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明的博客
“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選載作者論著章節和新論新譯
偉大的“叛國者”莎士比亞
傅正明
“叛國是贏家為了吊死輸家而發明的一種指控”──這是上世紀百老匯音樂劇及其電影版《一七七六年》中的一句台詞，出自劇中人、美國建國元勳富蘭克林之口，意思與“成王敗寇”頗為接近。中外曆史上這種屢見不鮮的事實的概括，作為一種曆史觀必須顛覆。今天，在紀念威廉·莎士比亞逝世四百周年之際，學者早已驚異地發現，作為偉大劇作家和詩人的莎士比亞本人，同時是一個偉大的“叛國者”。因為伊麗莎白女王統治的英格蘭，實際上是個警察國家，書報審查嚴格。她手下的重臣法蘭西斯·沃辛漢爵士，被稱為女王的“偵探大師”，在整個歐洲建立了一個間諜網，嚴密監控輿論和反英國政府的活動。女王有“朕即國家”的倨傲。莎士比亞對此提出了異議和挑戰。
莎劇中真真假假的“叛國”
在莎士比亞的戲劇，尤其是曆史劇中，多處涉及叛國問題，戲劇情節中有真真假假的叛國，有類似的“莫須有”的指控，例如，莎士比亞晚年寫的羅馬曆史悲劇《科利奧蘭納斯》中，榮膺“科利奧蘭納斯”封號的羅馬英雄馬歇斯，因乖戾暴躁，得罪公眾而被逐出羅馬，他轉而投靠敵方，帶兵圍攻羅馬。
兩位護民官認為他已犯下叛國罪，依照傳統的懲罰方式，應當抓起來帶到懸崖邊推下去處死。馬歇斯母親伏倫妮婭帶著他的妻子前來勸他息戰，圖謀雙方和解，並且預言說：戰事勝負難定，可以確定的是，假如你借外力征服羅馬，隻會落得叛國的千載惡名，曆史將要記載：“此人本來是高貴的，可他最後的一次嚐試親手勾銷了他的榮名：摧毀了他的國家，他的名字將受到後世憎厭。”馬歇斯聽從勸告，放棄攻打，因此又背叛了他所投靠的敵軍，被人殺死。這出戲的主題之一，無疑是叛國行為的悲劇，與希臘悲劇《安提戈涅》的衝突有可比性。從主人公自己的立場來說，他認為自己愛羅馬，但他更愛貴族身份和他自己的家庭，因此陷入進退維穀的悲劇衝突中。
如果說，加給馬歇斯的叛國罪是有道理的，那麽，相比之下，加給《李爾王》中的埃德伽的叛國罪純屬誣陷。愛德伽是葛羅斯特伯爵的兒子，伯爵的私生子愛德蒙為李爾王的長女和次女效命以求向上爬，他還設計陷害埃德伽，導致愛德伽被父親驅逐，淪為乞丐。但是，愛德伽說：“我的名字被叛國的毒齒啃咬蛀蝕了。我失去了聲譽，落了個叛國的標簽。可我的出身正像我現在麵對的敵手一樣高貴。”他改裝後以化名繼續服侍他瞎眼的父親，表現了高貴的品格。最後，愛德蒙落了個叛國的罪名，埃德伽成為國王。這出悲劇，除了多種意義上的反諷，例如命運的反諷、悲劇性的反諷以外，還包含“叛國”一詞的修辭上的反諷或反語。
由此可見，莎劇中的叛國問題，難以明確界定，有時甚至應當從詞的反麵意義來理解。馬歇斯的兒子為了報複社會施加給他的懲罰，寧願毀滅羅馬。他的言辭的叛國色彩比較明顯。但是，假如《哈姆萊特》中的王子為了複仇，早就刺殺了弑兄篡位的克勞迪斯，那麽，究竟誰是叛國者？這出悲劇啟迪我們，在曆史上許多專製獨裁國家，在位的國王就是獨夫民賊，是真正的叛國者！在莎劇《凱撒大帝》中，推翻暴君，建立了古羅馬貴族共和國的勃魯托斯，雖然被指為叛國者，在作者筆下卻是“正人君子”，為共和國獻身的偉大人物。
類似的問題是，終身未嫁的伊麗莎白女王一世聲稱她嫁給了英格蘭，英格蘭就是她的丈夫，可是，我們能把伊麗莎白女王稱為一個愛國者嗎？回答是否定的。與此相關的問題是，莎士比亞是哪一種意義上的叛國者？
莎翁為“叛國者”豎立詩碑
眾所周知，莎士比亞著作權的爭議由來已久。“莎士比亞的叛國”之說，建立在以愛德華·德維爾，十七世牛津伯爵（Earl of Oxford）為莎士比亞背後真實寫手的基礎上。這種觀點早就由英國學者盧尼（Thomas Looney）在《莎士比亞身份鑒定》（Shakespeare Identified）一書中提出來了。依照進一步研究這個問題的都鐸王子論（Prince Tudor theory）和紀念碑論（Monument theory），莎士比亞是牛津的筆名，莎氏的讚助人南亨利·裏奧謝思利，三世南安普敦伯爵（Earl of Southampton）實際上是牛津和伊麗莎白女王的私生子，是未被承認的都鐸王子。南安普頓卷入埃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發動的反對女王的叛亂，失敗後被囚禁在倫敦塔。在這樁政治大案中，牛津伯爵成了審判埃塞克斯和南安普頓叛國罪特別法庭的大法官。組成法庭的二十五位貴族一致認定兩人有罪，埃塞克斯立即被砍頭，南安普頓生死難說。牛津父子不能相認，哀怨之情，訴諸十四行詩，力求為獄中的“叛國者”豎立詩的紀念碑。
十四行詩中的“監獄詩”
莎氏十四行詩集第二十七首到一百零六首屬於牛津寫給獄中人的“監獄詩”（Prison sonnets），例如第三十五首：
先前做錯事，勸君勿懊悔：／玫瑰多刺，銀泉有泥，／日月患雲遮，更患天狗食，／芳美花蕾中醜陋毛蟲寄寓。／人皆有錯，我亦如是，／為了君之罪大而化小，／我自甘墮落，為君文飾，／君之罪哪怕更大也能見饒。／我憑法理為君聲色過錯出庭──／受害原告，反作君之律師──／為君辯護追究自身罪行。／內戰雙方是我愛心恨意，／我隻好充當同謀為君脫罪責，／聽命於風流賊，罔顧自己遇劫。（傅正明新譯）
依照以往的解讀，詩人考慮的是“美男子”南安普頓在感情生活中背叛詩人所構成的“罪”，但詩人出於無私的愛，努力原諒美男子的“罪”。詩人以法律詞匯為比喻，但是，一旦解讀為監獄詩，詩中的法律詞匯就不是比喻而是“直陳其事”。中譯的“同謀”一詞，原文accessary有法律意義上的“從犯”、“幫凶”之意。“風流賊”（sweet thief）也就成了一種障眼法的措辭。此處原文形容詞sweet（甜美的），不但否定了美男子的“罪”，而且肯定這種“罪”是一種美。基於獄外詩人牛津的政治態度，他與“美男子”南安普頓的血親關係、袒護的立場和諸如此類的措辭，莎學家懷德摩（Hank Whittemore）和導演史托裏（Ted Story）編演了獨角戲《莎士比亞的叛國》（Shakespeare's Treason, 2008），搬上倫敦環球劇院的舞台，並且出版了劇本。
這個大案的戲劇性解決是：伊麗莎白女王駕崩，詹姆斯國王登基，南安普頓獲得赦免。牛津要付出的代價是：在新國務卿的幹預下，為了王室聲譽，政權平穩過渡，牛津的十四行詩集，隻能以筆名出版。
在廣泛的意義上，在警察國家或專製國家，在“朕即國家”的情況下，任何偉大作家和詩人都是或應當是特殊意義上的“叛國者”。當年但丁作為叛國者被迫背井離鄉，卻無愧為偉大詩人。托爾斯泰曾寫信給沙皇，把在中國傳教的西方傳教士稱為“披著羊皮的狼”，導致皇室很多人都認為托爾斯泰是個叛國者。至於因為類似的罪名而獲罪流亡的作家和詩人，在曆史上更是數不勝數。莎士比亞，偉大詩人和英格蘭的“叛國者”，卻是英格蘭永遠的榮耀！
香港雜誌《動向》，2016年6月號第3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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