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挪威魂”到“挪威奸”

從“挪威魂”到“挪威奸”

投向納粹的諾獎作家漢姆森

傅正明  

 

漢姆森向希特勒鞠躬

（Knut Hamsun bowing before Hitler, from the move with Mark Von Sydow）

 

一個窮極潦倒的人溜進一家破敗的漆黑的院子裏，為了保全性命，他撿起一塊帶有令人作嘔的幹血味的肉骨頭來啃，咽下去又吐出來，多次反胃之後，他終於忍不住了：“我狂怒地捏緊拳頭，孤立無援地哀號，著了魔似地亂咬。骨頭上沾滿了眼淚鼻涕。我反複地咬嚼，咒罵，號哭，仿佛心都快要碎了，接著又吐。我大聲起誓，要把宇宙間的全部強權統統打進地獄裏去！”

這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挪威作家克倫特·漢姆森（Knut Hamsun，１８５９-１９５２）的成名作《饑餓》（１９８７）中一個片段。小說堪稱新浪漫派代表作，饑餓中的各種幻覺和變態心理刻劃得相當生動細膩。作者自稱這樣的描寫是“對自己挨餓時期的回憶”。

一個曾經發誓要戰勝強權的作家，最後卻投入納粹這一凶惡強權的懷抱。二戰期間，占領挪威的納粹頭目波特文在挪威統治五年，殘酷地拷問、屠殺挪威人。可是，在漢姆森眼裏，從頭到腳渾身 “武化”的德國人，仍然是一個偉大的“文化民族”。

一、闖蕩出來的文人英雄

漢姆森出身於一個縫紉工人家庭，祖祖輩輩都是農民。九歲那年，他就跟叔父當學徒，整天做繁重的童工，而且經常挨打受氣。兩年後，他成為店鋪幫手，因受不了虐待而出逃，此後一直靠打零工謀生。浪跡天涯的漢姆森先後做過小商販，鞋匠學徒，修路工、小職員和鄉村小學教師……，還兩度隻身遠渡重洋去美國闖天下，在美國社會底層滾爬，當過電車售票員和農業工人。後來，漢姆森貧病交加返回挪威，寫了《現代美國的精神生活》（１８８９）一書，嘲笑美國的生活方式。

在坎坷路途和繁忙的勞動之餘，漢姆森十八歲就開始寫作。他的作品經常以急速邁向工業化的挪威為背景，描寫新生無產階級如何力求改變自身的社會地位，如何日益變得畏畏瑣瑣，心胸狹隘，或成為有閑階級追逐消遣的犧牲品。他的小說還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挪威農民的生活。

１９０８年，與妻子離異的漢姆森，與比他小二十多歲的瑪麗結婚。婚後，漢姆森創作的小說《維多麗亞》曾轟動一時，這一悲劇故事被批評家列入世界愛情小說名著。由於傑出的史詩般的小說《大地的收獲》，漢姆森於１９２０年榮獲諾獎。從此，他被視為“挪威魂”和挪威的民族英雄。

二、以諾獎獎章獎掖納粹

漢姆森從小深受德國文化影響，熱愛日爾曼民族。納粹上台後，漢姆森把當時的德國視為“族長政治”的楷模。二戰爆發後，他公開著文支持希特勒，但他並未正式加入挪威納粹黨。為了給納粹鼓掌，漢姆森把他的諾獎獎章轉手“頒發”給納粹文化教育部長戈培爾，在郵寄獎章給戈培爾時，漢姆森還附上他的“頒獎詞”：

“諾貝爾規定他的獎金應當獎給具有理想傾向的作品。我不知道有誰能像你一樣，年複一年，如此不知疲倦，如此帶有理想傾向地通過寫作和演講道出了歐洲和人類的事務，部長先生。”

可是，曾經在柏林大張旗鼓焚燒“非德意誌書籍”的戈培爾，並沒有把諾貝爾獎放在眼裏，因為在焚燒的書籍中，就有諾貝爾家族中最能名至實歸的作家托馬斯·曼的作品。戈培爾無恥地宣稱：“他們[“非德意誌作家”]也許還可以苟延殘喘一會兒，這些先生們也許正在巴黎和布拉格的移民咖啡店裏，但他們的生命線已經被割斷了，他們隻是接近死亡的行屍走肉。” “猶太人登峰造極的唯智主義時代結束了”，“新智慧的長生鳥從這些廢墟上展翅而起，舊的已化為灰燼，新的將從我們內心的火焰中飛升。”這大概就是漢姆森表彰的戈培爾的“理想傾向”！

１９４０年納粹侵入挪威後，漢姆森開始直接為納粹效勞。１９４３年５月，漢姆森前往德國，得到戈培爾接見，６月間得到希特勒接見。從一部以漢姆森為題材的影片來看，被希特勒接見時，漢姆森一方麵表達了他對納粹的景仰，另一方麵又質疑納粹在挪威的某些不夠人道的行徑，弄得會談不歡而散。希特勒憤怒地表示：再也不要見這樣的臭文人了！盡管如此，漢姆森德國之行的消息傳到挪威，成千上萬漢姆森的讀者湧到書店，紛紛退回他的小說以示強烈抗議。

１９４５年５月７日，希特勒自殺後，在挪威一家報紙上，漢姆森為希特勒寫下了一則訃告：讚揚希特勒是 “第一流的改革人物……我們，他的後繼者，為他的逝世鞠躬”。在戰後的挪威，八十六歲高齡的漢姆森和他的妻子瑪麗很快就雙雙被捕。

三、從民族主義到納粹主義

從一位傑出作家到投靠納粹，漢姆森的思路曆程值得研究。根據他本人的著作和北歐學者的研究，筆者經過一番梳理，把他的思路歸納為下述幾個重要方麵。

首先，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偏見使他中邪。

１９４７年１２月，挪威人民對漢姆森進行審判時，他在法庭上作了這樣的自我辯護：“我想強調，我那時是在一個被占領的、被征服的國家寫作，在這種關係中，我想提供關於我自己的某些簡單信息：那時候，我們都期待在發展中的日爾曼世界共同體占據要位，我們或多或少都相信這一點。”

在晚年撰寫的回憶錄《濃蔭小徑》中，漢姆森繼續進行這種自我辯護。他談到，他認同納粹“占領的權力”，並且在報刊撰寫短文警告挪威人。當時，在他家裏也駐紮著德國士兵。他認為挪威人挑戰“占領的權力”是愚蠢而徒勞的，隻能導致自身的毀滅。因此，他把眼光轉向希特勒和特波文。緊急時他日日夜夜發電報，關注挪威同胞生死存亡的問題。他的妻子瑪麗為他核對，按他的電報打電話，因為他自己近乎耳聾了。他辯護說，他那時可以像許多人一樣拋棄祖國，逃往瑞典或英國，然後回來充英雄。但是，他沒有逃。“我認為，留在這裏為祖國效勞是最佳選擇。我耕耘農田，煩惱中顯示了自己的最佳能力。那時國家一切都缺乏。其次，我用筆杆子為挪威在歐洲日爾曼國家贏得高貴地位。從一開始我就樂於這樣思考。做得愈多，就愈有趣，甚至感到迷迷糊糊。當我獨坐深思，我不知道在這整個時期，我做的是不是兩相抵銷了。我認為這是為挪威著想的一個偉大構想，非常值得奮鬥和工作：挪威，應當是歐洲邊緣一個獨立自強的國家！我和德國人民站在一起，同樣和俄國人民站在一起，這兩個強大的民族把手伸向我，他們將始終不會駁回我的要求。”

漢姆森承認，他的行為是喪失理智甚至是近乎瘋狂的。他那時茫然失措，因為挪威國王及其政府也開始流亡了。他強調說，他的目的是為了挪威成為世界上的偉大國家之一，因此犯了錯誤。

麵對“賣國賊”的指控，漢姆森自稱他的靈魂至為寧靜，並且有最佳良知。可是，正如挪威《每日新聞》文化編輯本茲朗德在《一半漢姆森！》（１９９６年４月２３日）一文中質疑的那樣，實際上，並非每個人都像漢姆森那樣“相信”一個神話，漢姆森與二戰期間的挪威人民的感情不一致的。難道說，挪威抵抗運動中無數的抵抗者也相信日爾曼人的世界共同體嗎？

四、從自然崇拜到英雄崇拜

漢姆森思想上的兩大傾向，一是自然崇拜，二是英雄崇拜，前者主要繼承了盧梭和康德的傳統，走到極端，他甚至把科學視為空洞的技藝，視為一堆不可理喻的混合材料；後者繼承了尼采的“超人哲學”。他推崇“族長政治”，迷戀血統和種族的奧秘，取消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某些批評家把《大地的收獲》視為“尼采主義”在文學上的翻版。的確，這部小說，通篇具有強烈的拒絕現代工業文明、孤獨地返回原始自然的思想傾向，帶有明顯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色彩。他對科技、財富積累、工會組織和婦女解放一概持反對態度。對於女人，漢姆森隻看重她們生兒育女的社會功能，他蔑視具有朦朧的女權主義意識的易卜生，並且嘲笑易卜生筆下的出走的娜拉，甚至出言不遜，說易卜生使得挪威蒙羞。

漢姆森既陶醉於自然的寧靜生活，又順從自然的野蠻力量，思想上帶有泛神論色彩。在《最近的歡樂》中，漢姆森這樣寫道：“我們處在‘整一' 中間。這就是真正的上帝。的確，我們自己就是整一的一部分。”這一思維在政治領域的轉換，便是屈服於無法戰勝的強權，把四時更替的自然規律轉換成黑格爾式的“曆史的必然規律”。當納粹興起，每個人作為自然的一部分的觀念，輕而易舉地轉換成每個人都是他所屬的民族或國家的一分子的集體觀念，從而抹煞了個體的獨立意義。

挪威文學教授阿特勒·吉特堂（Atlek Kittang）在《漢姆森與法西斯主義》一文中指出：在漢姆森的政治神話中，德國是一個年輕的民族，應當力求發展，而英國則代表著時代的衰老，盡管它用各種手段以求永葆青春。漢姆森的血統論幾乎到了以貌取人的程度，例如，他這樣對易卜生進行生理上的嘲笑：“這個偉大的詩人生產了一種噘起嘴皮的表達形式，把他的雞胸撐到不能再高的地步……”

漢姆森不但嘲笑同行作家的長相醜陋，也嘲笑知識分子的道德關懷。他對易卜生的挑戰，實質上是對西方自由思想的偉大遺產和現代文明進程的挑戰。與此同時，他讚美尚武的“民族英雄”的英俊，甚至視其為形體美的理想。他把人在上帝麵前的謙卑和服從，最終替換成對強權的服從，把個性的泯滅視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充滿意義的犧牲。他對人在現代文明中的自由追求進行了冷酷的虛無主義的否定，如他的《水泵旁的女人》中所比喻的那樣，人的形象不過是庸碌的互相推搡搡互相踐踏的螞蟻而已，根本談不上人的尊嚴。

五、從浪漫主義到納粹主義

歐洲浪漫主義從來就不是一個統一的文化運動。德國浪漫派，與雪萊代表的英國浪漫派，雨果代表的法國浪漫派均有所不同。以消極浪漫主義占主導地位的德國浪漫派，是對西方文藝複興以來的人文主義和啟蒙主義的一種反撥。這一流派擔憂現代化過程將把傳統社會分裂為獨立個體，擔憂物質文明摧毀精神文明，因此強調具有民族特色或集體色彩的人生觀和美學觀。在他們看來，包括北歐諾曼人、英國人在內的日爾曼民族，即雅利安人種，是全世界最智慧、最健康、最完美、最有組織能力的民族。隻有日爾曼民族才能引領全人類擺脫“世界末日” 的厄運。因此，維持民族的純淨成了他們的共同理想。

德意誌浪漫派對二十世紀初葉的北歐，對瑞典學院，均有深刻影響。諾獎評選標準，最初把諾貝爾遺囑中提到的“理想傾向”解釋為“一種崇高而純潔的理想主義”，就是這種影響所致。瑞典學院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埃斯普馬克在《諾貝爾文學獎》一文中承認：“頒獎給布雍斯捷尼·比昂鬆、拉迪亞德·吉普林和保羅·赫斯，卻拒絕了列夫·托爾斯泰，亨利·易卜生和愛米利·左拉，就是由於這一以保守的理想主義（黑格爾哲學在本國的一種變體）為特征的評選標準，它所主張的是教會、國家和家庭的神聖性，其理想主義的美學發端於歌德和黑格爾時代（十九世紀中期由Ｆ·Ｔ·費希特加以整理）。”頒獎給漢姆森，也可以作如是觀。

浪漫主義同樣崇拜自然。美國批評家利奧·洛溫塔爾（Leo Lowenthal）在《文學與人的意象》中指出，“漢姆森對自然整體的認同可以無需費力，並且無幻滅之虞而達到極致。那些空想家們想像中的人與自然的潛在統一，被表現為早已實現的統一：人生意義是在諸如洪水和大地等自然因素中發現的。當這樣一種神話有意識地被運用於一個強大的黨政組織的利益時，例如在法西斯主義情況下，人們被告知：他們的不可避免、無法改變的分享自然的情形，無異於他們對‘種族'或民族的共享。”

將浪漫主義的漢姆森與現實主義的易卜生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發現，易卜生以其冷峻的觀察和思考提出了十九世紀末葉尖銳的社會問題，他筆下的許多人物，如出走的娜拉，處在權威控製（家庭專製）與自由追求的兩難之境中。易卜生的高明之處，在於他隻提出問題，並沒有提供救世的答案。如果說易卜生表現了自由追求的困境，那麽，漢姆森暗示了走出困境的解決途徑：投靠權威，服從權威。這樣一來，漢姆森就拋棄了、違背了並且挑戰了西方的自由主義的精神遺產，終於投向納粹懷抱。

六、從無產階級到恐怖主義

漢姆森筆下的工人階級，並不像馬克思主義者所描繪的那樣先進，那樣大公無私，那樣有組織紀律性。在他筆下，工人階級中的不同階層，人物形象形形色色。這是漢姆森小說中真實性的一麵。在《漫遊者》中，漢姆森寫道：“無產者中間的那些紳士們為他們自己想得很多；他們蔑視農場工人，不想與他們打任何交道。”漢姆森筆下，除了農民之外，另一類重要形象就是漂泊無根的流浪漢。流浪漢喜歡波西尼亞式的浪漫生活，作為邊緣狀態的流氓無產者，他們絕不會循規蹈矩。他們既可能卷入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也可能卷入納粹運動。在小說《神秘》中，漢姆森心愛的人物奧古斯特，就是一個殘酷的雞鳴狗盜式的流浪漢。他以偽浪漫主義請調，把都市風光視為缺乏驚雷閃電的“非英雄”的平庸生活。他呼喚“龐大的半神半人”式的英雄豪傑，他崇尚急風驟雨式的政治鬥爭和暴力行為。作者寫道：“這個大恐怖主義者是最偉大的，這一尺度，是撬動、提升世界的巨大杠。”這句話使人想起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是推動曆史前進的火車頭”之類的比喻。

洛溫塔爾指出：“紮根土地的農民和那些與無根相係的波西尼亞式的流浪漢，似乎是互相排斥的寵兒。但是，漢姆森之所以同情這兩種截然對立的類型，有其特定的邏輯；他們的共同特征是拒絕有組織的都市文化，崇尚粗糙的難以調和的‘自然’力量的運轉。偶爾也有些社會上的無根文人（他們已被稱為‘武裝的波西尼亞人'）為德國法西斯主義披荊斬棘，鼓吹英雄崇拜，維係在土地上的根。”為共產主義披荊斬棘的文人，有其追求社會正義和人生理想的一麵，但是，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均與恐怖主義有著密切的關係，容易走向嗜血的極端。

七、半是清醒半是糊塗

在《濃蔭小徑》中，漢姆森竭力為自己的叛國罪行進行辯護，表現了異常清晰的思路。但是，在審判期間，漢姆森因精神異常被轉移到奧斯陸精神病院，被診斷為 “一個精神能力長期被損害的人”，在這裏接受了四個月的檢查和治療。後來帶罪住進老人院的漢姆森逃脫了牢獄。

一個人的某種程度的清醒和糊塗，並非水火不容。我相信漢姆森的神經早在二十年代就是不正常的。關於他獲得諾獎，據說漢姆森的朋友、瑞典學院常務秘書卡爾菲爾特起了關鍵作用。因此，當漢姆森領了獎金支票回到旅館時，堅持要把獎金與卡爾菲爾特以及另一位賞識他的院士均分，這當然遭到他們的拒絕。漢姆森繼而揚言或戲言，要把支票和獎狀送給照顧他的旅館服務員。可是，他把獎狀和支票都給弄丟了，第二天，別人在電梯裏給他找回來。漢姆森的病態，還可以從他的新浪漫派作品中發現一點端倪，一種病理上的轉換為納粹信徒的可能性。在他的筆下，浪漫的愛情，變成了男性施瘧狂和女性受虐狂的變態，弱者似乎隻有在對淫威、強權和暴力的順從中才能找到一種做愛的愉悅，生命的愉悅。

八、漢姆森的教訓

１９４５年希特勒垮台後，當挪威傀儡政權頭麵人物奎斯林被判處死刑時，漢姆森被判處通敵叛國罪，因病免除囚禁，罰款四十二萬五千挪威克朗（當時約折合為八萬美元，無異於剝奪了他的全部財產）。他留給世人的教訓是值得探討的。

諾貝爾獎曾經使不少名不見經傳的作家，甚至使得某些平庸作家暴得大名。漢姆森就是一個暴得大名的作家。無論是金錢的暴發戶，還是榮譽的暴發戶，一般都容易飄飄然，失去精神的定心力而濫掉、垮掉。

從一部以漢姆森為題材的影片中可以看到，在拘禁期間，警方讓漢姆森觀看了奧斯維辛囚徒受迫害的紀錄片，漢姆森驚異地發現，這是他前所未聞，難以置信的。他當時住在挪威一個小鎮，消息閉塞，耳朵聾了，聽不了挪威廣播，手頭隻有一份德文報紙，對於當時局勢無法全麵了解。由此可見，在緊要的曆史關頭，全麵掌握各方麵的信息，對於參與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麵，漢姆森的時代意識形態滿天飛，有害的思潮，像細菌一樣腐蝕人的感官，侵蝕人的肌體，加以包裝後，容易使人誤認為良藥因而中邪，高級知識分子也難以幸免。除了人所共知的海德格爾之外，在諾獎作家中，西班牙小說家卡米洛·何塞·塞拉，意大利劇作家皮蘭德婁，都曾和法西斯主義有這樣或那樣的瓜葛，甚至Ｔ·Ｓ·艾略特也曾被視為一個隱蔽的法西斯分子。

在漢姆森的悲劇中，他的妻子瑪麗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這是一個女強人，一個道地的納粹分子，是她牽著漢姆森的鼻子走。訪問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完全是在她的安排下進行的。她原本是一個漂亮演員，兒童文學作家。據某些批評家的分析，瑪麗在劇團曾經很想扮演某個角色，卻被導演和劇團拒絕了。數年後，她終於找到報複的機會，找到表演大角色的世界舞台。她利用了漢姆森耳聾的弱點，充當他的發言人，卻無需詢問他究竟要說些什麽，完全由她自己即席發揮。同時被捕後，夫妻兩人被隔離審訊，判決後得以見麵，相對無言，但漢姆森對瑪麗顯然有責怪之意。瑪麗再次憑她的交際手腕，幫漢姆森出版了最後那本自我辯護的書。最後，夫妻達成諒解，在夕陽黃昏中，帶著遺憾離開了人世。

在長達七十年的筆耕生涯中，漢姆森留下大量作品，其中不少作品仍然被視為挪威的文化財富，並且在世界文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許多人不得不承認這一矛盾現象：一位傑出作家，一位“挪威魂”，最後成了納粹的幫凶，成了“挪威奸”。

今天，奧斯維辛已解放六十周年了，可是，新納粹和新法西斯主義在歐洲有死灰複燃之勢。挪威乃至北歐的的新納粹“光頭幫”，當然希望從漢姆森那裏吸取靈感。因此，我們有必要區別漢姆森文學中的法西斯細菌和有益的文學成分，總結曆史教訓。

選自傅正明《地球文學結構》（聯經出版，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