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文化名人人回憶青少年時代閱讀體驗的時候,都提到《牛虻》,《約翰克裏斯多夫》。我不是文化名人,也不是那一代人。我沒有讀過這兩本書。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在美國一家書店裏買了一本英文的喬伊斯《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讀完後發覺,真是挺好的。在我三十多歲的時候,才讀了雨果的《九三年》,讀完想:革命,也是可以這樣寫的。此前,當然英美文學作品原文也是讀過一些,畢竟是學這個的。
童年時代,我很少讀外國名著大部頭,因為肯定是讀不懂,連一些中國古典名著大部頭我都是在30歲以後才開始仔細通讀。不過這樣我才能開始寫一些比較另類的解讀,而這種解讀如果小時候做,是做不了的,因為小孩,比如你看 《三國演義》,肯定看不出諸葛亮其實是個很可笑的角色。小說是很微妙的。我的一些解讀不僅在國內掙來稿費,還竟然獲得了獎,收到了獎金。
在整個八十年代,我更多地是讀當時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其中一種快樂是中國作家使用現代中文,再由中國人自己來讀的那種愉悅,這是翻譯小說永遠無法達到的。
這一代作家雖然現在已經老去,但在當時,他們對中國人在文革後的精神修複中,做出的貢獻是很大的。
記得中學的時候讀《紅高粱家族》,其實它是英雄主義的,但又不是毛時代的那種簡單的英雄主義,因為這裏有性,有奇異的,所謂山東高密縣東北鄉的風土人情和原始欲望。還有一些無厘頭的情節,比如“我父親”少年時代一個睾丸被狗咬掉了之類。
然而陸文夫也是好的,雖然是完全不同的地域文化風格,是一種很精細的,精致和克製的語言,乃至生活方式。
忘了是不是王安憶的小說裏曾經描寫一種小縣城的生活,大概是《小城之戀》,讀了以後從此我對劇團,文工團和演員的生活有一種想象。這種想象,即使在忘記了《小城之戀》的情節後,還是在後來的觀影經驗,比如《霸王別姬》,《站台》中,都有一種回歸和獲得滿足的感覺。
他們中很多人,像韓少功,包括賈平凹,後來都受了馬爾克斯的影響,喜歡深入到中國的民族意識和生存方式的深處,挖掘某些類似宿命的符號和隱喻的東西,所謂的尋根文學。中國的根,在文化深處,不在近代的左翼革命。
還有史鐵生。他並不故弄玄虛,因為的他的獨特經曆和身體的殘疾,讓他的文字和思維更加嚴肅和哲理化,同時又充滿純正的情感,仿佛是一個超越凡俗的智者。
而張承誌,作為在毛主義和伊斯蘭教和某個教派中兩方麵都呈現宗教狂熱的人,似乎也在追求感悟和救贖。當然,他是癲狂和激進,甚至走火入魔的。
阿城則有一種在世俗和日常中十分愜意,平和,但內在超越的感覺。他的語言是非常簡單的,但蘊含的魅力非常大。
還有遲子建筆下的東北,紮西達娃的西藏。在沒有網絡寫作的八十年代,這些人一個字一個字地在稿紙上記錄了各個地域的,不同麵向的中國人生存史。還有引起爭議的關於西藏的小說,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我能理解那樣的寫法在某種程度上冒犯了西藏人,但是就小說來說,總之也是一種極為獨特的,像探險一樣的閱讀體驗。
還有張潔。她的思考,對情感的表達和控製。有一個台灣作家的作品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昂的《殺夫》。不得不承認,有時候我是喜歡女作家的作品的。
另外,在高中階段我接觸到殘雪的作品。那種感覺,就是你不能完全明白她在寫什麽,但能感覺到,她寫出了一種很隱秘的,或許是真的存在的,也可能是潛藏的生存狀態,一些非常古怪非理性的欲望,非常自我。對於讀者來說,你喜歡,就喜歡了,不喜歡就算。殘雪並不缺少喜歡她的人。前幾年,一些公共知識分子和學者開始批評小說家,認為小說家應該關注社會,不要過於自我,殘雪大概被點名批評,為此做了強烈的自辯。我倒是明確支持殘雪的,因為寫小說和公知發表時事評論,社會批評畢竟不同,小說可以寫政治,社會,也可以寫花花世界鴛鴦蝴蝶,也可以寫一個瘋女人的夢囈,一個瘋男人的內心獨白,誰能規定小說必須寫什麽和如何寫呢?再說,反應當代社會弊病的小說,很可能在當時引起轟動,卻未必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在時間的嚴酷淘洗下能留存下來的小說,很可能恰恰是一些當時人看來瘋瘋癲癲或者俗不可耐的文字。
文字中完全可以蘊藏巨量的密碼,而經典就是那些層次豐富,值得,也經得起反複解碼的作品,或者,層次不豐富,卻完全以唯美取勝的藝術品。誰有權指導他們的作者該遵守哪條規定呢?
一番胡言亂語以後,其實,我是想說,雖然我的童年少年時代沒有好好讀“外國古典名著”,但這些中國當代小說,其實很好,也許是更能親近一些。不論他們是狂熱,厚重,還是顯得仙風道骨,在這個作家群體的背後,其實是站著一部同一部共和國史的。
但是,請不要和我提金庸。抱歉抱歉。我不喜歡他,不喜歡他的小說,也連帶不喜歡“喜歡金庸”的人。當然,這是我自己的問題,和別人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