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老房子的漫長告別（7）草稿開始

高溫天，有種上海黃梅天悶熱腔調，但不落雨。八點四十分了。我還是決定出門進一家咖啡館，天天早起澆水，很少出門喝了。

經過“豆子”，家長送孩子的暑期班，在地下室。要說“卷”，哪裏都有，否則，醫生家的孩子做醫生的比例怎麽高於其它職業家庭。我便不進去了，過了暑假吧。繞去小公園，去哪一家，是to be or not to be 了。太陽更熱了，放棄坐室外，又轉到Bloor街進了“偽哲學”，小小店堂，還隻有一個男人坐著。

我關家門時，進來的陽光令走道有舞台上一束光的效果。齡淘的鏡子是上世紀三十年代的Art Deco風格，網絡的方便打開了查找的光。

我竟第一次看見玻璃側麵的綠色，像美人魚的魚鱗閃亮，或就是波光粼粼的湖麵。這刹那間的發現，忽生感動。外婆原來的梳妝台鏡子，連著梳妝台被扔了。我問過媽為什麽？說抽屜不好了，關不上。梳妝台鏡子兩邊有兩隻小抽屜，像小盒子。拉進拉出，是沒有玩具年代的小姑娘遊戲。而且要看著大人的臉，盡量不被發現。石庫門老房子是老早上海的抽屜，九十年代的“春風”，令它們一年年消失。童年在抽屜裏寂寞，小小的抽屜是神龕。

我在“偽哲學”的一束光裏寫下上麵的文字。八月十二號的上午九點三十七分。外婆的床頭上梳妝台左邊掛著老早樣子的日曆，城隍廟買的。每天早上撕掉一張，比晴雯撕扇還有意義。我們小時候對外婆有畏懼，不敢隨便撕。等我上班與她住一起，撕過幾次。好像被她認可了我是成年人的儀式。

走道有回聲。你有沒有發現？

我抬頭看見麵對的紅磚裸牆前坐著的男顧客換了一位。在讀一本厚厚的書。我決定回家了。目光落到固定靠玻璃牆的黑色人造革麵長凳，上麵投射著玻璃牆外鐵線蕨的影子與玻璃上的字母。被卡布奇諾刺激過的腦海如一個詞語“痙攣”，為寫文的快樂像手指滑過鐵線蕨的一排排小口子。

這種快樂是發現被忽略的日常裏的光與影，是壁爐的火苗將息而不息，是葉芝的當你老了仍然被持久地愛與愛著的。

回家的路上，遇見了薇薇安，交流幾句。薇薇安家的走道上有兩麵鏡子沒有掛起來，沿著牆腳跟側放。她是喜歡鏡子的，說過有次在救世軍淘了鏡子而心安理得打的回家。

我第一次去Tina家是2007年九月，推開小公寓門，玄關左麵牆上掛著鏡子。鏡子像是門房的窗口，窗口會出現大爺那張和氣的臉，即便開始時是陌生而嚴肅的。一九九七年前後，我進上海的馬勒別墅，門房間大爺開始要問你去哪。那裏是團市委機關，我說是少年部。連工作證都不用查，順利進去。幾次之後，大爺便不問了。少年部在底樓，原來是客廳，有著上海老洋房常見的高高的護牆板，深咖啡色。我的辦公室也是有民國年代這樣的護牆板，有壁爐和鏡子，隻是壁爐被堵砌成水泥立麵了，像八路軍的軍服正麵，壁爐上方的鏡子是西裝革履的背影。那原裝的壁爐上木擱板，外國電影裏擺家庭照片，與爐火參差烘托出家的溫暖。而一九九三年我見到的辦公室壁爐擱板，像一條時間的切割線，龍應台寫過的書名《大江大海》。

少年部的辦公室還保留著原汁原味。一麵有壁爐，壁爐上有鏡子。另一麵對著花園的是落地鋼窗，草坪被修整的綠茵茵。原來上海的草坪是被用來看與向往的奢侈品，是想象裏西方的樣子。十六歲是地下黨的段伯伯當時退休了，仍然編輯少年部的雜誌，他改過我的工作稿件，手寫在限五百字的綠格子稿紙。這種稿紙像夏天上海女人愛穿的朝陽格。

後來讀到《回望》裏金宇澄地下黨的父親，才想到自己見過地下黨呢。段伯伯穿一件白襯衫。

那時團市委鐵門外，到了晚上，128路和41路車站牌旁邊有一隻煤球爐，鋁製大鍋裏是五香茶葉蛋和豆腐幹。這個外婆年紀的老人說兒子都下崗了，她的攤，城管睜一眼閉一眼，不趕。我等車時，買一塊豆腐幹。接過。手心裏好像接過一張小紙條，上麵是上級的指使。我悄悄地邊吃邊撕碎。隔著遙遠的時光隧道，我賦予當年人情味無限的意義。

到了《愛情神話》，我們在廚房邊包餃子邊看。老烏停自行車被城管教訓，蘇北話衝出來，老烏向老白抱怨說上海不好白相了。或許有人認為是地域歧視。我想那是一廂情願的狹隘。老烏牢騷裏懷念的是消失的人情味。一如團市委大門外五香茶葉蛋的煙火氣。

2017年二月下旬，我似夢如幻地走進人人可以進出的馬勒別墅，底樓的寬廊下擺出了下午茶。三個上海阿姨在享用。

我徹底告別了馬勒別墅。

到家開門，想到波德萊爾那句“這鑰匙轉動增強了我的孤獨感，”（舒嘯譯）。

而我在迎接的鏡子裏看見流淌過的日夜川流不息。