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我心聲 | 我的抑鬱症，我的爸爸媽媽

 

 

“聽我心聲”征文比賽

 

“你作業做完了嗎？”

“為什麽又在玩遊戲？”

“你的房間怎麽總是一團糟？”

 

親愛的父母們，您是不是像我一樣，同孩子的交流隻是停留在這些話的層麵上？

 

三年前，我痛失十八歲青春年少的愛子。在極度痛苦之中我反思自己同孩子十八年來相處的日子，追悔自己沒有花更多的時間和努力去同他建立更深的個人感情，去了解他內心深處的掙紮。

 

在北美的社會環境裏，父母對孩子的影響隻有孩子成長的前十八年。孩子進入大學之後，父母便“鞭長莫及”了。在這十八年裏，您同孩子的情感關係深深地影響孩子將來的為人處事和對自己人生未來的遠景。我收到過許多華人的孩子給我的電子郵件，講敘他們同父母感情交流的缺乏，甚至有些孩子的人生目標就是不要成為像自己父母一樣的人。這些故事讓我心痛。

 

三年前我以孩子的名義成立了李佳信紀念基金，其使命之一就是要幫助彌合北美華人移民家庭中兩代人之間存在的情感鴻溝。我們華人父母很注重孩子身體和技能上的培養，卻常忽略了孩子在情感和情操上的需求和指導。孩子成功了，卻不快樂，因為情感上的缺乏不是金錢和成功能彌補的。

 

今年三月份期間，李佳信紀念基金聯合泛亞義務門診，馬裏蘭蒙郡華裔家長聯合會，舉辦了“聽我心聲”有獎征文比賽，鼓勵亞裔少年寫出他們想要對父母說的心裏話。我們收到三十多位年輕人的文章，許多文章讓人為之動容。在頒獎儀式上，我們組織了獲獎人的座談會，討論亞裔移民家庭存在的兩代人之間交流的諸多問題，讓許多父母收益匪淺。

 

經作者允許，我們將一些獲獎文章翻譯成中文，同大家分享，也希望聽到大家的反饋。

 

 

我的抑鬱症，我的爸爸媽媽

作者: Sandy 

 

那是在2012年。我剛上高一。跟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一樣，我出去玩到深更半夜才回家。我做了一些冒失的事，根本沒有考慮我那樣做的後果。但是，與大多數人不同的是，我那樣做的原因是我自暴自棄了。我當時正在與抑鬱症抗爭。那時候對“抑鬱” 這個詞我還不太熟悉，僅限於從到處播放的“百憂解(Prozac)”藥物廣告上聽到。我試圖搞清楚為什麽我起不來床，為什麽沒有食欲，為什麽整天睡覺還是覺得疲倦不堪。 沒在床上昏睡的時間， 我都花在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做一些出格的事情。慢慢地我開始經常逃學，學習成績嚴重下滑。 隨著成績下降，來自父母的壓力越來越大了。 

 

他們在氣頭上說的那些話，在我的腦海裏回響讓我倍受煎熬。 我越發害怕讓他們失望，因為失望之後他們會讓我加倍覺得我自己太壞。我開始跟他們隱瞞我心底的秘密，並任性地盡量少跟他們交流。 我覺得自己特別差勁， 那種感覺無法描述。有時候我跟他們好幾天甚至幾個星期都不說一句話。我感到痛苦和麻木，氣憤、傷感、絕望和孤獨相互交織，每一種情緒都被擴大了。我記得我想不顧一切地停止這種折磨。 終於有一天晚上我感覺好像天要塌下來，我不堪重負。我爸媽出門參加聚會去了，我找到一些藥，一口氣全呑到肚裏。我在衛生間的地上躺下來，心想我是否能知道什麽時候是我最後一次呼吸。大概過了二十幾分鍾的樣子，我爸媽回到家發現我趴在馬桶上嘔吐，吐出來藥片。

 

盡管在精神上我已經放棄了，可是我的身體卻在掙紮著想活命。剛開始他們並沒意識到發生了什麽，最後我因為極度害怕我可能真的要死了，就告訴了他們。我感覺到我不想死，但是恐怕已經來不及了。我的爸媽氣壞了。 我求他們送我去醫院，他們不肯，而且覺得我那樣做太丟人了。他們充滿懷疑地問我， “你為什麽要這樣對付我們？” 

 

接下來的七八個小時裏，從晚上十點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六點，我處於昏迷和嘔吐之中。等到天亮他們看我並沒有好轉的跡象，不得不開車送我去看急診。第二天我被留在醫院，我不由自主地走進精神科。現在輪到我暴怒了。我不願相信我的父母把他們自己的臉麵和名聲看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可是我剛剛在我自己的房間裏度過最漫長的八個小時，掙紮著從藥物過量中恢複。之後的一周我住院接受治療，其間要召開一次家庭會議。

 

因為我跟父母交談太少， 造成了我跟他們之間的語言障礙，所以心理治療師安排了一名電話翻譯。我的第一語言是粵語，但我出生在美國，更多時候我講英文。到了我不再每天跟父母交流時，我就不會講粵語了。家庭會議進行得很折磨人。我父母那邊很明顯存在一些因文化差異造成的誤解。我父母一向表現得很堅忍，他們從不示愛，不管是他們之間還是對我。他們搞不懂我怎麽會抑鬱。在他們眼裏我有家有地方住，有吃有穿，他們覺得我不懂得感恩，那些生活條件不如我的人都沒有感到抑鬱。

 

按他們的邏輯，我沒有理由消沉。心理治療師提到我自殘把手臂和手腕弄傷了，我爸爸的回答竟然是，“她不過是為了要引起關注。” 我記得離開會議室的時候我是多麽沮喪和不安。在精神科遇到的所有人當中，我是少有的幾個在治療中沒有得到父母支持的病人之一。

 

時間到了2015年， 我讀高三了。我已經幾乎完成了大家認為最難讀的一年的學業。那一年對我來說確實艱難，但不是因為大學申請和標準化考試。我並沒有全身心投入在申請大學和計劃高中畢業以後做什麽這些事情上。我說服自己我不會畢業，因為我另有打算。

 

四月中旬我再次服藥過量。這次我爸媽沒有猶豫就送我去了醫院。他們從最初的氣憤變成了擔心和懼怕。我服了大量的藥，幾乎對我的肝髒造成永久損害。醫生強調說，是我父母的快速反應救了我，如果再晚幾分鍾我可能就沒命了。我被轉送到首都華盛頓的一家專門進行肝髒移植的醫院，在重症監護室待了一周，然後奇跡般地，我的肝髒功能開始自主恢複了。爸媽每天都來探視我，在我疼痛到動都不敢動的時候他們會握住我的手。他們會抱著我，親吻我，跟我說他們有多愛我。我看出他們的轉變和慚愧。他們深感內疚，認識到以前給我施加了太大的壓力，並一直貶低我。這些壓力和打擊成了家常便飯，終於讓我對自己產生了不切實際的期望，在我不能實現這種期望的時候，我就怪到我自己頭上。

 

他們意識到他們那種“強硬的愛”的方式深深傷害了我。我又在精神科待了一個星期。這次的家庭會議沒有把我弄哭，也不是以我的拂袖而去告終。爸爸沒有怪我說我那樣做是為了引起關注，他把他的心思都放在了我和我的治療上。

 

轉眼又到了2018年。我停學一段時間之後，開始在Montgomery College上大學。我開始在我的社區倡導提高心理健康意識。我生活的各個方麵都發生了好轉，其中最重要的轉變就是我跟爸媽的關係。我的爸爸媽媽花了好幾年時間才達到能理解的水平，可是他們從未放棄過。他們到處尋找為家有精神疾病孩子的父母建立的支持小組。他們看書，聽訪談節目。他們與我的心理治療師和心理醫生共同努力。

 

從我第一次住院開始，我父母走過了一段漫長的曆程。幾年以前，我想象不到我爸媽和我會這麽親近。他們跟我，兩方麵都做出巨大努力來消除分歧。耐心和交流彌合了我們之間的裂痕。我學會了接受這樣的事實，那就是他們需要一些時間才能改變，特別是學會理解他們自身文化中被看成是禁忌的東西，那有多麽難。

 

所以反過來，他們越來越接受我患有心理疾病這個事實，使我的康複過程更順暢。盡管其中有很多難以克服的困難，我沒有灰心。如果沒經曆過那些挑戰，我的父母不會相信真的有心理疾病這一說。他們把他們所謂的驕傲放在一邊，不再顧慮他們的親友會怎麽想。如果不明白怎麽回事，他們會問，然後我們一起討論。但最重要的是，每當我有話要說，他們都會認真地傾聽我的心聲。

 

作者：Sandy

翻譯：太陽雨

本文首發於“美國華人”公眾號(ChineseAmeric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