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看見人腦結構圖,深溝分割成兩個半球,像打開核桃殼裏的核桃肉。我想所有的記憶能不能藏在核桃殼裏呢?長大後我知道人還會失憶。
在我可能也會失憶之前,拒絕遺忘。而她說,慶幸學會了遺忘。
她揮手,轉身走了。火車開動,透過窗玻璃,站台上她的背影,虎皮條紋隨即消失。
“Women are poorer than men because — this or that.”,摘自1928年10月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劍橋大學做的演講稿,即《A Room of One’s Own》( 一間自己的房間)。
一 小學
這裏不提倡過聖誕節,平安夜是平常夜。
三層的水泥地紅磚立麵教學大樓沒有暖氣,一早窗玻璃有冰花,貼上去似的,等太陽升起,卻像細雨淌下,粘著微塵,外麵的景象便模糊了。窗外田徑跑道守規矩地安靜著,聽任牆那邊兩棵鬆樹三棵榆樹樹枝上的一群麻雀呼朋喚友。校園牆外是冬季的田野,收割後的麥地,裸露的泥土,暗沉褐色的短杆仍在,一層白霜都遮掩不住,像一把舊木板刷,毛不是掉落就是卷起來了。小學離村民的住房有十分鍾步行距離,校門口有一條修整過的碎石道路,去鎮上一刻鍾車程。
底樓的辦公室有一隻電暖器,閃著紅光,這紅光被四周巡邏的寒氣驅趕著,如一盞路燈,看著更冷,卻被好心的同事移到我的辦公桌旁。辦公桌和三十年前我的辦公桌一樣,黃漆,中央帶鎖的抽屜,右側是上一格抽屜,下麵是有把手拉開的儲物櫃。桌上有綠呢底的玻璃板,裏麵壓著我的課程表,兩張賀卡,前幾日收到。一張上是兩隻北美紅雀在雪地的枝頭,一張是市政廳廣場上亮著燈的聖誕樹。
第一節課後,朝南的走廊上擠滿了穿深藍校服的學生,曬太陽。比起秋天的慷慨,季節交替逼它降級消費,然而太陽光令他們胸前的領巾如火苗跳躍,他們比麻雀還歡,跺著腳,推推搡搡。好像非得肢體碰撞一下,傳遞熱量。走廊裏灰塵跟著翻滾成柱,像唐人街春節舞獅一樣上下抖擻。我去門房打熱水經過時,他們一個比一個聲響,叫著“陳老師!”,張嘴是一團白氣,我的身上卻像被一陣熱敷。在一早喝完常大爺打滿的熱水瓶後,我有意承擔辦公室去打水的任務,為的是聽見那此起彼伏的三個字。
學校的鐵門左側是三間紅瓦頂水泥塗牆的結實平房,先是門房,L型延伸至食堂和圖書室,都是常大爺保潔管轄之地,值班學生受他檢查。食堂不管飯菜,隻管熱飯菜,老師與學生一視同仁。燒開水,隻供給辦公室。門房前半間有一張舊辦公桌,兩把椅子,中間拉著一塊藍色塑料布,後麵是寢室了,白天一直拉著,顯示常大爺很公私分明的態度,襯托他那張久經鄉村寒風摩擦的臉。
熱開水到了冬天不在食堂供應,門房煤球爐上燒開,用空熱水瓶換爐邊地上擺著滿的,總有三四隻立著。熱水瓶自從我離開上海二十四年未用,有著懷舊的新鮮感。它們不是藍色就是綠色,像幾個調皮的男生被常大爺靠牆罰站。因有著煤球爐,白天門一直開著,掛著一塊深煙灰色的舊羊毛毯作門簾,上麵不規則分布著蛀洞大如鴿蛋,無意為麻雀開了窗戶好飛進來取暖。
門房的空氣流通,溫暖,又幹淨,幹淨來自整齊的氛圍。半透明塑料布裏側,常大爺小木床上豆腐幹一樣整齊的被子枕頭,發白的草綠色。床底下有一雙拖鞋,一雙套鞋,一隻綠塑料盆。床頭正麵對著的牆有隻暗紅色掉漆大木箱,底下帶四隻鋼珠輪子。箱子上麵鋪有白色塑料布,放一隻白搪瓷臉盆,一隻肥皂盒。安置在牆上的木擱板,上麵一隻軍綠搪瓷杯,牙膏豎立在杯子柄的一側,牙刷放在杯子上,兩隻疊著的搪瓷碗,碗上擱一副竹筷。牙刷和筷子都是橫過來,左右看齊。擱板下有繩子,掛著一條藍白條紋毛巾,一條綠色毛巾,工整如A4紙。
常大爺常年住校,以校為家。據說連春節外地兒子一家回來探親,他吃了年夜飯,回來睡。他村裏的房子平時空關。小學寒暑假也不必安排老師輪流值班了,節假日前老師們叫“常大爺”更多了小學生的口氣,尊敬裏感激。
老師僅十來人,農村的學生逐年減少,僧不得不減少。他們不是家在鎮上就是在縣城,早八晚五。有一位家在濟南的,平時租鎮上的房子。我住王大娘家,王村唯一有太陽能取暖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