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明的博客
“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選載作者論著章節和新論新譯
一首帶刺的“斯大林頌”
譯介曼德爾斯塔姆的“遵命”之作《頌歌》
傅正明
蘇俄詩人布羅茨基在一次訪談中幽默地說：“依照我的鑒賞，寫斯大林的最佳作品是曼塔爾施塔姆1937年的《頌歌》。……假如我是斯大林，我會立即割了曼塔爾施塔姆的喉管。”
可惜的是，蘇俄猶太裔大詩人奧斯普.曼塔爾施塔姆(以下簡稱奧.曼)這樣一首長達84行並未完稿的殘篇佳作，今天在中文領域還沒有全文譯介，僅僅有人引介過寥寥數行，且不明就裏。反諷的是，這首詩可以說是一首“遵命”之作，但奧.曼自言他一點也不為這首詩感到羞恥，多次當眾高聲朗誦。
這首詩的創作緣起是： 1933年，奧.曼見證了斯大林“消滅富農”的合作化政策的災難性後果，目睹了成群結隊骨瘦如柴的“餓死鬼”，在朋友小圈子裏朗誦了他並未寫成詩稿的短詩《斯大林的警句》，諷刺“克裏姆林宮的山地人”，把這個“胖子”指為“未來的人民的猶大”。其中一位“朋友”告密後，奧.曼於次年被捕，處以三年流放的懲罰，妻子娜傑日達伴隨他苦度艱難歲月。據說有人建議詩人另寫一首歌頌斯大林的詩，以求減輕處罰。詩人因此寫了這首《頌歌》，後人題為《斯大林頌》。
我歌唱我自己也歌唱斯大林
在譯介這首詩，廣泛參閱諸家評論時，我覺得它的詩題，可以套用惠特曼《草葉集》的一個詩題，增添為“我歌唱我自己也歌唱斯大林”。先看看詩的開頭：
假如我把木炭用作最高的讚美――/讚美一幅畫不摻雜質的興高采烈――/我將用最精致的光線切碎稀薄的空氣，/體驗焦慮和警報的混合。/由此造成的特征也許能反映“真實”，/浸泡於臨近大智大勇的詩藝。/我將談論轉動世界車輪的他，/為了一百個人關注的海關。/我要讚美那眉宇一角,/再次讚美，繼續一種嚐試：/看普羅米修斯如何把木炭點燃―― /埃斯庫羅斯，看我如何描繪和哭泣！
當然，詩貴含蓄，沒有必要真的添加詩題。奧.曼的前一種歌唱，是從曆史和詩學的高度高屋建瓴的自我的頌歌，後一種歌頌，是一幅名為歌頌實際上隱諷帶刺的漫畫。詩人借鑒繪畫中的明暗對照法，如他在1937年2月的一首無題詩中表達的那樣：“像明暗對照法的殉道者倫勃朗，/我已經深深潛入失語的時代”。換言之，哪怕在那“失語的時代”因為言說而再次罹罪，詩人也準備著接受“殉道者”的命運――既為信仰也為詩歌的雙重殉道。詩人把為人類盜火受難的普羅米修斯作為效法的崇高對象，以埃斯庫羅斯作為悲劇詩人的典範，甚至以他們自況。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轉動世界車輪”、叱吒風雲的斯大林。此言不假，但詩的妙處在於詩人並沒有挑明這個“他”是推動曆史的車輪向前，還是把世界的車輪轉動到原始的野蠻時代。譯為“車輪”的原詞ось，也可以譯為輪軸。有人認為，該詞可以暗指“軸心國”，即二戰期間以德國、日本、意大利三國為中心的法西斯聯盟。照此看來，斯大林推動的是法西斯碾血的車輪，是極權主義絞肉機的輪軸。
《頌歌》中的“隱喻密碼”
三十年代以來，由於嚴酷的審查製度，奧.曼就開始看重詩的“隱喻密碼”（метафорического шифра），相當於中國自由思想者陳寅恪的“今典”與“古典”合用、暗用的隱語，從而極大地拓寬了詩歌境界的時空，並且利用斯大林和審查官不懂詩的弱點，巧妙地逃脫了他們的眼睛。在當時情況下，隻有少數慧眼識珠的人才能心領神會。例如第三節的詩行：
畫家，捍衛和守護這個武士吧：/用丹青用藍色的滋潤的森林/環繞他，不要用非全整的無思想的/形象辜負父親的期望。/畫家，協助無處不跟你在一起的他，/他在推理，在感受，始終，始終在建樹。
依照俄語專家的詮釋，譯為“守護”的охраняй一詞，以諧音暗指охранки，即沙俄秘密警察組織。譯為“武士”的бойца一詞諧音боя?рин，即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治下的特權大貴族。“藍色的滋潤的森林”，暗指俄羅斯傳說中女巫芭芭雅嘎（Баба-Яга）出沒的森林，這個邪惡婦人靠吃小孩“滋潤”自己的生命。在我看來，要說斯大林“始終在建樹”，這裏的動詞строит沒有賓語。他在“建樹”什麽呢？建樹得最多的就是他自己的塑像，後來大多被推倒的垃圾。接著，詩人這樣勾勒斯大林的形象：
他從講壇闊步走來，仿佛走下高山/進入頭顱的土丘。……
“頭顱的土丘”（В бугры голов），依照娜傑日達在回憶錄中的解釋，明指列寧發表革命演說的新聞影片中群眾攢動的人頭（斯大林演說時台下同樣人頭攢動），暗指成吉思汗攻城略地大開殺戒在城牆外麵懸掛示眾的頭顱。詩人敏銳觀察到“革命領袖”的蛻變，見證了曆史的荒謬：向暴君俯首稱臣的頭顱，同樣可能成為砍下來懸掛示眾的頭顱。此處“古典”“今典”合用的另一個佐證是：斯大林曾強烈反對托洛茨基關於為俄國人民發展電話的計劃，理由是：“這會破壞我們的工作。對於反革命和叛亂陰謀來說，很難想象有比這更靈活的工具。”。?可是，斯大林本人總是手握電話，有多條線路，因此，曾經協助斯大林將托洛茨基開除出黨的布哈林，等到自己被捕遭難時，贈送給斯大林一個綽號：“手握電話的成吉思汗”。
我將再次起來言說正在閃光的太陽
下麵詩行譯自《頌歌》的最後兩節，仔細琢磨，同樣可以看出“隱喻密碼”和反諷的對比：
每個幹草堆，每個穀倉/都如此強大、幹淨和鮮亮――一份生生不息的動產，/人類的奇跡！願人生更恢弘。/幸福揮舞著棍棒。//在我的意識中倍加（連翻六倍地）珍惜/日漸見證的勞動、鬥爭和收獲，/他的全部浩蕩之旅――穿過大平原，/穿過列寧的十月――抵達它守信的應許。/進入前方加寬群眾頭顱的土丘：/我成了其中的小不點兒，沒有人會驀然瞥見我;/與我相逢隻在善意的圖書裏兒童的遊戲裏，/我將再次起來言說正在閃光的太陽。
引詩中前三行似乎是偽宗教“禮拜儀式”上的熱情歌頌，第四行卻出現解構的逆轉。詩人“見證”的“勞動”，可以解讀為“勞改”，“鬥爭”，可以解讀為“革命大批判”。接著，詩人以宗教修辭來“神化”列寧和斯大林，儼然如神的偉大領袖與盲從的群眾，與作為“小不點兒”的詩人形成鮮明對比，表麵上看來是詩人自貶，可是，筆鋒一轉，詩人充分表達了自己的詩歌信念：“我將再次起來言說正在閃光的太陽”。此處“太陽”，究竟是列寧、斯大林的“太陽”，還是普希金一樣的俄羅斯詩歌的“太陽”，靠讀者明鑒。它也可以借用奧•曼的《沃羅涅日筆記本》中近乎墓誌銘的一首詩（1935年5月）來相互闡發： “是的，我躺在地下，雙唇還在翕動，/我說的話，每個學童都會銘記……隻要地上還有一個奴隸活著”。
由此可見，奧•曼豎立的詩的豐碑，屬於“饑寒交迫的奴隸”，“全世界受苦的人”，不屬於在革命的渾水中贏得“收獲”的權勢者。
香港《動向》雜誌2016年9月號
那蟑螂般的胡須……
把斯大林嘲諷得惟妙惟肖，總之那時夠槍斃的。
我們生在美麗祖國原野，
生再勞動鬥爭的大路上，
我們編了一首美麗讚歌，
來把偉大的領袖歌唱。
斯大林是我們勝利的旗幟，
斯大林是青年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