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啟慧
曆史不是封閉的城堡，沉積的墓地，不是隻有一個燃燈者，幾個仆役，在黑暗中出沒的盜墓人。它是永不垂降幕布的舞台，生者和死者一起登場，悲劇喜劇滑稽劇同時上演。我們觀看，聆聽，從中辨認一切：從台前到幕後，從臉譜到人心。
1911年6月17日上午，成都川漢鐵路公司內的一座戲台，被臨時改做了一個講壇。台下，熙熙攘攘坐定兩千多人，躁動和不安彌漫在整個會場。
四川省諮議局副議長羅綸起身登壇，先向滿場的人作了個揖，開口便說：“各位股東！我們四川的父老伯叔！我們四川人的生命財產——拿給盛宣懷給我們出賣了，賣給外國人去了！川漢鐵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國也完了！”說罷，嚎啕大哭。頓時，全場不分老少，哭聲震天。
一個月前，清廷頒布“鐵路國有”上諭，將商辦的川漢鐵路收歸國家，由郵傳部大臣盛宣懷向列強借款興建。消息傳到四川，大小股東及各界代表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
羅綸“砰”的一聲在桌上砸了一拳，喊道：“我們要誓死反對！”台下一片響應。隨即，羅綸倡議，成立一個聯絡各界民眾，反對鐵路國有、拒債廢約的組織，名字就叫“保路同誌會”。台下山呼通過。
保路運動愈演愈烈，兩個月後，新任四川總督趙爾豐急急從川滇邊務中抽身，趕赴成都收拾亂局。誰知，這一去，點燃了辛亥革命的導火線，也讓他本人身首分離。
鐵路亂局
19世紀後半葉，當火車第一次進入中國人的視野時，人們一度把它當做“怪物”。不過，時過境遷，到了世紀之交，清廷急欲通過新政變革圖強，興建鐵路、打通血脈，已然是其中的重要一環。
同時，由民間集資、獨立築路的呼聲，從一開始便沸反盈天。
1903年7月，四川總督錫良上奏清廷，請求“自設川漢鐵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權”，第一條拒絕外資的鐵路就此發端。次年1月，公司正式成立，初為官辦，後來純粹商辦。
按計劃，川漢鐵路自漢口起，經宜昌、重慶等地，最終到達成都，全長約2000餘公裏。所需巨額資金，大部分來自於每年對川人田賦的抽租，也就是說，全川7000萬人，均成為了這條鐵路的股東，那兩條細窄的鐵軌，牽涉著驚人的利益。
而趙爾豐，正是川漢鐵路公司的主要創辦者之一。
這位漢軍正藍旗出身的官員，起初隻是個抄寫公文的小角色，後來在山西當縣令時，遇見了貴人，時任山西巡撫的錫良一眼相中他，一路提拔，最終帶到了四川。1904年11月，趙爾豐在錫良保舉下當上了川漢鐵路公司督辦，搭建了公司最初的骨架。他還為鐵路找來了最好的工程師——1907年代理四川總督期間，趙爾豐一封電報拍到郵傳部，邀請詹天佑主持大局。
隻是，趙爾豐肯定想不到，請來了“大廚”，卻未必能做出好菜。
1909年12月10日，川漢鐵路正式開工。半年後，詹天佑深入工地視察時，見到的情形觸目驚心：工程質量差、施工管理混亂、職工及學員工作懈怠甚至品行不端者比比皆是。
詹天佑在工地嚴肅批評了一個工作不認真的負責人，並責成他上交相關數據一覽表，結果該負責人對詹天佑的指示竟然不予理睬，並擅自離職辦理私事去了，氣得詹天佑七竅生煙。後來給朋友的一封信，他寫道：“這裏沒有可依靠之人，卻還要把他們當做是善良的同僚。一俟我得到自由，我就要另謀他職。”
實際上，令詹天佑大光其火的亂象，幾乎存在於當時所有商辦鐵路中。由於缺乏有效監督、管理機製，相當一部分商紳隻將鐵路當做一本萬利的發財機會，公司內部任人唯親、貪汙浪費，效率低下達到驚人的程度，更遑論技術和資金上的種種難題了。
直到1911年5月，川漢鐵路隻修通了不到18公裏。就在這個月，清政府一道諭令，風向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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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漢死結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經過長時間權衡，頒布上諭，提出將鐵路幹線收歸國有的政策，以期改變商辦鐵路的亂象。至於資金，由郵傳部尚書盛宣懷與英、法、美、德的銀行財團締結借款合同。當時的情形下，這個政策無可厚非。
但是，一個要緊的問題，盛宣懷的精明用錯了地方。對於川漢鐵路補償辦法，他指出，已用在鐵路上的股金，國家換發保利股票；至於經營不善所造成的虧損，以及被公司高管拿到上海錢莊投機而虧空的銀子，朝廷沒有必要負責。
他進一步說到，政府的錢來自全國百姓，政府沒有權力慷全國百姓之慨，來彌補四川商辦鐵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機損失。
1911年6月，朝廷關於川漢鐵路補償辦法的電文一公開，四川全省輿論一片嘩然。人們將這個補償方案解讀為“不但奪路，而且謀財”。
以今天的眼光看，盛宣懷的方案並不理虧，但日薄西山的大清，顯然已經不具備足夠的公信力來解釋這個政策。事實上，就在推出“鐵路國有”政策的前一天，朝廷還剛剛端出了“皇族內閣”，民心大失。在這樣的氛圍下，強製推行既定政策，隻能將川漢鐵路的鐵軌，擰成一個解不開的死結。
6月17日上午，“保路同誌會”正式成立，選舉四川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為會長，副議長羅綸為副會長。當天下午，大會全體成員浩浩蕩蕩開赴督署衙門請願。
新任四川總督趙爾豐躲過了這場風波，其時他在外處理邊務。接待他們的，是護理總督王人文。據郭沫若回憶，王藩台“朝服衣冠”走出署衙，滿臉堆笑，很心平氣和地說，大家的來意已經由羅副議長傳達了，他會向朝廷力爭到底，隻要他在任，決不負眾望。
他隨即提筆，為川路公司代奏中央，請求收回成命。作為一線的官員，他明白其中的利害。但是，廟堂之上的清廷並不打算聽取他的意見。王人文等來的，是一紙免職的命令。
朝廷期待的是一個能夠力挽狂瀾、將既定政策實行下去的幹將。在郵傳部尚書盛宣懷和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端方的一再催促下，1911年8月，趙爾豐終於從川滇邊務中抽出身來，趕赴成都。一個燙手的山芋，終究將由他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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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麵楚歌
如果沒有保路運動，趙爾豐也許將作為一位能臣，名留史冊。1905年3月，清廷駐藏大臣鳳全路經巴塘，遭當地僧俗上層擒殺。趙爾豐受命平叛，一舉剿辦巴塘七村溝，聲名大震。
1906年，清廷設立川滇邊特別行政區，趙爾豐受命為川滇邊務大臣，兩年後又兼任駐藏大臣。在職期間，推行“改土歸流”，革新習俗，興辦教育，對藏區發展與穩定的貢獻不可磨滅。
他還懂得體恤民情。據說，有一次，趙爾豐道宿鄉村，見一家三口無隔夜之糧，當麵斥責糧員道：“百姓窮困到沒有吃的，你還懵然不知，民之父母，是這麽當的？”遂將其嚴懲。
1911年初，趙爾豐的兄長趙爾巽卸任四川總督一職，推薦弟弟繼任。此時，趙爾豐已經是一名65歲的老人了。
然而，相對於邊區的刀光劍影，已成為一鍋沸水的成都，更加險惡。
1911年8月2日，趙爾豐抵達成都就任。三天後，川漢鐵路特別股東大會召開，趙爾豐在這次浪潮中首次露麵。
當時，麵對台下眾人，趙爾豐承諾：“必代川人盡能盡之力，倘有棘手之處，仍望大家來討論，我不敢不努力，大家也不要太急躁。”孰料股東會副會長張瀾快步上台，先駁斥了趙爾豐對於鐵路國有政策的解釋，進而高喊：“如若我們四川的股東，四川的人民並未死心，並不是全無心肝，大家起來，爭爭爭保路呀！破約呀！”會場響起一次次震耳欲聾的掌聲。
第二天來到署衙，有同僚仍然氣憤難平：“大帥才到任，張瀾就把大帥責備一番，尤其荒唐。”趙爾豐卻平靜地說：“政府這回舉動未免太快一點，無怪四川人埋怨，總督是代表政府的，自然該替政府受點埋怨。張瀾也是責備政府，不見得是責備我。”
實際上，趙爾豐手頭，正揣著一張朝廷五天前發來的電報，命他到任後，對路事“多派員弁，實力撣壓”。
先前經營川邊時，趙爾豐素以行事狠辣著稱，現在卻以一副柔軟的姿態出現，人們有些摸不著頭腦。用郭沫若的話說，趙爾豐上任後，“大家以為他定會有一番舉動的。但是他到了一兩個月，竟也一籌莫展。那樣有名的屠戶上任的當初為甚麽不立即放出三把火來，這正表明當時的運動已經深入於民間，所以他不敢造次。”
趙爾豐姿態柔軟，朝廷卻等不及了。
8月6日，由朝廷派遣的查賬小組，接收了川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總經理李稷勳提交的公司賬目。消息傳出，保路勢力立即將李稷勳視為叛徒，股東會決議撤銷其職務，誰知清廷反而任命李稷勳為宜昌鐵路公司總辦，這無異於火上澆油。
據時任勸業道的周善培回憶，消息傳到川漢鐵路公司，“全場幾百人立即哄起來，都說政府要硬搶鐵路了，要打四川了，大家快要死了，還做什麽生意！立刻決議罷市。”
8月24日，不到一個鍾頭的時間內，成都店鋪全關門了。
趙爾豐心急如焚。8月28日，他會同成都將軍玉昆致電內閣和攝政王載灃，表示“人心一失，不可複收”，“ 應懇聖明俯鑒民隱，曲顧大局，準予暫歸商辦。”孰知次日，趙爾豐即遭端方參劾：“庸懦無能，實達極點。”
9月1日，趙爾豐再次上書彈劾盛宣懷。一天後，朝廷的回應是，命端方率武昌新軍2000人入川彈壓。隨後又給趙爾豐發來電文，警告他再任由民眾滋事，貽誤大局，定要治他的罪。
趙爾豐已經被逼到了絕境。
致命的轉身
端方的軍隊在開進四川的路上。與此同時，保路運動也有了武裝反抗的苗頭。1911年9月5日，川漢鐵路公司特別股東大會會場上，忽然有人散發起了一本叫《川人自保商榷書》的小冊子，號召“編練國民軍、製造軍械，實現川人自保”。
是夜，四川官員們七嘴八舌探討了危機的形勢，一同起草了一篇電奏，請政府收回成命，並稱事情已經到了萬分危急之時，如果三天之內不回電，就隻得矯旨辦理了。
隨後，眾人來到督署，叫醒了已經睡下的趙爾豐，拿電稿給他細細看了很久。看到“矯旨”兩個字，趙爾豐駭然說：“這卻是不可隨便玩的。”經周善培勸解，趙爾豐終於點頭，答應將電報第二天一早發出。司道們回家時，已是淩晨一點多了。
矯旨還是遵旨，趙爾豐到了做出最後選擇的關頭。
這幾乎是一個沒有正確選項的選擇。
9月7日，又是股東大會召開。據股東會代表石體元回憶，其時羅綸登台對大家說，趙爾豐剛剛派來一位軍官，告之內閣的回電到了，請保路同誌會眾領導去看。可隨後，羅綸等一幹被請去的人遲遲未回，會場外卻已經布滿了軍隊。
這一天，趙爾豐以看電報為名，將保路同誌會的領袖蒲殿俊、羅綸以及川漢鐵路股東會的領袖顏楷、張瀾等9人引誘至督署，予以扣押。
下午1點，成千民眾包圍了總督府，要求放人。
據周善培回憶，當時司道們正想回家，忽聞外麵請願的人來了，已經走不脫。趙爾豐說：“他們消息真靈，又聚眾起來，要求釋放扣留的人了。一天不開市，這些人就得扣留一天的。”
正說著，巡捕說：“請願的人已衝進西轅門了。”趙爾豐說：“叫他們舉幾個代表來，我有話對他們說。”但是，群眾們不舉代表，隻是要一起見大帥，於是，趙爾豐帶領司道們來到大堂。此時群眾已經衝進了儀門，趙爾豐叫人大聲說：“快舉代表，不許衝進牌坊。”
群眾又衝進牌坊，趙爾豐叫人說“不許再衝一步，再衝一步，就要開槍了”。
群眾還要向大堂衝上來。趙爾豐說：“擋不住了，沒有法了”，下令開槍。一排子彈飛去，當場打死30多人，這就是著名的“成都血案”。隨後，趙爾豐下令全城戒嚴。
從柔軟到強硬，趙爾豐的轉身，引來了致命的後果。
當晚，同盟會成員將成都的情況寫在一個個木板上，上麵塗以桐油，投在河中，漂流到下遊各處，叫各地的同誌會起義，火速救援。附近州縣群起響應，紛紛組成保路同誌軍，數日之內，隊伍發展到20多萬人。
四川局勢瀕於失控，這是朝廷沒有料想到的。端方急率兩個團的武昌新軍前來鎮壓。1911年10月10日，留守武昌的新軍趁城中防備空虛，首義成功。一場由鐵路國有政策釀成的保路運動，竟然導致大清進入了倒計時。
清廷直到此時才終於回過神來。就在武昌首義同一天，攝政王載灃發布上諭，同意了對川漢鐵路更優厚的補償條件，可是為時已晚。為挽回局麵，10月14日，清廷令岑春煊為四川總督，趙爾豐被貶回川滇邊務大臣。盡管後來岑春煊因起義蔓延未能上任，但遵旨行事的趙爾豐，顯然已經成為了一枚棄子。
更有甚者，先前不斷指責趙爾豐“無能”的端方，也上書彈劾其“構成冤獄”。不聽話被彈劾，聽話也被彈劾，趙爾豐氣極，對周善培說：“端老四連我也參了，是否自有公論。我如果聽他的話早拿人早就弄糟了。今天他好意思把罪名推在我一個人身上！隻要大局不糟，我一個人丟官也值得。你想想做官有什麽意思呢？”
11月6日，朝廷令端方署理川督，並著其速派人將趙爾豐押解來京，以“申川民怨憤之氣”。伴隨著各省獨立風潮，趙爾豐意識到，他走向清廷祭壇的命運接近了。
他已經不得不另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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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城落日
11月10日，趙爾豐從友人電報中得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京師失守，皇帝與攝政王已逃出北京。
當時，成都與外界通訊基本斷絕。趙爾豐相信了這個誤傳的消息，這也加快了他規劃善後的步調。他對親信說，“官我是做傷心了。朝廷既不要四川，我拿著四川有什麽用？但是交了兵權政權，四川人不諒解我，誰保護我呢？”在憂慮和淒涼中，11月14日，趙爾豐下令釋放了先前逮捕的諸人。
經過各方協商，有人拿出了一個可行的交權方案，趙爾豐表示滿意，他對諸人說道：“我以前對不起四川人，今天又要對不起朝廷，四川被我弄壞了，隻盼望你們趕快替我補救。”
11月22日，趙爾豐與蒲殿俊等簽訂了《四川獨立條約》。五天後的11月27日，由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為都督、駐軍司令朱慶瀾為副都督的“大漢四川軍政府”正式成立。就在同一天，端方率領的湖北新軍在四川資州嘩變，端方及其弟弟均被殺。相對於政敵，趙爾豐似乎實現了平穩著陸。
但是，他顯然高興得太早。
成都兵變
新任“大漢四川軍政府”都督蒲殿俊，上任沒幾天便不顧勸阻，執意要進行大閱兵。
1911年12月8日上午9點，大閱兵在成都東校場外如期進行。果然中途發生兵變，站在檢閱台上的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慶瀾倉皇逃離。亂兵從校場中蜂擁而出，在成都城內四處搶劫，“一時遍地皆盜，草木皆兵。其被劫情形，自一而再，自再而三，甚至有被搶五六次者。”其慘狀據說自張獻忠屠川以來未曾有過，“錦繡成都，遂變為野蠻世界矣。”
兵變發生後，年僅26歲的軍政部長尹昌衡飛馬而出，急赴鳳凰山軍營，率領數百名全副武裝的軍人，進城平亂。而哥老會的“同誌軍”也大舉進城，四處捕殺亂兵，成都城內一時血雨腥風。
在成都最為緊急的時候，人們又想起了那位退位的總督趙爾豐，他畢竟威望卓著，而且手裏還有擔任他的警衛部隊的3000巡防軍。於是，“商民紛紛詣爾豐環跪，籲請維持治安。”趙爾豐“初以恐涉嫌疑不便幹預，紳民固請不已，此心淒惻萬分;又聞軍隊肆擾不休，若不急行設法，更不知伊於胡底。”於是，趙爾豐發布了一張布告，要求所有亂兵必須立即回營，既往不咎，否則就軍法從事。布告的落款是“卸任四川總督，現在川滇邊務大臣”，沒有蓋印，隻用朱筆畫了一個“印”字。
兵變當晚，成都城內的三股勢力，同盟會、保路運動首領們及駐軍軍官們，分別召開了三個會議，商議自己幫派應如何在善後中獲得更多的好處。第二天，各派在皇城內至公堂開會。實力最強、腰杆最粗的尹昌衡被公選為都督，而四川谘議局副議長兼哥老會老大羅倫出任副都督。同盟會的董修武則出任總政處總理兼財政部長。
趙爾豐在危機時刻發出的布告，為他帶來了極大的麻煩。一些別有用心的謠言，說是他在幕後策動了這次兵變，目的是為了他複辟回任。
借頭立威
趙爾豐一直沒離開成都。一個大樹已經倒下，趙爾豐依然還守著枯枝，這令時人與後人都對他產生了種種揣測，戀棧、圖謀複辟，等等。
與他極為親近的周善培，卻認為這隻有一個極為平常的理由：趙爾豐的老妻生病了，盡管朋友們和老下屬們都說，夫人可以留在成都，由他們照顧，病好後送去，他應該先離開險地。已經習慣了陰謀、並不憚於以最大的惡意揣測的國人們，根本就不會相信這種簡單至極的理由，但，或許，這就是所謂的真相？
處決趙爾豐的最大理由，據說是他煽動了12月8日的成都兵變。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世，所有的證據都無法顯示這位老人試圖重新奪回被他自己送出去的權力，相反，證據幾乎都指向那些指控他、審判他、並且處決他的人們。
最有可能發動兵變的兩個人——26歲的年輕軍官尹昌衡、34歲的四川谘議局副議長兼黑道老大羅綸，如願地坐上了都督與副都督的寶座。但是，那位在總督府的高牆深院內武裝隱居的老人，令他們感到巨大的威脅。而且，他們實在需要做一件事情，在這個軟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耍賴的年代，為自己立威。
依然忠於大清王朝的邊防軍，在川滇邊務大臣傅華封的率領下，正往成都挺進。有人指控正是趙爾豐密令這位老部下回援成都。而重慶蜀軍政府副都督夏之時，也帶著部隊西征過來，覬覦成都這塊膏腴之地。還沒坐熱位子的都督和副都督都感到了莫大的威脅，這年頭，誰都可能被隨時推翻，並安上一個俯拾可得的罪名。而篡位者最怕的就是篡位者同類。
他們決心要借用那位老人的腦袋，讓自己坐得更穩固些。而這位老人的實力和影響力，都令他們不敢直接動用武力。
於是，尹昌衡單獨去見趙爾豐，名義是晚輩向長輩討教。謙恭的晚輩谘詢了很多行政管理上的問題，然後進言道：大帥身邊還有如此多的衛兵，會引起他人不必要的疑慮和聯想，不如先將這3000人交軍政府接管，再以軍政府名義下令仍駐原地保護大帥，這樣就可以杜絕流言。
經曆過無數風浪的老人把3000名衛隊的指揮權拱手交出，或許他也無從選擇。這一被謀劃者們自以為得意的舉措，也恰恰證明了他們對趙爾豐陰謀複辟的指控，隻是“革命”的策略和謊言而已。
衛隊被調離總督府，在成都南苑集結，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絲毫不知道另一支部隊已經將他們包圍，並且將他們納入了大炮的射程。如果他們敢於盡忠職守，他們將遭到徹底的毀滅。
另一支部隊則在淩晨時分悄悄包圍了總督府。營長(“管帶”)陶澤錕，被委派為敢死隊隊長，負責關鍵的擒趙行動，他的收獲將會是一個團長(“標統”)的位子，以及他沒料到的青史留名。
尹昌衡親自負責掩護，他從正門入內，說服了剩餘的衛隊放下武器，而陶澤錕則從後牆翻入內院，衝進了趙爾豐的臥室。尹昌衡告訴老帥，為了他的安全，還是一同到軍政府去。四名士兵一擁而上，將老帥架起來，拖到了軍政府。這就是被“革命者”們津津樂道的智取趙爾豐。在整個過程中，據說陶澤錕隻砍死了試圖抵抗的一名警衛人員，也有野史說那隻是一個伺候丫頭而已。
而在尹昌衡的回憶錄中，卻說自己完全是“被迫”殺害老長官的。逼迫他的人，既有同盟會、“同誌軍”的人，也有蒲殿俊這樣的“紳士”們。
在這份辯解中，至少可以看出，這位下令砍下趙爾豐腦袋的年輕人，並不真正相信那位老人是該殺的。根據這份回憶錄，麵對突然闖入的士兵，趙爾豐十分平靜，走到階下，問尹昌衡：“能相活乎？”
尹昌衡說：“既此非我意，當語眾紳。”但是，眾人的意見都是：“爾豐屠川人，川人死於兵者數十萬，死於亂者百萬，是夫之肉其足食乎？”趙爾豐終於成了成都兵變這場大災難的最大替罪羊。
據尹昌衡自己說，他還派了士兵保衛趙爾豐的家室，而趙爾豐一個孫子躲在鄰宅，藏了7天，確定平安無事後才回家。其實，要論起私人交情，趙爾豐及其兄、前任四川總督趙爾巽，都算是尹昌衡的仕途恩人。
尹昌衡從日本留學回國後，先在廣西當軍校教官，因過於激進而被除名。趙爾巽倒是不拘一格，任命他為四川督練公所編譯科長兼四川講武堂教練官。1910年，在新軍十七鎮成立典禮上，他居然當場駁斥了前來致賀詞的趙爾巽，而趙爾巽卻因此認為他是個人才，十分器重，尹昌衡從此成為新軍中的靈魂人物。
趙爾巽在離任時向繼任總督、自己的胞弟趙爾豐做了推薦。趙爾豐到任後，立即任命尹昌衡為陸軍小學的代理總辦，為尹昌衡在新軍中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基地。他絕對沒有想到，自己會死在這位著力培養、極其信任的年輕軍官手中。
尹昌衡雖然年輕，手段卻極其老辣。他依靠著川籍軍官的力量，與失意的谘議局副議長羅綸合作，一個動用軍方的力量，一個動用黑道的力量，終於成功地趕走了蒲殿俊和朱慶瀾，奪得了政權。而趙爾豐的腦袋，也成為他們鞏固權力、揚威立萬的台階。
趙爾豐的首級，被掛在長杆上，在成都城內遊街示眾，這與其說是對“反動舊官僚”的清算，不如說是新政權對一切潛在的敵人的警告，而這種敵人往往是他們內部可能與其競爭的同誌兼兄弟。
在人生的最後一張照片中，趙爾豐的頭顱滾落於地，眼睛微微張開，仿佛依舊在為當初的選擇尋找一個正確的答案。
年輕的郭沫若日後記下了民眾對趙爾豐之死的微妙反應：“他病了，全無抵抗地遭了別人的屠殺，盡管在他生前人人曾經以‘屠戶’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對他卻隱隱有些惋惜起來。”
拿著趙爾豐人頭當投名狀的尹昌衡，幾年後被袁世凱誘捕。趙爾巽自然要為其弟報仇，而趙爾豐之女，又正是袁世凱的三兒媳。多虧尹昌衡還曾經認過段祺瑞為老師，才保住了性命。這位果敢的時代驕子，出獄後就遠離名利場，教書寫書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