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恐怖的陰影下 讀德裏羅的小說《毛二世》

        在恐怖的陰影下
        讀德裏羅的小說《毛二世》

      傅正明

 

                                                                           原載香港《動向》雜誌，2001年2月號

 

       西方後現代主義文學，似乎是一種非英雄、反英雄甚至嘲弄英雄的文學，因為根據某些後現代理論家的觀點，啟蒙時代的“宏大敘述”已經終結了。後現代文化乃是一種消費文化，一種新的影視文化，一種新的電子工業技術文化，甚至是電腦聯網上的一個巨大的遊樂園。
     但是，無可否認的是，恐怖主義仍然在威脅後現代民主社會的價值觀。在恐怖的陰影下，像一般公民一樣， 知識分子和作家仍然有難以推卸的道義責任。後現代文學同樣如此，否則，它就成了真正的沒有靈魂的遊戲筆墨。
    美國著名作家東·德裏羅 ( Don Delillo )的長篇小說《毛二世》(Mao II， 1991年)，就 塑造了一群敢擔道義的知識分子形象，尤其是主人公比爾·格雷，已經被批評家視為知識分子的一種文化隱喻。
      在小說中，格雷早就是一位著文章的妙手，處在聲名鼎盛時期的小說家。他隱居了二十多年，不斷在磨礪新作。他的隱居，時刻受到貪婪 的狗仔隊、追星族的偷窺。
      為了救護被中東恐怖組織綁架的瑞士詩人朱連，潛心寫作的格雷決定出山，他要向日益著迷的讀者大眾亮相。並且最後決定深入虎穴與恐怖組織當麵交涉，不幸在途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原本隻是格雷的追星族的一員 ――位名叫布裏達的瑞典女攝影師，接替了格雷的人道救援工作。
      該書封底，批評家保羅·奧斯特 (Paul Auster)對小說給予了高度評價：“在今日美國，沒有任何一位小說家寫得比東·德裏羅更好。 對於任何有興趣理解二十世紀下半世紀的生存意義的人們來說，他的作品都是不可或缺的讀物。”

作為恐怖組織頭目的“毛二世”

      這樣一部小說，何以題名為 《毛二世》，是耐人尋味的。小說寫於北京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不久，作者筆下的恐怖組織老巢、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就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縮圖。
      深入虎穴的布裏達在貝魯特看到牆上到處刷滿了標語口號，以及威脅、恐嚇和自我批評的大字報。以拉斯德為首的恐怖組織隻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山頭。他們之所以扣押西方人質，是為了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那些年輕的恐怖分子的 T 恤上都別著拉斯德像章，甚至像當年的紅衛兵一樣，把像章直接別在肉身上。
      拉斯德的翻譯對布裏達說：“他們都是拉斯德的孩子。所有的人宛如一個人。…… 我們教育我們的孩子們：他們是一個強大而獨立的整體的一部分。…… 拉斯德的肖像就是他們的身份。” 這個翻譯後來進一步解釋說：“在拉斯德身邊工作的孩子既沒有麵孔也沒有舌頭。他們的模樣全都一樣。頭頭的模樣就是他們的模樣。他們不需要自己的麵孔或聲音。他們把一切交給了一個偉大的權威。”拉斯德本人滿嘴都是毛式語言，諸如什麽： “毛相信再教育的力量。通過改變民族性格的基本特征來創造曆史，這是可能的。”“恐怖造成了新的未來的可能性，人民處在史無前例的曆史中。”“人固有一死，或輕如鴻毛或重於泰山。”“女人養崽男人扛槍。槍杆子就是他們的美。”當布裏達提出質疑時，拉斯德喝斥道：“不要把你們的問題帶到貝魯特來。”“你認為我是一個住在這魔鬼的貧民窟裏的一個瘋子，一個對人民談論世界革命的瘋子嗎？”
      在作者筆下，拉斯德既是毛二世，又是小霍梅尼和小文鮮明 ( S. M.Moon)。 小說中這三位 “教宗 ”的共同特征，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他們都有過“走麥城” 的曆史：毛澤東曾經在紅軍中被排擠，有過名為戰略轉移實為逃亡的長征；霍梅尼成為伊朗宗教領袖之前曾流亡法國；文鮮明 1954年創立“統一教 ”之前曾在北韓羈獄。第二，他們都不是開宗立派的人物，而隻是闡釋者而已：毛澤東是馬克思的闡釋者，霍梅尼是穆罕默德的闡釋者，文鮮明是耶蘇基督的闡釋者，他就曾自稱為第二次降臨的彌賽亞，他們都有各自的聖經，即《共產黨宣言 》、《可蘭經 》和《新舊約全書》。第三，他們都是“無法無天”的霸主：霍美尼1979年掌權後，在共和的名義下實行獨裁，對前朝異己大肆殺戮；文鮮明早在南韓就是一個大企業家，到美國後大肆斂財逃稅，因此受到起訴、罰款和監禁；毛澤東在“黑手高懸霸主鞭”之後，自己成了全中國的霸主。但他們也有本質的區別，霍梅尼和文鮮明畢竟是有神論者，而曆史上和小說中的毛澤東卻這樣說：“我們的唯一的上帝是中國人民。” 在這方麵，拉斯德更像毛澤東，他對布裏達談到他的“孩子們”：“他們不是為了到上帝那裏去而進行鬥爭。我們訓練他們不是為了天國。……拉斯德的聖經就是他們的認同。”
        凡此種種，都使人想到，今日恐怖主義，酷肖當年的“紅色恐怖”。

“群眾恐怖”和群眾覺醒

       德裏羅在接受一次采訪時，曾談到他創作這部小說的誘因之一，是作者在一張報紙上看到的一張圖片，那是在北韓舉行的一千五百人的集體婚禮的密密麻麻的群眾。
       小說中到處都有群眾畫麵：崇拜宗教領袖文鮮明的群眾，多達六千五百對新娘新郎在紐約一個大型體育館舉行集體婚禮；文革期間的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歡呼“毛主席萬歲！”無數群眾在武漢江岸圍觀毛澤東“暢遊長江”，無數群眾為霍梅尼之死嚎啕痛苦，此外，還有電視機前人頭攢動的群眾，足球場上近乎瘋狂的群眾，紐約街頭無家可歸的群眾……，諸如此類的群眾畫麵，或以攝影圖片附錄在每一章的開篇，或在小說中以不同的形式加以描寫。作者捕獲了二十世紀全球的恐怖場麵，作為故事的背景，造成了強烈的“群眾恐怖”氣氛。小說涉及的文革期間的無辜死難著，“六四屠殺”中被血洗的群眾畫麵，又沉痛地暗示出，群眾不僅是恐怖的製造者，同謀犯，同時也是恐怖的受害者、犧牲品。任何一個獨裁者，如果沒有群眾的認同和密切配合，他的獨裁統治和恐怖政策就無法得逞。
      德裏羅以小說中的這些群眾畫麵體現了他本人的觀念：知識分子不但要質疑權威，而且也要質疑群眾。 小說中一個近乎“群眾”化身的人物，一個名叫卡倫的文鮮明的信徒，一個參加過集體婚禮的新娘，從電視鏡頭中,從墨西哥城和德黑蘭的恐怖的場景中，從北京“六四屠殺”的犧牲品的場麵中，從紐約街頭窮人的畫麵中若有所悟，結果移情別戀，愛上了一個格雷迷，然後她又轉變為格雷本人的情人。這種三角戀關係，既具有後現代文學的某些典型特征，又體現了一種群眾覺醒。

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形象

      在恐怖分子眼裏，群眾就像人質一樣，不是人而隻是物，用拉斯德的翻譯的話來說：他們按照古老的方式在市場上交易，賣一件東西，換來另一件東西。人質也是這樣。他們就像毒品，就像武器，就像珠寶…… 小說中的麻木的群眾的覺悟是在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人格魅力下促成的。
      在這部小說中，盡管救援人質的活動最後並未獲得成功， 但我們從中看到了幾位活生生知識分子形象。
      瑞士詩人朱連是聯合國的一名工作人員，他是在調查巴勒斯坦難民營的醫療保健狀況時被綁架的，他最初被扣押在貝魯特地下室，後來被轉賣給中東的原教旨主義團夥繼續充當人質。對於這位身陷魔窟的知識分子，作者雖然很少著墨，卻給予了高度讚揚。作者寫道：“他已跌入這種新的文化 棗國際恐怖係統，他們已經給了他第二次生命，給了他一種不朽的朱連精神。”
      主人公格雷的老朋友，一位名叫埃弗森的出版家，是“自由表達委員會”的主席。他為了說服格雷以名作家身份在媒體亮相以救援人質時，他們之間有一番簡短的對話：

    “你對作家在社會中扮演的角色有所曲解。你認為作家應當在遙遠的邊緣做危險的事情。 但是，在中美洲，作家是帶槍的。他們不得不帶槍。 事情究竟應當怎樣，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國家想殺害一切作家。每一個政府，每一個權力集團或覬覦權力的集團都會感到受到作家的威脅，因此他們到處追殺作家。”
    “ 我並沒有做什麽危險的事情。”
    “是的，你沒有做。但你至少在從事你的想象工作。”
    “因此，我的生活隻是演戲一樣。”
    “不是直接的。這一方麵沒有什麽虛假。實際上，你已經成了一個被
追獵的人。”
   “我懂了。”

      這段對話值得玩味。 他們兩人都認為，作家的寫作也是一種危險的工作，因為作家必須以筆與人類的邪惡勢力抗爭。但隱居的格雷早就沒有直接介入現實的抗爭了。當格雷自以為眼下他並沒有什麽危險，埃文森暗示出，一個處身民主社會的作家，由於整個世界的不平衡發展，由於在中美洲、中東或中國這些地區和國家仍然處在恐怖的陰影下，他也許並非真正處在安全地帶。大赦國際的印在 T 恤上的一句標語口號，就這樣寫道：“無人安全”。從事“為藝術而藝術 ”的工作，當然少些危險，但同時也沒有什麽價值。 因此，埃文森說，格雷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獵物。這句話可能一語雙關：一方麵，格雷的確是他的追星族的獵物，另一方麵，由於他的名聲，他很可能成為中東恐怖組織的獵物。朱連的命運是我們每一個人命運。因此，絕對隱逸有時是很難做得到的。
      有良知的格雷出山之後，光靠在媒體亮相並未解決問題。小說情節波瀾疊起。格雷最後覺得，他的唯一可能的調解作用，是親自出馬與恐怖組織交涉以援救朱連。他預感到此行也許凶多吉少，果然在前往貝魯特的旅途中遇難。
      小說結尾，作者讓布裏達來完成格雷的遺願。這位原本熱衷於追蹤著名作家的攝影師，現在開始追蹤恐怖分子，她深入老巢，與其頭目正麵交鋒，從而作為一位西方人得以近距離觀察這個恐怖的老巢。
       後現代文學早已厭倦了道德上的完人。而在德裏羅的筆下，這些知識分子並完人，而是各有其真實可信的人物性格。埃文森之所以請格雷出山，除了他的人道精神之外，還有一重考慮，就是要借重一位名作家打響他新成立的“自由表達委員會”的知名度。格雷則經常被他的複雜的記憶和惡夢所纏繞，也曾被兩難選擇所困擾。他最後之所以決定進行他的堂·吉訶德之旅，也有另一層考慮，即他從恐怖分子身上發現了新的寫作題材，他想借此廓清小說創作與 恐怖主義之間 的理論關係。 換言之，格雷既是一個有良知的作家，一個在正義的感召下擔起道義責任的知識分子，同時又是一個西方後現代時期的消費文化的創造者。 激勵他去救援人質的心理動機，既是一種道義衝動也是強烈的創作衝動。同樣，布裏達也是這樣把追蹤著名作家的攝影機鏡頭轉向了恐怖分子。但是，這種雙重的意圖，並不因此而損害了這些知識分子的形象，反而使他們的形象和行為的動機更真實， 更可信，更感人。
      這些知識分子的藝術形象並非向壁虛構，據某些批評家的研究，格雷的形象是以美國長期隱居後又出山的著名作家托馬斯·品欽 ( Thomas Pynchon )為原型的，美國著名作家薩林格 ( J. D. Salinger )也是這樣的知識分子。德裏羅創作這部小說的另一誘因，是 1988年夏天，作者在《紐約郵報》 上看到一個老人的令人驚異的圖片，那是薩林格於 1955年遭槍殺時的最後一張照片。

 後現代的異數

       在《毛二世 》 中，德裏羅讓文學家和藝術家的孤獨精神，讓人質的隔離狀態與二十世紀的群眾心態，與二十世紀的集體瘋狂和 人文精神的失落，發生了一場遭遇戰，一場精神的碰撞。作者借幾位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形象，碰撞出道義的星星火花。
      德裏羅認為，知識分子遠離社會矛盾中心的“邊緣狀態”，或退回書齋的處世哲學是值得質疑的。今日世界， 東西冷戰已經結束，共產主義體係已經全麵崩潰，但是，曆史遭遇了民主政體與恐怖主義的抗衡。無論在民主政體下存在著怎樣的非正義現象，無論在民主政體與世界上殘餘的極權政體的關係中存在著怎樣的非人道行為， 知識分子都負有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同時，不可忘記的是，在殘餘的極權社會，某些人的“邊緣狀態”是以另一些人不得不處在與暴政抗爭的“前沿陣地”為代價的，是以許多人被剝奪了諸如言論自由等基本人權的被壓製狀態為代價的。因此，一切有良知的人，應當共同承擔抗爭的責任。
      在美國思想界，德裏羅借小說表達出來的承擔責任的聲音並不是一種孤立現象。艾德華·薩伊德在《論知識分子 》 一書中就曾把知識分子在象牙塔裏的 “專業態度”視為對知識分子精神的最大威脅。
      但是，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都有不少作家或知識分子的“個人的聲音”是沒有靈魂的。德裏羅借一個人物說道：“當舊神離開世界時，對於一切曾經卷入這種突然流行起來的信仰的人們會發生什麽事情呢？”他的回答是，“當舊神走了，他們會祈禱蒼蠅，祈禱瓶蓋。”也就是說，人們從此以後不是不信仰什麽的問題， 而是什麽都信仰的問題，也許正因為人們從此無信仰，所以對一切都信仰。用一句中國諺語來說，就是“有奶便是娘”，你要什麽就給你什麽。同樣，小說中的格雷認為，西方的流行書籍已經失去了道義力量，他對布裏達說：多年前，我經常認為對於一個小說家來說，是可能改變內在的文化生活的。可是，現在製造 爆炸案的人和持槍的人已經占領了這片領土。他們正在對人類的良知進行突然襲擊……
      格雷認為作家的創造是裸露自身的良知的一種方式，作家就是用這種方式與權威發生遭遇戰，同時也與自身的怯懦和恐懼作鬥爭。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格雷認為最完美的小說是一種“民主的範式”，“真正可以寫出一部好小說的人，可以寫出唯一的好小說的人，幾乎是那些從街頭走來的人。…… 一個無名的奴隸，一個覺得自己沉浸在一個夢裏的人，可以坐下來找到自己的聲音來寫作。”，但這種“個人的聲音”，同時是一種“民主的呐喊。”
       德裏羅在美國後現代文學中似乎是一個異數。有位批評家將 《毛二世 》稱為德裏羅的“詛咒的清唱劇”。而筆者倒覺得，借用英國詩人W.H.奧登的《悼戀葉芝》中的一句詩語也許更為貼切－－德裏羅已經“把詛咒化作葡萄園”。質言之，這種對恐怖主義的詛咒，就是對法西斯主義的詛咒，對共產主義暴力的詛咒，對霍梅尼的宗教霸權的詛咒，也是對二十世紀產生這些意識形態的群眾心理的詛咒。而他的葡萄園裏，卻聳立著一株後現代文學中罕見的崇高之樹，它所展現的是走出邊緣狀態超越國界的人類之愛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