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萊希特的脊梁骨

布萊希特的脊梁骨

傅正明

布萊希特 ( Bertolt Brecht，1898 - 1956 ) 在二十世紀文壇和劇壇的確是一個頗為重要的人物，譽之者甚至將他稱為德國的莎士比亞。此外， 他對中國文化的心儀和借鑒也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 

早年曾經在一戰中深入戰地醫院看護傷病員的布氏， 表現了他的人道關懷和激進的政治態度，後來逐漸轉向馬克思主義。布氏劇作 《 人就是人》和 《 三分錢歌劇》等都是最初運用馬克思主義學說剖析資本主義的社會弊端的藝術嚐試。 1933 年，納粹上台後，布氏先後流亡北歐，美國。在德國，他的公民籍被取消。 1955 年，布氏在莫斯科獲得斯大林和平獎，使他在共產主義陣營紅極一時。 

民族英雄，換句話說，也就是民族脊梁， 是骨頭最硬的戰士。但是，近年來，這樣的桂冠對於布氏來說是否當之無愧，已越來越引起人們的質疑。 

菲吉全麵否定布萊希特的傳記

事情的緣起是約翰·菲吉 ( John Fuegi ) 1994 年出版的布氏新傳《 布萊希特的生平和謊言 》， 該書先在倫敦出版，後來還出版了史料更詳盡的德文本增訂版。這本新傳記 徹底改變了布氏的公眾形象，作者對布氏侵犯他人的知識版權的問題，對他的思想和行為進行了嚴正的政治批判和道德征伐。菲吉認為布氏戲劇不少剽竊之作，布氏本人並非二十世紀的英雄，實際上，他隻是一個冒充內行的藝術騙子， 勇敢偽君子，甚至是一頭“人彘” ( a pig of a human being ) 。為了名利，布氏利用了各個方麵的人，尤其是他的紅顏知己。菲吉將布氏與希特勒、斯大林的性格進行了某些類比，甚至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布氏是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興起的“共謀犯”。 

對於持續甚久的“布萊希特熱”， 這些評判無疑潑了一捧大冷水。如果這樣一本著作的作者隻是名不見經傳的學者或無聊文人，那也就罷了，可他偏偏是一位長期研究布氏治學嚴謹的權威人物：美國馬裏蘭大學德語和斯拉夫語文學教授、布萊希特協會的創立者 約翰·菲吉，這就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重視。 

菲吉的布氏新傳問世以來，西方文壇還隻有介紹而不見評論， 是耶非耶，批評家似乎都不敢置喙。 

盡管如此， 1998 年的布氏百年冥誕， 德國人仍然在大事慶祝。在德國各地，從年頭到年尾 都排滿了紀念布氏的各種活動。一個民族，要推倒自己的“民族英雄”的紀念碑， 不是那麽容易的，盡管這樣的英雄可能實際上隻是小醜式的喜劇人物，隻是軟骨頭而已。 

布萊希特和他的女人們

布萊希特一生的紅顏知己究竟有多少，誰也說不清楚。據說，他堂堂男子漢的儀表和健談，對青年人所具有的催眠術的魔力可以與希特勒媲美，他可以毫不費力地為了他的政治目的文學的意圖和情欲的需要將他看中的任何男男女女誘惑到他的圈子裏效命，或勾引到床上尋歡。 

布氏一生除了與女演員海倫娜·瓦伊格爾 ( Helene Weigel ) 有較長時間的婚姻關係以外，還同時與瑪格麗特·斯德芬 ( Margarete Steffin ) 和伊麗莎白·霍普特曼 ( Elisabeth Hauptmann ) 等四位女性保持創作夥伴和情人關係。這些充當秘書的女性或為出色的演員，或本身就是作家、翻譯家，大都才華橫溢，成為床頭捉刀人。也就是說，布氏劇本大多為她們的靈感或構思。菲吉認為霍普特曼在布氏最著名的作品中應當擁有百分之八十的著作權。布氏 轟動劇壇的成名作 ? 三便士歌劇唬 ? 借用了英國劇作家約翰·蓋伊的 《乞丐的歌劇》的素材，後者的確是由霍普特曼首次翻譯為德文的。霍普特曼多才多藝，不但是布氏的抄寫員、翻譯者，而且兼法律顧問。《三分錢歌劇》，布氏隻是在她和作曲家威爾 ( Kurt Weill ) 執筆的劇本的基礎上最後定稿。霍普特曼曾得到百分之十二點五的版稅，威爾得百分之二十五，布氏得了百分之六十二點五。 更不公平的是，署名權完全由布氏獨占了。霍普特曼的一位侄女引用菲吉的著作， 力求為霍普特曼爭取作為 《 三分錢歌劇》的合作者的著作權。此外，如 《四川好人》、《 第三帝國的恐懼與災難》 等劇作都有類似的著作權問題。《勇敢媽媽》則是布氏與另一情人斯德芬合作的結果。 

布氏研究家長期以來就接受了布氏著作的在某種程度上的合作性質，但菲吉比他們走得更遠。他認為不少傑出女性不但與他合作創作了大量作品， 給他提供經濟援助和性服務，而且，被利用過後，她們就被這個情場老手拋棄 --- 既從床上拋棄也從著作權中拋棄。

布萊希特與法西斯主義

考察布氏與法西斯主義的關係，既應當根據他平日的言行，也應當根據他在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思想。 

的確，三十年代布氏寫過一些少反納粹的詩作， 還曾為德國自由電台寫諷刺納粹的小品。但是，布萊希特是有所顧忌的，他很注意把握分寸。布氏的朋友奧夫裏希特 ( Aufricht ) 計劃投資所謂“ 審判的戲劇”，布氏原本答應合作，後來由於該劇涉及希特勒製造的國會縱火案，試圖在劇中將納粹分子作為縱火的罪犯來審判，因此，布氏害怕自己被列人納粹的暗殺名單中，一見危險就躲， 立即退出了創作組。 

在布氏流亡之前， 他並沒有強烈譴責法西斯主義。布氏的朋友就此抱怨他時，他的托詞是不屑於發布反法西斯的“閃光的宣言和抗議”。實際上，他不敢直接地、公開地反對納粹。反納粹對於他隻是權宜之計。 也許正因為如此， 1933 年的柏林，蓋世太保的手下人，根據一項剝奪共產主義者的財產的法案沒收了許多共產黨人的財產，布氏的汽車也被沒收了，但納粹對布氏網開一麵， 沒有剝奪他的其他財產，例如他在巴伐利亞的莊園、在柏林的住宅都原封未動。 

更令人懷疑布氏的政治態度的，是布氏的著作曾被納粹令眼相看。 1933 年，戈培爾被納粹任命為教育和宣傳部長後，在所謂“純潔德意誌文化”的旗幟下，法西斯大張旗鼓地開展了一場對“非德意誌”文化藝術的剿滅運動。 1933 年 5 月 10 日在柏林的焚書活動焚燒了近兩萬冊圖書，被付之一炬的有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 愛因斯坦的科學著作，文學著作則有詩人海涅、亨利希·曼、托馬斯·曼、茨威格等許多著名作家的作品。而布萊希特的著作卻得以幸免，依舊保留在圖書館和書店的書架上。這正好可以看出，他當時並未寫出真正的反法西斯的作品。 

在布氏流亡的最初兩年，他雖然在移民圈子裏公開活動，但他寫的反納粹的文章都要看風使舵，等到局勢絕對安全時候才公開發表。 

後來，布氏在 《第三帝國的恐懼與災難》等一係列獨幕劇中力求解釋極權製度。他對納粹的譴責，除了軍備以外，就是它帶來了大饑饑荒，把工人交到了殘酷壓榨的資本家的手裏。 此刻的布氏，再也不必擔憂被列入納粹的黑名單了，他的批判也就轉為無所顧忌。在他的所謂“匪徒劇” ?《一個可以遏製的小匪首的崛起》中， 布氏影射希特勒，將希特勒描繪成一個被扭曲了的傀儡，以笑聲來揭露這個“偉大的政治罪犯”，“野蠻的屠夫”。 1940 年，布氏著手寫一部揭露希特勒和納粹的陰謀的作品，即未完成的 《黃銅購買》。他借用聖經題材，以庸俗的非利士人影射希特勒。他還將捷克作家哈塞克的長篇小說 《好兵帥克》 改編為 《二戰中的帥克》 ，劇中的希特勒是個可笑的喜劇醜角。最後一場，“小人物”帥克與“大獨裁者”希特勒相遇，希特勒絕望地轉來轉去，北方冰封雪蓋，南方屍骨成山，東部紅軍進逼，回家嗎？四麵楚歌的希特勒已經無顏見德國人民，已經變為世人的笑柄。 

但是，此時的布氏，在公開場合，他向我們展示了反法西斯戰士的形象，而在私下裏，卻又是另一回事了。根據有關資料，在布氏流亡丹麥期間，當他的弟弟瓦爾特前來看他時，他勸告弟弟回到德國去參加納粹黨，奔他的遠大前程，最好能混個省長什麽的，因為反法西斯活動隻會給他招惹麻煩。此外，布氏還把他自己的兒子弗蘭卡留在德國，弗蘭卡後來追隨納粹，在轟炸英國，入侵蘇聯的事件中都充當了一個角色。布氏是否對弗蘭卡也有同樣的建議，還有待曆史的考證。 

看風使舵的布氏無論與左翼右翼都保持良好的關係。 菲吉的新傳記認為，布氏表現了多重矛盾性格，言行不一，他“超越任何外部的法律係統或道德規範而存在。在他的自我創造的‘意誌和想象’的宇宙中，他可以不斷地既是獨立的又是依賴的，既是自由的倡導者又是暴政的實踐者，一個用許諾和契約來束縛別人而自己則隨心所欲地食言毀約的人物。” ( 第 84 頁 ) 

從布氏的流亡前後以及公眾場合和私人交往中判若兩人的言行來看，他的投身革命，是否僅僅出於趨時髦甚至隻是一種投機心態而已？ 或人某些批評家所認為的，隻是一種心理變態的革命狂想而已？ 

布萊希特與斯大林主義

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布氏對斯大林主義的認同，就會發現，他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的真誠度的確值得懷疑。 在現實生活中，某些人表現出的向善，勇敢乃至崇高的行為，背後卻可能隱匿著某種自私的目的。同時，人是不斷變化的，隨著曆史風雲詭譎變幻，人生際遇的沉浮莫測，每個人都可能不斷改變自己的初衷。 

布氏無法承認的是，希特勒的極權與共產主義的極權實際上是極為相似的。像當時許多經曆過納粹統治的左翼德國知識分子一樣， 布氏認為在蘇聯控製下的東德是和平的陣營，他不相信西德能創造出民主的製度，支持東德蘇維埃區的專製製度和鐵腕手段。 

1935 年 5 月， 布氏作為反法西斯戰士和著名作家在莫斯科得到外國人難得的殊榮： 他應邀登上紅場觀禮台上觀賞一年一度的閱兵儀式。因此，布氏對斯大林感激涕零讚美備至。 

就在這盛大的慶典背後，斯大林正在大量清洗老布爾什維克幹部，下令大規模鎮壓農場主和富農。許多蘇聯作家和國外作家都已認識到斯大林濫殺無辜的非人道的一麵。 例如，以 《日瓦戈醫生》聞名並獲得諾獎的帕斯捷爾納克，在一份他生前未發表的手稿中寫道：“三十年代初期，訪問集體農場、收集有關農村新生活的素材已經成了作家的時髦。我希望像別的人一樣，為了寫一本書也作了這種旅行。可是， 竟然沒有語言可以表達我的所見所聞，如此非人的、不可想象的悲慘，如此可怕的貧困，以至於 …… 我大病了一場，整整一年什麽也沒法寫。” ( 見 Roy Medvedev 《關於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英譯本， 第 76 頁。 ) 蘇聯教授特列提亞科夫 ( Tretiakov ) 對蘇聯集體農莊進行考察過後， 像帕斯特那克一樣深知集體農莊實際上餓殍遍野。但幾年後，這位教授仍然堅定支持集體化，而他自己卻免不了最後被無辜指為日本間諜。 

像蘇聯的這類知識分子一樣，布氏實際上早在 1930 年就已經意識到了蘇聯農業集體化的問題，並且與特列提亞科夫有過交往，熟悉這位教授對集體農莊的調查， 但他卻仍然對集體化一味讚揚。至於這位教授的罹罪羈獄，布氏也深知實乃無辜，但他絕不會伸出援手。被莫斯科媒體吹捧為反法西斯運動的偉大英雄的布氏，是不願輕易放棄自己的利益和榮譽的。 

1936 年至 1937 年間，德國和蘇聯的發展已日益引起知情人的不安。在布氏的朋友中，曾有人寫信告誡布氏，信中譴責斯大林的非法活動，將斯大林稱為“肮髒的格魯吉亞人”，並且指出國內事務人民委員部 ( 即克格勃的前身 ) 正在毫無任何法律程序的情況下大肆打壓人民，隻有高爾基這樣的文人可以養尊處優。可見，布氏並非不知情，但他對此同樣裝聾作啞。 

1938 年是歐洲曆史上的多事之秋，希特勒在奧地利受到熱烈歡呼，這裏的一切潛在的政敵幾乎都被謀殺了；張伯倫在慕尼黑與希特勒達成綏靖政策；斯大林在莫斯科公開審判他的政敵布哈林的所謂“托派與右派聯盟案”在緊鑼密鼓聲中開台；在美國， 共產黨人也遭到搜捕。出於恐懼，布氏在日記中寫到：“在莫斯科很多人被捕了， 失蹤了，或被指為外國間諜，或失去了其戲劇舞台，我與俄國的最後的紐帶已經割斷了，文學藝術已經變為糞土，政治理論已經墮落，所謂無產階級人道主義是脆弱的蒼白的。” 私下裏布氏這樣認識，但在公開場合，布氏三緘其口，他把自己的各種異議文字塞進抽屜裏。在公開場合和寫日記這樣的私人場合， 布氏判若兩人。布氏一生，從來不敢對斯大林統治下的種種非人道的事件公開挑戰。 

1949 年初布氏回國定居東柏林，東德政府為他提供了極為優惠的生活條件和創作條件。韓戰之後，東德建立了一支軍隊，西德也準備重新武裝起來。布氏激烈反對西德重整旗鼓，經常在和平會議上發表演講，強調東德代表真正的民主精神，因此獲得斯大林和平獎。 

關於布氏對斯大林的認同乃至讚美，約翰·維勒特 (John Willett ) 在他的 《布萊希特的戲劇》一書中也早有微辭。維勒特認為，布氏輕易地抹掉了一切有關斯大林本人是一個“吃人者”的證據，並且罔顧 1939 年斯大林與希特勒簽署秘密協議的史實。 ( 第 201 頁 ) 

毫無疑問，斯大林的統治時期是充滿血腥恐怖的歲月， 布氏已經看到這一點， 目睹了俄國無產階級實際上處於暴政的陰影之下，卻一如既往讚美這樣一位暴君。直到 1953 斯大林逝世時，布氏還這樣寫道：“五大洲的被壓迫者…… 當他們獲悉斯大林逝世時，必然會感到他們的心髒停止了跳動。” 誠然，世界上尤其是蘇聯以外的被壓迫者曾經為痛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領袖”而悲傷，但今天看來，他們大多數人實際上是因為不明這個暴君的真實麵目。心中有數又雨露蒙恩的布氏對斯大林的歌功頌德，與當年被壓迫者的悼念，其本質是完全不同的。

折斷了的脊梁骨

要想以簡練的鏡頭勾勒布氏的畫像， 除了有關史料以外，我以為最好從布氏的作品中去尋求靈感。 

鏡頭之一：在布氏的哲學隨筆 《 克先生軼事》中，哲學教師克先生有一次登台向觀眾致詞，嚴詞抨擊暴力，突然發現觀眾全都退場了。他環顧四周，發現人格化的“暴力”站在他的身後，“你想說什麽呢？”“暴力”問道。在這凜然不可侵犯“暴力”麵前，克先生兩腿發麻，立即改口道：“我正在談論崇尚暴力。” 後來他的學生問他的“脊梁骨”哪去了，克先生答道：“我沒有脊梁骨，我喜歡看到的，是脊梁骨的斷裂。我必須比‘暴力’活得更長久。” 

鏡頭之二： 同樣，在《克先生軼事》中，一個胖子“政府官員”來到一個公民的住宅問道：“你想為我效勞嗎？” 房主沉默不語，胖子自然以沉默為默許，大搖大擺進來，房主為胖子服務了七年，胖子終於死了，當胖子一落氣，房主立即回答了胖子在七年前提出的問題：“不！” 

鏡頭之三：在布氏戲劇 《伽裏略傳》中， 這位在中世紀的黑暗中追求真理的科學家，最後終於屈服於強權，在異教裁判所麵前下跪了。 

這三個鏡頭，我認為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為布氏的自畫像。同時，這些形象對於一切專製製度下的患有軟骨症的知識分子，也是一種高度的藝術概括。不知布氏在刻畫這樣的形象嘲弄他人時，是否也有自嘲的意味。 

這類形象，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是並不陌生的。 而熱愛中國文化的布氏，也許正是從中國性格中學到了諸如圓滑、明哲保身、以屈求伸等處世之道。他在流亡途中，老子的《道德經》的譯本是隨身攜帶的，還寫了《老子出關著道德經的傳說》一詩，詩中顛沛流離的老子，出關時遇到征收買路錢的稅吏，老子的書童勸他不要與老子為難，因為“極柔和的水流 / 終將征服有力的頑石， / 你知道：強硬的事物是可以壓倒的…… ” 稅吏最後終於被老子智慧的語言征服了。可見，布氏把老子的“弱之勝強，柔之勝剛”的哲理真是學到了家，並且發揮到了折斷脊梁骨的地步。因此，我們再來回顧前麵的三個鏡頭，就不難理解了，而且完全可以與中國知識分子缺乏悲劇精神的性格弱點進行比較研究。 

在第一個鏡頭中，克先生是沒有脊梁骨的。中國知識分子捫心自問，我們同樣或輕或重地患有軟骨症。在長期的暴力壓迫麵前，少有人能真正伸直腰杆。布氏的虛偽和韜晦，像鏡頭之二中的房主一樣，以“妾婦之道”伺候主子，從來不敢真正說“不”。現代中國青年，有對美國說“不”的“大智大勇”， 或如克林頓訪華期間的一個政治笑話所言，美國人說他們有批評總統的自由，北大學生說：你看，我們也有在北京批評克林頓的“言論自由”。可是，麵對中共專製政體，說“不”的聲音十分微弱。我相信，專製政體垮台之日，像這位房主一樣勇於說“不”的中國人一定大有人在，甚至，他們都會變成當年的“ 民主英雄”。 

至於鏡頭之三，托洛茨基的傳記作家丟茲策 ( Issac Deutscher ) 在 《 被放逐的預言家： 托洛茨基 》 一書中認為，布氏的《 伽裏略傳》在某種意義上是針對斯大林 1936 年至 1938 年的“大清洗”而作的。“他 [ 布萊希特 ] 對托洛茨基主義有某種同情，大清洗震動了他；但他又不能與斯大林主義決裂。像俄國的降服者一樣，帶著他的精神中的懷疑的焦慮屈服於它；在 《 伽裏略傳》中，他藝術地表現了他的尷尬和他們的困境。 透過布爾什維克的經驗的光譜，他看到伽裏略在宗教裁判所麵前下跪， 乃是在人民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不成熟的情況下的一種‘曆史的必然性’……” ( 英譯本第 370 頁 ) 。 

較之布吉指控布氏為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興起的同謀犯的過激言辭，丟茲策的分析比較中肯。布氏作為一位勇敢的“反法西斯戰士”乃至德意誌“民族英雄”的公眾形象，其名實難符，其虛偽性和軟骨症，似乎已經可以明顯見出，盡管他的脊梁骨在弱者麵前，在他的女人們麵前倒是硬得很。 

相比之下，與布氏同時代的存在主義哲學家耶斯貝爾、德國作家托馬斯·曼、法國作家紀德、馬爾羅等人，才更有資格稱為反法西斯主義的英雄。雅斯貝爾在《悲劇性的基本特征》一文中，曾經以宗教的“原罪”論為立論基礎，認為存在即罪過，進而言之，“我對世界上一切罪惡都負有責任，除非我竭盡全力乃至犧牲生命去阻止這些罪惡。我是一個罪人，因為當一切不幸發生時，我還活著， 還在苟延殘喘，對發生的一切事件，這種同謀犯罪心理緊緊地攫住了每一個人。” 在這種意義上，除了反抗邪惡而獻身的悲劇英雄之外， 幾乎人人都是“同謀犯”，當然，犯罪的輕重也還有所區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布氏就不是輕度的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興起的“同謀犯”了。但是，雅斯貝爾的這種同謀犯罪心理真能攫住每一個人嗎？尤其是，能攫住中國人嗎？ 

以西方的這種罪過意識和懺悔意識來衡量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我們有多少人曾經都曾充當並在繼續充當的專製政體肆虐中國的“同謀犯”？ 

因此，當我們談論布萊希特的脊梁骨時，我們也可以給自己照一麵鏡子！

               

                 原載《香港筆會》（Vol. 14，2000 Apr)，

                 傅正明《地球文學結構》（聯經出版，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