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的古往今來，國人應當了解！

雪域高原的古往今來，國人應當了解！

原創 2016-12-03 滬部尚書 曆史啟慧

 

西藏，對於大多數國人來說，是一個美麗神秘的旅遊勝地，有著與眾不同的風土人情。西藏自然景觀和獨有的宗教文化對錢袋鼓起來而思想迷惘的大多數國人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西藏這個符號麵前，不由自主地頂禮膜拜起來。相對於霧霾囪廢氣臭水籠罩的城市，西藏有透明的藍天白雲和純淨的雪山草地；相對於煩雜的辦公室和電腦和擁擠的街道，西藏人煙稀少，每個人似乎都與人為善，路上看到的每一個藏人都在向你點頭微笑；相對於做不完的事，賺不完的錢，藏人那雖然清苦的生活好像樂土一樣，他們虔誠信佛，心中沒有煩惱。這麽一個被先驅的旅遊者異化的西藏和當下的現實形成了巨大的落差，產生了無比的吸引力，擊打著每個人的心靈。一個小資，可能對離家不遠的路不認識，卻可能對“然烏湖”、“納木錯”甚至“墨脫”這樣的地方如數家珍。

 

        然而，國人也並不會因為西藏獨特的風光和民風而覺得西藏在中國的地位有多特殊，大家對西藏的感情和對大理麗江九寨溝、敦煌的感情差不多。

 

       我們隻知道解放軍1950年和平解放了西藏，而之前西藏盛行著罪惡的農奴製。然而我們又經常聽見（看見）達賴喇嘛分裂祖國的惡行。達賴喇嘛究竟是誰？他為什麽會有那麽大的號召力？好多人都搞不清楚。不過，不管他是誰，我們對分裂祖國的人一向都是深惡痛絕的！我們還經常惋惜外蒙古以前還是中國的領土呢！

 

       因為不了解而向往，因為不了解而困惑。然而我們對西藏問題的求知欲被瑣碎的生活淹沒。

 

       事情的起因是在2006年，小編在偶然間遇到一個美國人，他告訴小編他去西藏旅遊，說西藏沒有民主，沒有人權。小編非常的憤怒，告訴他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曆史上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但是在和他爭辯的過程中，小編發現自己對西藏的了解竟然不如他，一個美國人。而且他僅僅是去了西藏旅遊。小編自己和大多數國人一樣，對西藏知之甚少，而又在腦中形成了一個固有的觀念。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無知者無畏”。 

 

一、“西藏”的定義

 

    首先，我們必須要弄清楚“西藏”這個詞的定義。“西藏”這個詞有雙重含義——政治的西藏和民族的西藏。政治的西藏是指中國境內的西藏自治區，範圍等同於近代達賴喇嘛政府統治區域。民族的西藏指西藏人種分布的區域，這片區域和西歐一樣大。他們不僅分布在中國，在印度（拉達克，錫金，奈尼塔爾邦北部），尼泊爾和不丹都有藏族的分布。而在中國，藏族，分布在兩個主要區域－－46%在西藏自治區，54%在中國西部的青海，甘肅，四川和雲南。

 

 

 

 

 

二、西藏曆史的簡要介紹

        

1. 吐蕃王國的崛起

        

       有記載的西藏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紀，西藏在一種北印度文字的基礎上創建了書寫文字，佛教從印度引入西藏，西藏逐漸成為更成熟的文明。統一了吐蕃國各小邦的國王鬆讚幹布娶了唐朝的文成公主，以示和唐朝交好。文成公主隨身帶來了大量的佛經，佛像，中原地區的稻種，耕種技術，以及大量的工匠。這是中原文化第一次傳入西藏，對西藏的文明發展起了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鬆讚幹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至今還保存在布達拉宮裏。

 

2、佛教在西藏的發展

 

       鬆讚幹布建立的強大的吐蕃王國200年後便衰弱，分裂成了一些自治的地方侯國。從那時起到18世紀西藏時而統一時而分裂，在這段曆史中而是著重介紹一下藏傳佛教的發展以及達賴喇嘛、班禪喇嘛的形成。想必大家都不太清楚的是，自從佛教傳入西藏之後，和尚就被叫做“喇嘛”(Lama)。

 

       隨著西藏中央政權的瓦解，西藏的佛教也分成了許多派別。由於沒有中央集權的政府，這些不同的宗教派別分別支持著不同的諸侯國，參與到了政治事務中，支持勢力強大的世俗官員，同時也得到他們的支持。這些重要的教派有：薩迦派，噶瑪噶舉派和止貢噶舉派。這是在西藏第一次宗教力量參與到了政治事務中。

 

      達賴喇嘛 

       不同的佛教派別以及他們的支持者們之間常年都有衝突甚至戰爭。最後，格魯派（大家通常稱為“黃教”）和他們的支持者——蒙古人的軍隊占了優勢，蒙古的土默特部領袖俺答汗（呼和浩特城的建立者）賜封格魯派的領袖索南加措為“達賴”，在蒙古語中是“大海”的意思，這便是達賴喇嘛這個封號的由來。索南嘉措是擁有這一封號的第一人。但因為他是格魯派這個活佛世係的三世，他被稱為三世達賴，並追認他的兩個前生為一世和二世達賴。

 

       活佛轉世

    將轉世作為宗教傳承的方法在格魯派出現之前數百年前即已出現。這個主意來自佛教教義，所有人都陷入生、死、再生的輪回中，直至達到涅磐。在大乘佛教學派中，一些得悟者推遲他們從生與再生輪回中的最後解脫——涅磐——返回人間普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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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佛用這一概念預言他自己的再生；他死之後，他的門徒發現了他們認為的化身兒童。那個兒童被認為是老喇嘛在一個新的肉身內，因此老喇嘛的神授權威和地位現在由他繼承。在一個不同宗教教派為世俗供奉競爭的世界裏，這種再生形式的宗教和政治優勢十分顯著，因此很快為西藏宗教界普遍接受。再生活佛發展出世係，開始擁有財產和農民，在代際之間保留法定身份。初始的大喇嘛的新的化身構成了不間斷的繼承世係。隻要所有人認可尋訪過程的正當性，供奉便得以延續。

 

     班禪喇嘛

     格魯派為了獲得蒙古人對自身發展的支持，四世達賴喇嘛被認為出生在蒙古貴族家庭（土默特部領袖俺答汗之孫）。由於四世達賴是一個蒙古族兒童，沒有佛教的背景知識，於是格魯派派了德高望重的紮什倫布寺住持作為四世達賴的老師。後來這個當老師的活佛就被稱為班禪喇嘛。這個第一次被稱為班禪喇嘛的活佛也是他這個世係裏的第四代，因此他就是四世班禪，並且也追認他的三個前身為第一、第二、第三是班禪喇嘛。也就是說第四世班禪是第四世達賴的老師。

 

        自那以後，每次老達賴死後，對下一任達賴的尋訪都要經過當時在世的班禪的認可，同樣對班禪的尋訪也要經過達賴的認可。

 

       其實現在很多人所說的達賴班禪互為老師的說法並不正確，而是對於身份的互相認可。 

 

3、政教合一的達賴喇嘛掌權

 

       四世達賴喇嘛死於1616年，在拉薩不遠的西藏中部發現了他的繼承者五世達賴喇嘛。五世達賴的青年時期，藏傳佛教各個派別衝突激化，第悉巴藏（噶瑪噶舉派的支持者）政權開始迫害康區的格魯派僧人和學院，並進入西藏中部攻擊格魯派的掌控區域。格魯派於是求助於他們的蒙古擁護者固始汗出兵支援。 

    

        固始汗是和蒙古和碩特部落的首領，和碩特部落位於今天新疆東北部，是西蒙古的一支。作為達賴喇嘛的追隨者，他響應喇嘛的求助。1637年和1640年之間，他打敗了安多（今青海一帶）和康區（今西藏和四川雲南接壤一帶）反對格魯派的軍隊，把他的整個部落搬遷到安多。然後，應五世達賴喇嘛的總管索南饒丹之請，固始汗發兵西藏，進攻第悉巴藏政權的所在地日喀則。格魯派派遣支持者的軍隊和僧人幫助他，1642年，他們攻下日喀則。第悉巴藏國王被處死。

 

        固始汗將整個西藏的最高權力交給給五世達賴喇嘛，（政教合一，不過重大事件達賴還得請示固始汗）。任命達賴喇嘛的總管索南饒丹為攝政，進行日常事務的管理。格魯派的主要競爭對手，噶瑪噶舉派咽下了失敗的苦果，受到格魯派政權的迫害。他們的財富和財產被沒收，許多僧侶被迫改信格魯派。由此，格魯派在規模，力量和財富方麵迅速超越了其他教派。

 

       在一個國家使用外國軍隊奪權是危險的；請神容易送神難。西藏也是如此。固始汗為他的喇嘛贏得西藏之後沒有收拾軍隊回到安多。他和其子孫自封為西藏之王，繼續留在衛藏（今西藏自治區中部地區），夏天在拉薩北麵的牧場度過，冬季則在拉薩。

 

      新的格魯派政權的軍權還在他手上。達賴喇嘛和攝政管理國家，但很明顯他們要請示尊重和碩特部落的固始汗的意見。

 

        格魯派統一西藏之時，清朝統治者正處在征服中國的最後階段，滿族統治者在入關之前就已經尊崇和籠絡藏傳佛教，因為他們需要用藏傳佛教這一武器來安定蒙古各部，鞏固自己對內蒙的地區的統治，擴大對外蒙地區的影響，進而有利於完成統一全中國的大業。1644年，建都北京的順治皇帝通過固始汗邀請五世達賴喇嘛訪問北京，五世達賴同意並於1656年抵達北京。順治皇帝以崇高的禮儀款待達賴喇嘛。這次會見中，西藏喇嘛在政治上並沒有任何從屬地位。達賴喇嘛有和碩特部的軍隊做後盾，他在其他蒙古部落中也有廣泛的追隨者，其中一些正威脅著清朝。

 

       關於這次會麵，清朝史書中卻多以天朝上國自居，也有可能是為了取悅皇帝，把這次順治皇帝和五世達賴的會見說成是君臣關係的接見。中國以後的曆史觀也就沿用了清朝的觀點。但那時以及之前的西藏都還沒有歸入中國版圖，直到1720年。

 

       西藏的穩定一直持續到1682年，五世達賴喇嘛逝世。那時轉世繼承的弱點導致了一段衰落期。已故喇嘛的轉世要到他死後才出生。這樣從老達賴去世到下一任達賴成年，不可避免的總有15到20年潛在的不穩定因素。五世達賴喇嘛逝世後，當時西藏的攝政桑結嘉措密不發喪。他的動機或者是貪戀權位，或者是害怕會引起大的混亂，總之他假稱達賴喇嘛入定修行，不能被打擾。就這樣，他以五世達賴喇嘛之名統治西藏14年，直到1696年秘密被公開為止。

 

         這段時期，西藏攝政暗中勾結強大的準噶爾部（與一直支持格魯派的和碩特部落相區別的另一個蒙古部落。是威脅清朝的一支強大力量）。準噶爾部的首領噶爾丹曾在拉薩主要的格魯派寺廟做過僧人。看起來西藏攝政鼓勵準噶爾人（以達賴喇嘛的名義）統一全蒙古。1682年，準噶爾人攻打東蒙古喀爾喀部，取得了軍事上的重大勝利，

新的統一的蒙古似乎成為一種可能。

 

       可以猜測，西藏攝政想用準噶爾人的力量來平衡西藏和碩特蒙古部落的軍事勢力，甚至可能想把他們趕出西藏。如果準噶爾人統一蒙古，達賴喇嘛在蒙古的勢力和威望能得到加強，因為準噶爾人把達賴看成是他們的精神領袖。但是西藏攝政也在玩一個高危險的遊戲：準噶爾人是有能力挑戰大清王朝的最後一個部落，和他們為伍就意味著反對清朝。

 

       準噶爾和和碩特部落的連年交戰後，戰敗的和碩特部落尋求清朝皇帝的保護，康熙皇帝接受了他們的歸順。康熙以為準噶爾的精神領袖五世達賴喇嘛還活著，於是請求達賴運用他的宗教力量勸說準噶爾人停止入侵。西藏攝政並沒有告訴康熙皇帝達賴喇嘛已死，表麵上他派了一名喇嘛的使者去勸準噶爾人停止入侵，但他又公開舉行宗教儀式祈禱勝利。準噶爾人繼續向南，兵發內蒙古。康熙皇帝派大軍抵抗，1696年大勝於蒙古克魯倫河，噶爾丹兵敗自殺。準噶爾對清朝的威脅就此解除，但康熙皇帝也皇帝意識到西藏喇嘛的重要性和西藏攝政桑結嘉措在政治上不值得信任。

 

        當時清朝並無意將西藏納入中國統治。他的目標是控製西藏人的的精神領袖，特別是要阻止西藏喇嘛用他們的宗教力量影響蒙古。過去，清朝曾試圖通過封號和禮物贏得象達賴喇嘛這樣的西藏高級喇嘛的友誼和忠誠，但是這種方法被證明還不完全能夠保護清朝利益。

 

    現在，康熙決定與西藏建立一種鬆散的保護關係，保證清王朝的利益。強大的清朝會保護西藏不受內外衝突侵擾，同時讓朝廷批準的西藏領袖統治西藏。

 

       1717年，蒙古準噶爾部翻越昆侖雪山，占領拉薩，處死蒙古和碩特部領袖，西藏地區的控製人拉藏汗。而當時的清朝對此竟然一無所知，直到1718年秋，拉藏汗的兒媳從解送拉藏汗的親屬去伊犁的途中逃脫，到達青海柴達向清朝地方官員通報，目瞪口呆的康熙才知道拉藏汗已經被殺，西藏陷入了一片災難和混亂之中。

 

      1720年，為了徹底排除西藏境內的準噶爾部的殘餘力量，康熙派兵護送七世達賴進藏，與其簽署協議，西藏歸順大清帝國，而清朝派兵駐紮西藏，任命七世達賴為最高宗教領袖和政治領袖管理西藏。（真正的政教合一，達賴全權處理西藏的僧俗事務）此時在曆史上第一次西藏正式歸入中國版圖。七世達賴為感念清政府，不惜珍寶從尼泊爾換來一根26米長、直徑3米多的白檀木，並費時三年運抵北京，作為貢物獻給乾隆。乾隆將之雕成一尊天冠彌勒佛立像，就在今天北京雍和宮萬福閣。

 

       1728年，雍正帝為了便於管轄西藏，大幅縮小西藏領土。康區的一部分劃歸四川省管轄，另外一部分劃歸雲南省。安多或庫庫諾爾則早在1724年統治該地的蒙古可汗叛亂後，改由西寧管轄。雍正為了均衡權利，還提議格魯派的第二大活佛，班禪喇嘛，管理整個西藏西南部和西部。

 

4. 割據期

 

       清王朝1911年被推翻，建立民國。十三世達賴趁這個混亂的局勢尋求自製割據。1913年，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給達賴喇嘛發去如下的電報：目前，民國建立，五族共和，達賴喇嘛自然應感到和祖國的聯係更加緊密。這種情況下，他先前的錯誤可以忽略（具體達賴13犯了什麽錯，下麵會說到）；他的封號“誠順讚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從此恢複，希望他支持黃教，幫助中華民國。

 

       達賴喇嘛回複說，他並未向中國政府請求他以前的封號，他“要在西藏行使世俗和宗教統治。”國外很多學者將這份回複和他回來22天後發布的一則公告解釋為等同於割據宣示。

 

       中華民國並不承認十三世達賴的行為，但是這段時間中國完全陷入兩次世界大戰及全麵的內戰中，根本沒有精力對西藏采取實際行動。當然，中國也沒有放棄其對西藏主權的主張。蔣介石政府在全世界發起了一場宣傳運動，積極在國際上營造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印象，有力地加強其地位。西方國家和國際社會也承認西藏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5．西藏和英國的關係（清朝末年民國初期）

 

       19世紀和20世紀初，是大英帝國的全盛時期。由於對印度這一“英王皇冠上最亮的明珠”和英國“食品籃”的高度重視，確保英國能在南亞次大陸長期穩定地榨取最大限度的經濟利益，根據印度的地理特點和周邊環境，英國的戰略家們逐步提出了所謂“拱衛印度安全”的“三個緩衝區、兩個同心圓和一個內湖”的戰略思想。 “英國管理下的西藏”，便是這三個緩衝區之一。從這一戰略構思出發，英國對西藏進行侵略就成為了必然。

 

       英國對西藏和印度之間可能發展出繁榮貿易給予厚望，希望印度能像向西藏出口茶葉，而從西藏得到羊毛、獸角、毛皮、草藥、金和麝香等。然而，西藏政府似乎比清朝政府更加閉關自守，對與英國人做生意的要求拒之不理。不允許英國考察團進入西藏，也不允許在邊境開設商埠。1899年寇鬆勳爵上任印度總督後他得到倫敦許可，給十三世達賴寫信，要求開通西藏和印度以及錫丹的邊境貿易。達賴喇嘛原封不動地退還這些信件，回複說，中國人不喜歡達賴喇嘛和英國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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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不能啟動和西藏政府麵對麵的會談，1903年，寇鬆說服倫敦，派遣一支遠征隊強迫西藏談判。但西藏人拒絕和遠征隊會談，英國軍官便命令他們的軍隊(多數士兵是印度人)一路攻向拉薩。西藏軍隊奮起反抗，但無奈藏族士兵的兵器隻是大刀，而英國軍隊卻是現代化的裝配，藏族士兵不等接近敵人，早已中彈身亡。一係列戰役之後，西藏軍隊被輕鬆擊敗。那簡直不是打戰，而是在玩殺人遊戲，僅在古如之戰中，“幾分鍾內就有六、七百名西藏軍人被殺。”一名英國軍官的日記中寫道。由於無法抵擋侵略者，英國軍隊1904年8月3日進入拉薩。他們是第一支征服西藏的西方軍隊。

 

        就在1904年英國軍隊攻入拉薩城前夕，十三世達賴喇嘛逃往蒙古。（這是曆史上第一次達賴喇嘛出逃，這次的出逃讓達賴養成了個壞習慣：一有什麽緊急事件就要出逃外邦。後來的達賴14似乎也繼承了這種“優良傳統”。）由於不滿達賴喇嘛的出逃，清政府1904年宣布廢黜了他“達賴喇嘛”的封號。

 

        達賴喇嘛的留守官員在1904年和英國簽署了《英藏條約》。條約上隻有西藏官員和英國遠征軍司令的簽字，這份條約西藏同意印度（印英政府）有權派英國商貿官員在三個西藏城市（江孜，噶大克和亞東）開設商埠。條約中非常含糊地排除中國，同時更明顯地排除其他國家例如俄國，在西藏發揮政治影響力。西藏要支付562,500英鎊（合750萬盧比）戰爭賠款，英國軍隊占領西藏毗鄰錫金的一部分（亞東的春丕穀），直到賠款付清。條約也規定英國商貿代表可以訪問拉薩，討論條約相關問題。根據條約的精神，印英政府實際上將西藏變為另一個“自然態”保護國。 

 

       英軍入侵西藏和1904年《英藏條約》極大地改變了清朝對西藏的政策。在此之前，清政府無意直接管理西藏。英國咄咄逼人的行動暗示北京，如果不立即行動起來，它在西藏的管理地位可能失去；如果西藏成為英國勢力範圍，英國人就能從西藏高原俯視中國要地四川。盡管此時清政府虛弱不堪，處在崩潰的邊緣，但仍以驚人的活力做出發應。北京自己向英國支付戰爭賠款，使得英軍很快離開了西藏土地；並開始更活躍地介入西藏的日常管理。這樣，英國對西藏的偶然入侵，刺激清政府保護其國家利益，開始著手從文化、經濟和政治方麵更緊密地把西藏和中國的其他部分聯係起來。

 

      清政府感覺到單靠西藏自己的軍隊根本無法抵禦外強入侵，便從四川派遣一支數千人的軍隊開往拉薩。此時清政府對達賴13的信任度已經大幅度降低，清政府對達賴的定位可以從給他的新的屈辱的封號中可以看出來：“忠誠順從的代理攝政”。

 

      1910年2月清政府軍隊進駐拉薩時，達賴再次逃亡，但是這次卻是逃到了他先前的敵人——英控印度。（他1904年英軍入侵時出逃到蒙古，1909年才回到拉薩，現在才過了1年，他又逃走了）

 

      中國再次廢黜達賴喇嘛，逐步增加西藏的實際控製，中國官員更加直接進行管理。建立了中國郵政機構，並發行了西藏的第一張郵票（漢文和藏文雙語），但是這一進程突然被辛亥革命打斷，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清朝官員和軍隊自行解體。  

 

      新成立的中華民國集內憂外患於一身，根本沒有能力對達賴宣布的西藏采取實質性行動，但也沒有放棄西藏主權。

 

      這時，英國提出在印度北部西姆拉（Simla舉行中英藏三邊會議。1913年10月13日，所謂中、英、藏會議在印度西姆拉召開，中國政府的首席代表是陳貽範、副代表是王海平；英國首席代表是英印政府外務大臣麥克馬洪，副代表是英國駐華公使羅斯，顧問是英駐錫金政治專員貝爾；西藏代表是倫青夏劄。中國的目的是阻止其獨立，西藏代表的目的是要獨立，英國的目的是要取得在西藏的最大權益。

 

      英方提出《西姆拉草約》的主要內容是：1、劃分“外藏區”和“內藏區”。前者接近印度，包括拉薩、日喀則、昌都；後是接近中國內地的部分地區，包括巴塘、理塘、打箭爐及西藏東部大部分地區。2、在“內藏區”內，保留西藏委派寺廟堪布及地方頭人之權利。3、中國在西藏僅有“宗主權”，中國政府承認“外藏自治”，不幹涉其“內政”，不得改西藏為中國行省，不在西藏“殖民”。4、限製中國政府駐拉薩官吏之衛隊，不得超過300人。此外，不得派文武官吏及軍隊駐藏。5、英國“不吞並西藏任何部分”，願受與中國在藏受到的“同樣限製”，英國駐藏商務委員會之衛隊不超過中國駐拉薩官吏衛隊的四分之三。

 

      中華民國政府代表接到袁世凱指令，拒絕在會議上簽字，會議就這樣完全破裂告終。

 

麥克馬洪線

 

        然而，在1914年的3月24日，英國談判代表麥克馬洪竟背著當時與會的中國政府代表，給達賴誘餌，私自同西藏地方代表在印度新德裏以秘密換文的方式炮製了所謂的“中印邊界線”，即“麥克馬洪線”，這條分界線與此前國際上習慣認定並在各種官方(包括英國)出版物和地圖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線不同，它大大向西藏縱深推進，把原本在西藏境內資源最豐富的九萬多平方公裏劃進了大英帝國的印度殖民地，將中國西藏地方曆來有效行使統治權的地方向北壓縮了一百多公裏。

 

       曆屆中國政府都不承認這條線的合法性。而英國人在西姆拉會議之後二十年時間，出於擔心合法性不足，一直沒敢公開宣布這個“條約”，也沒有在英國出版的地圖上改變中印邊界的傳統劃法。

 

        英國也沒有履行它當初對西藏的諾言，是一個典型的西方“壞朋友綜合症”。英國一方麵出資提供武器訓練藏人的軍隊，對藏人號稱支持其獨立；一方麵英國又不願為了西藏破壞和中國的關係，畢竟英國從中國獲得的利益要比從西藏獲得的多。因此在國際輿論上，英國一再承認中國對西藏的主權。

 

6、新中國成立時期的西藏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黨內接受蘇聯控製的共產國際領導，並接受蘇聯的民族政策：各民族區域應成為自治的共和國，有權脫離。但是二戰後，中國共產黨逐漸實現獨立自主，擺脫蘇聯的控製，對民族地區的政策也轉變為中央集權製，新中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多民族國家，西藏被認為是這些民族區域之一。1949年後期，有了聯合國對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一部分的承認，新中國政府宣布，解放西藏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主要目標之一。

 

        此時，西藏問題的解決也不比清朝覆滅時更容易。西藏軍事上衰弱，內部分裂，但是從任何角度，西藏象個事實獨立的政體運作。西藏也未能獲得國際社會對其獨立聲明的支持。英國和印度（以及後來的美國）直接和西藏交往，如同它是個獨立國家，但是繼續承認法理上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也就是說，他們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很多對西藏當時政治狀態的疑惑，就來自這種西方的雙重標準。

 

        西藏政府發現自己處境維艱。此時，西藏在國際上比以往更加孤立，因為英國不再有國家利益來維護西藏的“自治”狀態。1947年，印度獨立，倫敦的角色定位在支持印度的外交政策；而後者此時的外交中心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友好關係，而不是西藏。

 

        盡管如此，西藏地方政府也未坐以待斃。它對新生政權在解放戰爭勝利的反應是：麵臨對其獨立的威脅，呼籲美國和大英帝國給予民事和軍事援助。

 

       得知西藏地方政權的計劃後，新中國政府嚴正抗議；但是其擔心是不必要的，西方民主國家無意鼓勵西藏。美國政府害怕，即使書麵回複都可能“被藏人認為是承認他們的獨立狀態”；於是，通過新德裏的美國大使館，美國勸阻藏人不要派出這一使團。英國人做出了類似的反應。

 

     與此同時，在中國，中央政府宣布1950年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解放西藏，這可不是空談——毛澤東已開始計劃“解放”西藏的策略。毛澤東的曆史感極佳，清楚地理解西藏的國際狀態，使得其和中國其他的民族截然不同。在一個場合，毛澤東告誡他的將軍們，他們要耐心，西藏要慢慢來：“西藏和新疆不一樣，”正如我們所知，當時的西藏直接處理外國事務，簽署各種國際條約，管理進入其領土。盡管此時人民解放軍數以百萬，但是毛澤東相信最好的策略是和平“解放”西藏。

 

       此時的問題在於，西藏政府不願自願放棄事實獨立。毛澤東因而相信需要采取軍事行動，強迫西藏到談判桌前，但是他很清楚目標是通過協議和平解放西藏。因此年毛澤東下令準備進攻政治西藏東部地區（以昌都為中心）。1950年初，重慶的西南軍區受命。如果西藏政府不能很快同意和平解放，毛澤東希望進攻盡快於年夏季發起。

    

        中央政府對藏區（已經解放的的青海、四川、西康省）的著名宗教領袖做出宗教自由等保證，請他們勸說西藏政府開始“和平解放”的談判。西藏政府猶豫不決，錯過了中國提出的派遣談判代表到北京的最後期限，毛下令解放軍第18軍進攻昌都。1950年10月7日，解放軍跨過金沙江前線，進攻保衛邊界的藏軍。其軍事目標不是推進到拉薩，而是羈縻並切斷昌都的一萬藏軍退路，使其不能向西撤退建立新的防線。

 

         西藏軍隊領導組織無力。藏軍的將領由政府官員輪流擔任，無需特殊的軍事訓練；很多士兵作為烏拉役被征，往往將全家帶到前線。藏軍的防守策略有漏洞，而英國人十三年前就已經告訴他們這是無用的。當解放軍進攻時，防守的藏軍分散成小部隊沿金沙江分布。解放軍小隊迅速突破設置的防線，從後翼和側翼保衛藏軍；兩周內，解放軍俘獲了包括政府總司令在內的藏軍。通往首都的道路打開了，因為昌都和拉薩之間實際上沒有後備軍。但是，根據毛澤東的西藏策略，解放軍停止前進，再次呼籲拉薩開始談判。

 

        西藏麵臨軍事進攻，卻沒有明顯的手段來對付。西藏再次轉向國際社會尋求支持，向聯合國、美國、印度和英國送去了呼籲信。西藏給聯合國的呼籲信使得人們重新檢視西藏問題，特別是，西藏不是聯合國成員，它是否有資格將其問題提交聯合國。聯合國憲章第35條第2款說，“非聯合國會員國之國家如為任何爭端之當事國時，經預先聲明就該爭端而言接受本憲章所規定和平解決之義務後，得將該項爭端，提請大會或安全理事會審議。”

  

        但西藏是一個“國家”嗎？英國外交官檢視了這個問題，得出結論西藏有資格作為一個國家，可將此問題提交聯合國，但是同上麵指出的一樣，英國外交官也感到處理西藏問題是印度的首要責任。倫敦同時認為，聯合國不可能下令中國從印度撤回其軍隊，這種失敗隻會削弱聯合國的影響。印度在此事中扮演關鍵角色，但是對西藏而言，不幸的是，印度決定不讓西藏妨礙它與中國發展密切友好的關係，因而反對聯合國討論此議題。當薩爾瓦多在聯合國提出此問題時，英國和印度代表首先發言，建議不考慮西藏問題。於是，提議被中止。

 

        西藏政府於是派談判團去北京，並於1951年春天派出代表團。代表團於1951年3月23日在協議上簽字。此協議被稱為“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

 

       十七條協議正式結束西藏問題的爭端，為西藏曆史掀開了新的一頁。第一條明確寫道：“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家庭中來。”

 

        十七條協議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解決方案，此方案清楚地將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地位合法化。但是，此合法化同時允許西藏暫時保留其封建神權政府和經濟。

 

        1951年10月末，達賴喇嘛發電報給毛澤東，正式接受協議。1951年秋，解放軍和平進入拉薩。      

 

        簽訂十七條協議之後，中央政府在西藏執行了一種緩和政策，這一點和西方普遍認位的強權政治不同。盡管毛澤東的最終目標顯然是按照社會主義革命目標改革西藏，但是他的西藏政策尋求創建和諧的漢藏關係；緩和西藏的憂慮，讓藏族上層社會隨著時間逐漸接受重新和中國統一，同意社會變革，自稱“新中國人”。

 

      但是1959年達賴喇嘛逃到印度。隨後達賴喇嘛宣布否認十七條協議。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發起以及後來隨達賴14流亡到印度的藏族都是社會上層階級的貴族和大農奴主，而人口占絕大多數的農奴並沒有參與這次叛亂，相反，正因為有了廣大農奴的支持，這次才能在短時間內被平息。

 

後記

 

 

關於外國人的描述存在一個問題：

 

      1950年以前去過西藏的外國人接觸的都是西藏的上層建築，因此他看到的都是西藏光鮮的一麵，或者說隻是看到了西藏的喇嘛，頭人，貴族的生活。他們（外國人）根本沒有機會了解農奴的生活。原因：一方麵，西藏的上層人物不願外國人看到不利於自己的東西，另一方麵，農奴沒有權利受教育，全是文盲，即使見了外國人也無法表達自己。

 

關於西藏人自己寫的曆史書的問題：

 

       同上。所謂流傳下來的西藏曆史書其實是西藏喇嘛和貴族的曆史。人口占絕大多數而地位又處於最下層的農奴是沒有資格寫書的， 況且他們又不識字。

 

       其實中國的（或者說全世界的）曆史書都是帝王將相的曆史。但是今天中國和達賴14的區別是：中國現在已經不是封建製度，因此可以正視曆史，可以用客觀的心態去看待帝王的曆史。而達賴14顯然還沒有跳出自己的圈子，還在極力地想要恢複前喇嘛和貴族在西藏的統治地位。達賴14煽動西藏人鬧事，叫囂要獨立。那些民族主義高漲的激進分子，但同時也是普通的藏族人民，怎麽不想一想，這麽赴湯蹈火的賣命，到底誰才是最終受利者呢？要是西藏真割據了，真地恢複了達賴14吹噓的“大西藏”，那對這些普通的藏民有什麽好處呢？難道要叫他們再去當農奴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