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聞靜思 物我一體
冷眼看世界 熱心過人生
本文為《大西洋月刊》2018年1月號封麵文章官方授權翻譯版本，轉載自“譯家YJ”微信公眾號。
【作者】朱莉婭•姚菲(Julia Ioffe)，《大西洋月刊》政治與世界時事記者。
【翻譯】Xujun Eberlein，張拓木，張海雲，楊刁刁, 李雅坤
【校對】李雅坤
原文標題： What Putin Really Wants
Russia's strongman president has many Americans convinced of his manipulative genius. He's really just a gambler who won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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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8/01/putins-game/546548/
I. 黑客攻擊
伏爾加格勒國立大學。一間充滿陽光的大屋子裏，四處是隨手擱下的Juicy牌能量飲料空罐。四十五名大學生正伏在電腦鍵盤上，或交頭接耳，或輕快擊鍵。他們中除一人之外全是男生。“你瞧著他們不過是在屏幕上指指戳戳而已，其實這是一場緊張的戰鬥，” 維克多·米寧（Victor Minin）在我們一同觀戰時說。
此刻，這場八小時的黑客競賽已進行到將近一半。來自俄羅斯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們組成了七個團隊，試圖解決諸如識別電腦病毒來源、找到埋藏於圖像中的秘密信息這類法證技術問題。這個由俄羅斯首席信息安全官協會（ARSIB）舉辦的、名為“奪旗”的競賽由米寧負責監場。ARSIB不僅在俄羅斯各地的學校裏舉辦“奪旗”競賽，他們還會舉辦曆時數日的大型黑客馬拉鬆比賽；後者是在兩個團隊之間進行的服務器攻防戰。今年四月份，有好幾百名年輕的黑客參加了這樣一場比賽。
米寧和我退到走廊上，以免我們的談話分散了年輕選手的注意力。他告訴我，“從我18歲參軍以來，也就是從1982年起，我就一直在做網絡安全方麵的工作。”但他不肯說是軍隊的哪個部門。“當時我在禁言令上簽字畫押了，”他說，麵帶狡黠的微笑。“你覺得現在什麽情況變了？我會泄露給一個記者？”
與俄羅斯情報部門有密切聯係的維克多·米寧在俄羅斯各地的大學裏舉辦黑客競賽；他說這是他幫下一代人做好準備的方式。(攝影：Max Avdeev)
退伍後，米寧加入了克格勃。前蘇聯解體後，他去了俄羅斯政府的網絡與監管部門工作，於2010年退休，之後進入私營領域，與人一起建立了ARSIB。ARSIB現在與俄羅斯國防部、聯邦安全局（FSB）和內務部都有聯係。
黑客競賽是米寧培養下一代的方式，以“把我多年積累的知識傳給孩子們，”他告訴我。他說俄羅斯科技公司經常來找他介紹人才。我問他會不會有政府機構，比如在國外進行網絡作戰的安全部門之類，也來找他。“有這可能，”他遲疑了一下。“他們也需要這方麵的專家。”
“奪旗”競賽午餐休息時，米寧和我走到風和日麗的室外。這所大學耀眼的白色建築群座落在陡峭的山坡上，俯瞰下麵的城市和伏爾加河。曾幾何時，這河裏流的是血，這山上遍布彈片、地堡和屍骨。曾幾何時，這個城市的名字叫做斯大林格勒，因1942-43年冬的血戰而名聞遐邇。上百萬人在這裏失去生命，直到德軍死了一個元帥，失去大勢，最終戰敗。如今，這是一個遊蕩著曆史幽靈的城市。
“你去過馬馬耶夫庫爾幹嗎？”米寧問我。他指的是另一座山。那座山見證過一場更加激烈的戰鬥，以至於山丘變形。現在那裏豎立著一座“祖國母親在召喚”的混凝土雕像：一位170英尺的女性，高舉著劍，召喚同胞衝鋒陷陣。米寧眺望著被陽光照亮的遠方，聲音裏充滿崇敬地告訴我：那是納粹元帥弗裏德裏希·保羅斯（Friedrich Paulus）被俘的地方。“你知道，要了解過去年輕人是如何保家衛國的，這很重要，” 他說。
我們來到食堂，我發現這個食堂也被前蘇聯的陰魂纏擾。在這裏，帶著發網、脾氣暴躁的中年婦女把無味而油膩的食物打給吃飯的人們。如果不是因為有玩著智能手機的學生們，很難感覺到這已是21世紀。我在一個來自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的參賽團隊的飯桌邊坐下，告訴他們我去過一次他們的家鄉，裏海邊一個古舊而浪漫的老城。
學生們嘻笑起來。“人人都想離開那裏，”三年級學生安東說。
“那裏沒事可做，”他的隊友謝爾蓋補充道。
安東希望米寧能幫助他加入國家安全部門。他認為“這是受人尊重的工作，薪水豐厚，而且工作很有趣。” 如果他被錄用了，則有望拿到每個月5萬盧布（不到900美元）的薪水，幾乎是阿斯特拉罕地區平均工資的兩倍。那他想加入這個行業有沒有其它動機，比如——“愛國主義？”我的話剛說完，安東就笑了起來。“不，”他說，“我不在乎為哪個政府工作。如果法國外籍軍團要我，我也幹！”
我問他們在伏爾加格勒這種地方說這種話是不是有點大不敬。
謝爾蓋說，如今俄羅斯培育的這種愛國主義是空洞甚至不健康的。2011-12年的推動民主進程的示威之後，網上個人言論受到限製，政府對網絡實行監控；他對此憤憤不平，稱其為違憲。“如果你看看我們的城市和道路狀況，還有人們的生活質量，你也會問，為什麽他們不惜花億萬盧布來把人們的個人信息存儲在海量數據庫裏？”
“他們會把你關起來的，謝爾蓋，”一個同學說，瞟了一眼我的手機。
謝爾蓋大笑。“吃你的飯，”他說。
過去的一年裏，俄羅斯黑客在美國成了傳奇故事。根據美國的情報分析和媒體調查，俄羅斯黑客是入侵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和民主黨競選委員會服務器的禍首。他們通過維基解密（WikiLeaks）等友軍渠道傳播竊取的信息，造成了災難性後果。在普京總統的授意下，他們試圖刺探美國多州投票設施的漏洞，暗地購買了臉書廣告進行分裂性宣傳或組織政治集會，給美國愈演愈烈的文化戰爭煽風點火。
但是大多數俄羅斯人並不認識這個傳奇故事裏描繪的俄國：強大而組織嚴密，有一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領袖，不僅能策劃複雜而細致周詳的密謀，還能將其付諸實施。
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Gleb Pavlovsky）曾在2000年作為政治顧問幫助普京贏得第一次總統競選，並在克裏姆林宮擔任顧問直至2011年。當我問到普京在唐納德·特朗普競選中扮演的角色時，他笑了。“我們在普京當政的第一個十年成功地造成一種錯覺，那就是普京控製著俄國的一切，” 他說；現在美國人把這麽多事情歸功於他，“這很可笑”。
在莫斯科一家咖啡店裏，一位在普京的俄羅斯統一黨（United Russia party）高層任職的商人喝著濃縮咖啡說：“你想說俄國一切都這麽破，黑客卻牛得不行？ 俄羅斯石油公司” ——即國有的石油巨頭——“舉步維艱。我們的醫療保健係統運轉不良。我們的教育體係也是缺陷百出。然後我們的黑客，橫空出世，竟如此了得？”
就如俄國人高估美國，視其為無所不能的全球政治發展策劃師一樣，美國人也把自己的恐懼投射到俄國，一個靈活並威力無比，卻有著致命缺陷的悖論似的國家。它一方麵看起來不可撼動，但不知何故又總是瀕臨崩潰的邊緣。像美國一樣，俄國為自己的曆史所困，籠罩在過去的陰影下。
這些因素非但不能排除俄國帶來的危險，反而讓危險更為具體。普京和他的國家都在衰老，衰落——但這種衰落帶來的不安全感本身就意味著對美國的一種威脅。美國情報界人士一致認為，俄國不僅幹預了美國大選，而且——用前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柯米（James Comey）的話說——“他們還會卷土重來”。俄國自身已是困境重重，其精英對美國政治也隻有粗淺了解，這種敵對行為的急劇升級著實令人震驚。這就是典型的普京式做法，典型的俄國式做法：用膽大妄為的主動出擊來掩蓋自身的弱點，報複積怨，和不惜代價以求生存。
我到俄國是為了尋求兩個關鍵問題的答案。其中較為緊迫的一個是，自身有種種不足的克裏姆林宮如何成功地實施了現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政治破壞行動，使得美國的民主反過來傷害民主自身。而對於美國人來說，更為重要的問題是俄國手中還有什麽牌，以及因成功而氣粗膽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為得到他想要的東西究竟打算走多遠。
“這不是一個戰略性行動，”安德烈·索爾達托夫(Andrei Soldatov)說。作為一名報道克裏姆林宮如何使用網絡技術的俄國記者，他在安全部門有深入的信息來源。他說，“根據所有內部人士跟我說的情況，” 對美國政治體係進行黑客攻擊“其實是一個非常情緒化的戰術決定。他們對‘巴拿馬文件’非常惱火。”
2016年春，一個國際記者聯盟開始公布一大批屬於一個巴拿馬律師事務所的文件。這個律所專門幫助富有的外國客戶將錢財——包括不法收入——從他們的居住國轉移出境，躲開稅收部門的法眼。（該公司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這些文件顯示，普京的老朋友謝爾蓋·羅爾京（Sergei Roldugin），一位大提琴手，也是普京大女兒的教父，其名下竟有一筆約20億美元的巨款。對於一位不知名的音樂家，這是一筆難以解釋的財產。記者顯示這些資金很可能是普京核心圈子的儲蓄罐。羅爾京否認有任何不法行為，但克裏姆林宮對這一揭露十分震怒。普京發言人德米特裏·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的妻子也受到牽連；佩斯科夫將這份報告憤怒地歸咎於“[美國]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的許多前雇員”，說他們意圖在2016年9月的俄國議會選舉之前“搗亂”。
說這話有點臉皮厚了，不過也反映了他們的邏輯：俄國領導人的財務隱私是可以與俄國的選舉所代表的國家主權相提並論的。前中情局俄國辦公室副主任約翰·賽佛爾（John Sipher）說：“普京把巴拿馬文件視為對他的個人攻擊。他們認為是我們幹的。” 索爾達托夫說，普京的核心圈子覺得“他們對此必須有所回應”。根據索爾達托夫的報道，普京在2016年4月8日召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緊急會議，與會的八人中除兩人外都是前克格勃。鑒於這次會議的秘密性和召開時間，索爾達托夫認為普京就是在這次會上發出了報複美國的指示。
他們最初的目的是羞辱和中傷希拉裏·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埋下更多反對的種子，並向世人顯示美國民主其實與俄國政治同樣腐敗，甚至更糟。“沒人覺得特朗普能成事，一點都沒有，” 索爾達托夫說。“這就是一係列戰術性行動。看到每一步都進行得如此順利，參與行動的人都興奮得不得了，不斷的成功又驅使他們繼續推進。”
俄國出生的德米特裏·阿爾佩洛維奇（Dmitri Alperovitch）是網絡安全公司CrowdStrike的創始人之一。他說：“他們很多時候是在碰運氣。” Crowtdstrike公司受雇調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服務器在2016年五月遭到的黑客攻擊，最先發現了俄國幹擾的線索。“他們撒了一個很大的網，事先並不知道會收到什麽樣的效果。” 阿爾佩洛維奇說這些俄國黑客技術很高，但是“我們不應該把他們想成八呎高的巨人”並且“想要選誰就能選出誰。他們在烏克蘭試過，並沒成功。” 2017年的法國大選他們也沒成功。
阿爾佩洛維奇和他的團隊發現存在著兩股黑客，應該是來自兩個不同的俄國安全機關。他們給這兩股黑客取了不同的綽號：來自軍事情報機關的叫“花哨熊”，來自外國情報局或是聯邦安全局的叫“安逸熊”。但是這倆熊顯然都不知道另一個在做什麽，甚至不知道對方的存在。“我們觀察到這兩個俄羅斯間諜小組在破壞同樣的係統，並在相互獨立的情況下盜取同樣的用戶密碼，” 阿爾佩洛維奇當時在CrowdStrike的博客上寫道。他指出，西方情報機構幾乎從不會在沒有協調的情況下追逐同一個目標，“因為害怕互相損害對方的行動”，但是“在俄國這種情況並不罕見”。
這幾乎和米寧組織的一個黑客競賽類似，隻是賭注更高。索爾達托夫告訴我說，黑客並不總是軍隊的情報人員。有時他們隻是受雇的自由職業者，願意為出價最高者效力；黑客也可能是落網的網絡罪犯，受到勒索被迫為政府工作。（普京否認了對於選舉的“國家級”幹預，但用貌似可信的假象來撇清幹係正是雇傭非官方黑客的目的。）
2016年夏季，美國官員也開始注意到了同樣的雜亂無章和了無定形的行為。奧巴馬政府的一名前工作人員告訴我說，美國截獲的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與軍事情報官員之間的通訊顯示了兩者之間的爭執和他們行動的缺乏組織。一位當時第一時間了解到這些情報的奧巴馬政府高級官員告訴我：“都是臨時決定的行動。他們就像是在往牆上扔意大利麵條，看哪幾條碰巧能粘住。”
具有諷刺性的是，這種雜亂無章正是俄國人在2016年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在奧巴馬政府看來——至少在最初——俄國人的爭執不休、機會主義和缺乏協調都像是舊調重彈。2017年1月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發表了一份報告，評估俄國幹預選舉的情況。報告裏講到，在2008年，以紅發似火的安娜·查普曼（Anna Chapman）最為著名的十人俄國間諜團夥來到美國，部分目的就是為了觀察美國總統選舉。但是一份2010年的司法部起訴書描繪的畫麵更象“粉紅豹”（The Pink Panther）喜劇動畫片而不是“美國諜夢”（The Americans）。這些被稱為“非法者”的間諜會出席智囊活動，把美國新聞歸納匯總，報告給莫斯科。查普曼用99 Fake Street （假冒街99號）地址注冊了一個一次性電話。（查普曼在2010年被捕，她和她的同夥被以戲劇性的間諜交換方式驅逐出境。）在2016年初，奧巴馬政府似乎認為類似的一幕會重演。前述奧巴馬政府工作人員告訴我，之前“他們在我們選舉體係的邊緣上啃了一口”，就像在2008年，“非法者”間諜們“一直在試圖培養可能進入政府工作的智庫人員”，但還沒有試圖“影響選舉結果，直到這次大選之前”。
2016年夏季，當奧巴馬政府開始意識到俄國人這次的野心要比以前大得多時，白宮的擔心隻涉及到一半的問題。當時最令人不安的是俄國人試圖對各州投票係統做手腳。大量披露黑客竊取的內部信息和拿詆毀克林頓的虛假故事攪局看上去並不是特別大的麻煩，並且很難進行有效反擊而不顯得有政治意圖。
同年9月，奧巴馬在中國杭州召開的G20峰會會場邊接觸普京，告誡他“收手”。當年秋天，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珊·賴斯（Susan Rice）向俄國駐華盛頓大使謝爾蓋·基斯利亞克親手遞交了一份警告。白宮責成財政部和國務院研究對俄國新的製裁措施，以及是否公布有關普京個人財產的信息，但最後認為這樣的舉措可能會適得其反。如果白宮逼得太緊，俄國人可能會公開更多竊取的文件。誰知道他們手裏還有些什麽？
盡管如此，奧巴馬政府還是在選舉前一個月采取了一個異乎尋常的步驟來提醒公眾注意俄國的幹擾。2016年10月7日，國土安全部和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聯合發表聲明說：“美國情報界確信俄國政府指使了最近對美國政治組織電子郵件的竊取和泄露，目的在於幹預美國的選舉過程。”
白宮知道媒體會報道這個故事，而媒體也的確——“從下午三點半到四點”——報道了，曾任奧巴馬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的內德·普萊斯（Ned Price）在今年夏天的阿斯彭安全防衛論壇上（Aspen Security Forum）這樣說。但是從下午四點開始，這個聲明被另一類型的新聞搶去了風頭：特朗普吹噓性侵婦女的《走進好萊塢》錄音帶曝光。媒體和克林頓競選團隊都把幾乎全部注意力投放在那個爆炸性的錄音帶上，而不是上述情報界的聲明。
即便沒有引起公眾的注意，奧巴馬政府覺得俄國人應該已經在幕後聽到了警告。根據索爾達托夫和兩位前奧巴馬政府官員的說法，到了10月份，莫斯科方麵似乎已經放棄了對美國大選係統的攻擊。但秘密信息的泄漏和虛假新聞故事並未停止。奧巴馬擔心進一步公布任何關於俄國行為的信息都會顯得他是在幫忙使天平傾向於克林頓一邊。此外，他確信克林頓無論怎樣都會贏得選舉——並且她一上台就會去對付俄國人。
致命的一擊或許來自聯邦調查局收到的一份可疑文件，貌似在給克林頓競選班子抹黑。 今年春天,《華盛頓郵報》報道了在總統競選期間聯邦調查局情報源獲得的一份看似來自俄國情報機構的備忘錄。這份備忘錄稱，當時的司法部長洛雷塔·林奇（Loretta Lynch）曾與克林頓競選班子工作人員溝通，保證聯邦調查局不會大力調查克林頓在國務卿任期使用私人電子郵件服務器一案。熟悉詹姆斯·科米的消息人士告訴《華盛頓郵報》，該文件對科米對於該案的考量“起了很重要的影響”。作為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對他的政治獨立性有很強的自豪感。那份情報促使科米在2016年7月對郵件門案公開表態。（他說他不會提起刑事指控，但是他嚴厲地批評了克林頓）。科米關於郵件門調查的公開言論（7月份和10月份）給克林頓帶來極大損害，很可能是導致她輸掉大選的最後一根稻草。《華盛頓郵報》的文章指出，那份備忘錄有俄國偽造之嫌。
一份偽造文件，幾個黑客小組，一點恰到時機的信息泄漏，就足以造成了美國政治陷入混亂。至於特朗普競選班子是否在俄國的破壞活動中扮演了同謀角色，這一點尚在調查之中。不管怎麽說，普京隻花了很少的錢——據前國家情報總監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說是大約2億美元——就成功地導演了一場引人注目的地緣政治搶劫。但有一點許多美國人都沒有意識到：與其將對這次大選的顛覆歸功於俄國的遠見，不如說它是即興行為和混亂的產物。普京所為之所以行之有效而且危險，不是因為他有戰略上的才華，而是他在戰術上的靈活性和適應性——不斷試驗，製造混亂，和甘冒大風險。
一位奧巴馬政府高級官員說：“他們也有一定的計劃，他們一點都不傻。但這並不是說他們把一切都考慮得很周詳，普京也並非像一個深謀熟慮的國際象棋手。普京知道自己想達到什麽目的；他會策劃開頭幾步，後麵的事情到時候再隨機應變。人們時常問，他會不會下國際象棋或跳棋。其實都不是：他玩21點。他敢於冒大風險。想想看, 幹預選舉——他所做的事可是相當冒險的。如果希拉裏·克林頓贏了，那他就得付出慘重代價。”
就連俄國采用的攻擊方式也是風險很大的。英國政府通訊總部（相當於美國的國家安全局）前負責人羅伯特·漢尼根（Robert Hannigan）在阿斯彭論壇上說，俄國人甚至不屑隱藏他們的蹤跡，這說明俄國針對美國的意圖發生了變化。“他們這種不計後果的的魯莽...而且他們似乎並不在乎公開承擔罪名，這是最大的變化。”
不過這些魯莽行為還是有明顯的征兆：一是普京不斷演變的世界觀，二是俄國不斷變化的國情。十多年來，美國在對俄戰略上的輕慢加深了普京對於被美國廢黜的恐懼，也使他的敵對情緒不斷增加。同樣，他的國內政治形勢也成了這方麵的推手，俄國經濟方麵的困境意味著他需要在外交上冒更大的風險來確保國內的支持。這些壓力一直沒有消減，而且近年來有日益嚴重的趨勢。
II. 曆史回顧
下雪的時候，就如這個春天的下午，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的灰色圍牆好像是融入了鐵灰色低垂的天空裏。這裏是過去蘇聯政府培養外交官和間諜的地方，學員在這裏深入了解世界事務的方方麵麵，以便有朝一日參與其中。如今，這所大學的角色依然如舊，雖然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被金錢所腐，比如經常有富人出錢給孩子買一席之地。我曾受邀去旁聽學院最傑出的教授之一安德拉尼克·米格拉尼揚（Andranik Migranyan）的講座，他也是該校1972年的畢業生。在過去的十年裏，米格蘭尼大部分時間是在紐約主持一個叫“民主與合作中心”的俄方智庫，據說與俄羅斯外交部有聯係。俄國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是他的老同學，他們也依舊保持著朋友關係。
那天下午，米格拉尼揚的講座主題是普京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上的演講；這個演講幾乎是俄國在後蘇聯時代唯一的意識形態文件，也是了解俄美關係如何達到今天最低點的關鍵。那一年普京才當了七年的俄國總統；如今他已經統治近二十年了。那時他的演講水平還很是拙劣，讓旁人替他捏一把汗。再往前18年，即1989年，普京還是一名駐紮在東德德累斯頓（Dresden）的克格勃軍官。當柏林牆倒塌，抗議者在他的駐地門外聚集示威時，他正忙著把敏感文件鏟進火爐內銷毀。不久之後，蘇聯這個國家就被埋入曆史的塵埃中，而世界似乎達成了一個共識：蘇維埃式充滿暴力和不民主的政治製度是錯誤的，甚至是邪惡的。西方自由主義秩序是一種更好，更合乎道義的政府形式。
有一段時間，普京試圖在這個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中找到俄羅斯的角色。當後蘇聯時代俄國第一任總統鮑裏斯·葉利欽（Boris Yeltsin）在1999年指名普京為其繼任者時，俄國正在與車臣的伊斯蘭分裂主義分子開戰。普京是9·11事件後第一個打電話給喬治·W·布什總統的外國領導人，希望能夠讓布什意識到俄美現在已經成為反恐鬥爭的盟友。普京還試圖在阿富汗問題上幫美國的忙。但在2003年，布什無視普京反對入侵伊拉克的立場，繞過俄國擁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安理會。這讓俄羅斯國格受辱，也提醒了他們，在西方的眼中，俄國是無關緊要的，“俄國說話沒有分量”，米格拉尼揚這樣轉述給他的學生。然而在普京看來事情還不止於此：在推廣民主和人權的幌子下，華盛頓又回歸其冷戰時期的外交政策，在別國廢黜並另立領導人；即使是公開使用武力也成了合理的。
2007年，普京正式向西方秩序的代表和維護者們表明了他的反對意見。“僅僅二十年前，世界按照意識形態和經濟狀況分為兩個陣營，而兩個超級大國的巨大戰略潛力保障了世界安全，”普京一臉陰沉地道出。但是這個世界秩序已經被一個由美國主宰的“單極世界”所取代。“世界現在是一國獨霸的天下。”
普京刻意指責說，由單個國家控製的世界秩序“與民主毫無共同之處”。目前的秩序既“不可接受”又效率低下。“單方麵的、缺乏合法性的行動”隻造成了“新的人間悲劇和衝突區”。他指的是當時已經深陷宗派戰爭泥潭的伊拉克。普京說，是時候“重新思考全球安全的整體架構”了。
這是一個輸家遲來的抗議。在失敗16年之後，他們想重新談判投降的條件。盡管如此，普京在這個講話之後至今的十年裏一直在試圖確保美國單方麵的行動永遠不會暢通無阻——而且最重要的是，永遠永遠不會廢黜他本人。
“要是你們能看到麥凱恩和利伯曼的表情就太好了，” 眉飛色舞的米格拉尼揚對他心不在焉的學生們說。那兩位出席普京講話的鷹派美國參議員“目瞪口呆，他們以為當時俄國已經不值一提！而且普京在慕尼黑犯下了一個‘滔天大罪’：他說的句句是真。”
接下來的一年，米格拉尼揚說，“是行動的一年。”2008年，俄羅斯與鄰國格魯吉亞開戰；米格拉尼揚稱之為俄國對北約的一種報複，因為北約已經擴張到其他前蘇聯國家。但西方對俄羅斯外圍的侵蝕並不是克裏姆林宮最忿忿不平的事情。
米格拉尼揚抱怨說，美國也一直在直接幹涉俄國內政；美國顧問策劃了蘇聯解體後的市場改革，並借此機會中飽私囊，還於1996年幫助軟弱無能且不得人心的葉利欽第二次贏得選舉；美國政府直接資助了一些非政府組織，俄美兩國都有，例如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借此推進俄國的民主和公民社會進程；有些非政府組織與所謂的“顏色革命”有聯係，而正是這係列的革命推翻了前蘇聯各共和國的政府，以親西方的民主政權取而代之。
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的鬱金香革命——“俄羅斯麵對這一切產生的不信任是可以理解的，” 米格拉尼揚告訴他的學生。他指出美國自己承認在烏克蘭花了50億美元來推動民主——也就是擴大自由派西方秩序。從這個角度來設想一下，一個合理的推斷就是美國會把目標轉向莫斯科和普京。這就是為什麽在2012年，俄國把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驅逐出境。這也是為什麽俄國在2015年依據一個關閉“不受歡迎”組織的新法律取締了前麵提到的國家民主基金會。
普京的“慕尼黑理論”有一個推論：美國人或許以為他們在推廣民主，但實際上他們是在更多的地方造成混亂。“看看埃及發生了什麽，” 米格拉尼揚說，開始曆數一連串美國支持但最終失敗的革命： 2011年，埃及的鐵腕人物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在美國支持的抗議活動後下台，但是，當“激進的伊斯蘭主義者”以民主方式奪取政權後，美國卻對推翻新領導人的軍事政變視而不見；然後是利比亞。“你們推翻了北非最成功的政府，” 米格拉尼揚邊說邊有意朝我看。“最後，我們得到的是一個遭到毀壞的政府，一位被殘忍殺害的美國大使，大動亂，還有伊斯蘭激進分子。”
“如果我們把美國的所有失敗都數落出來，是不是你們就該聽聽俄國的意見了？” 米格拉尼揚越說越激動。“如果（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必須下台，那麽誰能取而代之呢？如果你沒有為可能的後果做好準備，就不要摧毀別國的政權！”
普京一直對西方推廣民主抱有懷疑，但有兩樁事讓他確信，美國打著推動民主的幌子，實際是衝著他來的。首先是2011年北約對利比亞的幹涉，最終導致了利比亞獨裁者穆阿邁爾·卡紮菲被推翻並被殘忍的私刑處死。許多與普京打過交道的人在這之後都注意到卡紮菲的死深深困擾著他。據說他反複地看卡紮菲被處死的錄像。美國國務院前高級官員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利比亞問題發生時多次與俄方高級人員會晤，他認為“卡紮菲的死法對普京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另一位前奧巴馬政府高級官員形容普京像“著了魔”似的被卡紮菲之死困擾。（這位官員還承認，“我認為我們在利比亞做得過頭了”）。
第二件事是在2013年11月，烏克蘭的年輕人們聚集在首都基輔的邁丹獨立廣場，抗議時任總統維克多·亞努科維奇 (Viktor Yanukovych )在普京的壓力下退出與歐盟的經濟協議。示威者在廣場待了整個冬天，直到警方向他們開火，造成大約100人死亡。第二天，2014年2月21日，亞努科維奇簽署了由俄國，美國和歐盟斡旋的政治和解計劃，但那天晚上他逃離了首都。在普京看來，這件事背後的含義很明顯：美國扳倒了他最親密的盟友，而且是在一個他認定是俄羅斯自身的延伸的國家裏。美國對烏克蘭支持民主化的非政府組織的資助得到了回報。美國助理國務卿維多利亞·紐蘭（Victoria Nuland）在抗議活動期間甚至在邁丹廣場分發食物，這更加印證了普京最深的恐懼。
奧巴馬政府主管戰略通信的副國家安全顧問本·羅德斯（Ben Rhodes) 告訴我，“邁丹廣場加速了事情的發展。普京一直是一個好鬥的對手，但是在邁丹之後，他開始主動出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開始變得不擇手段。對普京來說，烏克蘭就是俄國的一部分，這個特殊關係使他把邁丹事件當成是對他個人的攻擊。”（接近克裏姆林宮的一位消息人士證實了這一說法。）
為奧巴馬政府所熟悉的是，普京和拉夫羅夫熱衷於長篇大論地斥責自從1991年以來美國總統各種對俄國不尊重的行為，比如奧巴馬在2014年的一場演講中將俄羅斯和埃博拉病毒並列為全球威脅。亞努科維奇的倒台使這些長篇大論更為激烈。羅德斯回憶說：“事後兩年，普京打來的電話沒有一通不提到它，”指責美國支持顛覆烏克蘭政權。
利比亞和烏克蘭的政權更迭導致了俄羅斯扶植敘利亞的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前任國務卿約翰·克裏（John Kerry）的總參謀長強·費恩（Jon Finer）說普京在敘利亞的做法就是“沒有下一個！”美國支持的政權更迭也無可避免地導致了俄國人插手美國大選： 俄國要給美國點顏色看，並不隻是美國一家有本事顛覆政權。
III. 賭徒玩家
對於俄國，一個極端注重自己曆史的國家來說，2017年是重要的一年。一百年前的11月，布爾什維克，一個激進的社會主義少數派，扛著槍杆子闖入羽翼未豐的議會，把俄國強拉上了一個跟他們一樣激進的道路。這個血腥的試驗終於隨著1991年蘇聯解體而結束；而2016年12月又是蘇聯解體25周年。克裏姆林宮控製的媒體對於這兩個周年紀念日都是一筆帶過，因為這兩個日子讓普京坐立不安。布爾什維克是革命者，而普京骨子裏信奉中央集權並憎惡革命。但他同時也是蘇維埃國家培養起來的，這種出身讓他欽佩蘇聯取得的許多成就，他的名言由此而來： 把蘇聯的垮台稱為“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
作為一個統治者，普京無時無刻不惦記著俄國政府在1917年和1991年的兩次崩潰。他擔心，要是他的政府也崩潰了——因為崩潰總在發生，在過去的一百年裏就已經發生了兩次——他自己會是什麽下場。他一直在想盡辦法防止現政府倒台。被流放的石油大亨霍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公開表示要把普京趕下台，而且直到最近都不諱言暴力手段。包括反對派領導人阿列克謝·納瓦爾尼（Alexey Navalny）在內的人們公開談論要把普京和他最親密的同夥送上審判台。俄國反對派興高采烈地期盼普京要麽下台，要麽辭職，要麽死去。每一步失誤，油價的每一次下跌，對他們來說都是普京個人末日即將到來的又一個信號。同時，這種渴望也在西方有所反映，特別是在美國。
俄羅斯反腐敗鬥士和總統候選人阿列克謝·納瓦爾尼（Alexey Navalny）與工作人員會麵（攝影：Max Avdeev）
克裏姆林宮的大部分注意力並不在任何有積極作用的發展項目上，而是在如何抵擋上述厄運，並在這個政權遲早會來的消亡之前大撈一把。這就是統治階層中腐敗如此猖獗的一個原因。一位與政府客戶合作的俄羅斯商人把俄國統治階層的心態描述為“龐貝城的最後一天”，而且這個末日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演。另一位商人，出於對腐敗和管理不善的不滿，剛剛脫離一家大型國有銀行的最高管理層。他對我說：“俄羅斯總能一次又一次從灰燼中升起，就像曆史所證明的那樣。但我有一種感覺，我們即將又一次經曆被灰燼掩埋的時期。”
出於對政權崩潰的恐懼，俄國政府著意於宣傳世界各地革命後的血腥局麵。國家的新聞節目提醒人民，俄國的現狀也許並不是很好——自2012年以來這個國家一直舉步維艱——但是情形總有可能更糟。俄國人被告知，九十年代就是這樣：在蘇聯解體後，普京上台前那混亂的九年，俄國的狀況是多麽差。“當一個國家在100年裏經曆了兩次政府倒台，人民會很怕類似的事情發生”，米格拉尼揚告訴我說。而許多俄羅斯人都親身經曆了最近的那一次。
但是這個經曆過蘇聯倒台的人口正在縮小。四分之一的俄羅斯男性會在五十五歲以前死亡。生日在十月的普京已經六十五歲了，而他身邊都是與他同齡或者更年長的人。居於莫斯科的政治學家葉卡捷琳娜·舒爾曼（Ekaterina Schulmann）說，俄國現在是“處於暮秋專製統治之下。統治者越是努力表現得年輕而富有活力，越是顯得力不從心。” 正如前克裏姆林宮內部人士阿列克謝·切斯納科夫（Aleksey Chesnakov）所告訴我的那樣，俄國“最積極的選民”——那些毫無保留的普京信眾——“是靠養老金過活的人”。
對普京支持者來說，他的政權並不是專製。“我們可以用‘愛民製’ (demophilia)來描述它”，米格拉尼揚解釋說。“它不是民主製，但它是以人民的名義，也是為了人民。普京的主要基礎是人民。他的所有權力來自於人民對他的擁護，因此他一定要給予人民他統治的好處。”克裏姆林宮稱其為“管理下的民主”(managed democracy)。
這一點對理解普京所作所為的原因非常關鍵，也包括理解他會如何謀劃對美國進行新的攻擊。克裏姆林宮對媒體的指引，對民調和民意支持度的關注，特別是它的對外政策，都是為了支撐普京的合法性，為了迎合他的一億四千四百萬屬民。這是一個複雜而磕磕碰碰的反饋回路，其目的是排除威脅和保證普京的獨裁統治受到民眾的歡迎。
這是為什麽普京堅持要舉行選舉，即使選舉結果從來都是意料之中的。“如果不能重續這種授權，這個係統就無以為繼”，切斯納科夫說道。“根據民調，三分之二的俄羅斯人不想要君主製。他們想要民主。但他們對民主的理解與美國人和歐洲人的理解不一樣。”
普京的第三屆總統任期到2018年春天結束。遲至12月6日（選舉是三月份），他才不慌不忙地宣布他會競選連任；他也很可能不會參與競選活動。這是普京在國內精心打造的形象：一位不動聲色的領袖，在激烈的國內爭鬥之上冷靜地俯視這一切。不過在過去一年左右的時間裏，這些爭鬥開始讓他擔憂。
一個凜冽的早春下午，我看著一群大學生站在伏爾加格勒中心廣場一個無甚特色的建築前的階梯上，等著見阿列克謝·納瓦利內。這位反對派領導人和反腐敗鬥士讓許多俄羅斯年輕人興奮不已；許多西方人士也把他視為普京的潛在對手甚至是取代者。納瓦利內已經宣布他會參加本屆總統競選。
這棟樓裏有納瓦利內在當地的競選辦公室，樓前的街道已被警察封鎖。這些警察無精打采地站在那裏，看著哥薩克人在街區裏走上走下，隨意揮舞著他們手中的黑色皮鞭。哥薩克是俄羅斯南方的一個部落，曆史上曾是維護政權的私刑者。而一些穿著運動褲和運動鞋、滿臉怒氣的年輕人是另一群受克裏姆林宮青睞的雇傭打手，他們在學生們周圍踱來踱去，惡狠狠地盯著他們。兜來轉去的還有穿著令人炫目的高跟鞋的年輕女人；她們是便衣警察，每隔幾分鍾就掏出相同式樣的帶黃色編號的攝像機，對著階梯上的學生錄像，拍他們的臉部特寫。
納瓦利內最近遭到了親政府的歹徒襲擊，他的臉上被潑了一種稱為“亮綠”的蘇聯時代防腐劑。他的支持者於是將那座“祖國母親在召喚”的巨大塑像印成圖片，塑像的麵部用Photoshop處理成綠色，用於宣傳納瓦利內在伏爾加格勒的集會。在一個政府將二戰勝利神化的國家，這樣的一張圖片觸碰到了敏感的神經。不出幾小時，親政府的社交網絡帳號就開始使用這張圖片來激怒伏爾加格勒的當地人。當納瓦利內從莫斯科抵達伏爾加格勒的時候，普京黨的青年組織成員已經守在那裏進行抗議。
2017年3月26日，納瓦利內在莫斯科的一場集會中被捕。（攝影：Evgeny Feldman）
競選辦公室樓前台階上聚集的學生們覺得這種人為製造的憤怒很滑稽。在他們這個年紀，大多數事情都很滑稽，包括政府對他們很明顯的監視。聯邦安全局最近給伏爾加格勒國立大學一位四年級學生弗拉德的家裏發了傳票，因為他之前參與了支持納瓦利內的進步黨的遊行。一位戴眼鏡的獸醫學三年級學生羅曼，因為參與了一次示威而被叫到係主任辦公室。“係主任說，‘別去參加納瓦利內的抗議活動。他的政治立場是錯誤的。’”羅曼告訴我，邊說邊聳聳肩，把手插進圓鼓鼓的紅色夾克的口袋中。
這些年輕人即將畢業，適逢俄國經濟在經曆了五年的困乏之後開始好轉。但這個經濟增長微乎其微，而基本生活物品的價格則大幅上漲了。他們說他們的一些鄰居和熟人已經幾個月都沒有發工資了。羅曼告訴我說，“我們的父母說情況越來越糟。”但他們的父母知道公開反對政府的後果，所以也很不樂意看到子女參加那天的集會。官方電視也讓他們相信，納瓦利內是一個美國代理人。
這些年輕人對此付之一笑。納瓦利內從十年前就開始建立他的群眾基礎，還在LiveJournal網站上開了一個博客，詳盡地記錄了政府官員的腐敗：據稱，他們從政府預算這塊肉上給自己切下肥肥的一塊，這些錢就隱匿於他們在莫斯科的豪宅和海外的房地產。幾年前，納瓦利內開通了一個Youtube頻道，發布製作精良的視頻，描述種種據稱是（俄國）政府使用的腐敗手段。在另一個Youtube頻道“納瓦利內實況播報”（Navalny Live）裏，他和他的反腐基金會團隊主持政治方麵的脫口秀，而這些內容是絕不會被允許在國家控製的電視上出現的。這些頻道的訂閱者總計超過一百五十萬，視頻觀看人次多達數億。
我正在和這些學生站著聊天，一群學前班兒童在老師的帶領下從競選辦公室門前遊行經過。大學生們爆發出哄笑和歡呼。羅曼說，“人人都說納瓦利內的支持者非常年輕，可我不知道他們有這麽小！”
這種戲謔和輕鬆的氣氛很快就消失了。一個穿著運動褲的年輕人和一位年長些的納瓦利內支持者大聲爭執起來，前者說納瓦利內是美國國務院讚助的，還說他認為把“祖國母親在召喚”的雕塑PS成綠臉是對他個人的冒犯。“那是紀念偉大勝利的紀念碑！” 他的朋友，一個同樣穿著運動褲的年輕人，憤怒地喊叫道。“這是一座建立在屍骨之上的豐碑！我祖父在斯大林格勒戰鬥過！”（不過後來他向我承認，他的祖父其實是1941年才出生於格魯吉亞。）
忽然間，一大群反納瓦利內的示威者出現了，有的還拿著掃把，就好象是要把納瓦利內從他們的城市裏掃地出門一樣。“納瓦利內，出來！”一個光頭中年男子借著擴音器大喊。這些示威者穿過人行道湧向競選辦公室，跟著喊道，“納瓦利內，出來！” 大學生們緊密地聚集在競選辦公室樓門口的台階上，準備保衛他們的領導者。雙方開始互相推搡，人群劇烈地搖擺。警察在一旁觀戰。我抬頭看到了羅曼的紅色夾克。他取下眼鏡站在台階最高處，眨了眨眼，朝吵鬧聲眯起眼睛。他剛才那副昂首自滿和一臉諷刺的樣子不見了。他現在看起來非常弱勢，像個孩子。
納瓦利內出現在台階最高處，像往常一樣鎮靜。一部分人開始高喊，“可恥！可恥！可恥！”納瓦利內邀請那位手拿擴音器的男子和他的同誌們上來與他麵對麵平靜地對話。他們走上來，立馬就抓住他的腿，把他朝人群中敵對他的那邊拖拽。終於，警察出手了，解救了納瓦利內，把人群推回街上。
納瓦利內避入他的競選辦公室。在之後的三小時裏，支持者擠滿了他的辦公室，而他就在這個擁擠的房間裏回答提問，熱得汗如雨下。他談到政府精英奢侈的生活方式與本地區萎靡不振的工資的反差；他談到持續上漲的水電費，盡管能源價格一直在下跌；他還談到公路的糟糕狀況。
“阿列克謝！”他的一個支持者叫道。“自從1945年以來，我們城市除了那場勝利之外，什麽都沒了！”所有人都鼓起掌來。
納瓦利內嘲笑政府把他的支持者——這些在房間裏擠得冒汗的幾百人——指控為美國國務院花錢雇來出場的。“這是我們國家真正的政治力量”，他說，“我們會勝利。我們注定會勝利，因為不論任何一種文化，任何一種文明，像我們這樣的人終究會勝利，因為他們撒謊，我們講真話。”
我在霧蒙蒙的窗戶上清開一小塊，向外望去。憤怒的人群全都消失了，甚至連警察也不見了。他們的消失跟出現時一樣迅速。
兩天之後，也就是3月26日，納瓦利內趕回莫斯科，帶領數千響應他的號召走出來的人民抗議政府腐敗。在俄羅斯近一百個城市，橫跨十一個時區，總共有數萬人參加了這次示威。示威的規模之大出人意料，登上了國際新聞的頭條。當月早些時候，納瓦利內在Youtube上發布了一個長達一小時的視頻，揭露現任總理、前任總統德米特裏·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所持有的大批豪華房地產。梅德韋傑夫在2008年時還哀歎，說有相當於俄羅斯聯邦預算總量三分之一的錢因為腐敗而消失了。納瓦利內把無人機鏡頭攝下的梅德韋傑夫的眾多房產的奢華與他要克裏米亞人“勤儉節約”的尷尬號召做對比。自從克裏米亞並入俄羅斯之後，他們就失去了穩定供應的水電和價格合理的食品。在2016年，也就是克裏米亞並入俄羅斯之後兩年，梅德韋傑夫勸告他們說：“現在沒錢，但你們要堅持住。”
到那場大規模抗議發生的時候，這個大揭露已經被觀看了將近一千兩百萬次。在擠滿了示威者的莫斯科標誌性的普希金廣場，幾個男孩爬上路燈燈柱，對那些試圖把他們弄下來的警察喊道，“現在沒錢，但我們要堅持住！”
近些年來，由於經濟不景氣，普京使用了一係列戰術策略來收買人心。普京極度關注他的民意支持度，以此為標準來測量政策奏效與否。他和他的顧問們沉迷於民意調查。為克裏姆林宮做民調的公共意見基金會負責人亞曆山大·奧斯倫（Alexander Oslon）說，“沒了民調他們無法生存。”
普京的支持度在2014年飆升，因為合並克裏米亞讓俄羅斯重拾帝國榮光。合並克裏米亞是極具風險性的一步棋，甚至也許可以與後來普京對於美國大選的幹涉相提並論，不過至少從短期看收到了成效。俄羅斯人團結一致支持烏克蘭東部地區受俄國支持的分裂主義勢力、支持普京，他們無畏的總統。“（人民）對政府每個部門的忠誠度都大大提高了”，現居莫斯科的專攻俄國民調的政治研究員齊瑞爾·羅格夫（Kirill Rogov）告訴我，“（俄國）全麵轉向保守。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新聞，花更多時間看電視，更接受思想灌輸。”在之前的十年裏，民意調查表明大多數俄羅斯人寧願生活得富足而不是生活在一個強大的國家裏。但是在2014年，這個傾向反轉了。
但是合並克裏米亞帶來的愛國主義熱情轉瞬即逝。因為其陸地僅與烏克蘭相連，克裏米亞很難從俄羅斯得到供給。這個半島近期內將麵臨嚴重的水資源短缺，當地的支柱產業旅遊業也一落千丈。我最近一次到那裏訪問的時候，甚至連當地那些在2014年發起支持莫斯科示威的、最親俄的哥薩克人也告訴我說他們現在開始後悔當年的立場。莫斯科無法無天的暴力和腐敗開始滲入他們的家園，自從成為俄國公民後他們的生活變得困難得多。在某些方麵，他們懷念身為烏克蘭人的時代。
與此同時，隨著美國和歐洲的製裁，俄羅斯已經多年不景氣的經濟又失去了來自西方的廉價投資。普京用禁止從美歐進口食品來回應這些製裁，使得食品價格以十位數百分比的速度增長。經濟陷入了蕭條。2017年初，對政府的支持率已經基本回落到合並克裏米亞之前的水平。
俄羅斯自2015年秋季開始對敘利亞的幹涉，是又一個用國旗包裹的轉移視線的策略。在中東，當美國縮小其在這個地區傳統角色的影響力時，俄國擴張了自己的角色，代表不情不願的西方基督教勢力，裝模作樣地表演它在與伊斯蘭恐怖主義武裝作戰。在俄國空軍和特種兵的幫助下，敘利亞軍隊從伊斯蘭國手中奪回古城巴爾米拉（Palmyra），緊接著俄羅斯軍方就空運聖彼得堡馬林斯基交響樂團到這個城市，在曆史遺跡前，麵對著十多家媒體的鏡頭，舉辦了一場音樂會。（而半年後伊斯蘭國（ISIS）從俄羅斯支持的政府軍手中奪回這座城市的時候，俄羅斯電視台則基本上沒做報道。）
對敘利亞的幹涉遲早也會有不可避免的後果。在他統治期間，普京一直都窮於應付來自俄羅斯北高加索山區的伊斯蘭暴動，恐怖主義者從那裏對莫斯科發動過多次襲擊。今年春天我到山區深處的一個穆斯林聚居地達吉斯坦訪問。那裏曾經極端暴力，但現在卻很詳和。2014年冬奧會在達吉斯坦附近的城市索契舉辦；出於對恐怖主義襲擊的擔心，俄方秘密警察允許了成百甚至上千的俄羅斯國籍的伊斯蘭叛亂分子前往敘利亞。根據《新報》（Novaya Gazeta）的報道，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甚至為其中一些人提供了護照和抵達俄羅斯邊界的交通。
這是一個短視的反恐策略。兩位為了領回他們的子女而去過敘利亞境內伊斯蘭國控製區的達吉斯坦男子告訴我，在那些伊斯蘭國控製的城市街道上，他們聽到的俄語和阿拉伯語一樣普遍。非營利安全分析智庫蘇凡中心在十月份發布的一個報告中顯示，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外國戰士中，來自俄國的最多。當伊斯蘭國控製區持續收縮的時候，這些受過更好訓練和擁有實戰經驗的俄羅斯戰士會如何呢？蘇凡中心的報告顯示其中四百位已經返回俄國，但即使是那些沒有回國的人也能引發災難：在四月份，一個自殺式襲擊者在聖彼得堡地鐵站引爆炸彈，炸死了十三人。據猜測他是被境外伊斯蘭國的講俄語的成員煽動成為極端分子的。
俄國對美國大選的幹擾也是同樣的短視。一開始，唐納德·特朗普的勝選似乎是普京的巨大成功。克裏姆林宮的忠實追隨者們在莫斯科大舉慶祝特朗普就任總統，包括一個香檳任飲的實況觀賞派對。這似乎給予了俄國一種榮耀。維克多·米寧，那位在俄羅斯各處舉辦黑客馬拉鬆競賽的前政府網絡安全專家，在我問及美國媒體對俄羅斯黑客報道的效果時說，“這是（俄羅斯）年度最佳品牌。除了石油之外，我們還有最尖端的（黑客）專家，全世界都在談論他們。這可是好事。”
但是這個勝利的光環比之前的幾次消散得更快。俄羅斯黑客留下的蹤跡被發現，在華盛頓引發了巨大的騷動。國會罕見地以近乎全票通過了一項法案，剝奪了特朗普單方麵取消美國對俄製裁的權力。當特朗普不情不願地在法案上簽字那天，梅德韋傑夫在臉書上發文哀歎這個法案極可能無限期的有效。由於無法要回在奧巴馬任期最後幾天沒收的兩個美國境內的俄國外交基地，俄國冒失地展開了以牙還牙的破壞性報複行動，結果導致另外三個俄國駐美外交機構被查封。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俄國各機構中受美國回擊損失最大的恰恰是俄國聯邦安全局，因為它被普遍認為是幹涉2016年大選的幕後操縱者之一。“在2016年之前，聯邦安全局在華盛頓聲譽很不錯”，俄羅斯記者安德烈·索爾達托夫告訴我，聯邦安全局的首腦“被視為對抗恐怖主義的可靠夥伴”，但“一切在2016年都結束了，而且結束方式非常糟糕。”俄國聯邦安全局的官員被FBI放到網絡罪犯的最高級別的通緝令裏，這是前所未有的報複行為。聯邦安全局最精英的網絡部的首腦和他的副手被強製離職；這個部門另兩名高級官員被關進了莫斯科最臭名昭著的監獄。索爾達托夫說，“他們現在遭受著來自內外的難以想象的巨大壓力”。喬治·W·布什任內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邁克爾·海頓（Michael Hayden）說，“有時候一些秘密行動成功以後，你反倒希望它沒能成功就好了。”
幹擾美國大選或許成功地動搖了美國的政治體係，但是普京有多認真地考慮過他的俄國會承受的後果，這一點尚不清楚。他的目標是保持他的權力，多一天是一天，多一年是一年，出了麻煩再說。
納瓦利內點燃的抗議這個麻煩暫時被處理掉了。3月26日一天，警方單在莫斯科就逮捕了1043個人。在另一輪小規模抗議之後，又有數百人在10月7日被逮捕。據多方報道——以及一位同我聊過的克裏姆林宮內部人士所說——納瓦利內的名字將不會被允許出現在選票上；最近根據捏造的貪汙指控對他做出的判決很可能會被用作取消他競選資格的理由。
這早就不是普京對付的第一撥抗議了。2011與2012年之交的冬季，支持民主、反對普京的抗議活動席卷莫斯科；隨之而來的是2012年5月6日，普京第三次就職宣誓前一日，警察對於抗議活動的暴力鎮壓。數十人，包括一些初次參與抗議的人，都被判處多年監禁。克裏姆林很快加重了對參與未經許可的抗議活動的處罰。許多人單純因為在社交媒體上分享或點讚就被丟進監獄。
致力於為俄羅斯人提供法律援助的非政府組織“鐵窗後的俄羅斯”創始人歐格拉·羅曼諾娃（Olga Romanova）對我說，政府為這批新一代抗議者準備了比2012年“更大更嚴苛”的教訓，而且這個政策“會持續很多年”。她說，政府威脅要將參與抗議的青少年與父母分離開。恐怖的調查委員會“正在把學校的校長、教師、心理輔導老師叫去談話，” 羅曼諾娃說，“讓這些人作證指控孩子們。”（今年夏天，在俄羅斯政府的高壓下，羅曼諾娃逃到了西歐。）
歐格拉·羅曼諾娃，在逃離俄國後攝於巴黎。她曾為參與政治抗議的俄羅斯人提供法律援助。（攝影： Max Avdeev）
普京既已宣布參選，就肯定會贏得下一屆六年任期。取代納瓦利內擔任普京競選對手的是電視名人謝妮亞.索布恰克（Ksenia Sobchak），一位普京旗下老臣的女兒；大多數人心知肚明她是克裏姆林宮批準的、為自由派反對者準備的減壓閥。大財閥、布魯克林籃網隊大股東米哈伊爾·普羅霍夫（Mikhail Prokhorov）被認為在2012年扮演過這個角色（索布恰克和普羅霍夫都矢口否認克裏姆林宮在他們的競選活動中有任何參與）。事實上，選戰中這些人都不是普京的對手。其他的傀儡候選人還可能包括一些所謂“忠誠的反對派”老頭，拿著克裏姆林宮薪水。盡管大街上抗議連連，普京依舊廣受民眾歡迎，尤其是在中老年俄羅斯人中；並且選舉機器在重重調試下，無論如何都會帶來想要的結局。
2012年，普京在重重抗議中第三次參選；克裏姆林宮放出消息，選舉係統必須至少給普京送上五成以上的選票，以避免重選的尷尬。這條硬指標在龐大的俄國官僚機構層層下發，每一層都為了討好上級而在指標上加碼。選舉機器施盡各種手段——偽造選民名單，使用假選票，甚至用大巴拉著支持者到多站投票——手段層出不窮，票數漸漸疊加。等到大選日晚間，普京站在台上，身後是克裏姆林宮，淚水劃下他的臉頰：他的人民抵禦住了“被西方勢力控製的抗議者”，為他獻上了一場大捷——64%的選票。
但一方麵，下一次大選的數字必須比這個更好看；另一方麵，選舉舞弊又是觸燃2011-2012抗議的導火索。克裏姆林宮一直試圖在這兩者之間維持一個艱難的平衡：一麵要獻上正確的選舉結果，一麵要維持選舉公正的表象。2016年平安夜，在莫斯科一個省級官員會議上，克裏姆林宮提出了2018年大選戰略 “70/70”，目標是百分之七十的投票參與率，其中百分之七十投給普京。在沒有大規模舞弊的情況下，這個目標很難達到。
所以克裏姆林宮據說在尋找下一個提高民調支持率的契機——“達到團結在國旗下‘萬眾一心’的效應，”政治分析師齊瑞爾·羅格夫說，“譬如在9/11之後布什的支持率飆升——在國難當頭的時候，反對派總會放低批評的聲音，因為和大眾不會產生共鳴。” 對大多數國家來說，這種契機一旦過去，批評總會重新出現。“但在俄羅斯，”羅格夫說，“這種‘萬眾一心’效應永遠不會停止。”
IV. 賭注翻番
2017年4月10日，眾議院情報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亞當·西弗（Adam Schiff）的助理為他接通了烏克蘭議會發言人安德義·帕盧比（Andriy Parubiy）打來的電話。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屆時正在調查唐納德·特朗普競選班子串通克裏姆林宮一案。在這個早有計劃的電話裏，帕盧比聲稱，他手上握著特朗普2013年為環球小姐賽事莫斯科之行的爆炸性材料。
“我得提醒你，我們的俄國朋友可能此時此刻正在監聽我們的對話；如果我是你，任何不想讓他們聽到的東西我都不會在電話上說。”西弗說。
但是帕盧比堅持要講。“2013年11月，特朗普先生造訪莫斯科，他出席了環球小姐比賽，在那裏與俄羅斯記者、名媛謝妮亞.索布恰克見了麵。”他用帶著濃重口音、磕磕巴巴的英語解釋道，索布恰克不但和普京有關係，還 “出名的為大財閥提供公關姑娘。她見到了特朗普，並給他帶了一個俄國姑娘，就是明星歐伽·布佐娃（Olga Buzova）。” 在西弗進一步嚴肅追問下，帕盧比直白地回答：索布恰克是“俄國秘密情報機構的特務”。
布佐娃“在短暫的關係之後拿到了關於特朗普的不利信息，”帕盧比稱。“他們有特朗普的裸照。”
西弗不動聲色地問：“所以普京也了解這些不利信息的存在嗎？”
“當然，” 帕盧比回複。普京授意告知特朗普“隻要他下令解除對俄羅斯所有製裁，這些不利消息都永遠不會被公之於眾。”最大的爆炸性消息是：帕盧比拿到了布佐娃和索布恰克在烏克蘭討論這些“Kompromat”（不利信息）的錄音。他對西弗說：“我們隨時可以[將這些材料]提供給聯邦調查局。”
帕盧比還有要說的。他給西弗講了特朗普前國家安全顧問麥克·弗林（Michael Flynn）與一位擔任克裏姆林聯絡人的俄羅斯流行歌手的會麵。他們在布魯克林的布萊頓海灘——一個俄羅斯移民聚集區——一家咖啡館會麵。帕盧比說：“他們接頭有暗號。”一個人會說，“德裏巴索夫斯卡亞天氣很好。”正確的回答是，“布萊頓海灘又下雨了。”
“行。好的。很有幫助。非常感謝。”西弗說。他告訴帕盧比，美方希望有機會查驗他提到的證據。“我們會和聯邦調查局與你們的工作人員合作，看看能不能拿到複製件。”
西弗對於“我們的俄國朋友”聽到他們對話的擔憂是對的，但不是他想象的那樣。打電話的不是帕盧比；是弗拉基米爾·庫茲涅索夫（Vladimir Kuznetsov）和阿萊克西·斯托亞羅夫（Alexey Stolyarov），外號“沃爾沃”和“雷克薩斯”的俄羅斯惡作劇紅人。其實壓根沒有什麽“kompromat”，也沒有弗林和俄羅斯歌星在布萊頓海灘的秘密會麵。這個電話顯得美國人又傻又好騙，而這正合了他們的意。他們迅速把錄音寄給了親克裏姆林宮的媒體；媒體非常開心的把錄音大肆炒作：又一個傻老美把天方夜譚當真，相信俄羅斯從上到下在邪惡的特務們控製下運轉。任何俄羅斯人聽到這個錄音都會意識到到這段對話多麽愚蠢。對話中提到許多俄羅斯二流明星和其他文化梗，譬如所稱弗林用的接頭暗號其實是一個經典俄羅斯喜劇的標題。
“我們就是想找一個專門做情報方麵工作的人，然後給他講一個完全超級扯的故事，”庫茲涅索夫這樣給我解釋他們的惡作劇。
“我們給他泄露了一大堆假情報，” 斯托亞羅夫說，“完完全全是扯淡。” （西弗的一位發言人說，“在同意接這個電話之前與通話之後，委員會都立即通知了相關執法部門和安全部門，並告訴他們我們認為這些信息很可能是偽造的。”）
庫茲涅索夫和斯托亞羅夫乍看上去很像俄羅斯的“Jerky Boys”（注：美國惡作劇小團體），但遠不止這麽簡單。我們在莫斯科周邊一個住宅城的一家比利時酒吧會麵。31歲的庫茲涅索夫穿著一件點綴著黑色骷髏頭的白色襯衣；29歲的斯托亞羅夫穿著一件印有普京的大頭照疊加在俄國地圖上的帽衫。（“我對普京的看法很正麵，”斯托亞羅夫說。“想不出有什麽重要問題上我是反對他的，”庫茲涅索夫表示同意。）這個雙人組合在2014見麵後就開始在俄羅斯明星身上搞惡作劇，但很快就覺得無聊了。“和決定別人命運的人談起來比較帶勁。”庫茲涅索夫說。
他和斯托亞羅夫都否認和俄國秘密情報機構存在任何聯係，但是很明顯他們和政府的關係親密。他們在許多個克裏姆林宮直接控製的電視台都有欄目，都是需要經過高層點頭才能拿到許可。我們見麵時，他們隨口提到前一天在議會大樓和一個非常有名的當選官員見麵。“我們現在手頭有個新項目，”斯托亞羅夫狡黠地說，又吹噓自己黑了已故財閥——也是普京的政敵——博裏斯·貝雷左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的Skype賬號“很長時間”。他們通過某種方式拿到了一批外國領導人的手機號碼，例如土耳其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
庫茲涅索夫和斯托亞羅夫的美國受害者可以列一條很長的單子。今年二月，他們假裝成烏克蘭總理把惡作劇電話打給了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後者坦言特朗普時期是他政治生涯最艱難的一段。“聽他口氣他完全都不知道該幹嘛了，”庫茲涅索夫說。同一個月，他們打通了參議院多數派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的電話，後者告訴他們對俄羅斯的新製裁可能性不大。
庫茲涅索夫和斯托亞羅夫針對美國的工作一方麵是為了挖掘重要的信息——譬如關於對俄製裁的下一步——同時也是為了惡搞、分散注意、迷惑並嘲弄這些被美國選民敬重，但對俄羅斯有敵意的政治家。他們利用的是他們所謂的“美式天真”。“在俄羅斯這些事情永遠不會發生，”斯托亞羅夫說。“人們不會這麽輕信打電話過來的人，尤其是議員或者公務員更有警惕性。”他們也想惡搞好萊塢明星，庫茲涅索夫補充道，但是“聯係到他們比聯係到美國參議員難多了”。
俄國破壞美國的一係列活動充滿機會主義，動機模糊，看起來如同跳梁小醜，卻驚人地有效。如果有人要為這類破壞者設計臉譜，恐怕沒有比“沃爾沃”和“雷克薩斯”更合適的樣板了。他們和米寧培訓的未來黑客都是一個不斷演化、多條戰線的龐大體係的一小部分，全部致力於暗中影響西方的政治家、政治係統和價值觀。整個係統沒什麽高層規劃和設計，其行動大都建立在試錯的基礎上 。一位美國情報官員對我說，俄國有“一千種攻擊方式”。“他們不需要每一種都奏效；一小部分達到目的就足夠了。”
回頭來看，俄國人攻陷我們時選擇的突破口都是非常明顯的漏洞。“在過去的五周內，我被我們民主體係的脆弱性驚到了。”西弗在被惡搞之前不久，曾在國會山地下室的食堂對我說。俄國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和大選之後展示的不是他們的實力，而是美國的脆弱；不需要太多努力就可以讓美國的民主係統自噬。“這些‘秘密影響’行動不需製造美國社會的分裂，隻需把現有的分裂進一步擴大，”前國家安全局負責人邁克爾·海頓說。前中央情報局工作人員約翰·賽佛爾同意這種看法：“如果要怪誰，隻能怪我們自己。”他說，“這是我們自己開門放進來的賊，是我們自己的錯。”
當美國人仍然忙於搞清2016年到底發生了什麽、自己為何成為海頓口中“曆史上最成功的‘秘密影響’戰役”的犧牲品時，這場戰役卻並沒有結束。賭徒普京依舊會抓住露出苗頭的每一個機會，利用它來為自己眼下的利益服務。現在許多事已經真相大白，加上國會已在對俄製裁問題上掣肘特朗普，普京更沒有理由心慈手軟。如果我們沒有新的、有效的辦法阻止普京，日益衰老的他和其日益衰落的國家還會繼續出手。
一部分美國人，包括現任總統，都相信隻要找到我們的共同利益，俄國可以成為不錯的合作夥伴。但是和普京打過幾十年交道的人都明白這是白日做夢。“普京把俄國的利益定義在西方政策的反麵，以阻撓西方政策為目標，”奧巴馬最後一個國防秘書阿什·卡特爾（Ash Carter）最近對我說。“有了這種動機，很難再建任何溝通的橋梁。這讓我們與俄國建立合作關係實際上成為不可能。”
普京不是超級英雄故事裏的大反派。他不是戰無不勝的，也不是不可阻擋的。他能推進是沒有遇到阻力。譬如，他2014年顛覆烏克蘭東部三分之一區域的計劃在遇到烏克蘭軍隊出乎預料的頑強抵抗和西方製裁之後，就迅速瓦解了。奧巴馬在任期最後幾天因俄羅斯對大選的幹預實施了新的對俄製裁，關掉了一些俄羅斯駐地、驅逐了一批外交官員，但這些動作都來得太遲而且力度不夠。而奧巴馬的決定是不予采用更有力的動作，譬如透露可以羞辱普京的情報，或者施加更嚴厲的製裁。
現在的總統班子更是沒有興趣懲戒俄國。對俄國幹預大選的各種調查以及媒體的注意力都更多地集中在2016年已經發生的事情；至於在沒有有效的警告或懲罰下，俄國一定會在2018年和2020年兩場大選上做手腳這件事，卻鮮有人關注。美國反間諜組織一直被閑置，等待著上麵下令去與俄國人作戰，而據知情人士判斷，這道命令也許永遠不會到來。
普京想展示的是，美國這個國家沒什麽特別的，和別國無差。他這個看法對錯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有沒有足夠多的美國人——尤其是擁有權力或政治關係的美國人——依然相信他們的政治製度是值得守護的。
一個初現端倪的不祥之兆尤其讓克裏姆林宮憂心忡忡。2024年，普京的下一個六年任期將會結束。憲法限製了普京隻能連任兩屆，而且屆時他即將71歲。“這些人都在想該如何應對2024年。”在普京的俄羅斯統一黨身居高位的一位商人說。議會可以修憲讓普京再幹一個任期；但這並不是個理想的解決方案。普京在加入克格勃之前是律師出身，他一直堅持要維持表麵上的合法性。況且無論如何，他也隻是一具凡胎，也隻能再幹那麽幾屆。
所以普京該怎麽辦？他會把他的寶座讓位給繼承人嗎？可以選的人越來越少了。他身邊的顧問圈子不斷縮水，現在大多數是和他一樣來自列寧格勒或曾效力克格勃的老男人。最近他把許多地方領導人都換成了忠於他的年輕人，甚至前保鏢——他們大都缺少執政經驗，但因為自己的一切都來自於他而對他感恩戴德。普京越來越像一個缺乏退場策略的人。一位普京盟友2013年對我說：“我們沒有這種傳統，好像幹兩屆，然後好，你可以走了。我們唯一的傳統是撐到最後，躺著出去”——即躺在棺材裏。
2014年，現任俄羅斯議會發言人的弗亞切斯拉夫·弗洛丁（Vyacheslav Volodin）說：“有普京，就有俄國。沒有普京，就沒有俄國。”普京成為了俄國整個政治體製的象征——法院，軍隊，安全係統，議會，甚至反對黨——連經濟都可以包括在內。隨著經濟餡餅越來越小，精英都為了所剩無幾的資源打得你死我活。現在俄國最臭名昭著的監獄裏都擠滿了政界精英：無數官僚，至少四個省長，還有許許多多的市長。一個部長級幹部被軟禁在自己家。他們都是一場越來越血腥的爭鬥中的輸家；而贏家總是在環繞普京的軌道上離他這顆將隕之星最近的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他自己的政權始於政權垮台後的亂局，普京整個政治生涯都致力於避免政權垮台，卻親手為日後垮台打下了基礎。他成了自己親手建造的政治體係的人質。“所有人，包括普京在內，都對缺乏候選人這個事情非常擔憂，”安德拉尼克·米格拉尼揚說。他說2012年普京對他坦言，“我經常需要花很多時間‘ruchnoe upravlenie’”——俄語中指汽車的手動擋，也指代“微管理”——“如果我覺得我已經做了足夠多，能讓係統有效運轉而不依賴於下一個領導人，我會很高興的離開。”
但普京手動擋拉的越多，國家機器的齒輪也會越來越無法脫離他的強人之手自己運轉。“這就是獨裁者的困境，”一個曾多年關注俄國政治的華盛頓人士稱，“唯一一個規避風險的方式是你永遠不離開。你還不能改革，因為改革會讓現有體製出現裂縫，直接導致你被推翻。”
普京已經在困境中延宕前行多年；一般來說這對他有利。他依舊擁有廣泛的支持，身體也依舊健康；他袒胸露背展示自己雄性力量也是為了讓我們不要忘記這一點。但如今前方的路越來越短，總有一天會走到頭。莫斯科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這一天遲早要來，但沒有人知道這一天之後會是什麽光景。“如果他2024年突然離開，我們就會變成孤兒。”一個曾經因為支持烏克蘭的親俄反對派被西方製裁的大財閥康斯坦丁·馬羅費烏（Konstantin Malofeev）說（他否認支持過這些反對派）。他相信普京是被上帝選中來領導俄羅斯的，也擔心下一個人沒有普京的使命感。“下一個人啊，”他說，“隻會更糟。”[1]
【作者】朱莉婭•姚菲(Julia Ioffe)，《大西洋月刊》政治與世界時事記者。
【翻譯】Xujun Eberlein，張拓木，張海雲，楊刁刁, 李雅坤
【校對】李雅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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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腳注：與2018一二月合刊印刷版內容相比，網絡版增加了普京宣布2018年參選的內容。印刷版標題為《普京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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