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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漫長曆史上沒有“庇護”的傳統，因此少有中國人知道，在歐洲某些國家申請庇護被拒、即將被驅逐的非法難民，如實在無法回國，還有尋求教堂庇護一途。凡看過法國電影《巴黎聖母院》的觀眾，大都會記住那驚險的一幕：
當吉普賽女郎愛絲米拉達即將被處以絞刑時，巴黎聖母院的敲鍾人卡西莫多突然從鍾樓上攀繩滑下，扛起愛絲米拉達衝進教堂，高喊：“避難，避難！”國王的軍隊立即被擋在門外，未敢進教堂抓人。
《巴黎聖母院》劇照
僅這樣驚鴻一瞥，我們便了解歐洲教堂所享有的神聖不可侵犯之地位。在古代歐洲，被追捕的逃犯隻要觸及教堂的門環，就可以得到庇護，因此有一個西班牙成語叫做“抓住門環”。在以基督新教為國教的瑞典，教會保護非法難民，不但讓進教堂求助的陌生人衣食無虞，還讓他們享受免費醫療和孩子免費上學的待遇。
剛到瑞典不久，我就加入人權組織“大赦國際”，交上了一些品德高尚的瑞典朋友。一個蘋果成熟的季節，我們去退休醫生夏斯婷家做客。她指著寬敞的二樓告訴我，在那幾個房間裏，她曾“窩藏”過一些來自伊朗和前南斯拉夫的非法難民。
夏斯婷是瑞典綠黨的資深成員，屬於對難民友好的歐洲左派，是被海內外右翼華人視為“誤國”的一類“白左”。但是，像夏斯婷這樣用私人住宅藏匿難民，即使“誤國”也不成氣候，因為供難民吃住花費大，一般家庭的經濟能力有限，而且警察隨時可以上門抓人。
其實，在歐洲真正能夠對抗國家法令、大規模“窩藏”難民的是基督教教會，在政治光環上屬於傳統的右翼保守派。據不完全統計，光是瑞典的新教教會，自2015年難民潮以來，已有幾萬人在被政府駁回庇護申請後，跑進教堂逃避被遣返。其他不同信仰的教會也有收容非法難民的情況。
巴黎聖母院
為什麽歐洲的教會儼然是“國中之國”，政府權力不得介入呢？這個傳統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古希臘，那時神廟都是最神聖的地方，凡是進入神廟的人，不管是什麽罪犯都得到保護，這就有效地防止了仇家追殺。
《聖經》有經文將庇護作為命令，要求對陌生人給予接待和保護。例如先知摩西說：“若有奴仆脫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裏、你不可將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裏與你同住。”到了中世紀，教會的權勢擴大，製定了正式的教堂避難權製度，留下這個傳統：教會不分政治與信仰，保護麵臨危難的人。
18世紀之後，“庇護”超越了國家主權概念，成為人類義務的一種體現。二戰後聯合國製定了難民法，歐盟及其各成員國的法律都有關於庇護的法規。但是，一些經過登記甄別，被認為是無資格接受庇護的人，在被遣返之前逃進了上帝的殿堂。
現代國家政教分離，教會已經“上帝歸上帝”，不能再幹預世俗事務了。但政府出於對傳統聖地的尊重，一般不願進教堂捕人。當然，教會一般也謹守分寸，拒絕庇護殺人犯以及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人。
據說，去年德國明斯特修道院庇護的一位非洲難民，被警察從教堂強行帶走，德國宗教界為之大嘩。瑞典也有一個發生在南部城市馬爾默的案例。當時教會牧師帶領一群難民外出，住在一個營地旅館裏，被守株待兔的警察抓走了五家難民。牧師抗議無用，因為旅館不屬於教堂聖地。
在原則上，瑞典教會同意政府的看法，那些無理由獲得庇護的人應該返回本國。但教會認為，一些庇護失敗的難民寧可在外國躲藏，過著居無定所的清貧日子也不回國，是因為他們實在沒有別的選擇。如果不援助他們，其後果將不堪設想。事實上，瑞典已有多個阿富汗難民在遣送之前，因絕望而自殺身亡。
起源於亞洲的基督教被稱為“愛的宗教”。上帝對世人的無限之愛，是透過對世人的拯救來表達的。瑞典教會庇護那些無路可走的人，不僅僅提供衣食住宿，還提供各種精神支持。例如，在教堂為難民和教徒舉辦咖啡招待會，開展社交活動，讓難民學語言，並組織兒童遊戲小組。教會還建立網絡係統提供交際的機會，並幫助難民與政府聯係，以解決居留問題。
在教堂避難的難民
在幫助難民方麵，瑞典教會所取得的獨一無二的成就是：2013年夏天，由於教會的努力，促使當時的右翼政府做出決定，給非法難民提供免費醫療保健，並保障兒童免費上學的權利。在此之前，教會隻能在教堂內自創學習班，由信徒中的醫務人員自帶藥物去教堂，偷偷地給難民治病。
另一樁破天荒的成果是，對抗政府難民政策的瑞典教會，居然獲得了政府的額外經濟補助。自與政府分家後，教會一直依靠自己的資源過日子，例如教會所擁有的固定財產收入、信徒的捐獻。但2015年敘利亞難民潮湧來，教會無法支付“窩藏”眾多難民所需的巨大花費，當時瑞典政府立即給教會撥款1700萬美元，以解燃眉之急，後來這兩年也在繼續資助。
盡管獲得政府的撥款，但瑞典教會仍然批評政府限製難民的新政策，指責那是一個人權被侵蝕的令人不安的趨勢。特別是在政府改永久居留為難民暫住證、限製難民家庭團聚等方麵，教會陳述新政策對家庭和孩子的種種不利影響，反對遣返阿富汗難民，以致信、示威抗議、發表聲明等各種方式，向政府表達嚴重不滿。可以說，瑞典教會成了非法難民權益的代言人。
在瑞典教會的官方網站首頁，醒目地寫著全世界的難民人數：6500萬人。這幾千萬受難者或在原地，或在逃亡途中。盡管在國內幫助難民方麵已竭盡所能，教會還是告誡信徒說：能來到瑞典的隻是難民中很小的一部分，絕大多數難民處在無助的困境中。教會強調基督教信仰的真諦：對所有人平等價值的信念，以及對每個人的尊重和關心。
因此，瑞典教會向各戰亂災區廣泛派遣教徒義工，開展人道主義救助工作，給各國境內的難民提供必需的物質，例如帳篷、衣服和食物。教會還幫助人們尋找逃出生天的途徑。為此，一些前往災區救助的教徒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筆者在這裏主要介紹瑞典新教教會的事跡，但實際上，歐美各國教會都有同樣的義舉。例如，作為歐盟收容難民最多的國家，德國教會直接與政府唱對台戲，堅持庇護非法滯留的難民。此外，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教會，不管是新教、天主教還是福音派，都在竭誠幫助難民。
幾乎整個歐洲主流的教會，對難民都持友善態度。2016年3月，歐洲基督教組織聯合致函政治領袖，強調：“歐洲應在保護弱小者的生命和尊嚴上做更多。” 2017年4月，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前往希臘的Lesbos島，再次探望難民，傳達了“你們並不孤單”的訊息。
為了神的榮耀，歐洲教會在難民問題上發揚了“救世事功”之精神。這就帶來一個結果，即不少穆斯林難民轉信基督教了。對此，瑞典教會很謹慎，不鼓勵難民輕易改宗，也不公布有關數字。有報道稱，在德國福音派聖三一教堂，有數百名來自伊朗和阿富汗的難民轉信了基督教，宣稱自己從此“信耶穌不信真主安拉”了。
在這些新基督徒中，有些是因為獲得教會的幫助，真心被基督的仁慈精神所感動，也有些是出於實際的利益考慮。例如，來自阿富汗和伊朗的難民一般沒有避難資格，但如果改信基督教，他們返回伊斯蘭祖國就會麵臨被判重罪的危險，這樣，瑞典等國政府就會考慮給改宗的穆斯林以避難資格。不管這些難民改宗的目的如何，相信他們都經過痛苦的心理糾結。來自戰亂與壓迫的人們渴望過更好的生活，這一點我們無權置喙。
盡管基督教主張博愛不分種族，庇護是教會古老的傳統，但是，歐洲的一些教會曾在上個世紀前葉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有過一段恥辱的曆史。
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德國基督徒與納粹合作，他們組織了“德意誌基督徒”，認同納粹的反猶主張。其他德國教會在納粹的暴行麵前，大都采取了妥協、回避、沉默的立場。隻有柏林教區等少數教會，基於信仰與人道主義精神協助猶太人逃亡，為之提供糧食、藥品和證件。
在戰時的中立國瑞典，教會沒有沉默。當時多位大主教發出一個聯合聲明，譴責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一位瑞典大主教還前去德國，試圖教育希特勒。但瑞典太小，納粹對這位大主教報之以嘲笑。當時在救助猶太難民方麵，瑞典的教會和政府都很努力。除了在國內接收猶太逃亡者之外，一位叫瓦倫貝爾的外交官曾大發瑞典簽證，拯救了十萬名匈牙利猶太人。
二戰後，德國及其他歐洲教會都麵臨一個道德重建的問題，曾配合納粹的教會遭到唾棄，一些牧師被懲罰。而後，在關於民主、人權和人道等問題上，各國教會取得了高度的共識。2000年，天主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羅馬大教堂的彌撒中，為天主教會過去的錯誤和罪孽公開道歉。
當2015年的難民潮洶湧而來時，不少歐洲人感到恐懼，擔心自己的社會環境與安寧生活受到衝擊。在東德“歐洲愛國者反對西方伊斯蘭化運動”的遊行中出現了十字架，顯示有基督徒參與了這個運動。他們引用基督教的某些經文，發表排外言論，抵製救助穆斯林難民。瑞典教堂也有少數信徒以離開教會作為威脅，反對教堂藏匿難民。
對此，德國和瑞典的天主教與新教教會一再重申基督教的信仰：愛、仁慈與包容，堅持對難民問題采取積極正麵的態度，強調救援不分信仰。因為，坐視人們失去其生存的價值，不符合基督教的精神。
富裕的歐洲恐懼難民的進入，各國無力抵擋難民帶來的各種壓力，越來越多的政府采取了“築牆而非架橋”的立場，力圖將全球化的“廢棄人”堵在國門之外。幸好還有這麽多耶穌的信徒，以他們對上帝的虔誠，超越國界拯救受害者，維護了基督教的高尚傳統。
一位叫Per Kristiansson的瑞典牧師說：“我們必須分享我們所擁有的一切，不僅是瑞典或者歐洲，而是我們整個世界。”現代基督徒認識到：“大地及其所有，是上帝供所有人及所有民族使用的。”
本文為作者“歐洲難民故事”係列之七
作者：茉莉
本文獲作者授權發表於“美國華人”公眾號(ID: ChineseAmerica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