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01年11月6日,李鴻章的老部下周馥趕到北京郊外的賢良寺,此時李鴻章已身著殮衣,處於生命的彌留狀態,等到第二天中午時分,“雙目猶炯炯不瞑”,周馥哭號著說:“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經手未了事,我輩可以辦了。請放心去吧!”
李鴻章忽然睜大眼睛,嘴唇喃喃顫動,兩滴清淚緩緩滾出深陷的眼窩。周馥一麵哭號,一麵用手撫其眼簾,李鴻章的雙目才緩緩合上,過了一會才漸漸斷氣。臨死前,他的床頭還站著逼他在東北問題上簽字的俄國公使。
八年之後,在東北的瑟瑟秋風中,一輛俄國鐵道局的“特別專列”緩緩駛入了哈爾濱火車站,幾千名俄國軍警嚴陣以待,在場的攝影師架起了機器,他們的任務就是拍攝一部“熱烈歡迎”的宣傳片,以顯示對這列火車上一位乘客的重視。
攝影機追隨著他的身影,歡迎儀式已經接近尾聲。突然,“砰”的一聲,日本僑民的隊伍中響起了槍聲。伴著槍響,一個戴著鴨舌帽、穿著舊西裝的青年從前排負責警衛的俄國士兵中衝出,槍口朝著這位乘客,“砰砰”又是兩槍。
日本政壇“常青樹”——明治維新後曾四任首相、時任日本樞密院院長的伊藤博文遇刺身亡。行刺者是韓國人,名叫安重根,時年30歲。
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分別是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始於1861年,比1869年才正式開始的明治維新早8年,二人時代相同,風雲際會,砥柱中流。
但結果卻是日本後來居上,洋務運動的首領俯首於明治維新首領麵前,簽訂了大清有史以來最屈辱的《馬關條約》。
曆史不是封閉的城堡,沉寂的墓地,不是隻有一個燃燈者,幾個仆役,在黑暗中出沒的盜墓人。透過曆史,我們聆聽,從中辨析一切。
這個世界不缺少朗讀者,最缺少的是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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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少年立誌出鄉關
1845年,年輕的李鴻章進京之前,曾賦詩一首:
丈夫事業正當時,一誤流光悔後遲。
壯誌不消三尺劍,奇才欲試萬言詩。
聞雞不覺先起舞,對鏡方知頰有髭。
昔日兒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竟何為?
此詩通俗直白,既有青年人年少氣盛,恃才傲物的風骨,又有日月如梭,浮生碌碌的感慨,“身不足五尺而雄心於萬夫”的氣勢溢於言表。
李鴻章家世代耕讀,雖然算不上富裕,但也衣食無憂。父親李文安中了進士後,李鴻章便以“年家子”的身份投靠在父親的同年、大儒曾國藩門下。
曾國藩是桐城派大師姚鼐的學生,在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之前,他在學術上名氣遠遠大於官場上的名氣。
年少的李鴻章不僅人極聰明,而且還謙遜好學,更重要的是他辦事少拖遝,幹淨利落,能照顧到多方麵的利益,總能把事情辦得盡善盡美。對此,曾國藩看非常欣賞,於是將所學傾囊相授,但同時他也看到李鴻章的缺點。
對兩個得意門生俞樾與李鴻章,老師曾國藩曾恰如其分地評價道:“俞樾(清代著名學者,章太炎、吳昌碩、日本井上陳政皆出其門下)拚命著書,少荃(李鴻章)拚命做官。”
1847年的清國人才大選拔中,李鴻章有幸成為進士,與李鴻章同時考取進士的還有直隸張之萬、江蘇沈桂芬、山東馬新貽、福建沈葆楨等人,這些同年在清朝後期的官場中擁有很高的地位,一度成為將傾大廈的頂梁柱。
1857年,伊藤博文返回家鄉長州,他先是投奔來原良藏,後入鬆下村塾,受教於改革派下級武士的領導人吉田鬆陰門下,深受吉田鬆陰器重。
與曾國藩不同,吉田鬆陰對西方現代學具有強烈的求知欲望。1854年,極富好奇心和冒險精神的吉田鬆陰,企圖藏匿在打開日本國門的佩裏準將的軍艦上偷渡美國,直接探求西方強盛的秘密,結果被發現並遣返。
與伊藤博文一起求學的,還有山縣有朋、高杉晉作、木戶孝允、井上馨等人,吉田鬆陰在私塾裏,將自己關於國家政策的思想灌輸給了這些年輕人。他們後來也成為了日本倒幕運動、明治維新時期的帝國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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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勢造就英雄
1852年,李鴻章在翰林院的考試中,名列第二。本以為高官厚祿就在眼前,卻被拜上帝會的洪秀全踢到了一邊。
調用八旗軍鎮壓太平軍不成,鹹豐帝大筆一揮,撒豆成兵,一口氣任命了43名“團練大臣”到各地組織地方武裝,連丁憂在家的曾國藩都要在湖南老家組織團練,擔負起“保家衛國”的大任,更不用說在翰林院悠閑自得的李鴻章了。
1864年,太平軍都城天京終於被攻破,浩浩蕩蕩延續了14年的太平天國終於覆滅。
李鴻章和他的師傅曾國藩一起受到了朝廷的嘉獎,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被封為一等肅毅伯,賞戴雙眼花翎,最終成為名副其實的一方諸侯,這一年,他42歲。
太平天國被遏製後,農民起義對帝國的威脅相對地減少,相反,昔日的那些能戰善戰的將領就成了帝國統治者的心腹大患。
世故老到的李鴻章是十分明白,他開始將目光投向了帝國正在萌芽的洋務上,在他的帶領下,開始了中國早期的洋務——自強——近代化運動。
接下來的五年中,李鴻章恩寵有加,朝廷對他的官職一升再升,先是兩江總督,再是欽差大臣,接下來是湖廣總督,後又加太子太保,升協辦大學士,到1870年,已經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集外交、軍事、經濟大權於一身,成為洋務派領袖。
由於李鴻章的主持和參與,洋務派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條鐵路、第一個電報局、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近代化機器製造廠、第一個民營企業、第一個建議並適時向外國派遣中國留學生、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陸軍、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
李鴻章為大清帝國國計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各項事業,令他身後的國人一直在受益。然而,他一生所從事的另一種“洋務”——外交,卻使他得聲名一落千丈,即便是在他去世100年後,仍不為人多數人原諒。
1876年,中英《煙台條約》的談判,使李鴻章的外交才能凸現出來。事情的起因來自於一位英國傳教士——馬嘉理,他在雲南“旅遊”時,被當地居民殺死。英國政府得知後,借機向清政府提出賠償要求,並將軍艦開入煙台,整裝待發,隨時有可能炮轟中國領土。
外患相逼,朝中一些大臣主張開戰,與敵人一決雌雄。可大清帝國這支腐朽的破船哪能承載如此巨大的“重量”?
李鴻章被迫走上了談判桌,麵對強大的威脅,李鴻章依然能談出一個明顯存有抵抗態度的條約,他巧妙地利用國際法力挽狂瀾,在他建議下,清廷派郭嵩燾赴英國道歉,郭氏遂成為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不僅如此,他還為大清帝國挽回了一些利益,就連覬覦更多在華利益的英國人事後也說:“這個文件既不明智也不實用,毫無意義,是一堆冗言贅語而已。”
洋人們知道了大清帝國有一個“相貌堂堂”且“矜持、自信和傲慢”的李中堂。然而,在國人的眼裏,從煙台回到直隸總督府的李中堂卻因賠款和開放口岸而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賣國賊。
1862年12月12日夜,年少輕狂的伊藤博文與久阪玄瑞、高杉晉作等十幾人,潛入品川禦殿山新建的英國公使館周圍。伊藤博文在前麵開路,手持木鋸,鋸斷使館四周的木柵欄,其他人隨即魚貫而入,扔出自製的燃燒彈。隨後,伊藤博文等人返回附近住處,徹夜痛飲,沉醉於攘夷的狂熱之中。
那時候,伊藤博文是一個堅定的尊王攘夷派。
1853年,受長州藩支持,伊藤博文等5名年輕人秘密登上一艘英國商船,轉到上海前往歐洲留學並秘密考察。
大上海的繁華令第一次出國的日本青年大驚失色,動搖了他們的攘夷觀念。他們看著如此眾多的“洋船”,感慨到:“這些船如果一旦都闖進日本來,究竟日本該怎麽做才好呢?攘夷嗎?”
就在這些年輕人徜徉於繁華的倫敦,醉心學習英語和西方技術的同時,日本也在遭受著劇烈的變化。
長州藩此時仍維持攘夷,封鎖了馬關海峽。長期的封鎖,最終激怒了在日本有巨大經濟利益的英國。1864年英國與法國、荷蘭及美國聯合采取軍事行動。“四國聯軍”很快組織了十七艘軍艦,準備大舉進攻長州。
身在英國的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得知消息,深為國內局勢擔憂,認為日本要與四國抗衡,絕對是以卵擊石。他們決定返回日本,試圖運用自己與英國和藩主的聯係,既阻止攘夷這樣的“行動”,也阻止“四國聯軍”的軍事行動。
三個月後,在英國公使館朋友的幫助下,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拜見了英國公使阿爾托克。兩人通過英國公使說服了四國暫停軍事行動,留出時間供他們前往長州藩斡旋。
兩人在長州藩向藩主及貴族們分析天下大勢,陳述攘夷是不可能成功的,繼續與西方對抗的結果,將給長州藩帶來滅頂之災,應當忍辱負重,自發圖強。
他們很快就成為攘夷派的眼中釘,不少人將他們看做通敵的“日奸”,強烈要求誅殺他們,用他們的血來為攘夷祭旗,二人不得不先躲藏起來。
戰爭終於打響,長州藩果然慘敗。戰敗者痛定思痛,實行全麵改革開放,後來長州藩成為倒幕運動的主力。而被“愛國誌士們”追殺的“賣國賊”伊藤博文和井上馨,也隨後成為明治維新的風雲人物。
時光荏苒,明治維新後,伊藤博文等人在元老院的支持下,廢藩置縣,取消武士特權,大力興辦近代教育,建立近代化軍隊,實行地稅改革,殖產興業。使得日本迅速擺脫了被殖民化的危機,走上了強國之路。
1905年,東鄉平八郎在海戰中大勝俄國太平洋第二艦隊,贏得了日俄戰爭的勝利,從而使日本徹底擺脫半殖民地地位,躋身世界強國之列。
1889年2月11日,伊藤博文在滿朝日本貴族、國務大臣、縣令、高級武官和外國外交官的注視下,將耗費近十年擬定的日本新憲法呈遞明治天皇,正式標誌著日本立憲政體的確立,也被其同人稱為他一生榮譽的頂點。
從不惜暗殺的“義和團”,到阻止攘夷而被人看做是“賣國賊”,再到明治維新的功臣,伊藤博文們的跌宕心路,正是那個時代日本知識分子的寫照。在這個心路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日本知識分子在時代的劇烈變化麵前,順應潮流,放下身段,改變自身,忍辱負重,自強革新。
曾國藩與吉田鬆陰的學生們,在“千年未有之變局中”,迎來了碰撞。曆史發令槍猛然打響,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拚的賽道上,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同時起跑。
懷著富國強兵的同樣夢想,李鴻章和伊藤博文作為領軍人物,帶領各自的國家一路追趕。盡管日本起步比中國還遲,然而最終結局卻大相徑庭,一悲一喜:大清王朝愈加搖搖欲墜,日本則一飛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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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邊是海水,一邊是火焰
1894年11月7日,日軍攻克大連,與之互為犄角的旅順也岌岌可危,甲午戰爭進行到此,強弱已分,大清帝國的戰局一潰千裏,不可收拾。
就在這天,北京的頤和園內卻是另一番景象,歌舞升平,鶯歌燕舞,北京城裏最好的戲班子在台上接二連三的為60歲大壽的慈禧上演節目,喧囂的鑼鼓聲蓋過了轟鳴的槍炮聲,在北京西郊的上空飄蕩。
中日甲午戰爭剛剛打響時,帝師翁同龢積極主戰,受到社會各界的一致讚譽,而掌管北洋軍務的李鴻章主張依靠外國人的調停來消弭戰爭,遭來一片謾罵。
李鴻章很早就看出日本的崛起對大清帝國存在著巨大的威脅,他在1874年的一份奏折中就指出日本必為清國大患,為了防禦日本,他疾呼重視海防,組建北洋海軍,甚至在新疆出現危機時,他也主張先以海防為重。
然而,李鴻章發展海軍的計劃,從剛一開始就受了來自多方麵的阻礙。慈禧老佛爺要修園子,李鴻章也沒辦法,可是就連光緒帝的老師,戶部尚書翁同龢也對他百般刁難。
其實,翁同龢這樣做的目的很簡單——報複,當初因為李鴻章的奏章,自己的哥哥翁同書差點掉了腦袋,最後被發配邊疆,到死也沒有回來。更為心痛的是父親因為哥哥的事怨氣太深,沒兩年也便歸西了。為此,翁同龢很是鬱悶了一陣子,並發誓一定要和這位安徽佬鬥到底。
甲午戰前丁葆貞曾上言李鴻章,說需要加強海軍軍備,李鴻章去找翁同龢,翁說老佛爺過生日造石船的錢還得從海軍軍費裏出呢。遇到這樣的政府,李鴻章再能又有何用,渾身都是鐵,能撚幾個釘?
甲午戰敗後,根據日本政府提出的“全權大臣須能談判割讓土地”的要求,誰都知道此一去,必定使談判者身敗名裂。
最終,清國的高層官僚們一致認為,李鴻章熟悉中外交涉,為外洋各國所傾服,還是你去吧,我們都躲遠點。
臨行時,李鴻章有意請翁同龢同往,翁同龢立即以沒有辦過洋務為由回避了;聰明的慈禧也不原意背上割地的罵名,把傀儡皇帝光緒往前台一推,自己躲到戲園子看戲去了。
李鴻章最終在春帆樓簽下了被國人嗤之以鼻的喪權條約——《馬關條約》。
當李鴻章帶著繃帶和條約回到大清時,他發現一切都變了。一個多月前,清廷的高層們還在為他餞行,雖然當時的氣氛有點沉重,但朝廷中還有一些人願意和他說話。可是現在呢?他卻被孤立在高層之中,居然連一個願意傾聽他說話的人也沒有。
更嚴重的是,他成了大清政府中最大的賣國賊,他此行所竭盡全力的談判變成了將國家的領土、主權出賣給日本。朝廷斥責他辦事不力,同僚罵他喪權辱國,百姓說他接受賄賂。
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城,已經化裝成農婦西逃的慈禧給李鴻章發出一道諭旨,要求他火速從上海前往北京,與慶親王一起主持和議。
《辛醜條約》又使李鴻章背上了“賣國者秦檜,誤國者李鴻章”的罵名。在上海,淮軍舊部和身邊幕僚皆反對他前往北京議和,但是李鴻章最終還是去了。
談判終於結束了,而他的身體也垮了,簽字回來的李鴻章再次大口吐血,“紫黑色,有大塊”、“痰咳不支,飲食不進”,最終撒手人寰。
與李中堂大人相比,伊藤博文倒是順風順水,四處發表演說,在國內組閣,組建政黨。
甚至在1898年9月,伊藤博文還來到中國,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欲請其讚助新政,於是他麵見光緒皇帝和康有為,提供改革方針。
戊戌變法失敗後,伊藤博文參與救援被捕的黃遵憲,並協助康有為和梁啟超逃往了日本。
1905年11月,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後,伊藤博文作為特使來到朝鮮,迫使朝鮮簽訂了《日韓條約》。規定日本在朝鮮設立“統監府”,全麵控製朝鮮外交,有權動用日本軍隊執行朝鮮國內法律和維護朝鮮秩序。
朝鮮由此淪為日本的保護國。不知道戊戌政變中試圖請伊藤博文來中國指導變法的人,看到這裏,作何感想?他始終是一個日本人,目標是為日本服務。
1907年,伊藤博文在朝鮮走出了第二步,解散了朝鮮軍隊。由此也引發了朝鮮的大規模無力反抗,心懷不滿的前士兵襲擊日本人駐軍和在朝鮮的日本人。
在動蕩的局勢中,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來到了哈爾濱火車站,被朝鮮愛國青年安重根刺殺。日本也借此吞並了朝鮮。
4
是非成敗轉頭空
1884年12月,日本政府利用清政府將部分駐朝部隊調回參加中法戰爭之機,精心策劃了朝鮮的宮廷政變,當時駐紮在朝鮮的清朝監軍袁世凱,見形勢不妙,果斷率軍進駐朝鮮王宮,迫使日方灰溜溜地逃回了國內。
1885年2月,日本政府派伊藤博文出使中國,與李鴻章會談,這是兩人第一次扳手腕。正是在這次會談中,伊藤博文力勸李鴻章迅速改革內政,一語擊中李鴻章的心事。
為此,他專門向總理衙門提交了一份秘密報告——《密陳伊藤有治國之才》,認為“該使久曆歐美各洲,極力摹仿,實有治國之才,專注意於通商、睦鄰、富民、強兵諸政,不欲輕言戰事,並吞小邦,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應該說,李鴻章的分析與判斷不無先見之明。
1870年,曾國藩自直隸總督回任兩江總督,清王朝的實力派分裂為南洋和北洋,此時開始清王朝已經名存實亡,可以說完全靠著慈禧的手腕,用南洋掣肘北洋,再用北洋壓製南洋,才給大清續了命,此時的清王朝是地方實力派聯合執政,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劉坤一,麵子一團和氣,背地裏暗鬥不止。
當朝的既得利益者不願放棄手中的權力,死死的抱住舊製度,雖有洋務派運動,但也隻是皮毛之功,與日本越來越遠。李鴻章在那個製度下,水平再高也沒用,個人怎麽敵得過體製。
被西方列強用炮艦打開國門後,驚醒的中日知識分子,在西方大軍壓境下,持續內鬥的大清臣子們想的是如何保住帝王的江山和自己的利益,而日本的新一代年輕人卻將富國強兵、民族救亡作為首要目標。
更為可悲的是,每當大清政府的破車陷入泥濘濕時,趕車的統治者們最先想到推車人是李鴻章,而一旦走出泥濘,統治者們卻毫不留情的把他拋棄,有時甚至丟得遠遠的。
對此,李鴻章是再明白不過的,更為嚴重的是,他還得承擔道德和聲名上的譴責,一次次的被國人罵做是賣國賊。
梁啟超的《李鴻章傳》中曾經記載,中俄伊犁之戰時,李鴻章征詢前來拜訪的英國人戈登的意見。
戈登曰:中國今日如此情形,終不可以立於往後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權以大加整頓耳。君如有意,仆當執鞭效犬馬之勞。
鴻章瞿然改容,舌矯而不能言。
戈登勸李鴻章當華盛頓,自己想當那個參加美國獨立戰爭的法國人拉法耶特。西方長大的戈登不明白,從始皇帝年代開始,中國讀書人的出路便是“學得文武藝,賣於帝王家”。
而日本讀書人則沒有這麽好的待遇,他們缺少像中國皇帝那樣的“統購統銷”政策,所以日本的讀書人沒有了出路,同時也就沒有了束縛。
蘋果進埋進肥沃的土壤就會生根發芽,投進五色醬缸隻會腐爛變質。中日封建傳統文化的差異,也造就了李鴻章們和伊騰博文們不同的命運。
對於日本帝國來說,伊藤博文的確算得上是成功,對於鄰國,帶來的卻是災難。
在馬關條約談判中,李鴻章歎氣的說:改革內政,我非不欲做,但我們國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齊,不像貴國一樣上下一心。如果我們兩人易地以處,結果會如何?
伊藤博文思忖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幹得比我強;如果我是你,在中國不一定幹得比你好。
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功名利祿,恩怨榮辱,大夢一場,地下重逢的二人,是否舉起酒杯,笑看人間?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