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曉
生活是可以緩緩的，即便看上去是在浪費時間，我情願在慢慢裏被時光雕刻，而不是急急地消耗生命的元氣。
（2月21日，帶上書坐在“豆子”。昨天，千辛萬苦帶小E去了AGO，童車特別難推，街車特別難等。不過，我毫不抱怨，還特別買了一塊日本店的蛋糕給了小E做晚飯後甜品，表揚她在爸爸缺席兩周的表現。今天我沒有腰酸背痛，精神狀態也好，在“豆子”與咖啡之友聊天。愉悅地工作，同時保護好身體，是必須的，需要巧做。讀悲情的書，得力量，得智慧。）
今年多倫多的冬天特別冷，雪一場接一場。在《The Waste Land》第一節裏，除了那句有名的“四月最殘忍”外，卻有一句觀照了當下，“Winter kept us warm, covering/ Earth in forgetful snow, feeding/ A little life with dried tubers.”
再難讀的詩裏，找得到有感覺的句子。再悲劇的書裏，肯定有珍珠。讀者得耐心。巫先生在接受右派帽子被“Party School”批鬥的日子，翻譯Steinbeck的小說The Pear。我還沒有買過Steinbeck的書，看見過幾回，以後留意“珍珠”了。
讀完了《A Single Tear》的第五章，是李怡楷寫的，巫先生的妻子，也是他南開大學時的學生，小十一歲。她是虔誠的天主教教徒，家裏最小，上有四兄三姐，前麵巫先生寫他們調到北京時，怡楷哭著不想離開天津娘家。她的二姐在湖南湘雅醫院，因“聖母軍”事件入獄三年。這讓我想到以前讀到過，上海長樂路上的教堂，也因“聖母軍”事件，不少人入“提籃橋”。“提籃橋”和“半步橋”，都是監獄簡稱了。
怡楷頂住了壓力，不離婚。於是嚐到了生活中“a parish, a leper”的滋味，前者是賤民，後者是麻風病人。從新單元教授住房搬進筒子樓，從學校圖書館管理員調到打字員。
我的友鄰，周日一起喝Tim的，東北人。她說父親早逝，原軍職高。她母親即被從單位的打字員調到門房收發室。她母親在還是“滿洲國”中學讀的日語比後來進單位讀專業的讀寫能力強呢。勢利，無處不在。
怡楷生老二，沒有丈夫陪伴，護士得知真相後，不再搭理。怡楷去郵局給丈夫寄棉襖，夾藏兩隻小肉罐頭，被檢查出來，不許。這一章結尾寫的。我想到四個字“平庸之惡”。
怡楷進醫院待產時，讀The Imitation of Christ 。我查，才知道此書在天主教裏僅排在《聖經》後。她讀的另一本是中文版的《珍珠》。我查，《珍珠》沒有出巫先生的單行本，怡楷讀的大概是1958年2月《譯文》雜誌上發表的。很有意思，查到巫先生因工作單位原因，外麵還不知道他被打成右派，所以雜誌上還有發表。
巫李兩人，在危難之際仍然讀書。巫先生寫，被批鬥時他翻譯《珍珠》，轉移自己的壓力，又學習了書裏人物的精神。（我隻能譯個大意，讀者還是讀原版好過我的二手。）
如果讀者有感畏難讀悲劇書的，可以邊讀邊找幽默類或兒童書，放鬆減壓的。我便如此，不求快，當然我讀過中文版，知道內容，有心理準備。不過同時想一想，巫先生寫時，是不是更難，好比腦海裏再曆經一遍。書的序裏提及，雖1987年在牛津寫了一篇，真正著書是1991年3月受母校Manchester College之邀，駐校寫作，為期一年。
在我寫這係列時，有人或許要砸我，有人不喜歡談過去的事。中國人的眼界怎麽這麽小？你去北美的圖書館看一看，猶太人幸存者的書一排排。
巫先生1920年出生，寫此書時71歲，頭腦還清晰。現在文城讀者，都是五十加為主，對那段曆史並不陌生。上帝眷顧巫先生，他比迫害他的人活得更久，笑到最後。
李怡楷仍然健在，真好。怡楷寫她隨學校參觀半步橋那段，我笑出來了。彼時她不到三十，真的年輕，閱曆少。半步橋監獄是模範，還有外國人參觀過。我忘記哪本書讀到過，什麽英國代表團。記得胡適也曾經參觀過監獄，一查，是蘇聯的模範監獄了。
在半步橋監獄參觀，怡楷問管教，是不是犯人都有這樣的待遇。管教笑了，問，都這樣，為什麽還有“模範”，笑她知識分子的一根筋意思。怡楷的女同事也感歎，還有洗澡的花灑噴頭淋浴，比學校筒子樓條件好了。這位同事趁機批評教育了怡楷，國家對你丈夫這樣的右派，多麽用心。前麵的感歎是直言，後麵的卻是意識形態的Judge。
那講真，巫先生有沒有“犯錯”呢？拿美國的民主平等自由觀衡量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確是“右派”言論了。但“右派”是意識形態的帽子，被送監獄與之後的勞動改造，完全是專製政體才有的手段。專製的特點可以即刻掃清黃賭毒，可以鬥一切“私”。
我的高中班主任在班級讀一個男生的私信，我上班後的日記被一個親戚讀了。那個年代過來人的遺留痕跡。
怡楷之後給丈夫送臉盆蚊帳和草帽，到達的根本不是“模範”，而是附屬的拘留所。
鄭念曾被關押在上海被第一看守所（如果我沒有記錯，Life and Death in Shanhai ）。鄭念在監獄裏背毛語錄和唐詩，前者為“以牙還牙”（我用上一個舊約詞）與看守她的人較量，後者為了健腦。人在高壓下容易精神垮掉，是不是？鄭念是上海國際禮拜堂的基督徒。
陪同怡楷去的是巫寧慧，巫先生在北京的妹妹，也是右派。寧慧也是西南聯大畢業，她丈夫姓張，是哥哥的高中同學。他們兩個解放後在上海工作。書裏第一次提及寧慧是巫先生在芝大，去留問題上徘徊。他的哥哥與姐姐早都潤出去了，一個在台灣，一個在香港。國內唯一牽掛的親人是妹妹一家。
寧慧給哥哥的信很有分量，動員他回國。他們兄妹一起做流亡學生，到武漢，到雲南聯大，情深手足。
我曾經在文學城裏讀到一篇講解放後的上海學校，女中。發現後考據一下，寧慧是上海第十五中學的校長。調去北京，是二十八中副校長。她關於教改的文章在《北京日報》上發表，被戴帽子了。
寧慧主動陪臨產前的怡楷去半步橋，回程時，她流淚了。怡楷沒有多寫，我不知道寧慧此時的心情。她有沒有後悔動員哥哥回國呢？
有多少六親不認的例子在各種政治運動裏冒出。巫先生如此幸運。
讀這本書，一個重要收獲是親情的真誠，如珍珠。怡楷擔心丈夫會不會自殺，所以她天天為丈夫祈禱。她不求其它，隻要他活下去。
先寫到此，有空再修改。
這兩天上班高峰TTC太擠了，不少人不能開車而乘公交，昨天公交車來了，擠不上去也有的。
不過我想起小時候練出來的，今天順利上車。到底是中國人，吃過苦。
網絡查資料是方便，也可按圖索驥，探尋作家寫作的背景，深挖。但需要辨識，因為網絡裏魚龍混雜，有些資料是不準確的。上個月我查，有一篇還是文城博主寫的，其中說的卻是不準確的。
看他們艱難生活中還能堅持對知識和文學和信仰的探索，頗多感慨。我們現在寫作都習慣了網上查資料，真在他們或者曼德拉獄中那種囹圄之境的話，我們還寫得出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