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架與金婆羅

 
十字架與金婆羅
 

基督禪及其詩的證悟

傅正明

 
                                     《中國時報》2015年12月25日
  

耶穌為人類殉難的十字架，是人生苦難的最著名的象征之一，同時是人類的願景，或人類最終獲得拯救的希望所在。相傳佛祖拈花示眾，手持的花朵是大梵天王率眾敬獻的金婆羅花，唯有迦葉尊者破顏微笑。從佛祖以心傳心的法教中，我們也可以想到人生的苦諦，看到佛祖對待人生苦難的哲學心態和樂觀精神。因此，十字架與金婆羅，可以作為所謂「基督禪」的象征的雙璧。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期，天主教牧師威廉•喬史頓（William Johnston ）出版了《基督禪：一種靜修方式》（Christian Zen: A Way of Meditation）。一方麵，作者以基督教神秘主義的眼光來解讀禪宗，另一方麵，他把《新約》視為類似禪宗公案的精神證悟之道。作者認為：“‘保羅說，沒有猶太人和希臘人、奴隸和自由人，男性和女性之類的分別，因為你們都是基督中的一個。’這就是基督禪未來的發展。”該書引用的西班牙通靈者十字若望（John of the Cross）的兩行詩，可以說是喬史頓心目中典型的基督禪詩：

寂靜的音樂，獨自鳴響的聖歌，
每天重開的點燃愛之蠟燭的晚餐。

此處“寂靜的音樂”是上帝的音樂。美國作家麥維爾（Herman Melville）在小說《模棱兩可的皮埃爾》（Pierre; or, The Ambiguities）中說過：“寂靜是上帝唯一的聲音。”類似是話，在西方文學中不難發現。諸如此類的充滿悖論的比較宗教的相互詮釋和詩歌證悟，為讀者展現了一道基督教揉合東方禪修的精神景觀，啟悟人們尋求真理，陶冶愛心。

另一個例子，也可以視為基督禪的典型詩作。戴邁樂(Anthony de Mello ) 是印度籍的耶穌會士和靈修大師，其靈修觀融合基督信仰與東方生命哲學。在他的《鳥之歌》（The Song of the Bird,1984）中，作者把佛陀拈花微笑的故事生發成一首散文詩<製造商標的人>。他說：佛陀曾指著一朵花要他的弟子說些什麽，一個發表了一篇演說，另一個寫了一首詩，第三個打了一個比方。就淵博而言，一個勝過一個。唯有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一言不發。戴邁樂把佛陀的三個弟子視為“製造商標的人”。我們大家都有這樣的通病：“人生如酒。/每個人讀到酒瓶上的商標，/卻少有人品嚐美酒”。與此類似的中國成語故事是“買櫝還珠”，許多學基督教和佛教的人，都沒有得到其教義之“珠”，即十字若望等虔誠信徒領略宣講和踐行的大愛。

由此可見，基督禪作為一種靜修之道，與上帝的寂靜和佛陀在某種情境中的無言密切相關。但是，基督禪詩歌卻不得不麵對這樣一個悖論：既不立文字，又不離文字，其文字必須以少勝多，以一總萬。

在喬史頓和戴邁樂之前，美國詩人、天主教修道士托馬斯•默頓（Thomas Merton）已經就基督教神秘主義、靜修和禪的關係作過梳理。喬史頓引用了默頓逝世之前不久寫給他的一封信，並且表示：他們達成的共識是：禪宗和基督教都可以超越一切範疇和二元對立的觀念。默頓在譯著《沙漠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Desert）中同樣引用了保羅的教誨。《腓立比書》（2：5-7）的保羅告誡人們說：“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經文所謂“虛己”，意為“倒空自我”。默頓認為，修行此道的早期沙漠教父，即早期基督教徒中從鬧市退隱沙漠的苦修隱士，與古代印度的瑜伽行者、中國和日本的禪師類似，他們看重的是空性證悟和破除我執。

聖西蒙（St. Simeon)在沙漠的一個圓柱上苦修三十七年

 

中國古代有悠久的隱士傳統，卻不乏以隱求顯或謀求仕途的偽隱士。沙漠教父雖然也有沽名釣譽者，但大多是真隱士。他們往往捐贈自己的財物，救窮濟世，然後遠離錢財、權力和美女的誘惑，退隱獨處，甘於寂寞淡泊，以隱證空，以隱求靈。更可貴的是，他們中的有些人，例如聖安東尼（St. Anthony），強調他們遵循基督教教義，退隱是為了更深入地與社會黑暗勢力和自身的心理暗角爭戰，從而更親近上帝。據Athanasius的《安東尼傳》，聖安東尼說：“我們有可怕的狡猾的敵人——邪靈——我們與他們摔跤，如使徒所言，‘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以弗所書》（6:12）’”由此可見，這樣的基督精神，與人間佛教弘揚的佛陀精神十分接近。

關於沙漠教父的修行，正如著名詩人W.H.奧登在<冒險家>一詩中描寫的那樣，“像陀螺繞著渴念旋轉，/他們經由迂回之路走向幹渴絕地；/在空無藍天下的空無洞穴裏/他們倒空自己像髒水一樣的記憶。”

悖論的是，他們的渴念，並非佛家所否定的對聲色之樂的渴念，而是對苦行的渴念。這種渴念，也可以借用默頓的<讚美詩>中的兩行詩來詮釋：“我陶醉於創世紀第六天的/浩瀚的曠野。”如我們所知，耶穌曾被聖靈引到曠野，受魔鬼的試探，可見曠野在耶穌生平中占有重要地位。默頓的詩，可以視為詩人對耶穌和沙漠教父的致敬、理解和仿效。

類似的是，莊子好比一棵獨立荒野的大樹。禪宗傳入中國之後，往往莊禪合流並稱。默頓在《莊子之道》中有一首描寫莊子的詩，題為<空舟>，同樣可以視為基督禪的典型之作，詩人寫道：

誰能擺脫成就/擺脫榮名，屈身混跡於/大眾之間？/……他抵達空無，沒有名望，/因為他不審判一個人/也沒人能審判他。/這是一個完人：/空是他的行舟。

由此可見，莊禪與沙漠教父的一大共同之處，是“虛己”或“倒空自己”，即佛家所說的證空。沙漠教父的苦修、禁欲，是仿效耶穌受難的輕度受難。較為重度的受難，是他們中的某些隱士，輕肉體，重靈魂，甚至自殘。例如，為了保持警醒，有些隱士端坐於旗杆或圓柱之上，聖西蒙（St. Simeon)在一個圓柱上的彈丸之地坐了三十七年。教父奧力振(Origen)以字麵意義解釋經文而自我閹割，以實踐“為天國的緣故自閹”(《馬太福音》19:12)的要求。中國古代文人也有頭懸梁、錐刺股的苦學傳統，但目的不同，大多為的是以苦求榮的“學而優則仕”。對於這種極端的折磨肉體的苦修苦學，今天當然不宜仿效，默頓也是持否定態度的。在《獨處思緒》（Thoughts in Solitude）中，默頓說：“假如一個人要活著，他的肉體、靈魂、大腦、心智、精神必須全部活著。”

與瑜伽行者和禪師相比，沙漠教父也許更像瑜伽行者中的苦修僧，或藏傳佛教中的密宗修持者，例如密勒日巴那樣長期在山洞中苦修的密宗上師。密勒日巴的證道歌無論與基督教詩歌還是禪詩，都有很大的可比性。
     

值得記取的是，《中阿含經》提出遠離欲樂與苦行兩個極端，作為修行的中道。換言之，靈與肉，不宜強行分開作為仇寇，而應當靈肉一體修持精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