘤或潰瘍。?

「毒瘤」是哈姆雷特用來形容克勞提斯的比喻之一：「假如讓我們人性的這個毒瘤進一步惡化，難道不會招致天罰嗎？」（第五幕第二場）「毒瘤」（canker）一詞，在當時多指口瘡或潰瘍，後來用為癌症的同義語。哈姆雷特勸告母親時說：「不要在您靈魂的傷口外敷膏藥，/誤以為不是你自己的罪，而是我的瘋狂，/那隻能在潰瘍的表層層結一層薄膜，/而社會的腐爛在內裏啃噬人心，/暗地裏擴散」(第三幕第四場)。

莎學家伯納（Miguel A. Bernad）在<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神學的維度>一文中進一步指出，劇中反映的社會腐敗，甚至連王子和他所愛的奧菲利亞也不能幸免汙染。因此，王子的困境在於，他不能像外科醫生一樣動手術，因為手術刀會觸動他自己的傷口。這種腐敗隻有通過王子的受難來清除，換言之，他自己必須成為犧牲品。?

哈姆雷特同樣染病，但他是一個尋求健康，有心改善社會製度的的人，盡管在他心目中並不那麽清楚，什麽社會製度才是健全。同樣反諷的是，哈姆雷特既是犧牲品，又是療救劑。當代醫學家在人類母乳中發現一種能夠殺死癌細胞的物質，命名為「哈姆雷特」。這一命名的深意，是耐人尋繹的。

除此以外，《哈姆雷特》所反映的古代專製社會，與現代極權社會還有許多可比性。莎劇仍然能給我們的時代照一麵鏡子，那是因為其書寫的是一種共同人性及其作者對這種人性的深入理解和藝術把握。哈姆雷特性格的複雜性就是人性的複雜性。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英國批評家哈茲利特（WilliamHazlitt）早就說過：「我們都是哈姆雷特。」?詩人拜倫也說過：「我們愛哈姆雷特，甚至像愛我們自己一樣。」但是，詩人拜倫尖銳地批評王子對奧菲利亞愛情的背叛，指責他的「無情」甚至「沒有心肝」，把他稱為「最難於自立的無能的英雄」。?

精神分析為探討共同人性提供了一把奇妙的鑰匙，它同時是解讀莎氏著作的一把鑰匙。佛洛伊德提出的「俄狄甫斯情結」，即男孩潛意識中的反父戀母傾向，有三大文學支撐，除了希臘悲劇《俄狄甫斯王》之外，便是《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具有強烈反叛專製家長傾向的兒童，成人之後，推廣到社會，往往會踏上反叛專製暴君的道路。

佛洛伊德看重人的童年對日後精神發展的決定性作用。依照英國詩人吉普齡的理解，莎翁同樣看重這一點。吉普齡在<藝人>一詩中虛構了幾個小故事，說的是在當時詩人聚會的倫敦美人魚酒店，莎翁一次酒醉後如何對他的朋友談論自己的創作體驗，即他劇中的幾個女性人物如何由他自身的見聞轉化而來。其中的一個故事是：泰晤士河畔一個孩子想溺死小貓，卻退縮著不敢下手，「他的姐姐----剛滿七歲的麥克白夫人」猛衝過來，臉一沉笑她的弟弟沒用。吉普齡借以探討藝術與生活的關係，同時捕捉到莎翁對人性的理解：從嬰幼時代起，人性就有相對的善惡之分，因人而異，不能一概而論。

      莎劇《暴風雨》

 

有「莎氏的詩的遺囑」之譽的《暴風雨》，涉及上述政治和人性問題的各個方麵，筆者在<《暴風雨》的魚人夢>一文中作了淺釋。簡言之，那個荒島上的土著，看起來像「半魚半人」的凱列班，他的夢既是政治夢也是性幻想。他對侵入荒島的落難貴族普洛斯彼羅有一個顛覆他的權力甚至謀殺他的夢想，即使在他對美麗的米蘭達的「邪念」或性幻想中，也摻雜著政治夢的因素：假如一個野蠻人與文明人結合，其後裔的政治和社會立場，就有可能站在土著一邊，或多或少重塑人性，逐步改變這個世界。普洛斯彼羅的權力夢最後消散了，領悟到「我們短暫的人生/環繞在睡夢之中。」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